| 第六章在老广场 新的、不习惯的世界 我们在首都没有马上分到住房。临时安置在戈尔基10号别墅。 伊琳娜和阿纳托利仍然留在斯塔夫罗波尔。 从第一天起，就出现了孤独的感觉：仿佛被抛弃到一个荒无人烟的海岛上，简直弄不清楚我们身在何处，出了什么事，周围都有谁。与此同时，因为我们“与世隔绝”又感到心里不舒坦。别墅不大，没有其他房舍。服务人员，军官，卫队就在跟前。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要交换意见，讨论自己的感受，只有晚上下班后在别墅的地界内散步时进行。 不久就向我们提供了另外一处别墅。是在索斯诺夫卡，离克雷拉茨科耶不远，与谢列布良内博尔之间隔着一条莫斯科河。30年代奥尔忠尼启则曾在此居住，我们迁入之前契尔年科住过。别墅并无特殊的建筑构造。这是一座旧的木质建筑物，年久失修，不过住着倒还舒服。人们很少关心它，因为想在原地盖一座新别墅。它就成了新当选者独特的中转站。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前往斯塔夫罗波尔，带上孩子们和家什回到莫斯科，开始收拾新居。我们全家一起迎来了新的1979年。在克里姆林宫的钟声中相互举杯祝贺，暗自希望来年一切顺利。 随着我在党内地位的变化，别墅也换了。按规定，政治局委员住的别墅比政治局候补委员或者中央书记住的豪华阔绰。尽管二者之间有着种种差别，却都具有令人感到压抑的营房式外观。起初我们总是摆脱不掉住旅馆的感觉。只是靠着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努力，才形成了一个我们在精神上倍感亲切的小天地。 后来我们分到了莫斯科人戏称为“贵族之家”大楼中的一个单元，它位于休谢夫大街上。伊琳娜和阿纳托利也搬去了。不过我们仍然住在别墅，因为新房的装修需要很多时间。 我到莫斯科来，很清楚自己肩上的责任。从一开始我就一心扑在工作上，像苦役犯一样每天工作12～16小时。 我在斯塔夫罗波尔当了将近九年的第一书记。始终置身于政治的风口浪尖上。如果说在我党内生涯之初不时会冒出要不要另做打算的念头，那么边疆区党委书记的工作使我最终确信此乃正确的选择。政治占了上风。我将此生最好的年华贡献给它，我品出了个中滋味，如今这个天地已使我全神贯注。 作为一个中央委员和边疆区委书记，我曾经常与“上层”打交道。自以为已经懂得“宫廷”的规矩。然而到了首都才明白，一切都比我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久而久之，我才渐渐弄清了“上层”关系的具体而微妙之处。 起初，我精力充沛地投入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和书记处会议上对问题的讨论，这引起我的同行并非十分积极的反应。有人把我当成“爱出风头的人”。我尽量避免成为这部机器的又一个牺牲品，尽量避免陷入等级服从制度的陈规旧俗。然而遵循这样的行为准则谈何容易。同眼下置身莫斯科权力的最高层相比，我在斯塔夫罗波尔当边疆区委书记时拥有的自由要大得多。 政治局和总书记 我要是先对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产生的经过略作交代，再来介绍我在这两个机构的工作情况就比较好懂，也比较有说服力了。 大家都知道，“政治局”这个术语是在1917年10月出现的，当时需要建立一个对起义进行政治领导的机构。然而作为一个常设领导机构的政治局，直到1919年才选出。此前一切问题、包括最琐碎的日常问题都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即使在革命最紧张的时候中央委员会也几乎是每周开会一次。 在委员人数尚未超过10~20人时，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然而随着党的不断壮大和中央委员会的扩大，入选中央委员会的人不仅来自中央机关，而且来自外省，中央委员会就无法像先前那样运作了。这时便成立了政治局和组织局，中央全会闭会期间，党由它们来领导。这两个机构渐渐集中了全部的权力。 第一届政治局是中央委员会原班人马的核心。那都是全党和全国闻名的政治人物。不设正式的主席，每位委员的威信并不取决于他的职务和地位，恰恰相反，是地位取决于实际的威信。会议通常由列宁主持，他的领导地位是无可争辩的。不过会议也可由其他人如加米涅夫来主持。 当时尽量将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提交政治局讨论，而将“日常琐事”推给组织局。在对待人民委员会以及其他国家权力机构和机关的态度方面，常常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一方面，列宁不止一次地说，不得老麻烦政府，而另一方面，刚刚出现冲突的局面，他又立即向人民委员们发出“拉到政治局去”的威胁。后来，当党的领袖不再兼任政府领导人时，这个倾向日益占了上风。 至于说到中央书记处，它的职能和人员构成在逐年发生变化。顺便说说，机关的地位和作用取决于它掌握在谁的手中，在这里看得最清楚。书记处自1917年8月起由雅·米·斯维尔德洛夫领导，他同时兼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在他的主持下，整个组织工作和技术性工作，即所谓的“机关”工作，都具有纯辅助的性质，仅仅是为了保证中央的活动。 但在斯维尔德洛夫去世以后，组织工作的规模继续扩大，书记处也扩大了，1919年，尼·尼·克列斯廷斯基、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列·彼·谢列布里亚科夫进入书记处，他们是中央委员和中央组织局委员。其中仅克列斯廷斯基一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时甚至称他为“第一书记”，但我觉得克列斯廷斯基对当时他仍在从事的财政人民委员工作的兴趣要大得多。总的说来，老革命家不大把“书记”职务放在眼里。“人民委员”听起来要有分量得多。 1921年三位书记全成了反对派，况且作为“机关工作人员”他们又很不中用。因此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后，将名气不那么大、却很愿意做机关工作的维·米·莫洛托夫、维·米·米哈伊洛夫、叶·米·雅罗夫斯拉夫斯基选为书记。他们也是中央委员和中央组织局委员，却没有一位进入政治局。 很快就明白过来，应当设法提高书记处的威信并且整顿整个党的机关的秩序。这时就产生了将政治局委员斯大林派到书记处去的想法。在此之前，他是惟一的“双料人民委员”--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因此，为了让他不感到委屈，新的职务没有简单地叫做“中央书记”或者“第一书记”。1922年4月3日中央全会选举斯大林为“俄共（布）中央总书记”。 过了不到九个月，列宁于1922年12月25日写道：“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斯大林向世人表明，什么叫做将机关、主要是干部、中央和地方所有大小职务的任命统统掌握在自己手中。他甚至开始对政治局的议事日程和决议的形成施加影响，因为决议都是在书记处内部起草的。换言之，书记处渐渐从向政治局提供组织和技术帮助的辅助性机构变为政治领导的执行机构。 软弱的加米涅夫主持的政治局和李可夫领导的人民委员会对权力机构的影响在降低。与此相反，与地区的党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的书记处的作用得到加强。斯大林与地方干部的关系搞得不错，他将自己的人安插到关键岗位上，并在他们的帮助下挫败了对手。 [站长评语：看来斯大林这位无产阶级的导师也是一位精通权谋的政客。]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维埃日益成为地方利益的代表者，人民委员部则日益成为部门立场的体现者。党开始充当捍卫“全国利益”的整合力量。中央和地方的党委会渐渐开始越权代行国家机关的职能。不仅在莫斯科、而且在地区的常委会和全体会议上，如今不仅决定政治问题，还决定纯经济的问题。 不仅具有极权性质的权力机构发生变化，党本身和党的职能也在发生变化。它已不是一般的社会政治组织，而是社会管理机构，是正在形成的官僚命令体制的承重结构。任何改变这种作用的企图都被认为是“破坏基础”。 柯西金并不是个天真的人。勃列日涅夫时期中央委员会机关内开始对应所有国民经济问题成立权力不小的各个部时，柯西金曾试图反对。却无功而返。这些部还是成立了，而且发展到了中央委员会中设立“有机硅生产处”的地步。这些机构并不对工作结果直接负责，却对各部和各企业进行严密的监视，处处插手，往往是制造出新的障碍。与此相对应，部长会议办公厅内也成立了分管大部门的机构。新的部委层出不穷。 按照宪法的逻辑，应当是党制定政策，最高苏维埃通过法律，政府执行这一政策和贯彻法律。好像是个民主的方案。但因为党插手立法机关和执行机关的职能，整个方案名存实亡。结果是乱成了一锅粥。一方面，权力机构没有任何分工，没有任何监督，另一方面，权力又高度集中。 [站长评语：戈尔巴乔夫在这里说的这种现象几乎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性。] 勃列日涅夫从赫鲁晓夫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他恢复了农村中的区委会，恢复了地区党委会原先的作用。二十三大上恢复了总书记职务，并亲自担任此职。他的主要支柱依然是州委、边疆区委和共和国中央的第一书记。不过如果说斯大林时期是靠清洗来维持，那么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这就靠权力的主要载体之间独特的“共同协定”来维持。 这个“协定”从未诠释过，从未记录在案，更从未提起过。然而它确实存在。其含义是，第一书记在各自地区内几乎被赋予无限的权力，而他们又应当支持总书记，把他当成首领和领袖来赞美。这便是“君子协定”的实质，它得到严格的遵守。颇能说明问题的是，勃列日涅夫即使在病人膏盲、谈话都很困难的时候，也仍然亲自与列位第一书记保持联系。 与政府之间也有类似的“协定”。承认政府有权及时有效地管理经济和社会领域。然而事无巨细，均需得到党的同意。而若干重要的部，诸如外交部、国防部、安全部、内务部，实际上完全受政治局和书记处的控制，经费和建制仍然留在部长会议。 数十年间，党的最高机构的领导作用和无所不至的作用并无任何明确的符合法律的规定。 斯大林宪法中曾提到党是劳动人民一切组织、包括社会组织和国家组织的领导核心。但这个提法在宪法条文中显得孤零零的，放在第十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被认为是一般的宣言，而不是宪法和法律准则。直到勃列日涅夫宪法中才出现第六条，将苏共的“政治体制核心”地位固定下来。这是试图使之具有符合法律的假象，试图以宪法准则来阐明国内的现实情况。 勃列日涅夫时代 在我调到莫斯科之前，党的最高机构内部的力量重新配置已基本结束。如上所述，勃列日涅夫于1964年10月上台执政，是参与推翻赫鲁晓夫行动的几个集团之间妥协的结果。原以为勃列日涅夫是个威望不十分高的人物，可以轻而易举地任意摆布。但是如意算盘全都落空了。他借助并不复杂的政治游戏的手段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实际上成了不可一世的人物。 这些手段中最主要的大概是善于对敌手实行分化瓦解，煽起其相互之间对夺权的猜疑，保留自己的总仲裁人和总调停人的作用。久而久之，我又发现了他的另一个品质：爱记仇。谁要是对他不忠，他都决不放过，但同时又具有等待时机撤换不中意者的本事。从不采用正面攻击的办法，而是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地达到目的，最终将不中意者逐出领导班子。 [站长评语：戈尔巴乔夫在这里所说的“并不复杂的政治游戏的手段”不过是历代封建帝王使用过的伎俩而已。 1977年撤掉波德戈尔内，1980年年底撤掉柯西金，这样一来勃列日涅夫就大权独揽。命运的作弄就在于那已是勃列日涅夫开始丧失工作能力之后的事情；他的权力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 根据恰佐夫院士的回忆，总书记的病情在70年代初开始加重。脑血管硬化和滥用镇静药起了致命的作用，使人精神压抑、萎靡不振。勃列日涅夫已判若两人。原先不但精力较为充沛，而且较为民主，并不回避正常的人际交往。鼓励讨论，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上甚至还有过辩论。如今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辩论已无从说起，就更不用说他作自我批评了。 看来，按照勃列日涅夫的总体健康和智力状况，应当提出他退下来的问题。从仁爱的角度和国家利益出发，这是人道而且相宜的。然而勃列日涅夫及其亲信根本不愿考虑告别权力的问题。他们要让自己和别人相信，勃列日涅夫离职会破坏平衡，破坏稳定。总之，又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人”，尽管已是行将就木。 记得有一次政治局开会，主持人“短路”了，语无伦次，讨论没有了头绪。大家都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不过这一切都给人留下沉重的印象。会后我对安德罗波夫讲了自己的感受。 “你知道吗，米哈伊尔，”他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将原先对我讲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应当尽量做到在这种情况下也支持列昂尼德·伊里奇。这是党和国家保持稳定的问题，也是在国际上保持稳定的问题。” 我想，不仅是他，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不想勃列日涅夫离职。日见衰弱的总书记使州委、边疆区委、共和国中央第一书记感到十分快意，也使总理、部长们感到快意，因为他们成了自己教区内的绝对主人。换言之，这里也同勃列日涅夫获得权力时一样，有个上述的“共同协定”在起作用。 照他们的意见，为维持风雨飘摇的稳定，也需要借助于受到仔细维护的等级制度，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的位置。自己的“地盘”，不可有非分之想。这种等级制度有时搞到了荒诞不经的地步，它对一切都作了规定，甚至包括政治局开会时的座次。绝非戏言！ 似乎是同僚、战友在一起开会。何需客气？然而不，每个人都应各就各位。勃列日涅夫的右手边是苏斯洛夫，左手边是柯西金，柯西金去职后是古洪诺夫。苏斯洛夫旁边是基里连科，往后是佩尔谢、索洛缅采夫、波诺马廖夫、杰米切夫。另一侧，柯西金旁边是格里申，往后是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契尔年科，最后是戈尔巴乔夫。桌子很大，勃列日涅夫在同那一侧、例如同苏斯洛夫商量问题时，他的吐字发音我们这些坐在另一侧末尾的人就很难听清和听懂。 坐在契尔年科旁边也有某些不便之处。他老是离开座位，跑到勃列日涅夫面前，匆匆忙忙地翻弄着公文：“这个我们已经处理过……这个现在就得给您读……这个我们已经从讨论中撤掉……” 总之，那场面是够难堪的了。这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这样的时刻我感到羞愧，有时我想，其他人也有类似的感受。不管是否如此，大家都正襟危坐，不动声色。 目睹这一幕幕“宫廷游戏”，我渐渐明白，惟一可以使我不致身陷其中、不致跌入这样的阴谋的救星，就是我为之献身、为之负起个人责任的事业。因此我尽力把自己的时间花在对农业政策进行深人的分析和思考上面。 [站长评语：苏共的最高决策层居然沿用封建帝王式的“宫廷游戏”，而且参与“游戏”的共产党的那些高级领导人居然一点都不感到羞愧，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政党的悲哀！从这一点上来看，苏共的垮台是历史的必然！] 首都生活 到中央委员会工作以后，很少有时间顾及家庭和休息。可是要习惯首都的生活，建立新的关系。我们当然希望弄清我的新同事的家庭生活气氛，希望同他们认识。可是一切都与我的设想相去甚远。 [站长评语：和平时期的历任美国总统都活得很轻松、潇洒，但他们的国家却在沿着法律的轨道有条不紊地运转，而且人民的生活在不断的提高，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级领导人都在“日理万机”地工作，但结果却是亡党亡国了！我不明白他们整日在忙活些什么？] 聚会和做客都不受鼓励，这算什么……勃列日涅夫自己只邀请十分有限的几个人：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邀请安德罗波夫、基里连科的时候少一些。当然也有例外。1979年初夏，苏斯洛夫邀请我们全家人一起度周末。约好了到远郊一处空着的斯大林别墅去游玩。他带上了女儿、女婿、外孙。几乎在那里呆了一整天：游玩，交谈。午饭根本未做安排，不过茶点倒是有的。这是一次斯塔夫罗波尔人的聚会：仿佛是莫斯科的老住户对新从边疆区调来的年轻同事表示关心。 尽管同安德罗波夫关系不错，却从未在家庭的气氛中交往过。有一次我试图主动邀请，结果是碰了一鼻子灰，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难为情。1980年年底我成了政治局委员，我们两家的别墅正好挨在一起。第二年夏天我给他去电话：“今天我们是斯塔夫罗波尔的吃法。我们还像从前那样，请您和塔季扬娜·菲利波夫娜过来吃饭。” “是啊，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安德罗波夫十分平静地答道。“可是，米哈伊尔，现在我就得推辞了。” “为什么？”我很吃惊。 “因为明天就该开始议论了：是谁？在哪儿？为什么？都讨论了些什么？” “至于吗，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我诚恳地试图反驳。 “就是这么回事儿。我和塔季扬娜·菲利波夫娜还没有出门，那边就该开始向列昂尼德·伊里奇报告了。米哈伊尔，我说这话主要是为了你。” 从那时起，我们就再不邀请别人或者应邀去做客的想法。我们继续与老朋友聚会，结交新的朋友，相互到家里做客。但他们都不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同事。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同样很难融人新的关系体系，始终未能在如今称之为“克里姆林宫夫人”的很特殊的生活中找到自我。跟谁也没有深交。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参加了几次夫人的聚会，因那种气氛而惊讶不已：这里充满了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傲慢、猜疑、诌媚和不讲分寸。 [站长评语：在封建专制式的苏共官场上，友谊和真情丧失了……] 夫人的世界像镜子一样反射出身居高位的丈夫的职位等级制度，此外再加上某些女人的特点。已经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1979年3月8日，按照惯例举行了政府招待会。所有领导人的妻子都在大厅门口列队欢迎外宾和本国女同胞。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站在有空位的地方，绝未料到这里严格遵循着等级服从制度。 一位“主要的”太太——基里连科的妻子正好站在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旁边，这时转过身来，毫不客气地用指头指给她看：“你的位置在那儿……最后一个。”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老是说：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站长评语：在苏共官场上，封建式的等级制度使官员之间已经失去了平等的同志关系，下级在上级的面前已经丧失了人格和尊严，也就是说，官员们已经没有了人权的平等，那一般的平民在苏共官员们的眼里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苏共的领导阶层已经堕落为高高在上的封监官僚阶级，苏共官员们把一般的平民当成了被统治的奴隶，苏共最终落了个被人民无情地抛弃的下场，这是当然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离开“上流社会”的圈子，一切都简单得多。伊琳娜和阿纳托利很快就进入新的大学生群体，交上了新朋友。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也恢复了自己的学术联系。她与莫斯科大学。哲学研究所的老熟人和同行建立了联系。马上进入她所熟悉的学术讨论、研讨会和一般友谊聚会的天地。还学起了英语。 一有空闲时间，我们就要一辆车，去参观莫斯科。最先去的是靠近市中心的老地方。莫霍瓦亚大街，红门，克拉斯诺谢利斯卡亚大街，矗立着熟悉的消防了望塔的索科利尼基，鲁萨科夫俱乐部，斯特罗门卡大街……我们伫立良久。前往亚乌泽河边。驱车过桥，来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卡亚广场。这里已面目全非，无法辨认：旧广场不见了！伤感至极。 我在克拉斯纳亚普列斯尼亚也有同样的感触。1951年我身为大学生和宣传鼓动队副队长，在这里搞过选举。当时我抛开学业，奔波在大格鲁吉亚街和小格鲁吉亚街摇摇欲坠的一片片小破屋中，讨好选民，张罗着修理楼梯和屋顶、龙头和开关、锁和门，因为选举前夕任何一个最少言寡语的老太太都会坚定地声称：“老弟，你给办了吧，要不我就不去投票！” 可那是50年代的莫斯科。如今小破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多层楼房。列宁山上也是景色一新，过去莫斯科大学和莫斯科河畔的滑雪跳台，在四周的空地和矮屋的衬托下显得孤零零的。昔日的切廖姆什金村住着建筑工人，我们还到那里领过父母寄来的包裹，如今已是高楼林立，俨然一个设施完善的现代化小区。 目睹这一切，我的心情是矛盾的。那些年久失修的旧房当然无法居住。然而其内心的温馨感、与大自然近在咫尺、特有的生活方式，又是如此地难以割舍。由此我想到，对成千上万的莫斯科人说来，告别老阿尔巴特街是一场怎样的人间悲剧。在加里宁大街上刚刚出现布局整齐匀称的建筑群时，莫斯科人将其称之为“莫斯科的假牙”。此时我听到约瑟夫·科布宗演唱关于老阿尔巴特街的歌曲，便思念起青春年少时的那个城市，思念起老莫斯科，歌词是：你是我心爱的老阿尔巴特，绝无仅有的老阿尔巴特，无论我走到哪里，你的风儿永远把我跟随。 起初我们选择路线都是兴之所至。往车上一坐，随便开到一个地方停下来，下车走走。周围的一切都流进我们的心田，勾起对遥远往事的回忆。可是我们也想了解自己要在其中生活的今日莫斯科。逐渐产生了一个想法：选择路线时要按照莫斯科形成的世纪来了解她。先是14－16世纪的莫斯科，然后是17～18世纪的莫斯科，以此类推。通常都有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最近结识的、对旧莫斯科了如指掌的历史学家陪同。 然后开始去莫斯科郊区。我们到了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莫斯科河沿岸的景色。科洛缅斯科耶过去也曾听说，然而亲眼所见，却使我们赞叹不已，并深深地被吸引住了。升天教堂高高耸立，直达云霄，直达上苍！ 我们也利用新的机会来满足自己久已有之的对戏剧的癖好。过去到莫斯科都是来去匆匆，但也尽量多看一些剧目。按老习惯去了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和小剧院。我们喜欢上了瓦赫坦戈夫剧院、讽刺剧院、现代人剧院。塔甘卡剧院的《震撼世界的十天》、《相反的世界》令人难忘。有一次在大剧院观看了由瓦西里耶夫、马克西莫娃、利耶帕等人演出的《斯巴达克》。 在莫斯科定居下来之后，就尽量去观剧，仿佛是要检验一下早年留下的印象。排在首位的仍然是瓦赫坦戈夫剧院；与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现代人剧院、莫斯科市苏维埃剧院、马雅可夫斯基剧院的关系密切起来。我们开始经常去大剧院。当然还有特列嘉柯夫美术馆、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音乐学院大礼堂。 我把这几行文字重新读了一遍，不禁感到惊奇：记忆真是个奇怪的东西，对于时代、事件和人，它首先把其中美好的部分储存下来，哪怕这部分很小。 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之间的角逐 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之间的角逐、他们在对总书记施加影响方面的竞争仍在继续。契尔年科试图将总书记孤立起来，不让他与外界直接接触，说什么只有他才能从纯人道的角度理解勃列日涅夫，就是说他在不顾一切地巩固自己的阵地。 尽管全会后安德罗波夫坐进了苏斯洛夫的办公室，由他主持书记处一事却始终没有记录在案。事先是否作过记录，不得而知，反正，契尔年科利用目前的情况，仍然主持书记处的会，有时是基里连科主持。 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82年7月，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才使人人都各得其所。通常开会之前，书记们都到一个我们戏称为“脱衣间”的房间集中。这次也不例外。我进去的时候，安德罗波夫已在那里。他等了几分钟，突然站起身来说：“都到齐了吧？应该开始了。” 他第一个走进会议室，并当即坐到主席的位子上。至于契尔年科，他一见这个情况，立刻垂头丧气，跌坐到椅子上，他就坐我对面，仿佛浑身都瘫软了。于是我们目睹了一场“内部政变”，有点类似《钦差大臣》里的场景。 这次书记处会议安德罗波夫主持得坚决自信，有声有色，体现了自己的风格。与所特有的那种令人腻烦的方式泅然不同：契尔年科将所有会议都变成了类似果羹的东西。 “祝贺您，看来是发生了重要事件。难怪我看您开会前表情严肃，不苟言笑。” “谢谢你，米哈伊尔，”安德罗波夫回答说，“紧张是有原因的。列昂尼德·伊里奇打电话来说：‘我干吗要把你从克格勃调到中央机关来啊？就是为了让你在这儿呆着？我是想让你主持书记处工作、主管人事。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他这么一说我就下了决心。” 我了解总书记当时的状况，特别是他的意志品质，知道他不愿意与契尔年科闹翻，相信他自己不会打这个电话。看来，是有人站在旁边，而且在施加压力，这种事已发生了不止一次。这个人只能是乌斯季诺夫。如果考虑到他对勃列日涅夫的影响，他那直来直去、不讲任何外交手段的本事，以及他与安德罗波夫多年的交情，就可以有相当的把握这样说。这里需要说明，无论安德罗波夫还是乌斯季诺夫在同我谈话中都从未提及此事。 新的“稳定”就这样形成了。如今讨论往往不再是表面文章，而是具有务实的性质。开始对中央各部某些方面工作的质量提出意见。作出的决定有了较为具体的内容。主要是正在确立严格要求、不讲情面的作风。在个人责任方面，安德罗波夫有时搞得很可怕，尽管他发火的对象有错误，人们从人道的角度出发，却往往怜惜这些人。 我觉得他身上发生了变化，那是我先前未曾觉察到的。也许这里起作用的是这样的情况：随着勃列日涅夫的病情加重以及他周围的人倾轧加剧，大有出现完全无人管理状态之势。看来安德罗波夫决定采取一些措施以提高中央政权的威信，向世人表明尽管总书记疾病缠身，管理的杠杆仍然掌握在有权威者的手中，不会发生任何意外情况。首先是向政治局委员本身表明这一点。 我认为安德罗波夫1982年夏天突然交给的任务也与此有关，当时中央委员会只留下他和我“看家”，国防部那边是乌斯季诺夫，他让我搞清楚，为什么正当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莫斯科却没有蔬菜水果吃。成立了首都供应的“救火队”，莫斯科贸易单位却断然拒绝购买，借口是没有销售网点。这时我便对首都当局施加压力，迫使他们干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当天晚上格里申就作出了反应：“对一个市党委不信任，总不能到了政治局亲自处理黄瓜问题的地步吧，而且还撇开我。我坚决声明，我不喜欢这一套！” 我打断他的话说：“我说，维克多·瓦西里耶维奇，我觉得您说话的调门不对头。您把纯实际的问题提到政治信任的高度。这里说的是大夏天的莫斯科既无蔬菜又无水果，而且并不是没有货。所以我们还是来说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吧。我的任务就是对这个问题进行监督。” [站长评语：苏共的理论家们始终叫嚣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连蔬菜和水果都吃不上了，让人们坚持走这样的社会主义道路，简直是荒唐透顶！] 顺便说说格里申。这个人平平常常，却对自己和自己的能力都估计过高。此外，他同许多这类人一样，在与“下级”交往时，作出一副很了不起的、“领袖至上”的派头，跟他处理点什么问题简直是受罪。任何批评性的看法和意见都接受不了，只有总书记是例外。即使到那时候也要嘟嘟囔囔，说是有人对总书记进行了误导，有人在使坏。 [站长评语：戈尔巴乔夫在这里说的这个格里申是苏共封建官僚制度造就的典型人物的代表，事实上，在苏共官僚阶层当中，一个人在上级面前充当的是孙子的角色，而在下级的面前又摆出一幅老子的面孔，也就是说，在苏共只有总书记是真正意义上的老子，其他的各级官员都是人格和尊严的孙子！就象在封建官僚阶层当中只有皇帝是真正的老子而所有的大臣都是孙子一样！] 在“黄瓜事件”中他没有违拗，很快就认清了形势。市内不久即出现数千个出售蔬菜的货亭和货摊，问题解决了。莫斯科的走廊里有人在窃窃私语：安德罗波夫在正儿八经地开展整顿秩序的斗争呢。 然而此事还另有背景。在领导成员之间复杂的幕后斗争中，某些人认为格里申很可能是觊觎“王位”者。这样的消息也刊登在西方的报纸上，安德罗波夫当然也知道。因此他要求介入首都的蔬菜问题，也是想借此表明莫斯科市领导人已经无能到了连本市问题都解决不了的地步。 大约就在此时，安德罗波夫在一次谈话中仿佛是顺便提到地说：“勃列日涅夫要求好好抓一抓干部。我认为有几个人我们应当留意一下，他们已经极其让人反感。” 他仔细地瞥了我一眼。 “你对梅杜诺夫有何看法？” “同两年前对您讲的一样，”我答道。 我们从前确实曾多次谈到我的这位邻居。关于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情况显然不妙的消息传到了中央，其中提到疗养地形成了强大的黑社会组织，据说与党的机关公开勾结。 [站长评语：在封建社会，封建官僚与黑社会勾结是很正常的事，但到了多党执政的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任何政党的官员都不敢与黑社会有染，否则，一旦被新闻媒体曝光，拿这个政党就会威信扫地！失去了选民的信任，那也就永远失去了执政的资格。而在苏联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黑社会居然与共产党的机关公开勾结，人民能不愤恨吗？] 我向安德罗波夫提起我同梅杜诺夫的谈话以及我对他的忠告：一是同不干不净的人划清界限，二是仔细观察于部，对他们进行严格的监督。梅杜诺夫对我的话不大听得进去。他愿意对勃列日涅夫的话洗耳恭听，顶多再加上苏斯洛夫或者基里连科，其他人就对不起了。他认为我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对他搞阴谋。 向安德罗波夫报告那次谈话的结果时，我说：“我想，您肯定明白我们的结论要向列昂尼德·伊里奇作汇报。要事先想到整个谈话的实际背景。” “我明白，”安德罗波夫答道，“不过这是党的事情，国家的事情，就是说，应该办。你考虑一下对梅杜诺夫的工作调动有何建议。” 我建议让他担任蔬菜果品采购部副部长。克拉斯诺达尔斯克边疆区是蔬菜水果的一个主要供应者。 梅杜诺夫的解职给中央委员会机关、给所有州委第一书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都知道他受到总书记本人的庇护，是个“不倒翁”，却突然……安德罗波夫的威信眼看着不断飙升。 如果认真看待安德罗波夫的这些措施，那么显而易见，这些措施都是一次性的，更多地带有示威的性质。当时停滞的空气已经相当浑浊，以致这些行动也像微微开启的小气窗一样，令人产生清风徐来的幻觉。可惜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积累的矛盾实在太深，仅靠这类零散的措施是无法解决的。 因为总书记不能表现出主动性，其他政治局委员也最好别出头，以免反衬出总书记的能力有限。例如对他来说到全国各地视察已是力不从心。那就是说，即使出于工作需要，其他人去各地出差也要斟酌再三。 [站长评语：在封建专制社会，每当皇帝老迈到不能理政的时候，朝廷就会出现无人敢过问政事的混乱状态，即使皇太子也不敢放开手脚过问朝政，否则就会产生“篡位”的不良影响，就会受到其他皇子们的恶毒攻击，那太子就有被废的危险。所以每当皇帝老糊涂了的时候，聪明的官员们就会表面上规规矩矩，而暗地里却大肆搜刮民财，这就加剧了封建王朝的危机。所以在封建社会，社会的兴衰与皇帝的健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在法制的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按照法制的轨道平稳地运行，当总统因病不能履行职责的时候必须辞职，副总统可以理所当然地担负起总统的责任。所以资本主义社会不会因为总统的健康问题而影响社会的发展，这就是资本主义法制社会比封建主义的人治社会进步的一个方面。令人万分遗憾的是，在苏联式的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居然重蹈了封建社会的覆辙！] 勃列日涅夫的亲信经常要完成另外一项任务：模仿总书记十分活跃的创作活动和组织活动。而因为他无法产生新的思想，已不能写字，不能发表讲话，于是代理人、助手、顾问就以他的名义讲话。他们不断巧妙地编造报告和便函，发出信件和电报。每一次这样的（自然是“历史性的”）讲话肯定要引起极其广泛的反响。中央的每一个部杜撰着这样的“反响”，那都显示了全民和全球的“反应”。 [站长评语：苏共、东欧和东德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晚年都犯了不少影响很坏的错误，现在看来，这些错误并不都是最高领导人的错误，而是他的那些无能的奸臣（无能的代理人、助手、顾问们）犯了错误。最高领导人犯的最大错误就是至死癞在最高权力的交椅上不下来。] 顺便提一句，由于通晓这一权力作用机制，有时也可作出正确的决定。勃列日涅夫的亲信主意明显不够，如果他们收到以总书记名义对某个重大问题的提法和解决办法提出建议的“备忘录”，这样的机会是要当即抓住的。 如上所述，疾病缠身的总书记治下的“稳定”很对新的领导成员的心思，他们实际上可以在自己的地区和部门不受监督地进行治理。勃列日涅夫身边的亲信、部分中央工作人员也对这样的稳定感兴趣，因为他们的万事顺遂也与此紧紧相连。人人都知道总书记一变干部也要大换班，因此大家都尽心尽力。 这样一来权力和管理的一切线索都转到了官僚机构手中，这就产生了致命的后果。不仅使仅存的一点党内民主名存实亡，而且为官员的倾轧大开方便之门，这种倾轧往往在作出政治决定、尤其是在干部任命时起了关键的作用。 这个时期被认为是总书记的意见或者立场的东西，往往已经不是他在独立进行分析和对各种评价作了对比之后得出的个人观点。这只不过是目前能够对他施加决定性影响的某个小集团的立场。 在勃列日涅夫担任总书记的后期，政治局已经处于不可思议的状态。为了不让勃列日涅夫受累，有的会只开上15~20分钟。也就是说准备的时间比开会的时间还长。契尔年科事先就讲好了，只要提出某个问题，马上就有人插话：“全明白了吗？’与会者刚刚跨进门槛，就得向后转了，人们还以为问题都已经过政治局的审议。 如果提交讨论的确系国家生活的重大问题，那么希望全都寄托在政府对问题的仔细研究上。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极少进行实质性的谈话。用的是另外一句口头禅：“同志们做了工作，交换过意见，专家也参与了，有意见吗？”还能有什么意见呢！谁敢于“插嘴”、提出问题，就会遭到契尔年科的白眼。 即使勃列日涅夫自我感觉稍好一点，他也很难密切注意讨论的进程并进行总结。因此在提出重大问题时，他通常都是第一个讲话，照事先准备好的稿子念。此后再进行讨论就有些不大礼貌，于是又纷纷插话：“同意列昂尼德·伊里奇的意见……应当采取……”有时勃列日涅夫自己补充说，草案中有哪些东西遗漏了，哪个地方应更加突出。大家异口同声、高高兴兴地表示同意，讨论到此结束。 只有批准年度计划和预算的政治局会议算是例外：时间较长，讨论热烈。因为这里事关所有照看某部门或某地区者的利益。即使在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也是先由总书记讲话。他念起稿子来颠三倒四，然后开始讨论。 发言总是千篇一律。谢尔比茨基讲顿巴斯的主要基地必须进行改造，“否则这个地区的冶金业和矿井不仅会使共和国的能源工业、而且会使全苏的能源工业处于下风”。库纳耶夫担心垦荒地的状况、埃基巴斯图兹能源枢纽的发展，要求增加拨款。格里申说话总是模棱两可、含糊不清，他也要求多给首都拨款。拉希多夫的话题也是老一套：中亚地区的片面发展，就业和增加就业机会问题，当然还有灌溉。 尽管这些问题全都重要而且复杂，却没有辩论，没有交换意见，没有出现争论。更不必说从未有过将计划和预算收起来再拿回去返工的情况。说老实话，这一切都有点像是亵读或者自我欺骗。 最后，为了对关于某些问题的决定进行仔细研究，成立了二十多个常设的或临时的委员会，由它们来起草结论，政治局只是批准一下。这里有中国委员会、波兰委员会、阿富汗委员会，其他内政外交问题的委员会。它们全都必定在中央委员会开会，从未在其他地方开过会，这样契尔年科可以监视它们的活动。实际上这些委员会已开始取代政治局和书记处。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局会议愈来愈没有成效。 而这正是可以制止国家生活中许多消极过程并且开始社会的改革的时期。唉！时间一去不复返了。在世界范围内，由于科技革命成就的作用，生产、交通、日常生活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们从根本上改变着社会生活。结果是，其他国家通过痛苦的探索逐渐走上适应时代挑战的道路，而我国的体制看似有科学的理论、有计划的系统的途径和科学管理方法作依靠，却排斥新的思潮，凌驾于普遍的文明潮流之上。 [站长评语：戈尔巴乔夫一讽刺的语气叙述了勃列日涅夫晚年的苏共上层发生的可笑的事情，在最后又为苏共的悲哀发出了沉重的感叹。] 勃列日涅夫之死 勃列日涅夫去世出人意料。这也许听起来有些奇怪，通过电视，全国都了解他的身体状况，我们亲眼观察着总书记的整个治疗情况。但是这个过程拖得实在太长，已经习以为常，没有人想到会很快终结。 1982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周年那天，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总司令和国防委员会主席的勃列日涅夫出席了阅兵式。然后是庆祝酒会，他致祝酒辞。总之，一切如常。 11月10日，我正在接见斯洛伐克代表团，交谈甚欢，这时书记处突然派人给我送来一张便条，内容是：“安德罗波夫要马上见您。他知道您正在接见代表团，不过他让您向客人表示歉意，宣布休息，并马上去见他。” 我走进安德罗波夫办公室时，他表面上显得相当平静。同时却隐藏着内心的极度紧张。他以平静的声音对我说，维多里亚·彼得罗夫娜（勃列日涅夫之妻）要求立即向他通报勃列日涅夫的死讯，并且说正在扎列奇耶别墅等他。此外她不想见任何人。安德罗波夫已经去过，与恰佐夫、卫队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交谈。是在救护队到达之前几小时去世的。 我们相对无言。然后我说：“也好，老广场的重要时刻来到了。必须作出决定，我认为此事与您本人有关。” 看来安德罗波夫此时正心事重重，没有答话。我们的关系使我可以不必拐弯抹角，而是与他推心置腹，我问道：“你们是否在‘小范围里’碰过头了？” 他点了点头。不错，他们碰过头，一致同意推举安德罗波夫。他提到了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吉洪诺夫。未提契尔年科，因此我无法说此人是否参加了这次谈话。 “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说，“您都不能回避。我会全力支持您当选。” 当天举行了政治局会议。成立了以安德罗波夫为首的治丧委员会。通过了与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葬礼有关的决定。决定紧急召开苏共中央非常全会，并根据吉洪诺夫的提议，同意安德罗波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候选人。契尔年科将在全会上代表政治局就此问题发言。 坦白地说，勃列日涅夫的去世尽管来得很突然，我们却没有人因此感到震惊或失去自制力。社会各界也并不认为这是沉重的损失，尽管宣传机关十分卖力，而且也许正好适得其反。那些日子我们每个人当然都在以某种方式思考未来，思考国家处于怎样的境地、我们可能有什么样的前景。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当时大部分人都期待着锐意改革，改弦更张。 关于所谓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是个停滞时期，这方面的言论和文章都已不少。我认为这个评价需要具体化和深化。何况近来原教旨保守势力正试图为勃列日涅夫主义恢复名誉。目的昭然若揭：试图证明改革毫无必要，将当前社会危机的主要罪责推到改革倡导者的身上。 在政治方面，勃列日涅夫主义不是别的，它对于赫鲁晓夫改革当时国内极权模式的尝试是一种保守的反动。严格地说来，这种反动在赫鲁晓夫本人当政时已经开始了，并且导致了他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的行为出尔反尔，自相矛盾。赫鲁晓夫在屈从于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压力的同时，并不想完全放弃改革的阵地。如上所述，即使在他后期进行的杂乱无章的改革中，也可猜出他是力图削弱党和国家官僚的无上权力。这样的领导人为党和国家官僚所不容，他被赶下了台。 勃列日涅夫对党和国家精英、军工综合体的情绪了如指掌，他依靠他们并利用他们的无限支持，实质上推行一条强硬的新斯大林主义路线。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民主的话讲了不少，还大轰大嗡地通过了新的宪法。与此同时却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斗争：一些人关进监狱，一些人送进疯人院，还有一些人逐出国境。 同样信誓旦旦地说必须搞“节约经济”、市场集约化，加速科技进步，扩大企业自主权。然而，就连最一般的羞羞答答的1965年“柯西金改革”也受到拚命的抵制，并中途夭折。关于科技进步的全会年复一年地拖延，始终未能召开。经济沿着粗放式、高消耗的道路愈走愈远，濒于破产的边缘。 在争取缓和国际形势的强大宣传运动的掩饰下，甚至在耗费巨资达到同美国的战略均势之后，军备竞赛仍在加紧进行。毫不犹豫地扼杀了“布拉格之春”。我国武装力量在二战之后首次卷人明知必败无疑的阿富汗军事冒险之中。 然而，决定对我国政治史上的勃列日涅夫主义的评价的主要之点，则是勃列日涅夫领导班子在时代的挑战面前束手无策。他们盲目地固守旧教条旧观念，对于标志着新文明诞生的科学技术中以及人们、国家和地区、整个国际社会的活动和生活条件中深刻变化的来临，竟然视而不见。对国内的变革设下重重障碍，整个国家走进了死胡同，注定要长期落后下去并且陷人深刻的社会危机。 [站长评语：我认为戈尔巴乔夫对勃列日涅夫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 勃列日涅夫的去世提出一个问题：是否一切都将原封不动，我国社会是否将继续走向衰落，还是将出现深刻的变化、首先是政治领导人的更新。因为我国是整个世界结构基础之一，不仅我国公民、而且国际社会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在回首当年的印象时，应当说当年的主要人物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将勃列日涅夫变成又一位“经典作家”，最伟大的“权威”，借助于这个可以保住他过去的亲信，并且马上给新的领导人套上死框框。另一种倾向是在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评价上保持克制，以便为激进改革哪怕创造一点机会。 同此前的情况一样，这些倾向并未在当众的辩论或者公开的搏斗中表现出来，只有经验老道者方可从蛛丝马迹中洞悉一切。 葬礼本身，契尔年科手下机关所搞的豪华盛大的仪式，可说均已“达到极点”。契尔年科11月12日在全会上的讲话也与此相协调。他不遗余力地宣读他的助手写的那些诸如“列宁事业最彻底的继承人”、具有一切天赋和美德的杰出理论家之类充满热情的话语。 [站长评语：苏共的历任一把手在上任一把手逝世以后，都是先对上任一把手给与高度评价，借上任的余威维持稳定的局面，但当他坐稳了交椅以后，就把上任的英明忘在了脑后，而又在想方设法制造新的个人崇拜……] 干部方面的多年一贯制，已成议论话题的领导人老龄化都说成是勃列日涅夫的伟大成就，是他缔造了如此英明的高度权威和团结一致的领导集体。至于所谓安德罗波夫恰恰最好地掌握了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作风和勃列日涅夫对干部的爱护态度的说法，那么安德罗波夫认为这样的恭维话并不怎么体面。至于说什么坚信安德罗波夫将会加强勃列日涅夫的集体领导制，其含义再明白不过，等于是说：我们一起来当家作主吧。 社会感觉到国家不仅需要变革，而且已经处在变革的前夜。在这样的背景下，上述的溢美之词显然是搞得过头了。当时我在安德罗波夫的身边，我看见他意识到了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许多特点划清界限已是势在必行、必不可免。因此他所担心的是人们对他的“头三把火”能否接受。 安德罗波夫在当选为总书记的11月12日全会上的讲话相当克制。其中并无公开的挑战，就勃列日涅夫去世讲了一些恰如其分的话，仅此而已。在这番讲话后，契尔年科彻底灰心丧气了，不过应当说，就人道的角度而言，安德罗波夫对他还是十分宽容的。 根据此前很久作出的决定，11月15日要再次举行中央全会，审议来年的国家计划和预算。安德罗波夫明白，这时他就必须突破既定日程的框框，哪怕为自己将来的方针划上“着重号”也好。一致商定全会推迟一个星期举行。 第七章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 送别安德罗波夫 1983年夏，美好的期望面临威胁：安德罗波夫的健康状况突然间急剧恶化。病况与肾脏功能受损有关。此事一段时间里知情人并不多。然而病情急转直下。这在他的总体自我感觉和外貌上都反映了出来：脸色苍白得极不正常，嗓音嘶哑。以前他在办公室里接待来人时，总是出门迎接、招呼。如今已不从桌旁起身，只是伸出一只手来，行动愈来愈吃力了。 他不得不接受痛苦的血液透析治疗，开始时每周一次，接着一周两次，后来更加频繁。治疗时将身子连接到一台净化血液的专门设备上。他的病况已无法隐瞒，因为在治疗的间歇一些特殊的仪器还留在他的胳膊上，人人都能看见，这些东西就绑在比手腕稍高的地方。 于是机关里有人放出不吉利的话来：“命在旦夕”。一些人纷纷重新活跃起来，对他们而言，安德罗波夫的病简直成了天赐良机。他们始而在背地里窃窃私语，继而索性不再掩饰自己的满心欢喜。他们期待着东山再起。在筹备1983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期间，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 召开讨论意识形态问题的中央全会的主张是安德罗波夫提出的。整个社会的政治、思想和道德状况使他不安，因此他希望中央全会能够转变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式方法，使之更加富有成效。 按照当时的正式分工，负责意识形态的是契尔年科。于是他受到委托起草报告。而由于有关总书记健康状况的消息已经不成其为秘密，济米亚宁那一帮“意识形态同伙”也就精神抖擞，团结一致，信心十足，看样子几乎已将这次报告视作“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正式复苏。 政治局对报告的起草实际上未加干预。待到分送到手，我才读了一遍，接着便去见安德罗波夫。我对他说道：“这种事绝对不能容许！25年没有开过关于意识形态的中央全会了，我们拿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报告？！” 最荒谬的是，通篇报告无论场合是否需要，都示威似地大量堆砌着安德罗波夫的语录和引文，令人气愤。这样，安德罗波夫的名字和他所推行的方针，便同济米亚宁那帮人杜撰出来的停滞时期种种清规戒律扯到了一起。公开挑衅——我看就是这个报告的标记。 我对安德罗波夫说，如果他不反对的话，我应当试着同契尔年科谈谈，但无论谈话结果如何，他都必须出席这次全会。同契尔年科见面时，我严格掌握分寸，向他表达了我对报告的看法：“当然，报告收集的材料很丰富。但是我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感觉，似乎缺少将报告内容同我们最近几个月所做的事情挂起钩来的内在逻辑。主要是缺少对问题的深刻而尖锐的提法。我考虑，要是能把它砍掉三分之一，在符合原则的情况下集中思想，这样做只会有好处。” 唉！说得更有分寸一些根本办不到，我对契尔年科只抱一线希望：至少他会提出让我参与他的报告的定稿工作。然而事与愿违。 “谢谢你看了一遍，”他以全然无动于衷的眼神望着我说，“报告不同的草稿还多，我选中的是这一份。你的意见我可以考虑。” 就此结束，什么也没有改变。我的劝告无人理睬。我倒是听到消息，说我的这次登门拜访被视为很不谦虚，是企图指点和教训他人。我再次向安德罗波夫证实，要想在一定程度上挽回此事惟有靠他出面了。 对1983年6月14~15日举行的中央全会，首先是对契尔年科的报告《党的意识形态与群众政治工作的若干现实性问题》，人们的感觉是沉重的。那些撰写报告的人所制造的争论加深了这一印象。发言全都如出一辙：首先一致指出全会提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然后继之以宣誓般保证忠于新任领导，拥护以安德罗波夫为首的政治局，接着再对报告人奉承一番，最后则汇报自己所做的工作（细节略有不同）。 契尔年科宣读报告稿的时候，我一直在观察安德罗波夫。随着契尔年科费劲地将济米亚宁那套烦琐的空话勉强念了下去，安德罗波夫的脸色变得阴沉起来。这时他把我叫到他跟前说：“休息过后坐到这儿来，由你来主持大会。” 要想知道契尔年科所遭受的打击是何等沉重，就必须明白此举在当时意味着什么。休息后他坐在一旁，对大会的讨论充耳不闻。直到第二天让他主持全会会议，他才逐渐回过神来。 我同安德罗波夫交换了意见，并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全会之所以开成这样，关键就在于契尔年科一伙事先的安排。换句话说，会议未能实现预期的目标。尽管在安德罗波夫的讲话中曾以集中的形式提出了一些真正的现实问题，但再谈什么意识形态工作的转变已经没有机会了，未能打破党的活动中极其重要的这一领域的墨守成规局面。 如今回想起来，可以说六月全会就像一条分界线。会后我们重又开始失去动力。 9月，安德罗波夫前往克里米亚休假。我定时同他通电话，从交谈中我感到他的身体好多了。有一天我又给他去电话时，那边回话说他进山去杜勃拉瓦了。 我一点儿也没有感到惊奇，因为早在基斯洛沃茨克时我就知道，他对山的喜爱远胜过海。加之现在医生已不允许他游泳，认为体力负担太大。 可是大约两个小时之后，安德罗波夫却亲自给我打来了电话：“你找过我吗？” “是呀，想谈谈工作情况。” “我去‘杜勃拉瓦’爬了两天山。这里很不错，天气简直好极啦。” 我从他说话的语调感觉到，他的情绪也好极了，这是很久以来所不曾有过的。显然，山区的空气，当地的自然环境，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而我当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这样的好心情将永远不会再有了。 [站长评语：安德罗波夫象普通人一样，在他的人生的道路上，他走到了“回光反照”的境地，与生命的尽头只有一步之遥了。] 两三天后才得知安德罗波夫的身体已经糟糕透了。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是怎么感冒的——所有这些医疗细节，恰佐夫在书中都作过描述。一开始安德罗波夫被转移到克里米亚的别墅，随后又用飞机紧急送到莫斯科，径直住进了中央临床医院。于是，一个最折磨人的、各方面都极其复杂的阶段开始了…… 首先，纯粹从人道的角度而言，我怜悯安德罗波夫。他正遭受着可怕的痛苦。我与他互通电话，医生允许的时候，也直接去医院。实际上大家都分别看望过他，有的人次数少些，有的人次数多些。一些人是为了鼓励他，另一些人则是为了再次查看他的病况如何。10月、11月就这样过去了。除了病痛的折磨，安德罗波夫还增添了另一件心事：他开始觉察到了高层中气氛的总体变化、不明就里的纷乱和阴谋活动。 由于总书记卧病，政治局和书记处的会议由契尔年科主持。偶尔他才让我主持书记处的工作。我总觉得，吉洪诺夫曾试图自己主持政治局会议，但未获成功。这原因首先在于安德罗波夫，他尽管病情严重，却并未失去头脑的清醒。 不知何故，安德罗波夫还在克里米亚小住的时候，就在电话交谈中要我一定在定于11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上讲话，权当为争论作个总结。 “有必要吗？”我知道政治局的同僚多么妒忌这类事情，便问了一句。 “有必要，”安德罗波夫坚持己见。“你作作准备，就按讨论总结去做。我回来后咱们再议一议。” 于是我开始构思这个讲话，对过去九个月的政策和实践的结果进行分析。恰巧这时古洪诺夫休假归来。他得知我准备在全会上讲话后，立即给安德罗波夫去电话，声称既然要让戈尔巴乔夫讲话，他也应该讲话。 [站长评语：看来有些苏共的领导人讲话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某种“体面”，难怪苏共某些领导人的讲话就象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 “我能回答他什么呢？”安德罗波在电话上向我讲述了经过。“我就说：你想讲话，那就请便吧。准备准备，讲话好啦。” “原来这样，也许，他也要作总结？我是不是就不讲了？”我不愿把事情弄僵。 “不行，你一定得讲。” 在围绕即将举行的全会发生的一阵扰攘之中，出现了某种不祥的微妙变化——差点儿没进行权力的瓜分。政治局内就此进行的纷纷议论，使人产生一种不愉快的沉重之感——恰似将一个人活生生地埋葬。安德罗波夫的助手拉普捷夫。沃尔斯基、沙拉波夫、弗拉基米罗夫的感觉无疑更加敏锐，便向他提供了有关的情报，也许这一切便惹得安德罗波夫大为恼火。 12月的一天，我刚跨进办公室的门，雷日科夫便跑来说道：“刚才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来电话了。他的脾气真吓人。一个劲儿地问：‘这么说，你们在政治局通过撤换总书记的决议啦？’我对他说：‘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哪能呢，根本没提过这事儿！’可是他一直冷静不下来。” 我立即同医生们通话，讲定了第二天他们允许我去见安德罗波夫。 我走进病房的时候，他正坐在沙发上，试图绽出一丝笑容。我们寒暄、拥抱了一番。上次见面以来发生的变化令人震惊，我面前的他已判若两人。他形容枯槁，浮肿的面庞呈蜡黄色而略显灰白，双目黯淡无光。他并不抬眼望人，显然连坐着也勉为其难。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让自己的眼睛不致回避他，并设法多少掩饰一点极为震惊的感情。这是我同安德罗波夫的最后一次会面。 助手们几乎天天都去看望安德罗波夫。据我所知，去得最为频繁的是拉普捷夫和沃尔斯基。中央全会前夕，安德罗波夫接见了应被选为中央书记的利加乔夫。看来，起草安德罗波大的讲话并将其全文在全会上宣读的主意出自他的几位助手。他们真的这么做了。 实际上，这篇讲话稿的来龙去脉，我是在过了若干年沃尔斯基的回忆录发表之后才知道的。此前仅仅是些语焉不详的道听途说。主要之点在于，讲话的结尾处本来还有一个内容：鉴于自己身患重病，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并力求保证对党和国家的领导不致中断，总书记建议授权戈尔巴乔夫主持政治局工作。 全会召开前夕，当安德罗波夫的讲话全文分发给政治局成员、随后又以红色封面印制分发给了中央委员的时候，其中这段内容和类似的话一概没有了。我本人既不能证实也不能推翻这种说法。无论是安德罗波夫或契尔年科，还有那个沃尔斯基，都根本不曾同我谈过此事。的确，谣传已经在机关开始扩散：说有些东西要么被歪曲了，要么被删去了。 1984年前夕召开了中央全会。会议听取了巴伊巴科夫和加尔布佐夫的两个报告。大家都装着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不过是开个例行的全会而已。会上批准了计划和预算，增选了沃罗特尼科夫和索洛缅采夫为政治局委员，切布里科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利加乔夫为中央书记。在会议的讨论中发言的有吉洪诺和我。 这是一场遮遮掩掩的表演。其实所有的人全都心知肚明，我们正面临一次新的抉择，近期内便不得不再次解决国家领导人的问题。 对安德罗波夫的去世我倍感沉痛。国家领导层中又少了这么一个人，我同这个人曾经那么亲密和持久地联系在一起，我在许许多多方面都要感激他。在多年的岁月里，我总是向他倾吐自己的思想和疑难。我时刻感受到安德罗波夫那经久不渝的友善态度。他任何时候都不曾流露过一个老练的早已习惯于决定他人命运的政治领袖的屈尊俯就之态。我不能说他在我面前全然敞露了心扉，向我倾吐了他心中的全部。他并不让我窥视他生活中的某些“角落”。或许，这是因为这些东西给他自己也并未带来特别的欢乐。或许，这也是因为他不愿让任何人受到这些信息的牵连。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从圆柱大厅回到家里，对当天在葬礼上目睹的情景大为震惊：一些人是悲伤落泪，表现了应有的敬意和哀悼，另一些人的目光中却流露出难以掩饰的欢欣甚至庆幸的神情。有几位中央书记心情愉快，在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见面时也不隐讳这一点，仿佛急于告诉她：“你们的好日子到头了。”简直是一群厚颜无耻之徒。 [站长评语：苏共的高层那些精英们居然象封建王朝中的那些玩弄权术的卑鄙的封建官僚，这些领导着几千万共产党的所谓的高级的马克思主义者居然沦落为“一群厚颜无耻之徒”，这是既可笑又可悲！] 如果要想对安德罗波夫的生平活动作出评价，那么首先必须明确区分两个领域和两种概念：第一，作为现实政治家的安德罗波夫，第二，“安德罗波夫现象”。非如此不足以避免混淆不清、言过其实抑或扭曲变态，而且会很严重。 何谓“安德罗波夫现象”？就是一种期待和盼望新领导上台开始出现好的变化的普遍气氛。也可以说就是对那些在人们头脑中与“勃列日涅夫主义”有关的负面现象的拒绝与排斥，就是对改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坚信不疑。 安德罗波夫不负众望。首先作为一个人，他个性鲜明，气度恢宏，天赋极高，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他坚决反对一切与“勃列日涅夫主义”有关联的东西，诸如：任人唯亲，明争暗斗，阴谋诡计，行贿受贿，道德败坏，官僚主义，经营不善，纪律涣散。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他斗争的对象，这也是对人们期望的回报。 [站长评语：戈尔巴乔夫在这里把勃列日涅夫说的一无是处，但他忘记了他也是勃列日涅夫提拔起来的人……数千万苏联共产党员居然让一个道德败坏的人领导了十几年，这说明了什么呢？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苏共的各级官员都是些不坚持原则、没有人格、没有尊严、没有道德的窝囊废！难怪苏联人民无情地抛弃了苏共！] 如果说厌弃官僚习气、对达官贵人持批判态度等确实已深深植根于我国民众之中的话，那么，勃列日涅夫执政晚期所出现的过程就更加剧了这类感情。因此，安德罗波夫在这些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即使有时有些过火，人们都能够接受，他们希望各种丑恶行径最终能得到遏制，希望脱离人民的人将对一切承担责任。 换而言之，他的所作所为被视为普遍的更深刻的变革的开端。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主要的问题：如果安德罗波夫命不该绝，他会更进一步，踏上一条激进的改革之路吗？我认为不会。 有些与安德罗波夫相去甚远的人说，似乎他在走上总书记岗位之前很久，就已经对体制改革的种种设想作了周详的考虑。据说为了这个目的，他便一步步向上爬，不断对自己的信念和良知作出了种种悲剧性的妥协，以免他在尚未达到目的地的途中被扼杀。 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说他意识到了变革的必要性，这是对的。他也明白，如不进行变革这个体制本身将面临灭顶之灾。但安德罗波夫毕竟是一个仍然停留在他所处时代的人物，属于未能挣脱旧的思想和价值观念樊篱的那类人。 我常想：他可是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了解斯大林的种种罪行，但从来不曾提出过这类问题。他识破了勃列日涅夫一心想让斯大林的形象及其社会结构模式一并复活的企图，却甚至没有试图对此加以阻止。他在匈牙利事件和捷克事件阿富汗战争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在与“异端思想”和“不同政见”所作的斗争中呢？当时人们只要试图提出关于自由和人权的问题，便会被视作刑事犯罪。 [站长评语：苏共自称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但却无情地剥夺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自由和人权，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有人说是戈尔巴乔夫断送了苏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看是历届那些“任人唯亲，明争暗斗，阴谋诡计，行贿受贿，道德败坏，官僚主义，经营不善，纪律涣散”的苏共官僚逐渐败坏了苏共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显然，多年在克格勃工作的经历以及这项工作的特点，给他个人的整体面貌、生活观念打上了烙印，使他变得事事多疑，并在一定程度上注定了他必须为这个制度效劳。 安德罗波夫不会去搞激进的改革，赫鲁晓夫当年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也许这正是他的幸运之星作出的安排：他尚未碰到在他前进途中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并将引起他的失望和对他的失望的问题，便与世长辞了。 我想说明，对安德罗波夫的种种鉴定，包括我上面的鉴定，至今还相当粗略，很不全面。他担任克格勃主席的15年在他的一生中颇显复杂而重要，在对这点尚未进行深人的研究之前，也只能是这样评说了。卢比扬卡①高墙后面的许多内情仍然是秘而不宣的，包括对我这个党和国家的前任首脑。而不了解其就里，便很难判断。今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安德罗波夫身居权力顶峰的时间是短暂的，但这段时间却给人们以希望。那些将我同他联系在一起的所有往事，将永远留存在我的记忆之中。我永生永世都不会忘记基斯洛沃茨克市郊的那个夜晚：繁星满天，篝火熊熊，安德罗波夫露出一副沉人幻想而又愉快开朗的神情凝视着火光。磁带录音机中飘出那首尤里·维兹博尔演唱、安德罗波夫特别喜欢的调皮小曲： 谁希冀边玩意儿？谁都不希冀。 谁必得干这事儿？谁个都不必。 契尔年科：病夫充当大国首脑 安德罗波夫的继任者这一角色最合适的人选，我认为当首推季·费·乌斯季诺夫，尽管当时他已经75岁高龄。 为什么呢？在我看来，他或许是唯一能够继续执行安德罗波夫政治路线的人。他俩是亲密的朋友，因而他可以坚持和发展安德罗波夫在最高领导岗位任职15个月期间开始的各项改革。此外，乌斯季诺夫在党内和全国都享有巨大的威望。 既然没有发现别的可供选择的人，我便为乌斯季诺夫“按按钮”。有些人已不能、另一些人尚不能担当起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重任。而乌斯季诺夫可以卓有成效地工作若干时间，同时在政治领导层中物色好新的接班人。 [站长评语：戈尔巴乔夫在这里说的这些话，使我联想起了当年秦二世说的一句话。当年秦兵被起义军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秦二世感叹道：“为什么大秦朝没有人才呀！”但事实上不是秦朝没有人才，而是秦朝只用庸才，而埋没了英才。如果项羽、刘邦、范增、萧河、张良、韩信这些雄才被秦朝重用，那么他们就不会成为秦朝的掘墓人了。同样的道理，戈尔巴乔夫认为没有合适的人选，也是因为苏共埋没了真正的英才，致使苏共高层都是些蠢才] 后来我才得知，当时也并未排除推举我做候选人的可能。这个消息通过两条渠道传到我的耳中。 在安德罗波夫下葬后的次日抑或是第三天，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去别墅看望了他的夫人，希望从精神上给这位遗孀一些抚慰。塔吉扬娜·菲利波芙娜当时正卧病在床，却情绪激动地坐了起来，高声地哭诉着说：“为什么要选契尔年科呀？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干？！尤拉希望的可是来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啊。”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安慰了她一番，设法打断了这个话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前面提到的机关里的那些传闻相互印证，当时传说总务部对安德罗波夫在十二月全会上的讲话作了一些修改。 另外，共事多年的一位同僚向我转述了他同当时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的M．科尔尼延科的谈话内容。那位副部长援引了葛罗米柯的话说，安德罗波夫刚刚去世，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吉洪诺夫和契尔年科便在“小圈子”里碰头，但关于新总书记候选人的事似乎并未能谈妥。对这个问题，好像乌斯季诺夫声称应当由政治局集体作出选择，至于他个人的意见，他准备推荐戈尔巴乔夫。 实情是否如此，我就不得而知了。还有一些情况可资佐证。 “小圈子”的会谈是在中央委员会总务部一位副部长的办公室里进行的。谈完后契尔年科继续呆在办公室，而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和吉洪诺夫来到外面走廊上。助手和贴身警卫们正在那里等候他们，受好奇心驱使，连日来这些人的鼻子简直伸得长极了。总算他们运气不错，吉洪诺夫耳朵有点儿背，所以像所有的聋子一样习惯于说话比常人声音大一些。据目击者说，当时他突然发话，嗓门很高，引得走廊里所有的人都回头看他，说的是：“我认为咱们总算做对了，米哈伊尔还年轻。也拿不准他在这个位置上会怎么干。科斯佳嘛。正好合适。” 我再说一遍，这些传闻中哪一种更接近真实情况，这伙人在“小圈子”里是否就契尔年科做候选人达成一致意见，我至今也不清楚。不过，关于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瞩望的是我这一点，事情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乌斯季诺夫曾亲自对我表白过。为什么是另一种结果，他并未加以解释。而我呢，自然从来也不曾就此事追问过他。 不管怎样，新总书记的选举经过极其简单，我甚至想说是枯燥乏味。吉洪诺夫非同寻常的积极性决定了一切。契尔年科一宣布开会，吉洪诺夫为了防止乌斯季诺夫突然发难，便立即要求就“会议程序”发言，并一鼓作气提议选举康斯坦丁·契尔年科为总书记。 可能乌斯季诺夫是想等着契尔年科表示推辞，自动放弃候选人资格，因为他比旁人更了解自身的健康状况，并且应当以自我批评的精神承认，领导国家根本不是他所能胜任的事情，正如俗话所说，他“就那么两下子”。然而这种事情根本没有发生。在类似的场合表示“反对”，不符合这个政治局的传统。于是全体同意吉洪诺夫的建议，投了“赞成”票，其中包括我自己。借口也是现成的：“最重要的是别出现分裂”。 “科斯佳，这样正好，”仿佛吉洪诺夫曾如是说。此话可以这样理解：有希望了，下一任总书记完全可能就是他吉洪诺夫了。但对社会而言，即便国情特殊，契尔年科这种人出任一个泱泱大国的领袖一角也着实令人震惊。咳，另外随便换个人也好哇，哪怕略为有生气点儿呢，哪怕稍稍年轻点儿呢，可是偏不…… 政治局会议之后以及随后的几天里，乌斯季诺夫一副垂头丧气的模样，沉默少言，落落寡合；而他向来是以性情开朗、乐观愉快著称的人，很难使其一反常态。在中央全会上我也目睹了另一些角色：有的人早就该退休了，有些人已经退休，但是依然留任中央委员。他们仿佛从一场惊恐中、从安德罗波夫新政中恢复了元气，振奋精神，满怀憧憬：他们的好时光即将重来，那么太平，那么“安定”，换而言之，一派“勃列日涅夫景象”。 如今在总书记任上究竟是何许人呢？堂堂一个大国，它的领袖原来不仅身体衰弱，而且重病在身，实际上已成残废。这对任何人都不成其为秘密，凭肉眼便可以一望而知。他弱不禁风、呼吸困难、气喘吁吁（身患肺气肿），根本无法掩饰。曾在安德罗波夫葬礼上陪伴撒切尔夫人的那位医生，不久便公布了对契尔年科寿数的预测，后来误差只有几周时间。 契尔年科与勃列日涅夫朝夕相处，善于察言观色，终于成了勃氏的亲信，也可说是影子。我已经谈到过，他的影响力也在于他为树立勃列日涅夫偶像立下了汗马功劳。契尔年科最强有力的工具无疑是实际上主宰一切的党中央机关。很难解释，他这么一个文静寡言、与世隔绝的典型的办公室官僚，哪来那么多好大喜功的计划。我想，这可能是前面提到过的“秘密小圈子”成员促成的，这些人企图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自己心中的种种奢望。 [站长评语：明知契尔年科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残废，大家却都愿意让这个残废莱当领袖，真具有讽刺意义，就象古今中外的历代的那些封建官僚都希望皇帝无能一样，因为那些封建官僚关心的并不是王朝的命运，而是自己眼前的利益。也就是戈尔巴乔夫所说的“这些人企图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自己心中的种种奢望”，从这一点上说，苏共灭亡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谈到契尔年科得以登上总书记宝座的原因，不可忘记政治局里一条根深蒂固的陈规所起的作用：领导人中的第二把手几乎是自动地成为第一把手。契尔年科1984年2月14日在安德罗波夫的追悼大会上以新身份所做的首次讲话，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沉重的。它使我们每个国人，使外宾感到悲哀。契尔年科注定会让人们产生这种感觉。 情况很快就清楚了，尽管中央意识形态部门为宣传“总书记形象”作了极大的努力，社会各界却并未真正认可他。他个人才具的局限、政治和国务活动经验的缺乏、对国家现实生活了解的肤浅、意志的软弱，这一切都是有目共睹的。 1984年4月，契尔年科作出效法和继承安德罗波夫道路的姿态，访问了莫斯科镰刀和锤子冶金厂，同工人们会面。但是这次接触并不成功，相反，会见倒成了火上加油。他在人群中特别难受。我们目睹了这一切，简直无法容忍。 安德罗波夫之死和契尔年科之当选总书记，在反对一切变革的人当中产生了新的希望。他们已不再伪装，加紧对契尔年科施压，力图与安德罗波夫的创新以及他的工作风格一刀两断。 最先对此有切身体会的是安德罗波夫的拥护者，其中也包括我。对我而言，这并非突如其来之事。早在1983年安德罗波夫健康急剧恶化，我就听说这伙人已忙于搜集给我抹黑的材料，连行政机关也加入了“猎捕”的勾当。我后来成为总书记之后，方才得知此事的详情。 因此我对这类阴谋早有心理准备，知道他们正在设法实现蓄谋已久的将我搞掉的计划。这也反映了“主角们”的意向，政治局刚刚头一次开会谈到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责任分工问题时就已表露无遗。 不出我之所料，吉洪诺夫发起了进攻：“我不明白，干吗我们一定要让戈尔巴乔夫来主持书记处，”他以相当不客气的方式说道，“谁都知道，他现在所从事的是农业工作。我担心书记处会被搞成农业问题审查处，并且会被用来压制其他工作。难兔会发生这种偏向。” 我只是会在那里听着，一言不发。 乌斯季诺夫反驳了他的意见，说戈尔巴乔夫早就在领导书记处的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