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决定性的一步

　　史学家们酷爱在归属他们的“天地”里保持一种有条不紊的秩序。如今他们正在就改革的分期问题展开争论：这改革该是始于1985年的3月呢，还是某个稍晚一些的日期？我曾经讲过，我之所以执掌权力是因为我意识到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而且竭力表明，事情不能只局限于发表“意向性的声明”。1985～1988年间，为了使国家摆脱停滞状态，使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有所起色，人们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进行了从根本上改革经济的第一次尝试。

　　实际上，直到全苏第二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才出现真正的转折，此后改革才开始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采取这一决定性步骤，既有经济改革明显受阻的缘由，也为社会舆论激化所驱动。

对改革的信念

　　大家都迫切感到需要对过去所经历的一切进行认真的反思，哪怕作出一个过渡性的结论也好；主要是应该对未来有明晰的构想。渐渐地我想写一部有关改革的书的意念成熟起来了。起初，我竭力驱赶这一想法，但它反反复复地显现于我的脑际，而且轮廓越来越清晰。这部未来之作的总体结构，它的章节已经勾勒出来，我的笔记本上也已写满了各种素材，包括怎样陈述某一个命题的构思。最终，我决定把自己的构想向我身边的同事们作一番倾诉。

　　应当说，这一构想并未得到热诚的支持。弗罗洛夫建议不必出书，写一组演讲材料足矣。多勃雷宁和雅科夫列夫认为，可以交出版社印一本我的文集。对这些意见我不反对，但总觉得就具体问题写就的一些零零星星的材料无法替代我跟同事们议论的大题目，其中还有我跟外国政治家谈话的内容；要是不出书，诸如改革的思想是怎样产生的，我对这一概念注人了哪些内容，都将为广大群众所不知。梅德韦杰夫提出的意见最富实质性，基本上我都接受了。其他人则以溢美之辞居多。

　　我的第一本书非常成功。它赢得了广泛的反响，许多国家竟相出版。我把稿酬用于慈善目的，包括捐献给为援助亚美尼亚和塔吉克斯坦遭地震的难民而设的基金会。再补充一句，我将所得的诺贝尔奖和菲乌吉奖的款项（总额在一百万美元以上）均作了捐赠。我还为俄罗斯联邦卫生部所属的儿童医院，为布良斯克、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哈萨克斯坦的医院捐过数目可观的款项，那些医院里都有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受害人在作治疗；还有一部分稿酬我交了党费。

　　对这本书的反应实可谓是一张石蕊试纸。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世界变得成熟起来了，在朝好的方向转化，人们期待着变革。虽然外国的某些爱挑剔的职业评论家批评此书在叙述材料时“不经心”，对某些题材的论述言犹未尽，但总的来说，它还是被认可了。当然，对待这本书的态度不会等同于一般的出版物：它毕竟是改革首创人的宣言嘛。

叶利钦事件

　　10月21日，在讨论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报告的中央全会上，发生了一起与叶利钦有关的事件。通常，周年纪念日的报告是不用召集全会讨论的。从会场的反应看，与会者的情绪也都认为这一次同样没有必要就此展开争论。全会由利加乔夫主持，他把这事交付大会表决。叶利钦举手，但利加乔夫没有理睬，我觉得其实他是看到的。我只得干预，我轻声地对他说：“我看叶利钦有话要说……”于是，利加乔夫让他发言。

　　起初，叶利钦说，七十周年的那份报告，政治局已经讨论过多次了，他也提过建议，其中有些意见受到重视，因此他今天没有什么好说了（“我完全支持这份报告”）。随后他转到“当前形势”上来。他的论断的逻辑是这样的：我们分析了十月革命后的历史，看到社会经受了何等样的悲剧，这些情状终究是发生了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民主，由于个人崇拜及与其有关的一切所造成的。而之所以会出现崇拜及与其有关的一切，是集体领导的体制逐步遭到破坏的缘故。全部权力只在一个人手里，他不受任何批评，这一教训我们应当记取。目前，政治局里还没有这类现象，但某些同志已在开始吹捧总书记。当我们正在党内营造同志式的民主作风的时刻，这是尤其不能容许的。应当防止坏风气的蔓延。

　　接着，叶利钦提到了改革遇到的诸多困难问题。他表示关于必须在最近二三年内达到改善人民生活的提法值得怀疑。他说，这种大肆渲染而又毫无根据的许诺尔后会使人失望和愤恨的。最后，他发表了一则耸人听闻的声明：由于各种原因，他在政治局里没有得到工作。这说明他经验不足，还有其他的情况，但主要原因是得不到支持，尤其得不到利加乔夫的支持。根据这些原因，他请求解除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对此能说些什么呢？要说叶利钦当时提出的问题涉及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工作中的“不健康现象”，这样的问题当然可以展开来认真讨论，这对大家都有好处。但他那最后通碟式的做法和整个发言的口气招致了激烈的反响，于是开始了并非事先安排的争论。发言都是自发的，事先没有准备，说话带情绪，很尖锐，可也真够这位“反专制战士”受的。许多看法大体上都是一致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了”，“虚荣心太强了”。工人扎通斯基登上讲台，他是这样说的：“我们在这里干吗要故弄玄虚呢？叶利钦这样提出问题是没有道理的。他太自负了，受委屈啦，以为人家瞧不起他，我说句工人爱说的实在话，无非自己想进政治局当官。”

　　话当然很难听，不过也不无道理。我曾经听到过有关叶利钦的感受的一些说法，说戈尔巴乔夫让首都党组织的第一把手呆在澡堂的脱衣间（政治局候补委员），说这种安排会影响他工作中的权威性和坚定性。而且，据说，当时政治局内f部还保留着过去遗留下来的“乳齿象和大恐龙”（乳齿象和恐龙都是古生物，这里意指党内那些有权势的大人物。），关于将这些庞然大物请走一事，叶利钦曾于9月12日给我写过一封信，那时我正在克里米亚休假。

　　我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早先我对叶利钦颇有好感。他的麻利、泼辣给我留有深刻印象，尽管当时我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一个言行激进的人只有在他能够格守分寸、有自知之明、并善于自我控制的情况下才称得上优秀分子。

　　我再重复一遍，他完全有权提出更新政治局的人员和书记处工作不力的问题，也完全有权关注对总书记进行“吹捧”的问题，如果正如他所说，确有事实依据的话。我们可以讨论，改革究竟给了人民什么好处，改革应该保持怎样的速度，实际上围绕这些问题眼下不正在热火朝天地开展争论吗？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而且也应该本着追求真理的精神开展争论，而如果他只是以追求真理为出发点，我们是完全可以达成一致的。

　　可是，在他内心自尊受过刺激。有人在全会上指出，他的虚荣心和对权力的嗜求已经严重地膨胀。时间会证实这一说法。还有另一个原因促使他迈出这一步。我曾经说过，叶利钦在莫斯科一定会遇到他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想象不到的困难。他觉得，关键是要控制住权力的新阵地，用自己的亲信去巩固这些阵地，然后像我们这里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再以强有力的手段去建立起秩序！

　　可事与愿违。在中央一月全会和六月全会之后，我们的高层领导意识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开始受到触犯，于是起来抵制，而且方法十分巧妙，手段相当狡黠。而叶利钦，在我看来，处在了这场斗争的中心，因为旧体制的庞杂结构在各城市、各共和国、各加盟共和国的种种利益正是在首都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的。

　　为了对付这些人，他准备起用党的组织和莫斯科本地人，我觉得他这么做是对的。但他为达到这一目的所采用的方法从一开始就带有平民党的性质。他一会儿突然出现在工厂里，带上企业领导人，把他领到工人食堂，就在那里搞一场当众分发活动，自己扮演保护神的角色，而企业领导人就成了恶魔。一会儿乘上公共汽车或者电车，跑到商店或者门诊部，于是第二天这条新闻在莫斯科闹得满城风雨。在莫斯科人欣喜若狂的掌声中，他许诺大家要在最短时间内解决住房、商业、医疗和日常服务问题。他向人们展示在首都周围要兴建肉类加工厂和乳品生产厂的美丽图景，这些企业的建成将一劳永逸地解决香肠和酸奶长期短缺的老大难问题。所有这一切都被莫斯科的报刊、广播和电视炒作得沸沸扬扬。对党务工作的新的形式的探索也带有做给人看的性质，比如，市委召集会议往往会安排在夜间11点或者12点。

　　他作为莫斯科市委书记应当汇报工作结果。离要求写出这份报告的时间越来越近了，而实际上局面却毫无改观，所有的许愿都是空中楼阁。我们竭尽全力支持他，政治局、政府、党的中央委员会都作出决定，从财政、粮食、干部等方面给莫斯科以支援，但首都的状况未见多少改善。

　　叶利钦焦躁起来了，显得张惶失措，行政事务杂乱无章。他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成天都在训斥人，把他号召过的发展民主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也许，主要的结论应该是当时的叶利钦已经不是什么改革家了。日常事务缠身，抱残守缺，尤其是很难同他齐心共事。就个人的素质而言，像他这样的人更适合于“急风骤雨和强攻式”的时代。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出于他的职业环境，出于那些永无休止的会战式的工作惯例。我们的建筑人员会不惜任何代价把某项工程交付出去，可往往还留下隐患，有时甚至根本就没有竣工，完全是蒙混哄骗的勾当。也许深感在莫斯科拿不出什么政绩而使人们不满情绪日盛一日，而面对这种局面他又无能为力，这种感觉使他的心态失去平衡，整日价如坐针毡。；不过，关于所有这一切，后来我又反复寻思过。经过仔细琢磨我终于看清了叶利钦是自己选择走这条路的。十月全会对他来说是一条界线，当时他所作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预先决定了他后来的发展。

　　我从全会的主席团位置上观察叶利钦，看出他内心的变化。从他脸上也能读到一种奇异的混合体：顽强固执、犹豫动摇、懊悔沮丧。这便是所有喜怒无常者独具的性格特征。发言者，包括昨天还在对他阿谀奉承的那些人，都在猛烈地、无情地敲打他，我们这里长于此道者的确大有人在。形势有点紧张。有人提出要求，不仅要免除他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还要立即将他清除出中央委员会。当时我说：“让我们来听听叶利钦本人的意见吧。希望他能讲讲他对中央委员们的发言抱什么态度。”

　　“不需要了，一切都已明朗。”会场上响起一片喊声。

　　但我坚持要给叶利钦讲话的机会。我觉得既然已经在党内实行民主化，那就应当从中央委员会做起。叶利钦走上讲台，开始讲话，但话讲得不连贯，他承认自己有错误。我抛给他一只“救生圈”，建议他再作考虑并撤销退休声明。他不接受帮助，而且非常神经质地说：　　“不，我仍然请求解除我的职务。”

　　全会通过的决议有两点内容。第一点是对叶利钦的发言作出评价；第二点责成政治局同市委一起分析一下形势，并解决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问题。

　　全会到此结束。事隔10天，10月31日，叶利钦来参加政治局会议，讨论十月革命七十周年报告的最后一稿。当请他发言时，他侃侃而谈，说在改革的最初阶段，我们加快了速度，而现在这样的速度已经失掉了。那时，人民对转轨的准备是很充分的，但我们承担得太多，有些方面是失算了。1986年中“又有了相当的进展，而我出子自负，出于自尊心（这是我的主要错误）回避了同利加乔夫、拉祖莫夫斯基、雅科夫列夫的正常合作。但市委的同志们没有抛弃我，尽管他们也指摘我的做法，但还是请我留下来”。

他请求市委书记们在他不出席的情况下开会。市委会认为，叶利钦的做法和他的发言是错误的，他的这些言行只代表他个人的意见；书记们抱怨他并不认为遇事应当先与同志们商量，并建议他撤回辞职声明，继续工作。

11月3日，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他给我寄来一封短信，信中写了市委上述的意见；同时请求给他机会继续工作，担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根本无法理解他的行为的逻辑。谁也无权撤销全会的决议。事情变得复杂起来，因为西方媒体有人伪造叶利钦发言的版本，这一伪制品的各种翻版在我们这里广泛流传。叶利钦本人对此不作任何驳斥。他显然已经开始自诩为“人民英雄”了。在这种条件下，试图侥幸地解决问题，至少是奇怪的想法。

我把在莫斯科的政治局委员全都召集到一起，给他们讲了叶利钦的信，所有到场的人一致表示：必须按全会决定办。随后我打电话给叶利钦，告诉他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是把问题提到市委全会去。谈话中我把这几天积累起来的全部内容都告诉了他。

[站长评语：叶利钦是一个心胸极其狭隘、报复心强烈的人，他头上贴着共产党员的标签爬上了苏共高层，但他并不是一个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而是一个被权力欲望冲昏了头脑的封建帝王式的人物，他大权在握以后，就立即出卖了苏共。1991年8月22日，在戈尔巴乔夫与俄罗斯代表们会见时，叶利钦作为会议主席，准予他发言。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开始讲话。就在这时，叶利钦接到波波夫发来的占领苏共中央大楼信号，随后打断了他。在大庭广众面前，他示威性地签署了关于停止苏共活动的命令。他伪善地一笑说：“命令自签署之时起生效。”这是他胜利的时刻。报复，但不是最后的报复，是对十月全体会议，对第19次党代表大会，对贬低他的报复。戈尔巴乔夫还没有弄清楚，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他无精打采地试图在讲台上提出抗议，他说这一行动可能引起反共狂潮，这是危险的和不公平的。叶利钦挥了挥手说：“你何苦呢，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有一位代表（叶利钦的亲信）冲到麦克风前，并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说：“应该把所有的共产党员赶出国家去。”……]

　　11月9日，记得好像是上午，我得到报告，说莫斯科市委发生一起重大事故：在休息室发现叶利钦满身是血。此刻一个以恰佐夫为首的医生小组正在那里救护。很快事情明朗化了。叶利钦用办公室的剪刀假装自杀，他的这些做法不可能有别的解释。照医生的意见，伤势对生命不构成任何危险，剪刀顺肋骨划了一下，留下一道血痕。叶利钦已经送医院了。医生尽心竭力，以求不让这不算什么趣闻的轶事张扬开去。还有一种说法：叶利钦坐在休息室一张桌子旁，突然失去知觉，倒在桌子上，极偶然地被拿在他手上的一把剪子划破了。这则神话，叶利钦本人也感到不满意。大约二年以后，又有一则神话流传开来，说是有一天夜间他在马路上遭到未遂谋害。有两个流氓手握芬兰刀，向他冲来，他当然用力推开他们，就像扔掉两只小猫一般，但还是受到了剪伤。这则神话听起来多么英雄呀。在此以前我已经领教过叶利钦编故事的能耐了。

　　11月9日，我又得把政治局委员紧急召集起来。医生再次确认伤势对生命和健康无任何危险。他的状况已经平静下来。在讨论过整个情况之后，决定应该即刻提出叶利钦的工作问题。我亲自打电话同他谈话。为了避免对他说来不太愉快的那个话题，我开门见山地说，全部情节我都已了解，对事情的原委也清楚了。所以要定个日子，开一次莫斯科市委的全体会议。

　　我觉得，他多少有些失态。他说：“干吗这么仓促？医生还给我开了一大堆药呢……”

　　“医生给你开药是让你稳定下来，也是对你的鼓励。拖延不开全会是没有道理的。就这样莫斯科也已经谣言满天飞了，有关于你在中央全会上的发言，也有关于你的身体状况的。”

　　“那以后我干什么呢？”

　　“我们会考虑的。”

　　“要不我干脆退休吧？”

　　“我不这么想，你还不到年龄嘛。你还应该工作，再工作。”我答道。

　　在我们刚开始谈话时，我觉得叶利钦竭力想赢得时间，他拼命在寻找下一步行动的预案。后来，当我们谈及他有可能去国家建委任职、按部长级作安排时，谈话就具有务实性了。

　　“这是退出政治舞台吗？”他自问自答地这么说。

　　我说，“现在不能让你回到大政治的圈子里去，可部长是政府成员，你还是苏共中央委员嘛。往后我们再看一段时间。生活仍在继续。你就准备召开市委全体会议吧”。

　　莫斯科市委全会于11月12日召开。跟我一起去出席会议的有利加乔夫和扎伊科夫。会议的气氛很沉重。叶利钦在凌辱他的同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方面是个大行家。他奚落起人来又凶狠，又歹毒，多数还是受冤枉的。而这会儿可轮到他得报应了。许多发言人的动机很明显带有报复和幸灾乐祸的成分。我记得普罗科菲耶夫的发言极其尖锐，他讲得很长，讲他在市执行委员会工作期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一切给人留下了沉重的感觉。在全会上叶利钦表现得很克制，据我看，像个男子汉。

　　从一开始我就力求不要使“叶利钦事件”成为丑闻，按照正在中央、党内、国内逐渐形成的新的气氛来解决。因此，在政治局提出公布莫斯科市委全会上的发言，包括我的发言时，我建议：在会上谈到叶利钦个人问题时，话应当说得准确些，不要把他的一生和他的活动完全否定。

　　我的意见受到支持，会场上“对！对！就该这么办……”响成一片。

　　全会委托雅科夫列夫、拉祖莫夫斯基和博尔金根据这一精神审定一份由市委起草的供发表的文稿。可后来谣言传开了，把整个这个情节描写成对人民捍卫者的迫害。应该认为这些谣言与叶利钦本人有关，也与已经将他吹捧为民主派领袖的那些人有关。

　　莫斯科市委全会之后，有一段时间叶利钦继续作治疗，接着便去休假。1988年1月14日，他被任命为苏联国家建委第一副主席（按部长级待遇）。他依旧是政治局候补委员，还参加过若干次政治局会议。直到二月全会才解除他的这项职务。后来，同事们曾多次责怪我，说我没有把事情做彻底。他们说：“应该把他清除出中央委员会，把他流放到老远老远的地方去，越远越好。既然你那么怜悯他，那就派他去海外当大使。这样他也就到头了。”有多少次人们这样说我：“您得承认，这可是您．最大的失算啊！”

　　我没有这样的想法。整人不符合我的性格，更何况这样做是违背我竭力要在党内推行的那种人际关系的精神的。对叶利钦作出重新任命的决定，我的出发点是确信我们的一切都应该建立在同志关系的基础之上。对于他，我一点也不反感，更谈不上什么仇恨之心。即使到了他在政治斗争过程中开始用最低级的言词指责我，侮辱我，他也没能把我拖进这类叫骂争吵中去。

第十二章事业与思考

总书记的假期怎么过

　　8月1日我去休假，像往常一样去克里米亚。经常有人问我，我是怎样休息的？在空闲时间干些什么？这里试着用1988年夏季作例子，来展示一下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假期是怎么过的。其实，当我处在这个职位上时和其他人区别不大。

　　夏日在海边与冬季不同（我记起了一月的皮聪达，位于格鲁吉亚境内黑海沿岸疗养胜地。），不怎么想安排工作。灼热的阳光，秀美的大海。我喜欢游泳，而且要游很长时间，往往要游得筋疲力尽，暂时把一大堆牵挂弃之脑后。随后，坐在岸上，可以连续几个小时脑子里一片空白，望着平静的海面，听着波浪懒洋洋地冲刷岸边卵石的声音。

　　这样过了一天、两天，到第三天就会产生时间在白白浪费掉的感觉，于是就要设法去弥补了。这一次，我在考虑，首先应该做什么呢。

　　我开始口授改组党的机构的想法。我把向全会提交的有关民族政策的建议书分送雅科夫列夫、斯柳尼科夫、马斯柳科夫、拉祖莫夫斯基、卢基扬诺夫，请他们多做些工作。我又请尼科诺夫、马斯柳科夫、穆拉霍夫斯基、马尔丘克和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A．尼科诺夫介绍一下全会对农业问题的构想。

　　但所有这些都是日常事务，把仅有的一个月时间花费在这上面实在是一种浪费，因为这时候没有什么硬性的规章束缚你，你可以脱离开局部性的细节，如敖德萨（乌克兰境内黑海沿岸城市。）人所说的去“思考生活”。实际上，每次例行的假期我都事先计划好要做一件对自己说来很重要的思想性的工作，做这类工作必须具备环境幽雅、能集中精力这两个条件。1988年，当今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题目。由于这个题目的争辩在代表会议之后具有广泛性，我起初想写一本小册子，但这本书一直没有问世。不过，回忆一下当时我是怎样理解这些问题的倒也很有意思。下面从笔录中摘取一些片断。

　　“据我设想，如今这本小册子比之其他许多东西来重要得多。为什么呢？现在改革在许多方面显得很凌乱。起初，有过一系列首尾相接的步骤。实施公开性，着手搞社会民主化，通过试点为中央六月全会作准备，大家意识到必须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革。但道德问题变得相当严重，这就是说，并不是一下子什么都齐备了，都配套了，都考虑得很周到了。现实生活提出来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就得设法去解决。要想找到作为停滞状态特征的诸多现象的根子，就得返回到过去，对之作出分析，从中汲取教训。

　　所有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阶段，因为促使我们在1985年4月也像在代表大会上，然后在1987年的一月全会、六月全会上，1988年的二月全会，乃至这次党的代表会议上那样去提出问题，那么会有人支持我们吗？我们会成为众矢之的，会很容易地被撵出领导层了事。

　　总之，在已经进行的多方面工作的基础上，包括借助于公开性和民主化，以及精神文明在社会上发挥作用，全体人民都在思考国家大事，思考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已经能够表达清楚改革的理论和改革的政策，更确切些说，我们已经建立起改革的理论和改革的政策。

　　改革的核心是让人作为主角回到政治进程中去，回到经济中去，回到社会精神领域的发展中去。把业已开始的为克服使人失去生产资料、失去权力、失去文化的变革工作继续下去并进行到底。

　　我所设想的那本小册子的大致计划如下：

　　第一，社会主义性质问题。

　　如今，当一些社会经济和政治性质的重大措施陆续出台之际，在党内，乃至全社会对于我们的某些决定、政治措施、经济措施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争论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尖锐了。对这个问题增加透明度具有现实意义。为此，必须‘清理一下’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观念，对苏联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作出评估（哪怕是在主要方面）这一部分应当以改革进程中就这一问题已取得的理论成果的概括为结语。

　　第二，改造经济关系。

　　①克服人与财产的异化。

　　②生产民主化。计划和管理的改革，合作社等等。

　　③商品货币关系，市场。

　　④经济权力下放。

　　⑤社会公正问题。

　　第三，民主和社会主义。

　　①政治体制改革。三权分立、权力下放、新的选举制度、司法独立。

②在一党制条件下保障居民多种利益得以兑现的机制（公开性、自由选举、监督系统、批评和自我批评、社会组织的新的作用等等）。

[站长评语：戈尔巴乔夫的这两点设想是极其愚蠢的，因为他不明白在一党专政的国家里是根本不可能根本实现这两个目标的。]

　　③法治国家。

　　④多民族国家的民主主义。

　　第四，社会的精神领域。以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实施改革。”

　　现在，我练达得多了，能对小册子的计划作一些重要的补充，使其更加精确。谁知道呢，也许有朝一日我会有‘精力’再回到这个尚未实现的计划上来。如果真有这一天，那我将把这个题目拓展到‘二十一世纪的发展方向’上去。我此生得出的结论之一是，未来是由各种不同的伟大思想和相应于这些思想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民主、自由主义制度等）与共同的分母——人道主义相结合而形成的。

　　我的思索，思索……

　　改革的又一年快结束了。这一年，工作忙碌至极，各种各样的事件层出不穷，有欢乐的，也有悲伤的。我记得，12月9日，在一家外国报纸上见到一则大标题：《戈尔巴乔夫：胜利与痛苦》。指的是我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的成功的演说，12月7日，其破坏力异乎寻常的亚美尼亚大地震，都发生在同一天。

　　很遗憾，时间的流逝比之我们所设想的改革要快得多。有个念头始终让我不得安宁，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期望的结果一直达不到，阻力是什么，加速改造的潜力在哪里？

　　现实生活在催促党，社会整体领会新思想的能力比“先锋队”要强。人民的积极性越是高涨，这种落后了的感触也就越加强烈。我依然相信苏联共产党有可能获得新生，但它眼看着在失去一块又一块阵地。党的机构内部有点失魂落魄，已经公开地表现出对改革核心力量的不满。

我们一直在谈论遏制机制，但从未提到过党。当我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这个机制就在党内，党不仅落后了，而且还在抵制将会触及体制的变革。因为党正是这个体制的支柱。遏制基本上是通过机关去实施的，通过党的机构、国家机关、经济部门。机关又是什么呢？机关里非党人士就那么几员，屈指可数。要想毁坏迄今为止尚相当牢固的这一大堆人数达到1800万官员的根基，开始实施精简，我意识到，这是捅了怎样的一个马蜂窝呀。我也知道，这些人是无论如何不会善罢甘休的。

[站长评语：戈尔巴乔夫因为改革的阻力来自于苏共的1800万党员，他的这个判断是极其愚蠢的，事实上阻碍改革的是那些当官作老爷的官僚，而决绝大多数的被当官作老爷的官僚统治的普通党员是可望改革的。]

在与行政指挥体制的斗争中，我所依靠的是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但这方面，我也相当地担心。有时我会想起表面上看来不怎么起眼的一件小事，那是发生在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时候。在诺里尔斯克的大街上有一位上了年纪的人对我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不想去说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没有意思；不过，很遗憾，不说还真不行。这已是六年前的事了，我们家房子周围堆着一堆垃圾；里头有好多金属刨屑，现在还原封未动。鞋子划破了，都不敢放孩子们到院子里去呀。”

像这样的事已经见怪不怪了。典型的事件。可怕就可怕在这典型二字。这就是体制，真是丑陋至极！为了把房子周围的地方打扫清理，竟然还要向总书记、向国家最高领导叩求，向稍低一点的领导反映就无济于事！使我震惊的还有别的事：一个普通人在无所不能的官员面前竟命中注定是如此地孤立无援。到底还需要多少时间才能使人们获得内心的自由和尊严呢？做不到这一点，也就谈不上真正的改革。

[站长评语：在苏联为什么会发生“为了把房子周围的地方打扫清理，竟然还要向总书记、向国家最高领导叩求，向稍低一点的领导反映就无济于事！”这样的事情呢？我听一个去过前苏联的朋友说，苏联的县级以上的党政机关都坐落在排场的办公大楼里，办公大楼周围是高墙，大门口有手握钢枪的严肃的警察站岗，即使是下级官员没有大楼里的官僚的许可，也被警察拒之门外，平民百姓就更难进门了。平民百姓连进机关大门的权利都没有，就不用说向官僚们反映问题了。我不禁联想起了一位名叫秦朔的我国青年学者写的一篇旅美感受的文章。秦朔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1997年起担任《南风窗》杂志总编辑，从2000年到月2001年1月他在美国留学期间，以一个中国知识青年的独特视角，观察透视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写下了多篇充满思想穿透力和文字魅力的作品，其中在《美国不浪漫》一文中有一个小标题：《到哪里“方便”？》，他在文中说：“4月中旬，学校放了一个星期春假。我参加了一个旧金山方向的旅游团，也去饱览一下美国的大好河山。美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和自然环境质量令我打开眼界。不过，印象最深刻的却是到内华达州政府和加州州政府的两次‘方便’经理。/长途跋涉，难免遇到‘方便’问题。虽然空调大巴上有个简易的厕所，但导游说厕所要回公司后才能清理，容量有限，且气味不好，建议大家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并保证大家肯定有‘方便之地’。哪里最方便？出了公共厕所，加油站、麦当劳等等，导游还带我们到内华达州政府和加州州政府里‘方便’了一下。/无论是位于卡森市（Carson）的小小的内华达州政府，还是位于萨克拉门脱（Scramento）的气象不凡的加州州政府，都没有围墙和门岗。内华达州政府的大门敞开着，进去后只在前台看见一个警察装束的服务员，他主动介绍我们到二楼的州博物馆参观。我看见一楼最边上斜对着厕所和楼梯口的位置有间办公室，办公室的门敞开着，一位中年妇女正坐在那里办公，门框上沿写着‘Governor’的字样。一问，果真是内华达州州长。我走过去跟她打了声招呼，但她说正在回复E-mail，没时间谈话。我问那位服务员，州政府有多少公务员？‘70个’‘这么少？’‘不少了，我们只管拉斯维加斯、雷诺和这里，我们不象芝加哥有那么多人’我又问，这样人来人往会不会影响他们的工作。他说，州民们来的并不多，而且‘我们的工作就是跟人接触’‘Weareelectedbythem（我们是他们选出来的）’。/加州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州，有3400万人。加州政府大厦很气魄，大门很厚重。我们在里面转了20多分钟，只见到两个保安。/我并不认为一个让人‘方便’的政府一定代表着更多的民意，我也不认为我们的各级政府一定要拆掉围墙不设门岗。但又一个关系我想是清楚的，民意是政府存在的基础，为人民谋方便谋福利是其目的，‘民为本也’”我不明白，为什么资产阶级的政客却不怕人民，而自称代表人民的利益的共产党的官员却将人民据之门外呢？]

　　我建议诺里尔斯克人要“更加坚定地去对付自己的上司，因为没有他们这些普通的平民百姓，我是永远也无法将官僚主义者从安乐椅里拉下来的”。但他们怎么才能在公民的行为方面尽快地成熟起来呢？难道说驯顺的屈从会永远盘踞在他们的心灵深处吗？不，这不可能。我相信民主化的进程将唤醒人民的觉悟。

　　代表会议之后我觉得社会上政治和公众的积极性在增长。这一点首先可以从成百上千个按各种不同的问题（可注意区域特点）建立起来的非正式的小组和它们所从事的活动中看出来。

　　反对派的势力越来越巩固了。3月间公开宣布成立了保守的反对派。也有激进的反对派，我认为，我们在十一月全会上对他们的建设性估计过高了。

　　正好是那年的秋季，当国内的政治形势尖锐起来的时候，叶利钦返回了积极的政治活动。11月，他在高级团校发表讲话之后又接受记者的采访，又大吹大擂地声称要批判宪法和选举法两个法律草案。他已经开始试戴反对派领袖这顶帽子和用雷鸣般的嗓音和武断的语气为未来民主俄罗斯的思想家们的研究配音了。

　　11月7日，我收到了他发来的贺电：

　　尊敬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

　　请接受我对我国伟大的节日——十月革命七十一周年的祝贺！我深信改革会胜利，祝愿您通过由您领导的党和全体人民的努力，在我国完全实现列宁所打算并期望达到的目标。

　　鲍·叶利钦

　　有时候，我觉得，对于改革的意义，国外比国内理解得更好。规模空前的国际上对亚美尼亚地震遇难的声援便是明证。给人的印象是所有国家都在争先恐后地急于提供援助。这何啻是人类同情心理的表现，也是一种反映政治意志的行动。

　　这里，我也纠正了自己的看法，责怪自己不能公正地对待国人。难道我的每次出行还不足以说明，我国人民是全力支持改革的吗？他们的不满，那种仍然难以克服的冷漠，是由他们对各地并未进行认真的改革而气忿难消所致。这说明，我们应当毫不懈怠地努力工作。

　　于是，我经常督促我的战友们，自己也竭力利用党和国家“头号人物”的一切机会，催促中央各部门，最高苏维埃、部长会议各机关，报刊……请看1988年底我的工作日志上的几段文字。

　　10月12日，主持中央委员会商议租赁承包问题的会议。24日，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七十周年，会见莫斯科和莫斯科郊区的青年。11月4日，出席第一家创新商业银行在莫斯科的揭幕式。12月1日，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苏联最高法院代表就稳定地区形势问题进行座谈。7日，在联合国发表演说。10日，到达亚美尼亚地震地区的基罗瓦坎。斯皮塔克，在埃里温召开会议……

　　自然灾害给即将过去的一年的年终添上了一层凄惨的印痕。但我总还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当1989年新的一年来临时，我在向苏联人民发表的贺词中特别说到：“即将来临的一年不会许诺将是没有问题的一年。严重的事情和需要关注的问题不少。我们要看到，今天应当更加坚定地行动起来，千万不可耍花招，玩小聪明，逃避困难，苟且偷安。我们并不指望，也不许诺会有‘天赐食物’降临；我们知道，亟待解决的问题成堆，前进的道路上荆棘丛生。但选择已经作出，改革的航程已经绘定。苏联人民是支持改革的，这正是我们国家这艘航船将愈加信心百倍地加速前进的最可靠的保证。”

　　家庭

　　我们的家随着我政治仕途的变迁，而主要是随着国家生活的变迁，似乎处于另外一个需要不小的安全系数和道德力量的坐标系内。这个家庭经受住了命运的变化不定以及各种各样的打击，实属不易。

　　起初，说实在的，我们觉得什么超乎寻常的事情也不会发生，没有必要毁坏已经形成了的家庭生活方式。早在初期大家就已经这么说定了，也都表示了同意。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对家庭、对维系我们的那个内在世界怀有极其忠诚的感情。记得，她曾经说过，“我的家何止是我的堡垒，更是我的世界，我的星系”。

　　莫斯科上层社会那根深蒂固的人际关系系统，我们于1978年重返首都之后，始终没有再认可它。我们对此的观念有所不同。至少对人际关系的理解没有因为市侩气和所谓“莫斯科外省主义”而变得累赘起来。我所指的当然是我们所处的那个圈子，那个环境。在人们中间我们始终看重的是真诚、自然、彼此尊重和善解人意。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同事们最珍惜的莫过于同志情谊以及你的工作态度，你怎样“干苦差事”，你怎样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如果需要救助某个同事，则应无一例外。这些“道德准则”传给了伊林娜，其实这些准则同女儿、女婿的个人信念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有自己的最高任务：成为本身事业中的职业行家。在这里，众所周知，任何徇私情都是帮不上忙的。得到职位，得到提升，这是一回事；成为一个业务素质高超的专家，则是另一回事。所以说，他们的气质是良好的、健康的。对此我们非常庆幸，而且还希望他们无论如何不要中断英语学习。

　　大家一致同意：什么都不改变，我们依然如故……

　　什么都不改变？生活始终不会容忍刻板的模式。在我们的情况下，家里的新的生活方式每天都开始带来新的问题。

我们仍然住在1981年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后所住的那幢别墅里。当选为总书记之后，这也成了问题。因为别墅是不能安排与保证国家元首的活动有关的服务设施的，而在我国苏共中央总书记就是实质上的国家元首。读者也许会问：不是还有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乃至契尔年科曾经住过和工作过的一些别墅吗？对，这些别墅并没有消失，但根据政治局的决议，已故的总书记的家属还都继续住在那里。

[站长评语：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的高级领导人（包括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只要没有了公职，就必须离开公房。而苏共领导人死了，他们的亲属却可以驻在国家耗费巨资建设的豪华的别墅里享受，仅凭这一点，苏共那些所谓的精英还不如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客。]

　　切布里科夫建议将正在拉兹多雷村一带兴建的一批别墅中的一幢改建成总书记的府邸。对原有的设计作了些变更，增加了“保安室”、“战略通信枢纽”、“直升机起降坪”、“交通和专门技术室”。在主楼里还增设了接待宾客的房间、必要时可举行政治局会议或其他会议的会议室、为医务人员设置的房间。全家迁进新居已是事隔一年之后了。如今那里是俄罗斯联邦总统的郊外官邸。

　　对医务和食品服务的监督加强了，实际上对进入这个家庭的一切，以至与这个家庭有联系的人都在受监督之列。总而言之，开始了一种真正的“与世隔绝的生活”。而另一方面，报界的关注升温了。且这不仅关乎到我，也波及到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波及到家里的全体成员。我们常常甚至在深夜会聚在一起，简短地谈谈所发生的一些紧迫的事情、事态、各人的感受。就连保护自己、只接待最亲近的人、保持家庭的温馨，都颇非易事。

　　早在我就任总书记的最初几个月，到伊林娜和阿纳托利工作单位去找他们提出各种问题的人就络绎不绝，其中有莫斯科人，也有从外地甚至从国外前来的人。他们谈到了关于地方政府滥用职权、受到迫害、因批评而遭打击、请求赦免、分配住房、帮助治疗重病以及许许多多其他事宜。冒出来不少被我“抛弃的”妻子、母亲、孩子。还有一些怪人，有的是满脑子的胡思乱想，有的是一大堆不切实际的空想。

　　显然，伊林娜和阿纳托利没有任何权利解决问题。有时为了回应这些请求，建议人们应当去找哪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当事情到了紧急关头，就打电话到中央总务部，帮助他们去找也许能办某些事的相关人士。

　　这时，我们家关心年迈双亲的事情越来越多了。那时候，我母亲依旧一直住在普里沃利诺耶，常常患病。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双亲身体也开始衰弱了，他们住在克拉斯诺达尔。是后辈理应把他们接出来的时候了。1986年6月，我们经受了沉重的悲痛，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父亲故世了。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父亲是一位罕见的善人，谦恭。勤快、热爱生活。即使退休了，也不愿意像别人那样成天坐在板凳上，“掷骰子”，闲扯。找了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每天都去找点活儿干，虽然也不是什么大活儿。有一天，他自己和我们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他的心脏突然衰弱了。我们把他送进克里姆林宫医院，给他安装了起搏器，马克西姆·安德列耶维奇的自我感觉有改善。病情好转了，他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说：“谢谢你，闺女，你给了我又一次生命。”看起来，一切都挺顺利，但不久他就去了：一次他散步回来，走到家门口，猝然故世。所有亲近的人都来参加了葬礼。

　　老人的骨灰安葬在克拉斯诺达尔，他那长久的劳动的一生就是在这儿结束的。几个月之后，按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要求，在墓地上方塑了一座雕像。心地善良的人们常来墓地照看，为此我们对他们无限感激。

　　真所谓祸不单行：1986年8月，阿纳托利的父亲去世了，这是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亲家。他是死于脑瘤。曾经为他提供了最高水准的医护，请来了神经外科专家亚历山大·科诺瓦洛夫院士，但也无济于事。

　　1987年，我们家遇到这么几件事。1月份，伊林娜满30岁。3月间，她又生了个女儿；而到9月，克谢尼娅上学了。从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日记中摘几则这个孩子的议论：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去华沙继续会谈。克休莎去送他的时候，请求道：‘外公，你到安娜·盖尔曼的墓地去一次吧，一定得去。”’

　　“外公，你在克里姆林宫里算什么人呀？”

　　“在讲舞蹈艺术课：‘您都不知道他们都说些什么：收腹，收屁股。肚子可以收起来，那屁股怎么收呀？”’

　　“玛鲁夏奶奶和舒拉奶奶都要来我们这儿长期作客？”“那又怎么样啦？”“要是我有了小孩，那他在餐桌上坐哪儿呀？”

　　这一年的大事还是要数第二个外孙女的出生。伊林娜本想要个男孩，准备给他起名叫米哈伊尔，可结果生了个女儿，取名阿纳斯塔西娅。这个怪机灵的小不点儿给全家带来了多少幸福啊。

　　1988年，1989年，1990年。事情接踵而来，有悲痛的，也有欢快的，就像每个家庭一样悲欢离合相交而至。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每时每刻都会有与我所处的地位相关的事情发生。我本人的感受、烦恼、忧虑都会落在全家头上，他们对所发生的一切，不管是与我有关，还是与国家有关，都会有切肤之感。

　　总书记夫人

　　什么都不改变？许多东西还是得改变，得做一些以前可以不去做的事情。这首先涉及到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我们自身依然如故，包括已经形成的观点、我们两人的关系、生活的格调都没有变。到1985年，我们的婚姻已有31年的历史。我们双方在大学年代就作出了选择，并由此决定一切。使我们结合在一起的首先是夫妻关系，同时也有对生活的共同的观点。两人信守平等的原则。生活中忧患与共，始终如一，并在各个方面彼此帮助。当然，我并不代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去讲哲学课，同样她也不越俎代庖替我工作。我们都知道对方的工作状况，为胜利一起欢欣，为失败共同分忧。

　　我们的生活绝不轻松，但很充实，兴味盎然，与人们的接触甚多，交谊广泛。自从来到莫斯科后，接触到“上层中”一些持不同的世界观、许多方面与我们志趣不同的人，但我们不在此中扎堆，也不骤然改变自我，好在首都既能接受、也能提供实现人们各种不同的喜好和需求的机会。而我们在莫斯科的气候条件下自我感觉还相当不坏。“戈尔巴乔夫夫妇”面对自己的祖国，面对世界，就是以这样的姿态，以这样的观点去看待巨细事物的。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对于选举我为总书记的看法很明确，她认为尽她所能地给我以支持是她的责任。我们觉得这样做不仅是极自然的，而且也是很有必要的。在这一对我们说来是转折的关头，应当遵循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必须在一起。

　　总书记和他的夫人同时出现在人群中在社会上引起了不亚于改革政策所引起的反响。

　　可是实际上什么超乎寻常的事情都没有发生。一切都很简单，很平凡：无论是在国内出行，去国外访问，还是一些礼节性的场合，各类庆祝活动，以至在某座剧院的演出或者在艺术展览会上，在总书记身旁总有他的夫人陪伴着。只要从健康正派的角度出发，这一切本来是极其自然的。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这样的镜头会使人们震惊，当然正反两面的震惊都有。

　　中央委员会收到不少来信，其中绝大多数是表示赞赏和支持的。但也有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和我一起出现在包括出行在内的各种场合表示困惑不解，甚至愤慨的。他们写道：“她算什么，政治局委员吗？！”最直接了当的答复是：“不是，是夫人！”但怎么向这些既受到治家传统、又受到“反对家庭观念”的人们作解释呢？甚至在我周围也有些人在撇嘴，尽管他们还是尽量忍着。某些与大众传播媒介有关系的人建议最大限度地限制，最好是完全去掉有关他夫人的报道（当然，那是为总书记本人着想）。

　　西方心理战中心在嗅到焦味之后全力加强了对这件事的渲染，以求损伤苏联领导人的声誉。西方的无线电中心声称，戈尔巴乔夫夫人企图发挥独立作用，使戈尔巴乔夫面临重重困难。然后散布谣言说莫斯科正在放映一部暗地拍摄的有关总书记夫人奇闻轶事和她的嗜好的影片。莫斯科、乌拉尔、西伯利亚的一些政治败类参与了这出肮脏的闹剧。这次中伤丑剧的组织者的意图在于煽起鄙俗的情感，掀起人们不接受变革、不相信总书记和他的改革的浪潮。

　　我目睹了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横遭如此诽谤之后的心理感受，力劝她对此不屑介意。她勇敢地顶住了重负，驮着“自己的十字架”，一如既往地做了许多在那些极度艰难的年代意在给我以支持的善事。她并不是简单的配角，也不是总统的影子。相反，只要哪里有机会，她就会十分机巧地去做那些我根本没有时间、而且也无法做得像她那样完美的善事。

　　我每一次出行国内，都要花很多时间去会见平民百姓，同他们座谈。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常常一起参加，其他时间则用于她自己的安排。尽管她酷爱名胜古迹、文物遗址，但她总要特别留出时间去接触百姓，了解民情。几乎每次出行，她都要去访问工人的家庭和农民的房舍，去访问新老小区，去体察医务机构、生活服务部门、商店的工作状况，去看看城市和农村的市场。这都说明她那种天生的求知欲和社会学家的职业兴趣，因为她的全部工作岁月都在把高校的教学与对人们生活条件的研究结合起来。她的论文也以探索农民的家庭关系和生活关系为题目。

　　妇女的社会地位是引起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最大关注的课题之一。在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乌兹别克斯坦。摩尔曼斯克以及其他地方的城市里，她都曾与当地的妇女委员会和妇女组织有过许多接触，其结果就是随后经常不断的托办各种事务。职业素养和生活经验使她不是简简单单地给我转交事实和印象的清单，而是与我分享她的思考成果，而且时时提出某些具体的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说，她对我来说实在是不可替代的“社会学原理顾问”。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也是人们所珍惜的。

　　在她的社会活动中，诞生于改革初期的苏联文化基金会占有特殊的地位。创建这个基金会的思想发动于雅科夫列夫。对此我也是支持的，我建议他们去找我国最有权威的学者、作家、艺术家，甚至还点出了某些人的名字。雅科夫列夫的意思是如果基金会由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领导，可在使基金会开门大吉方面起决定性作用。我答应去跟她谈谈，她坚决拒绝，但同时表示准备积极地为基金会干一些公益工作。

　　基金会正式成立了。利哈乔夫院土当选为主席，总书记夫人、文化界的许多著名活动家参与工作使这个基金会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了解利哈乔夫是一位古俄罗斯文学专家，与他有书信往来，她热情支持请他出来领导基金会。

　　基金会全力开展工作，对发展本国文化、拓展与境外文化中心的联系发挥了有益的影响。它的口号是“保护、学习、积累文化，通过文化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道化”。在这一口号庇护下定出了许多目标明确的题目：《方志学上罕见的历史地域》、《被遗忘的旧名复原》、《伟大的丝绸之路》、《新名字》、《保护和发展人数偏少的民族的文化》，以及《文化是通向健康和仁慈的桥梁》。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基金会的活动中投人了许多精力。她竭尽全力支持利哈乔大的工作。而在八月政变之后，利哈乔夫突然投向俄罗斯总统，建议将苏联文化基金会转归俄罗斯联邦管辖，并在其基础上成立俄罗斯文化基金会。这事发生在正当国家特别需要维护文化空间完整的时候，我们实在无法理解，院士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直到不久前，当读到他发表在《共青团真理报》上的报道时，才在他的字里行间找到了答案，原来：“诗人应当时时置身君侧。”真是奇谈！看来，他所做过的事、他至今所说过的话、我国整个历史都可证明，诗人，而且也不只是诗人，应当同人民在一起。可这到他这里，却成了君王。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怀着特殊的感情致力于在莫斯科成立廖里赫文化基金会。我们同斯维亚托斯拉夫·尼古拉耶维奇和他的妻子杰维卡即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侄女见了面。我们谈论我们两个国家，谈论两国人民之间的亲密关系，当然，也免不了讨论哲学问题。我们这位杰出的同胞居然也十分专注地留意着苏联境内发生的变化。并热烈地祝贺这些变化。现在，我们这些善良的朋友都已经不在世了，他们永远留存在我们心中。

　　慈善事业这一概念重返我们的日常生活，这功劳应归文化基金会。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为此也出过许多力。她特别关注的对象是中央共和国的儿童医院，在那里治疗的有来自全国各地区的重病儿童患者。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访问过切尔诺贝利、白俄罗斯那些受辐射污染的地区之后负责管理我们成立的一个名为“世界血液学为孩子服务”的协会，协会的宗旨是为患白血病的孩子作治疗。让我来摘录一段亚历山大·鲁缅采夫教授的话：“三年前，当时苏联还存在，我给总统夫人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写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谈及了儿童血液学的状况，在这一医疗领域中的惨祸，并提出了具体计划……三天之后，我应邀去到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那里，进行了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12月，来了第一笔款项。计有10万美元。”这是我的稿费所得，此事我已通报了全苏版权协会。情况还刚起了个头。

　　后来，当我已经离开总统职位之后，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与那些同我们一起开始从事具有重大意义的人道主义事业的人没有中断联系。通过戈尔巴乔夫基金会我们和许多国家的公民有了接触，请他们为孩子提供援助。对此作出回应的有美国、德国、奥地利、加拿大、荷兰等国的社会人士。结果是1993年初在莫斯科开办了一家骨髓移植分院，现在这里治疗的孩子达到白血病儿童患者的近70％。

　　我已说过，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所研究的是妇女问题。她常常会见《女工》和《农妇》两家杂志编辑部的人员。参加会晤国际妇女界人士，包括参加莫斯科代表会议。她曾接触过的女界名士有：卓姬·普霍娃、加林娜·谢苗诺娃，普希金博物馆馆长伊林娜·安东诺娃、娜塔利娅·萨茨、叶连娜·罗曼诺娃、奥莉加·列佩申斯卡妮、纳尼·布列格瓦泽，院士科学家娜塔利姬·别赫捷列娃和柳博芙·马拉，医学博士马林娜·拉赫曼诺娃，音乐指挥加林娜·伏尔切克等等。至今还保留着好几十只公文夹，里面装的都是给她的来信。我准备把这一切全部整理出来，但什么时候能开始干，我也说不清楚。

　　作为党和国家首脑夫人，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理应为国际妇女的节日举行国家级规格的招待会。她竭力要使这成为应邀妇女的真正的节日，那天的活动有音乐会、展览、颇有意义的会晤。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礼节性事务、参加接待外国领导人方面耗费的时间不少。应当使我国至今仍带有老传统格调的礼仪工作现代化起来。这当然是属于外交部的事情，但即使在这方面她的监督也总是有益的。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陪伴我正式出访各国时，总是以极大的责任感尽力做好代表国家的工作。她和我一样，都把力求庄重尊严地去完成命运赋予我们的使命放在第一位。

　　因此，我们不能不惊奇地、抑或甚至是气愤地拒绝接受对我们的关系、行动、生活方式的任何臆测。某些人对于我们俩形影不离觉得奇怪，感到吃惊。可这是我们整个一生的行动准则。我们的命运、勃勃生机、甚至外貌也会引起某些人的病态的阴暗的忌妒。是大自然把我们“粘成”这个样子的。有人以为，我们的生活似乎是一则神话，是十十足足的享受。然而，这是一种沉重的、但又是幸福的劳动，因为我们深受崇高目标所鼓舞。

　　1994年秋，我们的婚期满41年了。这正好与俄罗斯事件的悲剧性发展相重合。时间不让我们去庆祝。我们就坐一坐，说说话。我们回忆起婚后我们在圆柱大厅迎接1954年新年的情景。音乐奏着，我们的感觉异常美妙；周围似乎什么人也没有，什么东西也没有。忽然，在某个时刻华尔兹竟如此使我们醉心，以致我们居然没有发觉，大厅里只剩下我们两个。是呀，现在我感到的是忧伤：岁月在流逝。

第十三章政治改革

选举

　　如果想简要地说明政治改革的意思，它是怎样构思的，又是怎样实施的，可以说，就是把权力从独家操纵的共产党手中交到按宪法本应属于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的苏维埃手里。因此，完全可以理解，改革的成败，尤其在初始阶段，完全取决于苏共对待改革的态度，因为实际上苏共本应自动舍弃原来的独裁专制。这是一场极其复杂、痛苦而又特别严重的政治战役，可以说对于党内的高官阶层来说，那是“致命的结局”。“退位”，意味着这批人将逐步失去他们原先所享有的特权，意味着他们将从当今世界强者地位下降为平民百姓。

　　不难理解，党政官僚阶层肯定对这些新政措施极端仇视。当时，政权的关键部门还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因而只有两种办法才能使改革取得成功：组织社会上大多数坚决主张彻底变革的力量，对党政官僚阶层施加强大的压力；另一方面，运用策略手段削弱上层的抵制，孤立其中最保守的部分，广招具有新思维的人士一起参与改革。不采取策略手段应对，已经形成总体体系的强大的官僚阶层是永远不会拱手让出权力的。

　　我想提请读者注意这一点，因为正是这种情况构成了民主派不断对我进行无情批评的根据。而且也不只是民主派，就连我身边极亲近的人也不例外。不管人家怎么指责我，说我内心深处仍然是一个党僚，无法从心底里摆脱对党内那些上层人物的依恋，我在他们中间度过了许多年有意识的生活，无法摆脱受他们固有的那种思维准则的影响。我本人对此持另外的看法。我未曾迅速处理干部问题的原因，在许多情况下是我力求避免那艘“船上骚乱”：这很可能会在早期就把政治改革葬送掉。

　　也许，整个这个话题在所谓的百人党团这件事上显露得最清晰不过了。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确信苏共有100个席位正好提出100名候选人的做法是正确的。要让当时党领导的某些成员落选是不能允许的。这样做会立即把这些人推到改革事业隐蔽的或公开的敌人营垒中去，使形势严重复杂化。要是不让已被列人表决名单的钦基兹·文特马托夫、斯维亚托斯拉夫·费奥多罗夫以及其他曾积极支持过改革的搞创作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当选，那肯定会带来更加消极的后果。

　　我的估计是：如果候选人名单中列人比如说103～105人，获“黑球”数最多的可能使是利加乔夫、乌里扬诺夫和雅科夫列夫。假设这张名单再增加10个候选人，那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像：斯柳尼科夫、尼科诺夫、梅德韦杰夫、扎伊科夫、普里马科夫，以及和他们一起的著名的作家钦基兹·艾特马托夫、达尼尔·格拉宁等人都难免通不过。继而被排斥在外的将是总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再说一句，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必花大力气就能找到一个保证选民能善待他们的地方。不过这将会与按党的名单选出的那100名代表所代表的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的党的意图相左了。我得承认，起先我自己也曾动摇过。该怎么办呢？经过深思之后，我得出结论：总书记应当到议会去，不是以个人的身份，而是以党的领导人的身份。

　　还有，中央一月全会（1989年）的选举程序不排除还会有某个候选人落选或当选的可能。因而，民主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丝毫没有受到践踏。

　　既然已经提到红色百人党团，在某些民主派的出版物里恶毒地给它打上了叉叉，我就不能不谈谈关于社会组织在议会中的直接代表制问题，何况长期以来它早已成为大众议论的话题。就此展开的批评有时相当尖锐，我们的反对派并没有花精力真正去思考这一决定的理由。我当时就认为这项决定是必要的，现在仍坚持这样的看法。

　　从形式主义的观点出发，事先确定名额的“社团代表制”是无可指摘的。在这种情况下，当选代表不大会获得人民大众的核准。应当注意到，这样一来真正能得到当选代表证书的，只是代表整体中比较少的一部分人。这种方法从一开始就想到了只是一次性做法。后来，相应的提法已在宪法中作了修正。

　　所以，谈不上什么违反。可是，采用这种方法成功地解决了多么重要的问题啊！我们应当有清晰的概念：在当时那些钦定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以及他们手中握有无限权力的情况下，许多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尤其是那些从事科技工作和搞创作的知识分子当选的机会是很少的。这就是说，新一届议会所面临的，不是社会的政治观点迅速向前的威胁，而是向后倒退的威胁；不是成为改革之动力的威胁，而是成为改革之阻力的威胁。社会团体的直接代表制，可以使代表整体中进入一批人数虽然较少、但对于未来议会的形成却是相当重要的有影响的民主派活动家，他们是通过工会、共青团。妇联、创作协会和科学工作者联合会提供的名单进入议会的。为了增强直观性，我举了一个例子。其实也未必需要再谈萨哈罗夫院士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所起的作用了。他是由科学工作者联合会选出的。那里还有某些著名的科学家，也是按科学院提供的基本名单通过后取得当选代表证书的。

　　除去这一主要的情况之外，为社会团体确定的限额还有着另一层重要的意义。在我们还没有接近多党制的情况下，这一措施在某种程度上还能“架构”起未来的议会呢。当然，社会团体的代表组合不能替代议会，但在起始阶段，主张、情绪、这一或那一社会阶层的意志，都会同它们有关联。而随着跨地区集团的形成，也会开始出现许多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未来的政党，正是它们将与苏共进行角逐。

　　选举运动的进程表明，我们已处在一种完全陌生的局面之中。一场为争取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为争夺电视节目的播送时间而展开的斗争显得很残酷。而在报刊上，在与选民会见时，争辩相当激烈，有时甚至表现得失态。从表面看来，有许多事情令人伤心，也有许多事情是先前所不知道的。某些领导成员对这一切感到气愤、不安，情绪上有点张皇失措。我倒觉得高兴，这说明我们确已把社会唤醒过来了，确已做到了我们前几年搞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让人民参与政治。自由选举发现了许多人才，弄清了社会各阶层的立场，我们过去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

　　代表中，苏共党员占85％（在过去的最高苏维埃里约占一半），而党的高层领导把选举的这一结果竟看成是党的失败，这岂非怪事？选民们“竟敢”去厚爱“别的人”，把选票投给诸如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尤·索洛维约夫那样的人，这种情况竟然会使某些人气得休克，似乎世界已到了末日。统治者圈里的精英们竟会如此“稳坐”在发号施令的安乐椅里，以至自信到不允许出现不符合他们意愿的投票结果。

　　选举结束之后，我们召集了一次政治局会议（1989年3月28日）。大多数人的情绪很压抑，一派天快塌下来的气氛。我的看法是，这次选举在实施政治改革中迈出了极其重大的一步。搞政治改革是我们自己作出的决议。通过选举，社会将步上一个新的层次，会消除宪法规范和政治实践之间的脱节。政权将获得充分的合法性，这本身便是巨大的成就。

　　在说这些话时，我感觉得到我的同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有些人“像是心脏病发作一般”，在我讲话过程中已无法控制自己。我语气平和地提醒说：“要是谁觉得在这里难受，可以退场。”我不是说要会议室里鸦雀无声，但会议的气氛即时安静了下来。党的纪律起了作用，尽管许多人依然还是一脸的阴沉。

　　我继续作分析，指出凡是人们体会到改革的现实成果的地方，选举对党来说进行得比较顺利，损失也较小。在北高加索，在斯塔夫罗波尔、在中部黑钙土各州，都有90％的选民支持由当地党组织提名的候选人。对领导人的态度也是这样：谁平素关心人们的疾苦，认真处置消极现象，就会受到尊重，当选就有保证。

　　总的情景并不简单。我们应当根据选举的结果来评价党和经济干部的活动状况，特别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居民们对改革进行情况，对生活问题的解决多有不满。对于政府和党中央来说，这就是一个严重的信号，更不用说市委和区委了。

　　我们无权将选举运动中对领导提出的批评拒之门外。这种批评在许多方面都是有道理的。经济领域的困难境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巨大的开支造成的，而这些开支又是为了消除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亚美尼亚地震、并非我们有意要干的阿富汗冒险行径等的后果所必不可少的。同时，也是由于我们不善于选择最佳的经济政策，加深了市场上、财政领域内的紧张形势的缘故，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在各个方面有了点头绪。

　　人们的情绪不好并不是因为《星火》杂志、《莫斯科新闻》或者叶利钦耍了什么阴谋诡计。要是党和政权机构真正地精简了，能够更加贴近群众，更加关心他们的疾苦，那么许多方面就会大为改观。我们在所有方面都掉在了后头，人民走到了我们的前面，党只有以一切都是它开的头来为自己辩解了。

　　当时，党的处境并非毫无指望。要克服因告别牢固的权力垄断而引发的精神压抑症的机会是有的，时间也是有的。赢得人民的支持已经不能靠吃十月革命和卫国战争的老本了，而是要靠能够保障民主、公民权、高水平和高质量的生活的有效政策。我相信，苏共改变自身面貌是有可能的，那么，我那些担任党内领导工作的同志们，他们的情绪究竟怎么样，他们更多地关心的是什么呢？

在领导层中已经可以分出左翼和右翼，不过离直接冲突和公开分裂还很远。一部分人认为选举中民主赢得了胜利，另一些人则以为党失败了。前者竭力要使改革推向前进，后者则越来越强烈地怀念过去的那种秩序。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报界的批评意见是实行公开性的正常表现，是用以反思所犯错误的根据所在，另一些人则认为，那是反党、反苏维埃分子发动的不能容忍的一意孤行的做法和诬陷运动。

[站长评语：在资本主义国家，任何一个政党都能心平气和地接受人民和新闻媒介的批评，只有自称是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苏共、东欧和东德的共产党不能容忍人民和新闻媒介的批评。]

　　我只从我的结语中摘录出以下一段文字：“党通过改革政策培植自己的威信，不是用威胁和恐吓，而是采取公开贴近人民、而且号召大家对自己提出批评的方法。现在应当去争取另一个阶段的威望了，这是一个办实事的阶段，‘堵住人家的嘴巴’是得不到威信的。选举表明，改革需要维护，但维护的办法只能是深化和发展。现在，主要的就是办实事。不能光围绕自我分析转圈子，也不能成天价陷于内疚自责。我们应该让人们感觉到，对于他们所批评的那些弊端，我们是会作出回应的。我们准备满怀信心地、平稳地行动起来。我们将以此去迎接代表大会的召开。”

先锋队倒退为后卫队

　　选举反映出新的现实，苏联共产党跟不上生活的节奏，而党内的达官贵人成了改革的阻力，这种看法已经在越来越多地显露出来。

　　的确，我在出行中也愈益感觉到管理部门和党的机构正在加紧阻挠活动。他们认为，变革使他们受到被排挤出权力结构的威胁，因而竭尽所能地要去拦阻。实际上这主意打错了：本来应当改变作风，多办实事，多接触群众。可他们却依然坐在办公室里，做官当老爷。这不是积恨吗？我曾经向全国公开讲过（在一些非公开的场合讲得更多），谁不想改革，不想跟着生活的节奏齐步走，那就得靠边站。选举表明，敲起了警种。

　　我承认，暴露出来的党的“小毛病”已演变成不治之症，我的心情十分沉重。作为改革的主谋，我看到，现实中主要的事业就是实现我国社会的民主化；同时我又是苏共总书记，我有责任、也衷心希望党能够领导这一过程，不要做这一过程的反对派。为此我还真是做了不少的工作。

　　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区委和市委的班子曾变动过三次，实际上苏维埃的机构也已彻底更新过了。1987年中央一月全会之后，经过差额选举已经换掉了一批第一书记，许多“老人儿”退休了。掌舵把的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是第四“梯队”的人马，可事情一如既往，一切仍在按老规矩办。酵母的作用竟如此之大，经斯大林作过简单化诠释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在人们头脑中竟如此根深蒂固。

　　选举显示，只要人们不再害怕党，并且相信党的统治再也无法用暴力来维持，党的威望就马上一落千丈。从这时起，人们对共产党人表示信任，但那已经不是把他们当成强大的政权机构的代表，而是当成个人。你是个好人，作风正派，会做工作，我们支持你。普通党员开始被与党的官僚分离开来。结果令人震惊：地方领导手里掌握了所有的报纸。电台、电视、交通运输、宣传大军、政府机关、文化设施都屡屡败在昨天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手下。

　　我讲了政治局委员几乎一致的意见：对党的领导人选举失利一事不作组织结论。但从党内的同志友谊和仁慈之心考虑，总不能长久抵抗严峻的现实生活吧。选民的抉择对许多人来说是终极的，不得向中央申诉。甚至在莫斯科也没有要求选举中落选的党的干部立即下台的情况下，他们自己倒是根据共产党员的要求，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从自我保护的感情出发，一个个相继被迫离开了。

　　这时，关于认真更新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的问题又提出来了。二十七大过后不久，许多中央委员已经不再参与活动，退休在家（303名中央委员中有84人已退休，157名候补中央委员中也已有27名退休）。从另一方面讲，许多提拔到领导岗位的人，并没有进入苏共中央的最高机构。

　　由候补委员递补，以及采用增补新委员的办法更新中央委员会的组成是明智之举。起先，我同原政治局委员（他们仍是中央委员）谈话，然后又会见所有已退休的中央委员，给他们讲述当前的形势，委婉地、用商量的口气请他们理解需要把路让给新上台的党的领导干部和积极分子。应当说，“老人们”都很庄重地接受了这一点，谁也没有怨言。他们自己也都意识到是退下来的时候了。而我们根本就不想剥夺这些曾经为国家做过许多工作的人参与工作的机会。曾打算让一些人进入中央成立的各个委员会，让另一些人当顾问，以便利用他们的丰富的生活经验，并从精神上给予支持。

　　总起来说，一共退下去了一百多人，这就可以使一大批候补委员转为中央委员。增补新委员一事毫无进展。利加乔夫劝我说，这办法无法接受，在民主日益发展的条件下理应严格遵循原则，共产党员们会反对这样做的，如此等等。说实在的，我对这种做法也缺乏信心，我们能作出正确的选择吗？政治局内会开始争吵，每人都竭力要提拔自己的亲信。

　　一句话，决定不增补新委员，这当然是一个错误。当时既有可能、也有必要吸纳一些原则性强的深化改革方针的支持者到中央委员会中来，这样即可向党自身的改革迈出决定性的一步。无论为何，党的最高机关内的进步力量与保守力量对比就会大变，全体会议上气氛也会为之一新。

　　全会召开之前，曾经讨论过政治局随着即将选举新领导而集体辞职是否适宜一事。雷日科夫不只是赞同这样的建议，而且直接提出警告：这个问题很可能会提上日程，总书记应该有所准备。我认为现在不是做冒险试验的时候，就当时中央委员会的组成来看，十之八九会选出一个比较保守的政治局。其中将不会有雅科夫利夫、梅德韦杰夫，而且一定没有谢瓦尔德纳泽，也不排除连总书记也会落选的可能性。

　　全会于4月25日召开。

　　有关政治局辞职的问题，全会上没有提及，可党内达官贵人的恐慌情绪则表现得淋漓尽致。会上发言的直接或间接的话题自然是选举。一部分人干脆以为，选举结果对党和他们自己都糟透了。另一些人谈及此事时明显带有指责领导的语气，觉得是上面要进行民主实验而“把事情搞到了如此不成体统的地步”。最为激烈的也许要数亚历山大·梅利尼科夫的发言，他是中央建设部部长。我对他的看法：这是一个有思想、有个性、热爱新事物的人。也许，这样的评价从当时一般公认的人事标准来说是正确的，可是在那剧烈变动的局势中就没有什么用了。

　　确实也有不少党的其他领导人，在70年代看起来属于富于冒险精神的革新者。因此，勃列日涅夫和卡皮托诺夫宁肯把他们“发配到”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去，而安德罗波夫和戈尔巴乔夫一上台，这些“扰乱安定的分子”又陆续被召回来担任党的领导工作。但渐渐地发现他们的革新，怎么说呢，具有限于在制度范围之内的性质，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置清醒理智于教条之上。

　　说老实话，我听梅利尼科夫的发言，感到惊奇和恼怒，那恰巧是因为我没有料到他会如此（恕我出言不逊）顽固不化。诚然，他还没有勇气指责我和我的战友背信弃义，后来我们的原教旨主义者便在这方面小试身手。但他还是毫不掩饰地指责领导，说他们把党引向崩溃，说他们脱离人民，搞特务监控，不知道国家靠什么在过日子，地方上在干些什么。这简直是（恰好是）跟利加乔夫在政治局里相互呼应。后来我认为，就连梅利尼科夫的发言稿起草恐怕也少不了利加乔夫的参与。后来，他扎扎实实干起了这事（按照极坏的老传统），以策划对总书记的“自下而上”的批评。

　　全会召开之前，政治局会议决定要比通常更加详尽地提供其工作状况的信息。这时，我脑子里出现一个念头，正是现在应当让社会完全了解党的领导层内部“各种力量的分布状况”，让人们知道谁是怎样的人。这不是一时的冲动，我有意揭开致使当局脱离人民的那层神秘的帷幕的想法由来已久。在现时的情形下，中央委员会里顽固派的立场促使我全部公开全会上的争论状况的建议。

　　我听到赞同的声音，但很明显，大多数人对这项建议缺乏热情。不仅因为作挑衅性发言的书记们很不情愿成为民主派报纸评头论足的目标。对于许多人说来，这无异于放弃党内高层人士所享有的最重要的特权之一。但谁也无胆量站出来反对。诚然，作过一些修正：公布时加上评论。我表示反对说，不行，不加任何评论，让人们自己去思考。我的想法并没有错：社会上看到了苏共中央内部的真情实况，看到了总书记是在怎样一种情况下工作的。

　　按照惯例，全会的结果在政治局会上进行了讨论，大家都对这些结果作了肯定的评估，不过很明显，领导层里各派所表示的赞同，其含义并不相同，甚至彼此对立。利加乔夫甚至建议在党内搞一次讨论全会结果的运动，显然他是想给支持“民主立场”的人制造困难，是想加强纪律。而所谓的纪律，主要是必须无条件地听从党的领袖和党的机构。谢瓦尔德纳泽对“全会上所展开的直接对话”表示满意，并补充说，他离开会场时，感到忧心忡忡。“我们没有培养出一批具有新的思想观念的干部。党的积极分子的情绪让人警觉起来，这需要改变。我们没有听到认真的、有效的行动纲领。除去一两个发言人以外，没有人提出什么建设性的计划。把责任推给中央，推在改革头上。非正式组织成员走到我们干部的前面去了，他们同中学生、大学生、甚至民族主义者一起做具体工作。一场现实的政治斗争正在进行，而我们的人却在同假积极分子一起工作。如今社会上很激进。应当开展争论，拿出事实来证明或者定下心来干实事。人们要求开除那些表现不良的人，可这样的人成千上万呀……”

　　我也作了一次详尽的结论性发言。因为面临着就是要同这个领导班子一起筹备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这就要求即使达不到“令人愉快的”思想上的一致（这样的一致从来也不曾有过，现在更无从谈起），至少也要对近一时期的行动纲领取得共同的看法吧。我还是尽力把这个纲领的总的轮廓表述了一下，主要是筹备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计划已经过认真细致的酝酿。我又强调指出，对于党来说，当前主要的就是帮助解决具体问题，掌握新方法，“到人民中间去”，到群众大会上去，不要光坐在办公室里，要学习在民主条件下工作。

“越过了”全会这一步之后，应当继续向前推进，为国家生活中的一件非凡的大事作准备。这大事便是第一次自由选举之后召开的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局会议开过两天之后，4月27日，我召集了一次“小范围”的碰头会，以便再一次把所有的细节都考虑透。这下子可不是起草发言稿的事，应当提出建立新政权的构想。也不是简单地着手准备一份像过去那种干巴巴的由“守纪律的代表们”一致通过的法律草案。我们从一开始就会遇到强硬的反对派，他们因这次选举获得了勿庸置疑的成功而精神大振，并急切地要投入战斗。而大多数代表会怎样行动，还不完全清楚。

[站长评语：戈尔巴乔夫所说的“守纪律的代表们”，就是“举手机器”，因为这些代表不是真正的由选民选举出了的，而是“上面”指定的，所以他们根本不对选民负责，所以他们只能成为“没有头脑”的“举手机器”。]

我已经不记得，是谁首先说过这样的话，但大家都很支持这个说法。他说：从今往后，决定国家生活的主要的政治中心是人民代表的代表大会，而不是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了。这是一次急转弯，一次真正的大转折，随之而来的应该是逐步取代旧的政权体制以及这一政权的各种象征性的标志。

[站长评语：戈尔巴乔夫的这种改革选举的方式是把国家的管理权力交给了人民，有人说戈尔巴乔夫改革选举方式是葬送苏联共产党的第一步，这种说法是极其荒唐的，既然苏共是代表人民的利益，为什么害怕把权力交给人民呢？]

议会之诞生

　　1989年5月25日。上午10点。克里姆林宫会议室里座无虚席。舞台上像往常一样，布置着带有列宁像的大幅覆墙画。池座里很多熟悉的脸孔，包厢则是留给外交官和记者的。电视摄像机飓飓作响，一切都是老一套，所以也习惯了。有一个新气象：政治局委员的坐位排在当选人民代表中间，而代表之中没有拿到当选证书的人则坐在客人中间，就像普通人一般。宣布代表大会开幕的，不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或者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而是中央选举人民代表委员会主席弗·帕·奥尔洛夫。但总的来说，暂且变化不大。

　　奥尔洛夫的讲话加强了这一印象。他谈了许多新现象，用的却是老话。听到了不少标准的、“拔高了的”表述，诸如：“广泛的、迄今从未见过的公开性”、“劳动人民的政治积极性蓬勃高涨”、“改革成了全民的事业，苏联人都支持进一步深化改革”、“选举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步骤，使我国社会按照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和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指明的道路向前迈进”、“人民把列宁的党看做能够团结苏维埃社会的力量”、“从有利于共产党、有利于党的革新方针来讲，我们还没有比全民投票更强有力的措施”。

　　我坐在第一排，后面是莫斯科代表的席位。我听到沙沙声、窃窃私语声，人们显然开始恼怒了，他们所期待的代表大会开幕式不是这样的开法。我责怪自己疏忽了这一非同小可的细节。但过于纠缠这些事也不必要。只要一宣布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它的进程就未必会按照原先安排的方案实施了。第一个自由发言来自里加的医生B．O．托尔佩日尼科夫登上讲台，全场起立，为第比利斯的殉难死者默哀。激动的场面马上将政治时针拨到了新的刻盘上。现在大家都已经意识到，我们国家这艘大船多年来一直系留在同一个码头，如今已经启航，要去作一次未曾体验过的航行。

　　为大船开辟航线的不仅有老广场和克里姆林宫的领航员。这在讨论议事日程时已经可以看出来。反对派通过他们的领袖萨哈罗夫之口要求变更原先已经提出的讨论程序：先是最高苏维埃主席作总结报告，讨论国内局势，然后再选举新的国家元首和最高苏维埃的组成人员。

　　请看萨哈罗夫是怎么说的吧。他说：“我在我的发言中曾多次表示支持戈尔巴乔夫作候选人。我至今仍然持这一立场，因为我看不到还有什么人能够领导我们国家。这一点我现在没有看到。我的支持是有条件的。我认为，必须展开讨论，必须有候选人的报告，因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所有的选举我们都应该支持差额提名的原则，包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选举在内。我在这里讲候选人时用的是‘复数’，尽管我认为很可能不会有其他的候选人出现。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是改革的创始人，他的名字是与改革过程的起始、与在四年时间内领导着国家这一事实，应当说与这四年内我们国内所发生的一切都分不开的。他应当既讲讲成绩，也讲讲错误，以自我批评的态度，讲讲这一切。而且我们也将据此决定我们的立场。”

　　显而易见的矛盾惹人注目：一方面，萨哈罗夫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别的候选人不大可能产生，而另一方面却又坚持先要听我的报告，再对之作出评价。起先，我倒是想，这是力求从一开始就把法制机构的工作引上坚定的民主程序的轨道，但在对我们的激进派的立场再作一番深入的思考之后，我得出结论，在这里另一个动机要关键得多，那就是将他们的行动纲领强加在大家头上。

　　据我猜想，不久以前还只是改革这块工地上的小工头的民主运动的奠基人，在选举首战获胜之后处于一种兴高采烈的状态，他们对于我没有回应他们的呼吁感到气忿，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觉得受了污辱。也许，他们曾作过近乎这样的考虑：“他只有作第一冲刺的本事，到此为止了。”无论如何，他们对我表示的拒绝是不会原谅的。不久我就从有理无理都对我进行尖刻而粗鲁的攻击中感觉到了这一点。

　　其实，问题当然不在于我的纲领的局限性或者我本人作为政治家的犹豫不决。在面临最剧烈的变革时，我一刻也不能允许由“白色分子”统治来取代“红色分子”的统治。我认为改革的全部意义，正是要结束阶级专政这一原则本身，要彻底结束我国社会70年来的分裂局面。要拔除公民之间深刻冲突的根子，建立一种宪法机制，在这种机制下社会各阶层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靠打耳光、流血，而是通过政治来弄清。

　　此外，不能忘却，我是共产党中央的总书记。千百万人把这个岗位托付给我，[站长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