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新思维和对外政策 

出发点

    要在经济领域和政治体制中实行彻底的改革，就必须在对外政策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否则是不可能的，这个道理大概不证自明。作为开头，至少也得把“冷战”的积雪扫除干净，把由于我们被卷人世界各地的冲突、参加糜费精力的军备竞赛而带来的种种问题所造成的压力缓解下来。必须认识到，无论就国内而言，还是就国际而言，“长此下去是不行了”。

　　此时日益逼近的危机已经有目共睹。增长速度的减慢，技术和工艺落后于发达国家，人民生活质量水准低下，一切都说明一场重大的改革势在必行。早在我当选总书记之前，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关于对外政策必须进行重大改革的一些想法就在头脑中形成了。我并不是要说我的文件包里此时已装着一份详尽的行动计划，而是说此时已经有了一个相当明确的目标和关于头几个步骤的大体上的设想。所以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的改革开始齐头并进，一个方面的成功推动着另一个方面的改革，而挫折则会使两个方面的改革同时受阻。

　　但是，无论“第一把手”的思维方式和意图多么重要，总书记也不能独自统揽对外政策。况且这里所谈的并不是什么小事，而几乎是180度的大转舵。当时必须让国家集体领导班子认识到这个必要性，对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则必须予以更换。这项工作由我做了，读者对此已经了解。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领导班子。党中央、外交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外贸机构中国际部门的机关人员，总体上是保守的，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所受到的“训练”并不亚于那些内务部门的官僚，很可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在“国际战线”上确有不少向往变革的分析研究人员和专家。把这些人提拔到外交领导岗位上来，是我的最初的几项任务，然而在这之后，事态仍然进展缓慢，党的二十七大决议和向无核世界推进计划已经通过，人事方面已经做了调整，可是“外交马车。依然墨守成规，步履维艰地走着老路。

　　1986年5月底，关于苏联外交新作用的问题提交外交部的会议讨论，驻各国的使节、在莫斯科的“外交界精英”全都应邀到会。会议先听取并讨论了部长的报告，后来（5月28日）我也向这些国际问题专家们发表了讲话。讲话的主题是：外交机构跟不上步子，滞后于政治领导班子的构想和实际步骤。我把这次会晤看做是全面贯彻新思维工作的开端。

　　很难说当时世界上的事态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因为我们在新政策框架内采取的步骤一开头就因为西方各个政治中心不理解、不接受而屡屡碰壁。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广大公众能否认识到：世界正濒临深渊，不能听任事态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了。政治家们不能不正视这一事实。

　　有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最重要的不是获得同情、怜悯，而是获得理解。为了首先求得理解，我努力把自己对必须进行的变革的看法写进《改革与新思维》一书。该书列举了我认为取代战后国际秩序的新国际秩序应该赖以构建的理论公设。这就是：各国和各民族相互依存、利益均衡、选择自由、连带责任、共同解决当代全球性问题。

　　我们认识到了必须破除对外部世界的扭曲观念，它几十年来使我们和外部世界对立，这不仅仅对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而且对社会意识，对科学和文化，对国家的知识潜力，都产生了负面影响。

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在当代相互依存的世界，一个闭关锁国、思想封闭、与全球的发展隔绝的社会，是不可能进步的。今天，任何一个社会，只有在和其他社会互动而又保持本色时，才能够得到充分发展。

[站长评语：自称是政治家的戈尔巴乔夫到了九十年代居然才明白闭关锁国的害处，简直令人啼笑皆非。]

　　我们认识到，不顾及他国的安全利益，就无法保障本国的安全，而在核时代不可能用军事手段建立起可靠的安全。这促使我们提出了全新的全方位安全观念。全方位安全囊括民族间关系和国家间关系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人权。

　　如今这些论点已广为人知。讲话、文章、学术专著中都千百万次提到它们。在那个时候，这些论点在国内外都是很难一下子被接受的，在实际中贯彻这些论点的尝试更谈何容易。我记得我于1986年1月15日发表声明，提出了使人类全面摆脱核威胁的建议。这项建议遭到了怀疑和讥讽，被说成是苏联司空见惯的“和平斗争”中又一个宣传花招。没有多少人相信在几年之内能够使核裁军事业获得切实的进展，能够结束“冷战”，能够填平使东西方隔离的鸿沟，能够妥善地而不是唐突地解决世界政治中的其他难题。

　　其中最“棘手”的难题，无疑是超级大国的军事竞争。通过对话和理智的妥协，苏美关系得到了改善，这使整个国际气氛出现转机。

　　承认所犯过的错误，吁求睦邻友好，从而消除了苏联和中国之间的不和。苏联和日本开始了富有成效的对话。符拉迪沃斯托克倡议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倡议，使面向幅员辽阔、前程远大的亚太地区的窗子化掉了冰霜。

　　同欧洲各国领导人的会晤，就降低军事对抗水平所采取的重大措施，东欧．国家摆脱“超级大国的束缚”，全欧进程获得的新动力，所有这一切促进了欧洲作为全球积极变革因素所起的作用得到了恢复。

　　谈判过程尽管遇到了重重阻力，却初见成效，为调解区域冲突和不断改善国际气候奠定了基础。如果说以前“苏联威胁”这个概念左右着我国同西方的关系，那么到了1989年初只有那些抱残守缺的顽固派还把这个可怕的词句挂在嘴上。几十年来对苏联有增无减的恐惧开始消散。“反苏堡垒”对亚美尼亚地震做出的反应成为令人惊奇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也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以前所未有的坦诚和感激之情接受了同情和援助，这是国际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的象征。

　　新的对外政策开辟了与当代世界西方、南方、东方的各种不同力量进行接触和交流的可能。就在不久前似乎和我们毫无共同之处的一些集团，原来我们和他们的代表人物也可以找到共同语言和相互谅解。

　　战后年代第一次，恐怕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国家的安全增强了，但不是靠扩充军事实力，不是靠追加数额本来就巨大的国防开支。正相反，我们可以按照单纯防御的观念修改我们的军事学说，开始削减武装力量和武器，着手将军工生产转为民用生产。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考虑到了北约国家的回应行动将无损于苏联的安全。

　　从1994年的“高度”回顾过去几年，必须承认，尽管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我们国家和国际社会遇到的麻烦依然有增无减。新的问题取代了先前的问题。必须继续走下去，根据已经取得的经验更新“新思维”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历史记载着今天提出的许多问题的答案。例如，成功的协议，其原因何在？这些协议又是用什么方式达成的？从另一方面说，那些至今仍令人伤脑筋的国际问题，妨碍它们解决的障碍在什么地方？

　　下面我将对这些情况做出如实的阐述。决无隐瞒和矫饰。

　　苏美关系的转折。第一步：日内瓦1985

　　我本人和我的一些国际事务中的同道，都认为应当从美国着手。美国既是一个超级大国，又是公认的西方世界领袖，没有它的首肯，任何企图求得东西方关系突破的尝试都将无果而终，甚至会被看成是“阴谋”、“离间”等等。罗纳德·里根不同于社会民主党人帕尔梅或社会党人密特朗，他曾经把苏联称为“罪恶的帝国”，由于实行“里根经济学”、入侵格林纳达以及其他种种劣迹而遭到我国宣传界的痛斥。同这样一个人寻求共同语言，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经过漫长的谈判，我们才就1985年深秋在日内瓦同他会晤达成协议。

　　苏联代表团下榻在苏联代表处大楼，部分谈判、招待罗纳德·里根和南希·里根的宴会也在这里举行。美国总统住进了距日内瓦五公里的一所二层楼房，美国人还在日内瓦湖畔租了一幢名为“弗莱尔德奥”的别墅供谈判用。

　　苏美首脑最近一次会晤是在1979年夏天，距今已有六年半之久。国际形势已经极度白热化，北大西洋公约和华沙条约两个强大的集团，各自筑起核弹头导弹的篱笆，彼此对峙，闹得人们惶惶不可终日。无怪乎全世界都把眼睛“盯住”了日内瓦，为了报道这次会晤，有3500名记者云集于此。

　　11月19日10时，我乘“吉尔”牌汽车抵达“弗莱德奥”别墅。里根出来迎接，走下台阶。我们初次见面就很自然随意，无拘无束。旁观者甚至觉得我们立刻用双方都懂得的英语或世界语交谈了起来。里根邀我与他合影，我们便走进楼里。和我在一起的有谢瓦尔德纳泽，我当时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雅科夫列夫，副外长格·科尔尼延科，驻美大使阿·多勃雷宁，党中央部长列·扎米亚京。美国方面参加谈判的有国务卿舒尔茨，白宫机关领导人里甘，驻苏大使哈特曼、安全助理麦克法伦、白宫和国务院工作人员尼采、里奇威、梅特洛克。

　　对日内瓦会议，我们的态度很现实，不指望达成重大的协议，只希望为进行严肃的对话创造一些前提条件。不无重要的是，让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彼此“端详”对方，就当今世界和本国所起的作用交换看法，思考一下为缓和敌对情绪、建立合作关系可以做些什么。后来我得知，美国人曾经想要弄清楚，撒切尔夫人赞扬戈尔巴乔夫的话究竟有几分道理，戈尔巴乔夫究竟是不是“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我认为这是他们对之感兴趣的最重要的方面。第一次会晤的任务是十分明确的。

　　按照几十年来形成的惯例，在出行之前，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制定、审议、批准一份给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指示。这份指示是在我直接参与下由外交部、党中央国际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共同起草的。人所共知，指示有各式各样。如果就政治对话而言，那么这仅仅意味着阐述应告知对手的立场观点，并要求弄清对方对所讨论的问题的看法。如果是指具体问题谈判而言，指示则含有硬性的规定：我们提出什么，以及我们准备采纳什么。我之所以要谈这个问题，是因为当时和现在都有人在发表许多浅薄无知的议论，包括一些无中生有的臆测，说什么总书记凡事都独断专行，竟然做出了得不偿失的让步，如此等等。

　　除了基本观点外，还准备了一些备用观点。这些观点可在接受得失相当的妥协时做应急之用。如果意见达不成一致，一项议题便被搁置下来，这意味着此项议题必须由某方作进一步的分析。我就以削减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这个最具思辨意义的题目为例，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研究议题的工作通常由相关部门准备建议开始。准备阶段的协调人角色，最初几年照例留给外交部。后来，由于现实生活的需要，在政治局下属设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其职责是在主管部门提交了指示草稿或总结性文件之后协调准备工作。该委员会多次开会，听取外交部、国防部、科研院所、国家计委、军工联合体委员会、包括科学院院士在内的著名专家学者的意见，并为他们之间必然会发生的分歧寻求合情合理的解决方案。有关最重要的结论和有争议的问题，都向总书记汇报，后来则向苏联总统汇报。这件事通常由扎伊科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两人来做，有时有亚佐夫或阿赫罗梅耶夫，切布里科夫或克留奇科夫等人在场。这种在提交政治局之前的讨论，具有定期性质。

　　经过多次协商和我的指示之后，大家选定某一个方案。这个方案要汇报给政治局，同时也把那些不同的意见报上去，也就是说，最高领导的成员能够得到关于辩论情况的通报，有机会了解可供选择的观点。

　　政治局的这个专门委员会长期以来由扎伊科夫领导。军备问题中有两个方面，一是某种武器的用途，一是该武器的生产。扎伊科夫对这两个方面都十分精通。凭他在军工领域的工作经验和对技术的通晓，想欺骗他可没那么容易。更何况他一身兼备高级专家的品质和排难解纷、协调议案的本事。他善于息事宁人，调解部门之间的冲突，防止外交部在纯专业问题上造成失误。与此同时，他还善于“敲打”国防部，揭穿军工联合体的保守主义和狭隘的部门主义观点。

　　顺便提一句，国防部明明知道军备竞赛使国家不堪其苦，我在莫斯科工作期间他们却一次也没有提过裁减军队和压缩武器生产方面的建议。

　　国防部的代表们在研讨重大裁军倡议时，常常把脾气火爆的高加索人谢瓦尔德纳泽（时任苏联外长的谢瓦德纳泽是高加索的格鲁吉亚人）搞得怒不可遏。他有时找到我，扬言说：“我再也无法跟他们一起共事了！”我总是对他好言相劝，吸收扎伊科夫参加，当我了解到他们已经争论得不可开交时，便亲自参与。有时我请谢瓦尔德纳泽和国防部长索科洛夫一起过来，后来再请他和亚佐夫、阿赫罗梅耶夫一起或者他和亚佐夫、莫伊谢耶夫一起过来，大家坐下来，对全部情况进行详尽的分析。

　　当然，制定原则问题方面的政策基础，确定符合国家利益和国际形势实际情况的立场，这都是政治局、总书记的权力。所以这项工作是集体做的，而且做得极其扎实。我们的公文包里当时装了不少主张和具体建议，正因为如此，在和美国总统第一次会晤时就开始探求当时最迫切的核裁军问题的解决途径了。

　　在日内瓦，谈判及其他会晤总共占去大约15个小时。有5次或6次我们是单独会晤的，而且每一次都违背了“时间表”的规定。仅此一点足以说明，会谈绝不是礼仪性的，绝不是与会者把更多的时间用来看手表而不用来做事情的那种。不是的。我和罗纳德·里根的会谈是时间紧凑、内容丰富的，有时候还是感情冲动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谈话很坦率，而且彼此越是增进了解，谈话也就更加友好。当人权、地区冲突、臭名昭著的战略防御计划成为辩论题目时，双方都慷慨激昂。不过，在会谈结束时我感觉到和里根是“可以打交道”的。

现在让我顺序叙述。第一天是从单独会谈开始的，本来应该谈15分钟，却谈了一个多小时。我翻看记录，最先映人眼帘的是交谈双方“极端意识形态化的态度”。起初这更像是“头号共产党人”和“头号帝国主义者”的大辩论，而不是两个最大强国的领导人务实的对话。我竭尽所能地回击关于侵犯人权的指控，不过我并不是一直都确信自己是正确的。他则反驳我对军界和工业界集团在美国所起的作用和这个集团在建立一个从事反苏工作的强大宣传机器方面所起的作用所作的评价。而对于把世界推向灾难边缘的疯狂的军备竞赛，我们两人则言词激烈地相互推卸责任。

当时我们两人既各有各的道理，又都没有道理。事实是，世界的分裂、战争威胁的加剧，苏美关系的极度紧张，两国都负有责任。但是，这种相互认错的局面并没有出现在日内瓦峰会上。还需要假以时日，还有许多东西需要思考，需要认识。至于说到我，早在就任总统时我就说过，苏联和美国错过了战胜法西斯后出现的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机遇。我们的美国伙伴目前还只是向着承认事实这个目标前进。干扰仍然来自意识形态的局限性，有人试图把“冷战”的结束说成“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是明证。

　　可见我们在日内瓦从会晤的最初几分钟起就在进行可谓实质性的会谈了。我在那时就说过（虽则只是笼统地）：我们不打算滞留在阿富汗，我们主张用政治方式解决阿富汗冲突。

　　第一轮谈判就表现出了对抗、互不信任、政治上的冷漠规模是巨大的，性质是尖锐的。当我们开始讨论地区冲突时，这种印象则有增无减。里根长时间谈到我们对第三世界事务的干涉，抱怨说这种干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紧张关系。我在一次有双方代表团参加的大范围会谈中做了如下的答复：我们是在帮助各国人民争取自由，我们没有在任何地方建立军事基地的计划，也不打算“输出革命”。在多数情况下，我们的行动和美国在它的切身利益所在的区域所采取的行动并无不同，只是美国把这个区域实际上扩展到整个世界。

　　午休时间我们回到住处，我在那里和同事们谈了和里根单独会谈的印象，并指出，在政治层面上里根不仅仅是个保守派，而且还是一条“恐龙”。大家一致认为，对话必须坚持下去，但是不能偏离目标，不要放过达成理智协议的一次小小的机会。

　　吃过午饭后我们又返回“弗莱德奥”别墅，开始谈武器监督问题。我的对手显然“急欲投入战斗”。我后来才得知个中原因：美国人按照他们既定的策略，企图先发制人，公开已准备好的主张，以便迫使我们加入他们的游戏。于是他们旁征博引，大谈坚决削减进攻性武器和同时建立防御系统的好处。总统义愤填膺地把威慑政策驳得体无完肤，正是这个威慑政策导致了军备竞赛，为人类生存造成了威胁。里根在他建议的最后说了一句充满激情的话：这是一条“最好的出路”，苏联不必害怕战略防御计划。这位总统想尽量把话和盘托出，提出了“实验室开放”的主张，最后声称一旦这项技术开发成功，他将力主与我们分享这项技术。

　　他们对宇宙空间战略创意提出的种种辩护理由，使我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印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想象力的驰骋，而且其用意是使苏联在谈判中变得易于被说服吗？或者不过是一种不太高明的计谋：稳住苏联，而他们自己把疯狂的“主张”推行到底，建立起一道屏障，可以有恃无恐地施行先发制人呢？我手头上有专家学者们的评价，里根提出的一连串论据并没有陷我于措手不及的境地。回应是激烈的，果断的。

我说，从总统的言谈中可以看出，他对战略防御计划是很执著的，而这无非是想通过一个宇宙空间系统为施行先发制人而建立一道屏障。在这方面发表的泛泛的议论，做出的种种“保证”，不会使我们被迷惑。这只能证明美国不相信我们。那么为什么我们对他们的信任就必须超过他们对我们的信任呢？

战略防御计划是军备竞争的继续，只不过是在另一个领域，一个更加危险的领域。怀疑和不安将不断增强，每一方都担心被对手超过。苏联反对把军备竞赛转移到宇宙空间，但是，如果美国听不进去理性的论据，不肯响应寻求停止军备竞赛和削减现有核武器的途径的呼吁，那我们别无选择，只得给以回击。我应当说明，在原则上我们的回击手段已经有了。这种回击手段是很有效的，造价较低，可在较短时间内实现。

　　国务活动家不能把他们凭着“地位”的原因所了解的一切都张扬出去。即使到了今天我也不能把某些细节透露给读者。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声明：这决不是虚张声势，研究结果表明，对战略防御计划的回击手段的确会像我们警告的那样。

　　我的最后一句话是：“好像我们走进了死胡同……”沉默，一阵紧张而沉重的沉默开始了。沉默显得很漫长。

　　“为什么我们不出去走走呢？”总统问。

　　“我看这倒是一个好主意，”我表示赞同。

　　我们两人从桌旁站起来，在几位译员的陪同下走进一个内院。我们朝一幢建筑物走去。这是一个游泳池。那里面的会客室——如果可以这样称呼我们进去的那间小屋子的话，点着壁炉。散步、新的环境、薪柴燃烧发出的毕剥声，顿使紧张气氛消散。我们刚刚在椅子上落坐，里根便又急忙推行他的策略上的“锦囊妙计”了。他担心我们现在已经是单独在一起，我又要谈战略防御计划这个题目，便决定抢在我前头，从衣袋里掏出武器监督建议递给了我。而且，照我的理解，这不是供讨论用的，而是供采纳的，并作为指令发给我们的谈判人员的。

　　这是用英俄两种文字写成的、含有9个项目的一组建议。其中有多东西由双方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讨论过，但是未能达成协议。里根强调指出，美方正是把这些建议看做是一揽子建议。

　　我不慌不忙地看了一遍之后说，读第一遍时就发现我们不能接受的东西很抢眼，首先一点就是，如果全部采纳这些建议，美国就能够继续推行战略防御计划。里根点了点头。我回答说：“这正是我们不同意的原因。”后来的辩论表明，我们不过是在原地兜圈子罢了。谈话结束了。炉火熊熊，房间里温馨而舒适，可是说心里话，这次交谈没有使心情好转。我们走出房间，我感觉外面很冷：不知是因为离开了壁炉的缘故，还是经历了一场热烈争论的缘故。这时里根突然邀请我访问美国，我则以邀请他访问苏联作为回答。

　　“我接受邀请，”总统说。

　　“我接受您的邀请。”我说。

　　这就是说，在那个艰难的一天里，我们两人身上毕竟发生了某种重要的情况。我认为有两个因素起了作用：一个是责任感，一个是直感。中午的时候我的想法还不同，就是傍晚分手时，我们仍然坚持着对立的立场。但是，“人性因素”在不知不觉中开始起作用。敏感的嗅觉暗示我们两人不要走向决裂，要继续进行接触。在意识深层的某个地方，对可能达成协议萌发了希望。

　　第二天，苏联代表团是接待方。我做为主方，在苏联代表处门口迎接了里根。我们登上楼梯，停下来等拍照，然后谈判人员再一次面对面坐了下来。大家的情绪有所转变，彼此相互“适应”的结果显现出来了，而且昨天关于互访的协议也令人产生一定的期望。

　　我再一次和总统单独会谈，这次谈的是人权。里根有他自己的打算：单独谈这个题目可使会谈以非对抗方式进行下去。我想他是在摸底，看我有什么反应，可又不愿意当着同事们的面这么做。

　　从他的话里我没有听到什么新鲜东西。早在会谈筹备期间美方就把人权问题提到了首位。他们不仅通过外交途径这样做，而且还通过新闻界这样做。里根一开场就声称，苏联如果想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就必须改正它在人身自由方面的声誉。总统用下面这个事实作为他的论据：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它对这个问题极端敏感，没有一位政治领导者能够忽视这个问题。

　　我则阐述了我自己对人身自由的观点。而且首先强调了一点：美国不应把它自己的标准和生活方式强加于人。

接下去，谈话在代表团成员中继续进行。我对总统和他的同事们说，削减百分之五十武器的谈判因战略防御计划而受阻，美国政府必须对之采取某种行动，否则削减核武器就无法实现。里根坚持他的那一套，我们也不打算让步。漫长的、有时变得很激动的辩论暴露了不可克服的分歧。可以想象到（关于这一点好像有人写过），美国代表团和我们的代表一样，也给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结束这次峰会呢？

看来，只有一件事还给人带来希望：无论哪一方都不愿意让日内瓦会谈无果而终。因为那样一来，就会被人看做是超级大国领导人的个人失败，而更重要的是，那样一来就会在广大的舆论界造成失望，使千千万万人对我们的会谈所抱的希望化为泡影。那种把失败归罪于另一方不肯让步的屡试不爽的做法，这一次也不会很灵验了。最起码也必须宣布会谈将会继续进行。

　　我们午饭后碰面时商定责成谢瓦尔德纳泽和舒尔茨两人研究一下，是否可能搞出一个协议。这一段时间我和总统一直呆在苏联代表处，等待结果。到了17点才明确，在许多条款上分歧十分严重，达成协议的希望微乎其微。我们于是分手，相约在代表团范围内寻求摆脱窘境的可能。

接下去，由我和里根委托有关人员继续协作，并在傍晚报告结果。我开玩笑地补充了一句：“但愿他们不会败坏我们的好心情。”

在谈判期间还有一些其他活动，包括相互之间的宴请。我们都携夫人和直接参加谈判的人员出席宴会，围坐在一张张小桌前进餐。除此之外，根据议定的礼仪规定，夫人们还举行了两次茶话会。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来日内瓦时带了一些苏联儿童的画。这些儿童都是1984年国际儿童绘画比赛的优胜者。他们的画在苏联代表处展出，引起了很大兴趣——它们充满了善良、天真、友好。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便邀请南希做一次短暂的参观，这使得两人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刻。

　　后来她们又一道参加了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博物馆大厦奠基典礼。她们和弗格莱尔女士把一封由她们签名的信装进密封盒放在基石下面，信的内容如下：“奠定这块基石是希望本博物馆将有助于增进理解，加强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鼓舞全世界的后代为全人类去寻求和平和和谐。”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活动安排还有访问一个农民家庭、世界卫生组织、一所大学和一所图书馆。当我们来到为里根夫妇租赁的那幢楼房时，为了使谈话不受拘束，这一次我们仍被安排坐在点燃的壁炉旁。报刊上登出了一条新闻，标题为《壁炉旁的会谈》。的确，壁炉起了一定作用：谈话的气氛变得温和，言词不再那么咄咄逼人，焦躁让位给沉思，大家更愿意理解对方了。

早在第一次会谈时我就发觉里根不喜欢过问具体问题。有人对我说过，送交到里根办公桌上的信息资料一般只有一、两页，最多也只有三页。一份文件如果超过这个篇幅，就是不严肃，而被退回。摆到我桌子上的文件可就不能相比了——有日常情况通报，有一摞摞的资料、决议草案。我不喜欢收到那种规范化的简报，但我说不准，这究竟是优点还是缺点。像我们那种向上级发送文件的做法，简直是一种耗费大量时间的陋习。看来这种事情也和任何其他事情一样，都应当有一个适当的度。

[站长评语：文山会海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特点。]

　　里根比较喜欢那种有助于互相了解的一般性政治话题。在代表团范围内，每当舒尔茨、谢瓦尔德纳泽等人在场时，谈判总是具有单纯的具体性质。

　　专家们在接受我和总统的委托之后，都“开足马力”干起来了。举世都在期待着某种政治结果。美国人不排除两种方案：发表一份经过协商一致同意的共同文件或者由每一方发表一份单独的声明。我们坚持发表共同文件，否则就会失利：如果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在间隔多年之后举行会谈，只是交换交换意见，各自单方面发表一纸声明，然后各奔东西，人们是无法理解的。

　　这份文件由一个工作小组起草，我方有格奥尔吉·科尔尼延科和当时外交部主管美洲工作的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两人参加这个小组。他们本来干得就很卖力，在接受我和总统的委托之后，就更加卖力了。

　　但是，此后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总统举行的宴会快要结束了，可是协议草案仍然没有写出来。我们离开餐桌，来到旁边的一间会客室。我和里根坐着，其他人都站着。谈判人员出现了，科尔尼延科在做汇报。舒尔茨对我们的这位副部长的讲话做出很强烈的反应，他们两人之间展开了舌战。科尔尼延科简直是把身子贴着我的脑后，说话言词生硬、语调气忿。一向沉稳持重的舒尔茨此时简直是大发雷霆：“总书记先生，我们的工作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进行的。我们这样能够做成什么事呢？”

　　我和里根都目睹了这个场面的全部。总统说：“让我们用拳头捶桌子吧。”我说：“那我们就捶吧。”说完就急忙分手了。我把自己人请了过来问道：怎么回事？从科尔尼延科说话的声调和他的表现来看，好像这事关系到根本分歧，关系到我们的利益有可能遭到严重损失。别斯梅尔特内赫做了汇报，原来这不过是一场词句之争。问题排除了。

　　还有什么？在恢复苏联民航飞机飞往美国的航班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我国民航部反对某些条文，所以这些条文没法写上去。我立即拿起政府专用电话话筒，和民航部长布加耶夫通话。他说：一切都进行得很好，还有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我们正在解决。我对这位部长说：那你们就把它解决了吧。

　　还有什么吗？没有了。就这样只用了15分钟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我甚至不能不在这里给这个词加上引号。我们的外交工作就是这么一个作风。主要的是显示不屈不挠。为了强硬而强硬。一味死硬，只顾全面子，既不考虑到政治的需要，也不考虑到实际的需要。

　　总结文件的定稿工作于夜间结束，第二天早晨举行了会谈闭幕式。大厅里装点着苏美两国国旗，我和总统当着无数新闻界人士，从两个不同的角落走上一个高台，那里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文件夹。我们相互迎着对方走过去，相互握手。这当然正是经过多年激烈的意识形态战争之后举世满怀希望所期盼的场面。我们签署了一份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声明，在这份声明中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认定，“核战争是不能允许的，在这种战争中不会有胜利者”。既然这个道理得到承认并将转变为实际政策，进行核军备竞赛，积累和改进核武器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其次。“双方将不寻求超越对方的军事优势。”这也是原则上的事实认定，而且这一次决不是拿来安慰公众的空泛词句。我和总统已经做出保证，给参加日内瓦核武器谈判代表团发出相应的指示。

　　文件表达了双方关于双边关系，特别是人文领域的交流、两国青年的接触、恢复空运等方面的愿望。

　　我们每个人都对着自己面前的麦克风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我强调指出，已经结束的会谈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以致无法借助简单化的概念对它进行评价。会谈使得我们更加明确地认识了我们的分歧的性质，消除了积累下来的部分偏见。

　　信任的建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而是一个艰巨的过程。我们高度评价美国总统关于美国不寻求军事优势的保证，并且指望这种保证将从行动上得到证实。里根说，政治对话将扩大，将在各个层次上举行。他还谈到就最高级互访达成的协议。两国将发展双边合作，继续并扩大就地区问题进行的磋商。这些词句以及说出这些词句所用的语气，很早以前就从苏美两国国务活动家的词汇中消失了。当时还是一些很老练的评论家都不敢冒险写出“苏美关系和世界政治开创了新纪元”这样的字句——他们过去曾不止一次“栽”在这上面。但是，人人都感觉得出来，第一个突破口已经打开，如果双方谁也不从中作梗，即将出现使世界摆脱核威胁的机遇。

　　可是日内瓦会谈对我们自己的政策有什么意义呢？

　　我可以这样回答：制定优先考虑的政策工作自此加大了力度。这几个月以来，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大会报告中的对外政策部分由党中央国际部、外交部、科研中心负责起草。我们搞出了一个走向无核世界的纲领，而且不是像以前那样只在宣传层面提出这个问题，而是倡议共同拿出实际行动来。

　　这个纲领经过政治局讨论后，在1986年1月15日的声明中公诸于世。毫无疑问，这样一份文件之所以能够产生，是由于我们走上了进行深化改革的道路，是由于加强了对外交往，对国际政治采取了新的态度。1985年的对外交往，对国际局势所做的客观分析，使我们确信国际社会已经成熟到了能够接受这种思想的程度。至少现在就应当干起来了，而且要干得很有胆略，要干得非同凡响。就苏联的领导层而言，我没有遇到他们的反对，有些人也许在内心深处还抱有某种疑虑。至于那些无耻之徒，他们多半是这样议论：2000年还很遥远，“冷战”当中使用什么手段都行，来点蛊惑又有何妨？但是，各主管部门、科研中心的专业人员以及其他方面的专家，都在认真地为文件做论证准备，对文件中提出的各项措施将在国内外产生的后果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估。

　　我应当说明，谢瓦尔德纳泽为准备这份文件花了大量心血。在他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后不久，我和他在一次谈话中一致认为必须采取这个步骤。到了秋天我们就已经有了一定的资本，这就是对形势所做的科学分析，对几个月以来的交往和会谈的评估意见。就在那时我们决定把我们的构想编写成长远的纲领，用来作为继续“和平攻势”的基础。

　　当这个纲领的准确工作完成时，在一次碰头会上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最好在什么时间发表出去呢？起初我曾设想，这个纲领应当成为苏共二十七大报告的组成部分。这里起作用的是以往的老经验，更确切地说，是以往的老框框——重大的主张不可“浪费”，要节省下来，用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至少也要用在中央全会上或者重要纪念日的活动上。但是，经过考虑后我们认定，如果把这个纲领纳人党代会的报告中，就会贬低它作为一个独立行为的意义。而且，提前公布这个纲领并不妨碍对所提出的宏伟创议的讨论。事实也的确如此。代表大会不仅支持了新政策的哲学，并且具体地支持了纲领本身，这个纲领其实已经成为国家纲领了。

　　我再补充一点，代表大会通过了这个纲领，这不仅仅表现了自斯大林时代起形成的党员对领导的传统式的忠诚：不管党中央提出什么建议，都会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一致通过。[站长评语：这种现象是封建专制的结果，就象是在封建朝堂上，无论皇帝下一个什么旨意，大臣们都会连声高呼“万岁英明”，苏共的各级官员沦为奴才式的封建士大夫，真是可悲可叹。]不，这一次开始显现出社会风气的变化，这是公开性和民主化的初步的、小小的成果。那时候党内的状况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许多事情还因循旧例，陈旧的机制，虽然是很勉强地，但仍然在为最高当局服务。与此同时，人们也感到宽松一些了，越来越敢于说心里话了。他们对于使国家和全世界摆脱核威胁的坚定决心感到很亲切，很容易理解。

　　访问华盛顿。第一个《核裁军条约》

　　1987年12月7日我们乘坐的“伊尔62”在空军基地安德鲁斯着陆。在机场上，我、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和随行人员受到了乔治·舒尔茨及夫人的欢迎。他致了简短的欢迎词，我致了答词，然后我们的车队便驶往华盛顿。我和舒尔茨国务卿同车，他的心情很好，谈话围绕着访问日程安排进行。这是我第一次访问美国，我将向读者谈谈我此次访美的印象。但我要先谈一谈这次访问的顶点——第一个《核裁军条约》。以后会有第一阶段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和第二阶段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但是一切都始于《中短程导弹条约》。如果没有这个条约，恐怕也不会有以后的条约。况且世界上有许多事物很可能是另一番模样了，因为《中短程导弹条约》本身是变化了的形势结出来的第一颗成熟的果实，是走出“冷战”的开端。

　　签字仪式是在庄严的气氛中举行的。所有参与者无不激情满怀。签字开始之前我和总统单独呆在一起，在礼宾官员的示意下走向签字仪式大厅。电视开始转播，在场的人起立欢迎我们。签字的程序只用了几分钟。我们交换了条约的俄、英两种文本和为这个仪式特制的钢笔。两个男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然后里根和我分别向美苏两国人民以及全世界发表了讲话。

　　总统说：“今天我代表美国，总书记代表苏联，签署了历史上第一个关于销毁美苏两国整整一个等级的核武器的协定。这件事将载入史册。有许多所谓的智囊不止一次地预言说这样的协定是无法达成的。反对的势力和因素太多了。我们锲而不舍，从未服输。我希望总书记会谅解我，如果我承认在协议似乎真的无望达成的最沮丧的时刻，我曾经用俄国伟人托尔斯泰的名言鼓舞自己，他曾写道：‘最坚强的战士乃是时间和耐力。”’

　　我在讲话中说了我认为该说的话：可以引以为荣的是，我们栽下的树苗将会长成和平的参天大树。不过现在就相互赠送桂冠大概还为时过早。伟大的美国诗人和哲学家爱默生说过：“对于一件做得很漂亮的事的最佳奖赏就是做成这件事”。让我们把事情做起来，奖赏我们自己吧。让1987年12月8日这个日子被写进历史教科书吧，让它成为核威胁增长的时代和人类生活非军事化的时代的分水岭吧。

我认为在这里说几句题外话是适当的，更何况时隔不久，正像我们预料的那样，对这个问题展开了一场批评。一些性情急躁的人和玩弄政治的公众开始扬言说《中短程导弹条约》给苏联的安全造成了损失，打破了利益均势，说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接受这个条约，只是为了给他那个“新思维”张目。

在欧洲部署SS-20导弹，反映了当时领导的政治风格和给国家带来严重后果的决策方式。我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得出了并不令人宽慰的结论。这个不仅涉及到我国利益、而且涉及到欧洲和全世界利益的重要决策，实际上是在没有分析政治和战略方面后果的情况下作出的。

　　根据我的考查，情况大致是这样的。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向勃列日涅夫报告说：部署在苏联欧洲部分的近程导弹已陈旧过时，需要更换。但实际原因不是“陈旧过时”。改进武器的研究工作发现，有可能研制出SS-20导弹，这种导弹在射程、准确度、制导性方面，在所有的参数方面都大大超过以前的型号。实际上，它具备了战略性能。无论在什么借口下作出的部署SS-20导弹的决定，无论利用什么论据来加以论证，像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这样的人，同样还有柯西金这样的人，对这个决定会带来怎样的危险是很清楚的。但是却没有人认真地估计一下西方可能作出的反应。我就直说吧：这是在军工联合体的压力下作出的一桩不可原谅的冒险行为。或许是下面这个理由影响了政治领导班子：咱们先把导弹安装起来，在西方和平战士们决不容许采取反措施。如果真的这样想，那可是超级天真。

　　赫尔姆特·施密特后来见到我时，一直反复谈到这个问题，并流露出无法掩饰的惊奇。他回忆说，担任总理期间，一次出访日本或某一个远东国家途经莫斯科在舍列梅季耶沃机场作短暂停留时，曾和柯西金的一位副手谈话。他警告说，如果苏联方面实施SS-20计划，就会引起严重的反措施，因为部署这种导弹会改变整个军事政治形势。

　　坦率地说，我们这个决定倒是符合了美国在“冷战”中的利益。但不仅仅如此，或者说不完全如此。由于北约采取了反措施，苏联的安全受到了威胁，因为我国人口最多的地区正处在“潘兴一2”（的打击之下。这种导弹只用5分钟就可抵达目标，我国实际上没有防御它的设施。

通过签订《中短程导弹条约》，我们实际上打掉了抵在我国太阳穴上的一枝手枪。且不要说生产和维护“SS-20”所需要的巨大的、得不偿失的物质投入了，这些费用都用来满足军工联合体这个贪得无厌的莫洛赫大神了。

顺便指出，我国军事专家都十分清楚地了解，部署“SS-20’是冒险，我们没有抵御“潘兴一2”的能力。在这里我可以举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为例。这位为人耿直、忠厚的大军事家从不隐瞒他对这一有害的想法持否定的态度，并且在消除我们自己给自己造成的危险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我曾有机会亲眼看到这种危险有多大，那是在我访问莫斯科郊区一个国防项目并会见了高级专家的那次。我实际上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听取关于已出现的形势的报告（和我在一起的有政治领导机关、军工联合体、苏联部长会议的代表们）。我“追根究底”地询问我们是否掌握击败“潘兴”进攻的手段。我得到的答复是没有这种手段（当然是指当时的情况）。

总而言之，要赶在美国中程导弹安装计划还未完全实现之前加紧行动。如果木己成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未必肯放弃已经到手的优势。我倒也不是把话说绝，但至少在这种情况下《中短程导弹条约》是很难签成的了。

所以我当时认为自己有责任使国家脱离致命的危险，纠正70年代中期苏联领导犯下的巨大错误。从一定意义上说，我认为这是可与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等量齐观的成就。但这一点不仅仅是我们需要，全体欧洲人都需要。《中短程导弹条约》除了它的基本功能外，还具有许多有益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久以后起草进攻性战略武器协定时就会用得到。这尤其与监督问题有关。我们在对美关系中已经进入一个新的信任阶段，正在启动现实的裁军进程，建立安全体系，这种安全体系再也不是立足于你死我活的威胁，而是立足于全方位的合作了。

　　还有一个短程和近程导弹问题。国防部，外交部，总参谋部属下的专家都一致认为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根据的。短程导弹就技术性能而言，实际上达到了“SS-20”的下限水平，稍加现代化，减少其重量，就可以发射到更远的距离。由于坚持要保留这种导弹，我们当时曾冒着有可能出现与部署“SS-20’和“潘兴一2”所造成的局面相类似的局面。更何况当时美国已经有了对类似的导弹实行现代化的计划。

　　这一次谈判的最重要的主题还是进攻性战略武器问题。在有关亚水平、舰基飞航式导弹、遥测等具体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上，我们双方正在彼此逐步接近。然而一切又在战略防御计划和反弹道导弹防御问题上搁浅了。

　　《反弹道导弹防御条约》对战略防御计划规定哪些限制，这个协定的“不退出期限”结束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这些问题直到最后时刻一直是激烈争论的题目。美国人谋求通过一份联合声明，约定双方有权在10年期满后启动防御系统研制。（试想：如果我们同意了这个条件，1997年地球的上空就会悬挂起具有杀伤力的核设施和激光设施了！）我们则坚持主张《反弹道导弹防御条约》自动继续生效，每一方都必须提前半年以上通知自己想退出该条约的意图。

　　我又重复了一遍我多次对美国总统和国际社会说过的话：把军备竞赛转移到宇宙空间的做法，会使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变得毫无意义。

　　就进攻性战略武器展开的辩论在整个访问期间都在继续着，而有关《反弹道导弹防御条约》的条文起草工作直到我和总统应该到白宫前草坪上参加访问结束仪式的时候才告完成。应该到外面去了，可是文件还没有出来。天下着小雨。应邀的客人已经到齐，参加隆重欢送仪式的乐队和仪仗队已准备就绪。我和里根站在白宫的前厅里等候结果。阿赫罗梅耶夫再一次来到我身边，我们讨论了谈判人员找到的妥协提法。最后双方同意了这个提法：各方将不折不扣地执行1972年签订的《反弹道导弹防御条约》，即研究、开发、试验都不可违反本条约，美国和苏联在一定期限内将不退出条约。

　　联合声明显然并未消除分歧，而且在一开始对访问结果作介绍时，分歧就显露出来了。

　　我再一次谈到前面已提到过的1993年2月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那次会议。前国防部长卡尔卢奇在讲话中承认，他本人从不相信战略防御计划，干脆称它为“总统心爱的宝宝”。然而他又说苏联领导过高地估计了战略防御计划的意义。但我认为并没有估计过高，我们是从原则的角度提出问题的，出于战略考虑，出于认真负责的考虑，不愿意把军备竞赛搞到宇宙空间去。那样会使已经启动的裁军进程中断。我当时是这样想的，现在依然这样想。

　　和美国对话

　　对我访美日程安排的结果是，我恐怕不得走出首都一步。原因不仅仅是时间不够，而是因为美方人员和苏方人员都对第一次访问抱有这种看法。多半是因为自1974年以来一直没有过这种访问的缘故。就因为这个，双方对于用什么样的“规格”安排这次访问，都存在着太多的担心。诚然，里根总统当着我的面和在信中都说过，他希望我能访问美国的各个地区。但是谈到日程安排时，人们竟然把这话抛在脑后。安全机关，首先是苏联的安全机关，也不希望出现麻烦，力主第一次访问应把活动范围仅限于首都为好。

　　然而，说得通俗些，访问日程把我和代表团成员“锁”在了华盛顿。因此我开始考虑，在这个范围内，在官方活动之外，如何才能和美国人见面。成功地安排了同美国公众代表、主要的出版商、编辑人员、生意人的会面。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日程安排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游览华盛顿市容，参观国家美术陈列馆，出席由帕梅拉·哈里曼主持、邀请杰出的美国妇女参加的茶话会。

总的来说，我们对第一次美国之行是满意的，满载着观感回到莫斯科。此后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又曾多次去美国，访问过这个国家西部和东部的许多地方，了解了美国的中部，只是未能到过最南端的几个州。

　　我喜欢美国人和他们那种自然、大方、民主、坚强的性格。当然还有他们对自由的崇尚。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差别太大，别人要想适应它谈何容易。这里也许是一些规范和标准在起作用，这些规范和标准系由美国是个移民国家这一点所派生出来的。

　　我承认，在1992年和1993年两次访问中，我对美国人如何关注我的讲话感到惊喜。例如在富尔顿，我曾在露天场地对15000人发表讲话；在斯坦福有12000人听我讲话；在弗吉尼亚大学杰弗逊诞生二百五十周年纪念会上有25000人听我讲话，在埃莫利大学有35000人听我讲话。以前我认为听讲话不是美国人的兴趣所在。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使我感到欣慰。说来是我的看法错了，要么就是美国人自己变了（也许正在变！）。

　　可是第一次访问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矛盾的。早在安排访问日程的时候，总统本人也好，那些协助他的人也好，个个都表现得缩手缩脚，为了把日程安排得让来访者没有“得分”机会而不遗余力。关于我在国会演讲问题的讨论无果而终，我无法用别的理由解释这件事。除了这个原因，里根还不得不相机行事。照我的理解，民主党人不愿意让外交成就的荣耀完全归共和党总统占有。这个题目在报刊上曾经讨论过，因此最后决定我只和国会的头面人物会见。

　　在法国也有类似的经历，我没有在议会上讲话，而是对下院议员们讲了话，虽然主要的“出场人物”都在场。在英国也同样如此。美国人显然是如法炮制。

　　不管怎么说，我对和国会领袖人物的会见是很满意的。我和许多国会议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而且至今仍保持着这种关系。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日程安排却发生了一些怪事。按照原来安排，她不仅有机会坐在轿车里观赏华盛顿的名胜，而且还可以在几个点停留。然而车队以不可思议的车速从规定的参观地点飞驰而过，而那些地方的美国人本来期待着和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夫人会见呢。他们只能满足于观看汽车疾驶而过的情景。大家都感到莫名其妙，首先是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怎么搞的，为什么没有停车？！她得到的解释是：这是安全机关的要求。

　　新闻界一时鼎沸，对总书记夫人的行为纷纷表示惊奇，因为组织者不仅仅是旁敲侧击，而是公然宣称这是她的主意。但事情还不止于此。在整个访问期间，美国报刊上连篇累牍地登载以第一夫人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和南希·里根之间的“冷战”为题目的文章。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和南希·里根两人，从生活经历来说，从专业兴趣来说，都是极其不同的人。南希是演员，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是个科学工作者。再加上我们两国各自的传统也十分独特，特别是在有关国家元首夫人的地位问题上。

　　承认“第一夫人”的特定地位，并不符合我国社会的惯例。况且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来说，这个问题并不存在。从另一方面说，她对我当选为总书记，对我开始从事的事业很重视，抱有极大的责任心。她从各个方面给我以力所能及的帮助。尤其是在我出国访问期间和在莫斯科接见外国人士的时候，她帮助我安排一些生动有趣的人际交往活动。所以说，她不曾和什么人“战斗”过，正相反，她为相互理解做了许多工作。

在讨论此次来访的主题--裁军的过程中都克服了哪些困难，姑且不去谈它。我和里根当时发生了几场小小的“顶撞”，无非也是那种意识形态对峙的余波。在一次会谈中总统开始对我横加“斥责”。我不得不打断他的话，并心平气和地说：

“总统先生，您不是法官，我不是被告。我和您一样，也代表一个伟大的国家，我希望我们的对话将在互惠、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否则我们就根本谈不下去了。”

　　相互怀疑、讽刺挖苦的场面也见于其他几次会晤。但这种情况逐渐减少。对手在彼此熟悉对方，不再话刚说半句就“发火”，凡是不合胃口的话都“予以反击”。如果在谈判过程中万一发生了激烈冲突（这从来都是难以避免的），大家都尽量用开玩笑方式缓和气氛。美国人偏爱幽默，可以说是民族性格的特征。我想，就在我的访问过程中，里根本人曾思考了许多事物，超越了他早已形成的思维定式，在这个意义上舒尔茨比所有的人走得都远。

　　美国人把大量的信函寄到苏联大使馆--我的临时官邸。报纸不惜版面、电视公司不惜时间，报道访问的详细情况。

　　应我的邀请前来参加招待会的有：万斯、基辛格、凯南；各个反战团体和友好协会总会的代表；宗教界人士伯纳迪恩、格雷姆、斯奈德、施奈厄尔；学者比阿勒、亚当姆斯、托克、布拉德马斯、维兹纳、汉堡、加尔布雷恩、德莱尔、科恩、劳恩、辛普森、舒尔曼、沃德、斯通；文化界人土维达尔、鲍杜因、丹纳维、德·奈罗、兰克斯特、密勒。纽曼、欧诺、奥茨、佩克、斯特利普。

　　我只是列举了在使馆椭圆形大厅聚会的数十位美国杰出人物的部分名单。我方也有学术界和文化界名流出席这次集会。这次聚会在美国和在我国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我以美国来信（仅1987年我就收到80000多封）为切人点，开始了我的讲话。我谈了读过这些令人激动的信件之后的感想。对于我们两国公民已经意识到的东西，已经感受到的东西，政治家们和智囊们却跟不上。看来是时候了，我们应当想方设法去了解民意，应当提倡顺应民意。世界变了。在坐的有“战争边缘平衡论”、“遏制论”、“反击论”的首创者和拥护者，等等。但这种理论的对象正在消失。我们如果不把这一点搞明白，就无法走上一条使国际．关系健康化和建立合作的道路。

　　当然，和我交谈的人都对我如何评价苏联正在发生的一切很感兴趣。当时，即1987年12月，是第一次提出：“我们已开始把自己的构想和实际生活结合起来。这将涉及到千百万人的利益。今后两三年（！）将是最为痛苦的几年。一切都应该改变。”

　　我当时确信，而且至今仍然确信，没有经济往来，就不可能建立富有成效的合作。而苏联和美国之间，除了我们购买粮食之外，几乎没有经济上的往来。我们用政治决议，用旨在防止技术流失的规定，把我们自己相互隔绝起来。巴黎统筹委员会的臭名昭著的清单，不仅使得美国自己，而且使得许多其他国家无法和我们在现代经济技术层次上进行合作。贸易和人权挂钩使那些真正愿意与我们做生意的人陷于困境。只有极个别的美国商人进入我们的市场。

　　在与美国实业界人士会晤时，我把这些问题谈了出来。会晤时在坐的有实业界各方面的代表，诸如埃克、安德鲁斯、哈默、希尔顿、肯德尔、克恩斯、肯尼迪、劳德、马霍尼、马克斯韦尔、墨菲、彼得森、佩蒂、洛克菲勒、罗哈延、斯宾塞、特纳、伍德、克劳曾、鲁宾逊、美国商业部长维里蒂。我是围绕着下面这个主题和美国出版界头面人物谈话的：我们大家都必须学会在一个新的世界生活。报刊在评论这次会晤时强调我和出版商们相互对骂。也许我表现得不冷静，我对此表示遗憾。但从会晤一开始就劈头盖脸地提出挑衅性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我已回答了不下数十遍。座谈会演变成一次普通的记者招待会，这令人懊恼。我们渐渐地平静下来，才找到了共同语言。

　　我们对华盛顿的“入侵”之所以很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并不抱有任何“破坏性”目的。所谓“人侵”，并不仅指我自己、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代表团成员中亲密的战友，而是指所有和我一起访美的人。这里有学术界和艺术界的名流，有记者大军。他们先期赴美，开始了与美国同行的接触，参加各种讨论会，多次接受记者采访。

原来我们真的有话可说，我们的人也很善于把“冷战”年代积累的尖锐问题谈得头头是道。他们在说话时摆脱了先前那种套话和教条。他们获得了思想自由，并且证明了他们善于富有责任感地、毫不懒惰地、毫无蛊惑人心之嫌地利用这种自由。这是公开性取得的初步成就。

许多辩论会的中心内容已经不再是顽固地坚持意识形态公设了，而是努力聆听和理解对方。这是一个不亚于签订条约的成绩。

　　那些频繁参加会谈的日子给人留下的富有感情色彩的印象，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在白宫的一次招待会上我见到了范·克里贝思。在我们的记忆中，他还是那个因为演奏柴可夫斯基第一协奏曲而在莫斯科第一次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中荣获一等奖的青年人。在充满友好之情的拥抱之后，范·克里贝思再一次坐到钢琴前，轻声地演奏并哼唱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是献给苏联客人的礼物。索洛维约夫-谢多伊为1957年莫斯科青年联欢节写作的这支歌几乎是我国的民间国歌。我们忍不住了，激情满怀地跟着唱了起来，于是这支歌被用两种语言演唱着。

　　招待会和音乐会结束了。我们和美国人都兴致很好地走在白宫的走廊上。我们走到林肯肖像前时，翻译悄声对我说：“您看见了，那边走着两位将军……一个将军指着肖像对另一个说：应该让林肯老先生看看所发生的一切--白宫外面飘扬着镰刀和锤子的红旗，里面唱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在国务院举行的招待会上，我见到了充当殷勤好客的东道主的乔治·舒尔茨。他很善于制造温馨友好的气氛。来自美国各个角落的人们，所谓社会精英，济济一堂。舒尔茨把他的前任--历届国务卿全部邀请来赴宴。

　　我认为我在这次聚会上的讲话，是我整个访美期间最成功的一次讲话。我理所当然地谈到了《中短程导弹条约》和这件事的意义。但我讲话的主题却另有所指。

　　“现在千千万万的人们开始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随着20世纪的结束，文明正在接近这样一条分界线，这条分界线与其说是各种制度、各种意识形态的分界线，不如说是以健全的头脑、人类自我保护意识为一方和以不负责任、民族自私主义、种种偏见为另一方的分界线。人类开始意识到他们伙已经打够了，应该一劳永逸地消除战争了。两次世界大战，耗费人力物力的‘冷战’，再加上已经夺去和正在夺走千百万条生命的小规模战争，是因为冒险、野心、藐视他人权益而付出的极其高昂的代价。是因为不愿意和不善于正视现实，不愿意和不善于正视各国人民拥有做出选择、生存在世界上的正当权利，而付出的代价。

　　当代世界并不是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国家集团的独霸天下，无论这些国家多么强大。世界是众人共有的天下。凡是有众人相互交流的地方，就离不开互惠和妥协。一个立足于强权的世界，无论怎么说，也是外强中干。就其实质而言，这样一个世界是建立在公开或隐蔽的对峙上，建立在累卵之危上，建立在使用武力的野心上。

　　人类多少个世纪以来不得不容忍这个糟糕透顶的世界。我们不能再让自已这样下去了。有些人认为，在起草条约时苏联方面让步过多，另一些人又说美国方面做出了许多让步。我认为，两种说法都是错误的。为了启动裁军进程，为了建立起码的相互信任而又不损害任何一方的安全，双方都做出了适当的让步，用普通的人类交际语言，无论是用俄语还是用英语来说，我们取得的成绩都意味着希望重现。”

马耳他，“冷战”终结的开始

　　1989年7月阿赫罗梅耶夫从美国回来，交给我一封布什的信，他信中提议于1989年12月举行一次初步了解性的会晤。这项建议是严格保密的。我后来才知道，了解这项建议的只有美国总统最亲近的工作人员。

　　我回信表示同意，于是我们开始紧张的准备。现在已经很清楚，美国人也同样进行了紧张的准备。

　　拟议中的会晤日期日益迫近。会晤的礼仪方面已经确定。苏联的“光荣号”巡洋舰和美国的“伯尔克纳普号”巡洋舰应当开进瓦莱塔港的停泊场。谈判预定轮流在苏联军舰和美国军舰上进行。此外，我们还向瓦莱塔港派出了“马克西姆·高尔基号”观光船，这只船将作为我们的宾馆。

　　马耳他会晤就许多原因而言都是一次具有象征性的会晤。这是美国政府更迭后的第一次会晤。会晤的地点是三大洲的交接点，世界的交通要冲，多种利益的汇合点。谈判在军舰上举行，这表明苏美两国领导人背靠着强大的实力。而这一切都证明世界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等待我们的是一项责任十分重大的工作。我和我的同事们都抱着这样的心情，虽然也希望能够抽空了解一下这个具有异国风情的国度。

12月2日傍晚，我们结束了对意大利的访问后抵达瓦莱塔。起初一切都按照既定的程序进行。会晤了马耳他总统塔博诺、总理菲内克·阿达米以及马耳他政府的成员。同街道两旁和总统宫前欢迎我们的人群进行了短暂而友好的交流。

　　但到了第二天，大自然对我们的外交礼仪作出了修正。海上刮起了飓风。要想搭乘快艇到达停在停泊场的“光荣号”--谈判将在那里开始--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国的海军人员和美国的海军人员都坚决反对这种“登陆”方式。有人提议在停泊在码头的港湾中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号”上安排第一次会谈。因此会谈开始的时间只是略微推迟了一点。

　　第一天的谈判是分好几个阶段进行的：与布什总统的单独谈话；谢瓦尔德纳泽和贝克交换意见；早餐时的会谈；苏方有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别斯梅尔特内赫、切尔尼亚耶夫、多勃雷宁、阿赫罗梅耶夫参加和美方有贝克、苏努努、布莱克韦勒、罗斯、格雷夫斯参加的扩大会谈。预定的晚间会谈，由于狂风大作而不得不改期。

布什表示他希望第一个陈述自己的意见。对我而言，直接听到美国总统谈谈他的政府在确定对苏方针时得出了什么结论，是极其重要的。因此我全神贯注到极点，仿佛在“咀嚼着”美国新任总统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提法。

布什宣称：“我完全同意您在纽约讲的话：如果改革获得成功，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就在一个时期以前，美国还有许多人对此心存怀疑。我不会断言这种人已经没有了。但阿以完全肯定地说，严肃认真、善于思考的人并不支持这种观点。这话完全适用于你们与之打交道的人，如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他们希望你们的改革获得成功。”

　　接着布什谈了他对一些积极步骤的设想，据他看，这些步骤能够促进将在美国举行的高层正式会晤的准备工作。首先应当明确会晤可能举行的日期。美方建议在明年6月的最后几天实现访问。

　　美国政府打算采取措施，以中止阻挠向苏联提供最惠国待遇的杰克逊一温尼克修正案的效力。鉴于苏联正在发生的变革，可以就签订新的贸易条约开始磋商，以便在即将举行的高峰会晤之前准备好条约的文本。同时美国政府还决定废除限制对苏方贷款可能性的史蒂文森一伯德修正案。

　　布什认为有必要强调指出，美国在苏美关系方面提出的这些措施，目的决不是要炫耀美国的优越。

　　“我们这些生活在美国的人，对我们的经营方式的优点自然是深信不疑的。但现在所谈的不是这个问题。我们努力设法把我们的建议写得不要给人造成仿佛美国在‘拯救’苏联的印象。我们所谈的不是援助计划，而是合作计划。”

　　布什在谈到苏联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关系时说：“从前我们反对你们国家加入这个国际组织。现在重新考虑了这个立场。我们赞成让苏方享有观察员地位。但是要给这个组织的成员国一定的时间。苏美投资问题工作小组已经成立并正在运作。这很好。也许现在应该研究一下拟定投资保证协议的可能性了。”

　　在布什的声明中裁军问题占有重要位置。例如，总统阐述了在化学武器方面所采取的稍加修改的立场。如果苏联方面原则上同意由布什于1989年9月在联大讲话中所阐述的美国建议，美国就可以放弃它的现代化计划，也就是说，在无所不包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生效后美国将不再生产二元杀伤武器。实际上这意味着，双方可以在最近达成关于大幅度削减化学武器储量、使这种武器拥有量达到美国现在拥有量的百分之二十、而在公约生效8年后达到百分之二的协议。如果加把劲儿，到明年年中就可以拟就一份相关协议的草案供签署。

布什在谈到常规武器时提出以下目标：在维也纳谈判参加国代表的高级会谈中，签订一项关于在1990年断然削减驻欧常规军队的协定。

总统在谈到未来的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时表示，他希望两国外长能在最近期间设法解决诸如远距离空基飞航式导弹的计算方法、遥测编码、导弹配置等问题。他补充说，美国欢迎苏联加入西方七国已经执行的导弹和导弹技术扩散限制规范。还提出了苏联可否公布自己的军事预算数字的问题。

　　在回答布什时我首先谈了几点一般性的意见。

　　在转入布什所提出的具体问题时，我对他提出的有关双边经济关系的建议作出了肯定的评价，并希望总统能够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政治毅力。需要由他发出信息。美国的实业界都是严守纪律的人，他们会对经济领域的新思维作出反应的。

　　理所当然，裁军问题在马耳他会晤中占有重要位置。

　　早在1990年我就对布什关于签订欧洲常规武器协定的建议表示了赞同。针对战略性武器，我指出现在已经具备前提，赶在1990年华盛顿高级会晤之前准备好条约的草稿。但我提醒布什注意到他在开场白里完全避而不谈海基飞航式导弹问题，而美国在这方面拥有相当大的优势。我说，如果在海基飞航式导弹问题上不取得可接受的进展，我们的最高苏维埃不会批准这个条约。

　　美国人机警地关注着我们对中美洲所采取的立场。布什把这个题目挑选出来，另外与我进行了一次单独的谈话。其实在一个单独的船舱进行的这次半个小时的谈话，也就是“马耳他会晤”的开始。布什推说应拉丁美洲政治家的请求，坚持建议对菲德尔·卡斯特罗施加影响，让他停止向那些“民主政治制度本来就极度脆弱的国家”提供武器。他把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两国的形势说成是苏美关系中的“巨大芒刺”，并说问题也是出在提供武器上面。

　　我回答总统说，我们在中美洲不抱有任何特殊的目的。我们不想在这里抢占桥头堡和据点。美国对这个地区的事态作出的反应，使我们联想到一定是什么人在向美国领导人提供带有偏见的信息。我们已经谈定不向尼加拉瓜提供武器，因而也没有提供。同时我们也指出，美国国会也终止了对那里的反政府武装力量提供军事援助。

　　至于说古巴，我强调指出，了解情况的最简单而又百试不爽的办法就是直接找卡斯特罗去谈。任何人都不能对他发号施令。在访问古巴期间，卡斯特罗在和我单独谈话中请求在实现对美关系正常化的事情上给予协助。不久前古巴军队总参谋长访问了苏联。他在和苏联国防部长以及阿赫罗梅耶夫元帅的谈话中，以信任的方式再次提出这个请求。如果有这个愿望，我们可以帮助建立对话。

　　我必须承认，布什对这个建议作出的回应是极其生硬的。他坦率地让人明白，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不愿意作出任何妥协，坚定地建议我们压缩同古巴的经济关系，并且说他很奇怪，既然古巴公开谴责我们的改革，为什么还没这么做。

　　为此我不得不提醒说，古巴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有它自己的政府，它有它自己的对事物的理解，它有它自己的抱负。最近时期以来，我们正在把对古巴的经济关系转轨到互利的基础上来。但我们并不打算教训它。

　　我在谈话中还提到一个更为宽泛的问题，即美国对诸如巴拿马、哥伦比亚以及最近的菲律宾等国家的关系问题。在苏联人们常问：难道美国和美国总统即使面对的是独立的国家也不肯收敛一下自己的言行吗？为什么由华盛顿的人们来进行审判，做出判决，并由他们自己来执行判决呢？莫非“勃列日涅夫主义”之后又来了一个“布什主义”吗？

　　在回答总统的反驳时，为了把我的立场说得尽可能明确，我举了下面的例子：欧洲正在发生变革，一些国家的政府被推翻，它们也是经过合法选举产生的。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如果在这种权力斗争中有人请求苏联出面于涉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行事呢？也像布什总统那样做吗？

　　对方当然不同意我的说法。但也承认苏联有些人可能产生这种反应。

　　东欧是我们充满信任的会谈的另一个题目。我说，对于人们围绕着德国的事态忙得团团转这一现象，我感到不安。统一是一件严肃的事，需要认真地去对待。让这个进程发展下去，但不要人为地去推动它。

　　布什声明他不打算亲自去袭击两德边境，不打算去“跳墙”，他的话很风趣。我学着他的腔调当下表示同意说：“对，跳墙可不是总统该做的事。”

　　与天气预报相反，第二天夜晚风刮得更大了。到了早晨已经清楚，海上的情况不利于把两个代表团从一艘军舰转移到另一艘军舰上去。惟一的办法是在我们那只观光轮船上再次会晤。就在船上的图书室举行了最后一轮谈判--先举行扩大会谈，后举行单独会谈。

　　鉴于在第一轮会谈时我对布什就军事和政治问题发表的意见只作出了很简短的回应，我认为现在把要点加以说明是适宜的。

　　我说：“首先，美国应当从这一事实出发：苏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对美国发动战争，不但如此，苏联准备不把美国当作自己的敌人。其次，我们主张携起手来保障相互的安全，愿意把全方位的裁军进程继续下去，并为防止研制各种新型特异武器作出一切必要的努力。第三，我们采取了防御学说，我们的军队已经普遍实行深刻的改革：中欧驻军的部署正在改变结构，师一级驻军的坦克现在已经减少，登陆渡河装备正在撤出，攻击型飞机正在转移到第二梯队以及其他等等。

　　但我们产生了种种问题。为什么美国继续执行20年前采取的‘灵活反应’战略？为什么它的军事实力三大组成部分之---海军至今被排除在谈判之外？”

　　为此我提出一项补充建议。苏联海军和美国海军都拥有核武器，既有战略核武器，如潜艇弹道导弹和海基飞航式导弹，也有战术核武器，如短程飞航式导弹、核鱼雷和核水雷。海军战略核装备是日内瓦裁军谈判的项目。剩下的是战术核武器。我们愿意就全部销毁这种武器达成协议。采取这种断然的决定，会使监督程序一下子变得简化。

维也纳谈判还剩下三个重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在削减武器的同时裁减军队兵员。我们建议把兵员裁减到每方为130万人，即双方各裁减掉100万人。第二个问题是减少驻扎在外国的军队数量。我们建议以30万人作为上限。据说只准备裁减苏美两国的军队。然而还有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加拿大的军队。第三个问题是空军的规模。我们曾提出北约和华约双方各自的前线战术空军拥有飞机的水平为4700架，并提出截击机的单独水平。不过，这方面的工作进展很缓慢。我强调指出，我们支持布什总统关于“开放天空”的建议，这个建议很有意义。

谢瓦尔德纳泽提到布什昨天就化学武器提出的很有意义的建议。我重申我对这

项建议持肯定的态度。

　　接着我们重又谈起欧洲事务。

　　为了不重复以前说过的话，我重点地谈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欧洲正在发生的变化具有深刻的性质。在发生这种变化的日子里，应当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格外仔细、格外认真地行事。这个观点实际上得到所有欧洲活动家的支持。

　　这个观点的实际内容是什么呢？首先，要在继续和发展赫尔辛基进程方面下功夫。因此需要第二次赫尔辛基会晤，我们必须在这次会晤中研究新的形势，制定出共同的标准和方针。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处理在另一种时期建立的跨国机构。这里也需要仔细、认真的态度。现有的保持平衡的工具不应当削减，而应当根据时代的要求加以改造。东欧和西欧建立的政治、经济、军事同盟不应当竞争，而是应当合作。

　　我接下去说，欧洲一体化可以采取各种形态，其中包括未知的形态。这个过程不是无痛的。我们是根据苏联的情况作出这种判断的。东西方接近的历史性机遇已经出现，如不加以利用，后果是很危险的。我希望今后事态的发展不要削弱已经产生的相互谅解。

　　在这里，我和布什为了对“西方的”民主价值和全人类的民主价值的理解而发生了一场小小的辩论。我再一次强调说，我们所坚持的政治新思维认为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在没有外部干涉的情况下作出自由选择。要善于学习，包括学习别人的经验，但必须从中吸取对你真正合用的东西。布什基本上同意了我的意见。

　　当天我们还详细地讨论了中东地区的局势。布什介绍了美国如何努力促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进行认真的对话。我也重申我们愿意对此作出建设性的贡献。现在已经不存在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上的障碍。我们就互设领事馆达成了协议。一旦中东和谈开始，我们就与特拉维夫恢复外交关系。

　　布什提请我注意，美国在中东的政策已经转向与苏联协作。谢瓦尔德纳泽按捺不住了，对他的这个声明发表了评论：“的确，最近时期你们在已经作出计划和决议之后同我们进行了磋商。而协作似乎要求事先进行讨论。”

这一天谈判的尾声是阿富汗问题。谢瓦尔德纳泽简要地介绍了当前的形势，列举了实际转人解决冲突的几种可行的途径：召开国际会议以建立联合政府和安排自由选举，由联合国来安排这个会议，敦促阿富汗各方进行对话，相互中止提供武器。

布什和贝克谈话的要点是，阿富汗反对派不能接受纳吉布拉这个人物。不过在会谈结束前贝克到底还是提醒说，根据他得到的信息，阿富汗的反对派似乎愿意和纳吉布拉坐在一起开始关于过渡时期的谈判，但有一个条件：过渡时期结束时他必须下台，并将组成新的政府。

我认为这个创议倒是值得讨论一下。归根结底，拟议中的政府由什么人组成，是阿富汗人自己的事。让他们去决定嘛。我们商定就这个题目继续进行会谈。

这次谈判之后举行了单独会谈，中心议题是波罗的海沿岸的形势。布什陈述了人们熟知的美国立场，并且立即声称美国舆论对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共和国的事态很敏感。我对苏联发生的情况的特殊性作了说明。

　　在马耳他又开创了一个先例--干脆就在“马克西姆·高尔基号”的甲板上举行了苏美两国领导人会晤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联合记者招待会。总的成果是，两国关系上升到了新的水平。

第十七章德国的统一

1988年以前的德国问题

　　马耳他会晤之后，我确信我们终于闯过了第一道难关。对西方关系的晴雨表指针在战后年代第一次停止了左右摆动，而停在“晴”的刻度上。我相信我们终于冲出了难得一见的“解冻”屡屡转为旷日持久的“霜冻”的怪圈。

　　对于所发生的事，我们自己也未必立即完全搞清楚了。要知道，整个战后国际关系史上正好开始了一个性质全新的阶段。“冷战”随着马耳他会晤走向结束，虽然它的后果仍遗留下来。我们没有辜负生活在分裂的欧洲的人们的期望。

　　1989年，在德国这个许多欧洲问题和国际问题的“神经痛中枢”启动了一个进程，这个进程使得苏美关系、苏联和西欧关系、苏德关系迄今取得的全部积极成果经受了一场考验。

　　这场考验对所有国家，尤其是对苏联和德国，是艰难的、痛苦的。但无论如何，我认为从总体上看，事件的参加者都经受住了考验。

如果我说我早就预见到了德国问题将如何解决，为此苏联对外政策将面临哪些问题，那将有悻于事实真相。我不相信今天健在的政治家（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有人曾经在事件发生前一两年预见到了后来发生的事。民主德国发生剧变之后，事态急转直下，以致出现了局面失控的危险。回顾当年，今天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在那样一个具体的情势下，无论从保障我国利益的角度而言，还是从维护欧洲和平、挽救全欧进程而言，我们都是竭尽全力了的。

[站长评语：“二战”结束后，斯大林将他的社会主义制度移植到东德，建立了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德国”，但东德的统一社会党学习了苏共式的封建独裁统治，结果人民没有了自由，经济落后，与西德的距离越来越大，人民对腐败的东德当局愤恨不平，于是许许多多的东德人纷纷逃到了西德。1989年，在左邻右舍巨变的推动下下，东西方冷战的产物和象征柏林墙轰然倒塌，民主德国40余年的社会主义制度划上了句号。/1989年5月，匈牙利拆除了匈牙利与奥地利之间的铁丝网和其他隔离设施，两国公民只凭护照即可自由往来。大批民主德国公民假道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通过奥地利前往联邦德国，形成了战后最大的一次出走浪潮，最多时一天达300多人。9月10日，匈牙利政府决定，滞留匈牙利的民主德国公民可根据本人意愿自由出境，单方面废除匈牙利和民主德国1969年签署的《关于禁止对方无有效证件公民去第三国的双边协定》。/1989年10月6日，戈尔巴乔夫在民主德国建国40周年庆典上讲话：“民主德国也像任何别的国家一样，有它自己的发展问题，需要加以思考和解决。”他告诫民德领导人不要误了“革新的最后一节火车”，“迟到者将会受到生活的惩罚”。/游行示威的浪潮在民德国内蔓延开来。10月7日，民主德国第一个反对党民主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当晚，柏林数千人与警察发生了冲突。10月9日，在民德第二大城市莱比锡爆发了7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口号从“改革”、“旅游自由”、“新闻自由”发展为要求反对派组织合法化，实行多党制，自由选举等。/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德国统一社会党有近80万党员退党。10月19日埃里希.昂纳克提出辞职，埃贡.克伦茨当选为总书记。11月7日，民主德国政府宣布总辞职；8日，中央政治局宣布总辞职。/11月9日，民主德国部长会议决定，对私人旅游不附加任何条件；公民可提出迁就国外的申请；移居国外的民主德国公民可经由民主德国同联邦德国和西柏林的所有过境站离境。柏林墙已经实际开放了。/12月1日，人民议院九届十三次会议通过修改宪法第一条的提案，从宪法中删去了民主德国受“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内容。12月7日，民主德国16个党派和政治组织举行民主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圆桌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决定于1990年5月举行人民议院大选。12月12日，象征着“大柏林”的勃兰登堡门打开了。柏林墙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1990年3月18日，德国联盟在民主德国人民议院选举中获胜。新上任的总理德梅齐埃与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在首次会晤中，就确定了两德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日期。9月27日，两德统一条约正式生效。10月3日，两德正式统一。]

　　当然，1985年全部德国问题从莫斯科看上去与今天截然不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我们的盟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苏联在西方的头号贸易伙伴，但在“军事政治等级表”上被列人“潜在的敌人”一栏。

　　苏联和西德的关系在勃兰特的“东方政策”时期开始“解冻”，而到了80年代初期又“变冷”。在紧张局势普遍强化的情况下，在莫斯科人们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政策首先根据苏美对抗的背景加以评价。按照这种方式提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生发出以后的一连串的议论：联邦德国是美国在欧洲的最亲密的盟友，又是美国路线在这个大洲的执行者；联邦德国仅次于美国是北约的第二大军事“支柱”，联邦国防军是北大西洋联盟的“第一集团军”；联邦德国部署着美国的“潘兴式”导弹，能够在几分钟之内打到苏联境内。我说这些话绝无讥讽之意，因为在全面对抗的框架内上述论据是十分严肃认真的。这种论据上还附着战争遗留下来的极其沉重的心理因素。

　　苏联对“德国重新统一”主张所持的看法，也是这个逻辑推理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不打算去考证历史，说明谁对德国分裂负有更大的责任。我认为，斯大林直到最后都一直情愿为德国的“中立化”付出自己的代价。但在北约成立、联邦德国加入北约之后，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苏联，关于德国统一计划的讨论都只具有礼仪和宣传性质。

　　当然，勃列日涅夫和葛罗米柯失算了，他们听任民主德国领导人的摆布，于70年代初正式选定了以其“简单易行”而受人青睐的办法：组建两个德国，德国问题从此“解决”，没有必要再去管它了。但问题不在于乌布利希和昂纳克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架构。关键是苏联领导人真诚地相信，苏联的安全利益要求务必使德国的分裂永久化。

　　我承认，我也接受过这种武断的结论，虽然我曾怀疑过是否可能把某种东西永久封存起来：世界处于永恒的运动中，无视这一客观规律只能导致失败、失利。在我从政之后，两个德意志国家的存在已经是现实，根本就没有产生过重新统一的问题。

　　当1987年6月联邦德国总统冯·魏茨泽克非常审慎而又委婉地提到德意志民族团结一致时，我作了这样的回答：“今天两个德意志国家是现实，必须从这一点出发。《莫斯科条约》，你们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以及其他国家签订的条约是现实。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有效地发展政治、经济、文化、人员交流。任何企图破坏这些条约的行为，都应当受到严厉的谴责。苏联尊重战后的现实，尊重联邦德国的人民和民主德国的人民。我们打算在这些现实情况的基础上，构建我们未来的关系。到时候历史会评判我们谁是谁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