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点《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姚有为 总评语 几年前，苏共内的保守派发动了反改革的政变，因回应者寥寥无几、又不敌叶利钦的挑战而告失败。这场政变充分暴露了苏共保守派领导人的愚昧、无能和孤立，最终结束了苏共的政治生命，继而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和原苏联各共和国的独立。作为共产主义阵营的发源地和中坚的苏联，顷刻之间突然分崩离析，号称强大无比、党员达人口十分之一的苏共，竟然找不到多少支持者而迅速土崩瓦解，对全世界来说，这确实是一场完全出乎意料的世纪性变化。于是各国的社会评论家们纷纷发表“高见”，试图揭开苏共垮台的“秘密”，我国的不少人也纷纷发表了不少“独到”的见解，概括起来主要有三方面的观点：一是，有的人指责戈尔巴乔夫是苏联解体、苏共崩溃的罪魁祸首，认为是他有意要葬送苏联和苏共。其中客气一些的说法，是批评他在政治改革问题上作了错误决策，不应当实行政治“开放”；二是，有的人认为，苏联只搞政治改革、不搞经济改革，所以必然失败，言外之意是，只要象中国那样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就不会发生那样的结局；三是，有的人把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垮台简单地说成是西方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结果。我一直认为三种观点都有些道理，但都有片面性。因为这三种说法显然都过于简单化，忽略了导致苏联政治演变的诸多国内、国际因素，而且也带有很明显的从各自立场出发的政治意涵。但因受真实资料的限制，我也没有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当我仔细阅读了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以后，我心中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坚定不移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里，我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的原理，分析苏共垮台原因。马克思认为，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苏共的垮台虽然有诸多因素，但我认为不外乎是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的作用。 内因主要包括八个方面： 其一，苏共各级官员的腐败是苏共垮台的根本原因。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的苏共和苏维埃政权曾经采取了一系列的廉政措施，主要包括八个方面：一是，实行普选制度。苏联建国初期的宪法和《罢免法令草案》中明确规定，苏维埃各级政府的干部必须由选举产生，选民有权对不称职的官员随时撤换和罢免；二是，实行低工资制。为了防止新政权脱离人民，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2月1日颁布了《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工资标准》的法令，明确规定中央部长的月薪最高额为500卢布，这个数目仅相当于产业工人的月平均工资。苏共中央还规定，党的负责人不得领取特殊薪金和额外报酬。当时从列宁等中央高级领导人到一般干部都是低工资；三是，有计划、有目的地把大批优秀工人提拔到国家机关中去；四是，提倡不应以党代政的问题。苏共第二个党纲中规定：“党努力领导苏维埃的工作，但不能代替苏维埃。”列宁在1922年苏共“十一大”的报告中强调：“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权，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主动性；党的任务是对所有的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而不是象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对细节的干涉。”；五是，加强对干部的监督；六是，强调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学习文化和管理本领，以适应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同时强调，对那些不懂科学和管理技术又不愿以学习的人，要毫不留情地免去他们的职务；七是，加强法制建设；在苏共“六大”上通过了“关于革命法制”的决议。列宁主张司法机关单独进行审判活动，反对党组织凌驾于法律之上干预司法审判，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乃至对党员提出更高的要求，加重“对共产党员的判罪”；八是，列宁主张精简机构，裁减冗员，节约开支。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领导苏联近30年，他的一些功勋不能抹煞，他领导的苏联经济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并为消灭德、日法西斯侵略者做出了世界最大的贡献。但是由于主管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使苏共产生了严重的腐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实行了“封建专制”式的领导制度。1936年，苏联通过新宪法，宣布社会主义业已建成，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新宪法的实施标志着高度集权的政体以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实行“党的垄断”制以后，国家机关、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的一切重大问题都由党的领导机关决定，在权力高度集中于党的基础上，党的权利又集中于少数党的领导人，从而使党的领导变成了少数人（甚至于个别人）的领导，在这种高度集权的情况下，干部脱离群众，个人专权，专横跋扈的状况日益严重；二是，“肃反”扩大化，导致大批干部被无辜地残酷地杀害，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三是，彻底废除了干部选举制，而全面实施干部任命制。普通党员、干部和人民的民主权利被无情地剥夺，这就造成了干部不对人民负责、唯上是从、以人划线、任人唯亲、行贿受贿的腐败风气盛行，导致了干部实际上的家长制、特权制和终身制，个人崇拜盛行；四是，干部特权日益剧增。到斯大林逝世时，苏联高级干部的工资高出一般工人50多倍！除高额工资以外，高级干部还有过去封建贵族、官僚才能享有的狩猎权，以及特种别墅和商店。赫鲁晓夫上台以后，虽然采取了一些廉政措施，但由于他本人又陷入了搞“个人崇拜”的怪圈，于是党员干部的腐败现象更加严重，各级、各地、各机关都有秘密疗养院和休养所，各级干部都有高级专车、高级别墅。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党政领导干部思想更加僵化，官僚主义更加严重，任人唯亲、贪污腐败已经成为公开化，几乎所有掌握权利的党政干部都不择手段地大肆贪污，大肆行贿受贿（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因贪污受贿后来被送上了法庭）。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的党政军各级官员，大部分已堕落成拥有豪华别墅、高级轿车、私产万贯，并享有许多特权的官僚资产阶级了。苏联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由列宁时代的国家主人重新沦为雇佣奴隶。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对变了质的马列主义已感到厌恶，对苏共和政府各级官员已深恶痛绝，从而使苏联人民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已完全丧失。 其二，从斯大林以后，苏共为了维护事实上的封建专权，血腥地镇压农民、工人、青年学生的反对官僚主义的正当的集会游行，于是苏联由列宁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演变成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新兴官僚资产阶级专政。例如，斯大林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也使用了老一套的恐怖手段和强制手段。他拒绝承认一个简单的道理：皮鞭不能代替拖拉机和康拜因。农民对集体化的抵制，使国家濒临经济崩溃的边缘。斯大林以大规模镇压来回答农民的抵制。但这种镇压迫使许多省份的农民纷纷拿起刀枪作斗争。在北高加索和乌克兰的某些省份，为了镇压暴动，政府动用了武装力量，甚至军用飞机。然而，红军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农民子弟组成的。他们明白，当他们在这个地区镇压暴动时，另一个地区的部队也在用同一手段镇压他们的父母兄妹。因此，小股红军投奔起义农民的事件屡屡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北高加索，一个飞行大队拒不起飞去轰炸暴动的哥萨克材庄。结果，这个飞行大队被解散，一半人员被枪决。斯大林的追随者之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副局长阿库洛夫也很快被撤职，因为他未能及时派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部队去援救一个被围困的团，致令这个团被暴动的哥萨克人全部歼灭，无一生还。负责镇压暴动和指挥扫荡工作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边防军司令员弗里诺夫斯基，在政治局会议上汇报说，在北高加索的河流里，顺水漂下的尸体数以百计一一讨伐部队的损失就是如此之大。同样，暴动被镇压下去的情景也惨不忍睹。成千上万的农民未经审判就被枪决。几十万农民被流放，在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集中营里慢慢等死。再如，人民的不满情绪，当然也在共青团员，尤其是工人家庭出生的共青团员们的身上反映出来。青年们痛苦地注视着明显的不平等现象在全国泛滥；大多数平民百姓半饥半饱，而官僚特权分子却挥霍无度。普通工人的儿女们看到，出身“高贵”的不学无术的同辈如何进入国家机关担任诱人的职务，而他们自己却在繁重的工作岗位上卖苦力，受剥削。那些被招募去修建莫斯科地铁的共青团员，每天要干十个小时的活，而且常常是站在齐腰深的雪水中干。而那些出身上层的同龄人，却开着他们爹妈的轿车，在莫斯科四处兜风。对修建地铁的团员们的残酷剥削，曾逼得八百多青年扔掉工作，冲进团中央办公大楼，把团证甩在地上，破口大骂当权者。这件事使苏共首脑机关大为恼火。斯大林马上召集政治局委员开会。讨论这起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共青团员罢工。最后的结果是采取了残酷镇压的手段，大批共青团员背逮捕、流放。 其三，苏共剥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严厉压制反对意见。例如，斯大林推行全盘集体化的直接恶果是席卷昔日欧洲大粮仓乌克兰以及库班、伏尔加河流域和国内其他地区的大饥荒。就连那些经常称颂斯大林制度的外国记者，也认为死于饥饿的人数在五至七百万之间。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呈报给斯大林的统计数字是三百三十万至三百五十万。发生这种令人胆寒的大规模死亡的原因，并不是什么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灾害，而是专制者的无知和专横。他既没有预见自己行为后果的本事，又对民众所受的疾苦无动于衷。西方新闻界把这次灾难诙谐地称为“有组织的饿肚皮”，的确是不无道理的。国内，几十万少年儿童无家可归，四处流浪。他们的父母或死于饥饿。或被枪决、流放。乞讨和扒窃成了这些孩子的谋生之道。为了控制成年居民的四处流动，马上实行了身份证制度。在大萧条和饥荒时期，所谓的内部供应网点出现了，专为各级官僚们供应食品和其他商品。用同一个卢布，特权分子在这种商店买到的东西，比普通公民在普通商店买到的东西多十到二十倍。这些内部商店，更加深了人民对上层统治集团和特权阶层的仇恨。但是苏联报刊对这一震惊全国的饥荒只字不提，只是大肆宣扬“英明的和敬爱的”斯大林的工业化成就。那时，新闻检查严厉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外国新闻记者也被禁止到莫斯科城外和郊区采访。为了能在首都造成一种繁荣昌盛的景象给外国使节和外国记者看，斯大林的官员们真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给各省运送食品的列车，经常在途中被“充公”，掉头开往莫斯科。民警们却成天忙于追捕无家可归的儿童，把他们从大街上抓走，送进牢房。而剧院里，则另是一番情景：排场豪华的话剧照旧上演，著名的芭蕾舞团的节目依旧火红。真是灾荒时期的盛宴！这一切迫使一些有头脑的正义的共青团员们组织“地下”小组，讨论国家大事。但统治者的镇压马上就接踵而来：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间，有几千名团员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集中营。与此同时，几十万被当权者认为不大可靠的青年，也被送往那些地方“建设新城市”，尽管当权者说这些青年是“自愿”到那里去的。 其四，苏共实施残酷的暴政。苏共统治者不仅用残酷的暴力镇压持不同政见者，而且还将暴力施加到儿童的头上。例如，在一九三二年，当几十万无家可归的儿童被饥饿驱使着涌入火车站和大城市的时候，斯大林认为这有损社会主义的面子，于是就下了一道密令：凡在抢劫食品仓库和扒窃列车而被当场抓捕的，统统枪毙，因为这类处决都是秘密执行的，所以流浪儿童犯罪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于是，一九三五年四月七日，苏联政府颁布了一条世界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法令，法令规定：十二岁以上的儿童若犯了扒窃之类的罪行，与成人同样论处，甚至判处死刑。这一可怕的法令使广大人民震惊不已。人们知道斯大林的法庭是冷酷、无情和不讲法制的，纷纷为自己的孩子担惊受怕，深恐他们轻易成为诬告，或纯粹是某次误会的牺牲品。甚至那些在斯大林官僚机构中担任显要职务的人，也为此而惴惴不安。政府为缓和这一法令引起的可怕印象，竟玩了一个令人齿冷的把戏，做出了一个“法律解释”：新法令主要是针对那些盗窃农庄粮仓和火车车厢的流浪儿童……即使在各国的封建社会，也没有听说过对儿童实施死刑的法律。即使成年人犯盗窃罪，也不应该判死刑！另外，为了打击异己，斯大林还实施了株连亲属的“绝招”。有些人为了躲避斯大林的屠杀而逃到了国外，于是斯大林从封建统治者那里学到了“株连九族”的“绝招”，谁要是不服从他的专制统治，他不仅残酷打击异己，而且也不放过异己的亲属。一九三四年六月八日斯大林居然颁布了一个特别法令。该法令规定，军人叛逃国外，其近亲属将被流放到最远的西伯利亚地区，不管他们是否预先知道其叛逃意图。而在内务部里，还宣布过一条秘密规定以作为对这条法令的补充：内务部工作人员在国外执行任务时拒绝回国，或从苏联叛逃，其近亲将被判处十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刑；该人如出卖国家机密，其近亲属将被处以极刑——死刑。斯大林实施残酷的暴政，从而使广大苏联人民开始对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产生了怀疑。 其五，苏共实施的“高福利”政策，严重地破坏了苏联的经济基础。苏共长期实施僵化的计划经济，从而使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差距日益扩大，人民的不满情绪也日益增长，但是苏共没有采取任何从严治党的措施，没有改革经济制度，没有重视科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是，为了收买人心，以严重破坏自然资源为代价，实施了荒唐的“高福利”政策。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苏联就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福利的水平，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由于政府无法再乞灵于广泛的恐怖统治，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失去号召力、社会不满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只有“花钱买稳定”，用高福利来收买人心，换取老百姓的政治服从。因此，到了七十年代末期，苏联民众的生活水平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商品供应充足，物价低廉，大量分配新建住宅、电视、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迅速普及，老百姓的储蓄也不断增加，那时苏联人的购买力就几乎相当于中国人九十年代初期的购买力。但是，这种高福利虽然是老百姓的福音，却是苏联经济的噩耗。因为，苏联低效率的经济基础实际上只能应付低收入、低消费，无力长期支撑这种高福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没有竞争压力，虽然提高了福利和教育水平，却并不会相应提高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只不过是以大量地粗放地消耗矿产资源生产地档次的产品，只不过是靠廉价地出口有限的矿产资源换取外汇，只不过促使更多的人转移到轻松干净的工作岗位上，造成白领岗位上大量冗员、工作纪律松懈，而蓝领岗位却缺员严重。所以，高福利时代越长，对苏联经济实力的消耗也越厉害。因此，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苏联已经债台高筑，再也供不起这样的高福利了。于是，商品短缺越来越严重，通货膨胀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停滞，经济情况明显恶化。其实，在苏联实行重工业优先、低收入低消费政策的年代，经济并没有垮掉。只是因为从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连续实行了二十年的高福利，才使经济陷入绝境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想要既维持一个重工业、军事工业为重心的经济结构，又维持高福利，是力不能及的。然而，一旦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不得不走上高福利的不归路，那么，或早或晚，国力“透支”就必然导致经济危机。在勃列日涅夫统治的年代，“花钱买稳定”确实让苏共和老百姓“皆大欢喜、各得其所”，苏共官僚集团不用担心社会不稳定，老百姓有轻松舒适的物质生活。可是，一个隐藏在背后的结果是，这一时期的高福利政策不光“吃”掉了斯大林、赫鲁晓夫时代留下的“老本”，还把该戈尔巴乔夫化的资源也提前“吃”掉了，是一种既“吃”祖宗饭、又“吃”子孙饭的政策。其后患究竟如何，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才真正显现出来。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吃了勃列日涅夫的“哑巴亏”，“命”里注定是个悲剧式的人物。勃列日涅夫虽然是个昏庸无能之辈，到了任期的后半段，连在苏共代表大会上照着讲稿念，都念得错字连篇，可是他这个“媳妇”手中有“米”，轻轻松松地就把“家”维持下来了。戈尔巴乔夫这个出身于莫斯科大学的高材生“媳妇”倒是比前任们“巧”得多，可他的前任把“撒银子”、做“好人”的机会全用光了，留给他的只是成堆的债和得罪人的“差事”，新“媳妇”再“巧”，没有“米”也维持不住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庭”了。 其六，苏共自己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党内的民主派和自己的“精英”。美国卡特任总统时的国务卿布热津斯基，二十多年前曾经预言，苏联的制度可能拖不过二十世纪。当时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发言人都以嘲笑的语气撰文驳斥布热津斯基。但遗憾的是，苏联、东欧和东德共产党的垮台证明了布热津斯基预言的无比正确性。为什么呢？我认为布热津斯基早在二十多年以前就已经看清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苏共夺取政权靠的是暴力革命，但是，苏共政权的瓦解却不是因为别人用同样的暴力手段推翻了它，而是因为它被党内的民主派和自己的“精英”抛弃了。在苏联那样集权专制的体制内民主派又是如何生长起来的呢？这始终是人们很想了解的。苏联民主派的生长确实是一个曲折艰难的过程，但这并不是来自于少数人的一时冲动，而是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文化根源的。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斯大林式的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的残暴恐怖统治就渐渐削弱、最后消失了，苏共在经济上实行了收买人心的手段，在政治上则采取怀柔政策。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共产党政权和老百姓互相装假的局面，就是老百姓不再相信那些披着共产党的外衣的贪官污吏的谎言了，但在表面上仍然装作顺从的样子，而共产党政权明知老百姓是在装假，但却以老百姓的这种假装的信从为满足，双方谁也不去戳穿这层“窗户纸”。原捷克剧作家哈维尔曾经举过一个所有苏联东欧国家的人都觉得非常典型的例子。在六十年代捷克的一个杂货店里，挂着一幅政治标语：“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店员挂这幅标语，并不是因为他相信工人们团结起来对他的生意有帮助，而是希望用这幅标语向人们表明他的态度──他愿意服从共产党的规矩、免得招来麻烦。共产党国家的老百姓在极权体制下的生活本能，就是必须习惯于在公开场合讲政治方面的假话，假装拥护党和政府。也正是这样的每日每时可以观察得到的行动，“巩固”着共产党的政权。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也或早或晚会出现对共产党的挑战，最初的这类挑战不是突然爆发的有组织的反对党示威，而是源自人们内心的讲真话的愿望。人的本性是喜欢真诚、讲真话的。可是在共产党体制里，人们却不得不每天“戴着假面具”上班，只有回到家里才能说一些真话；同时，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一方面要求他们维持诚实的品德，另一方面又得教会他们必须在政治问题上善于说假话、应付当局，但又不能对当局的政治宣传信以为真，这实在是令家长们十分头痛的家庭教育。于是苏联的专制体制导致了“厨房政治文化”的出现，就是人们白天在工作场所说了一天假话后，晚上亲朋好友围在厨房的餐桌旁（苏联人多数家庭没有专用的客厅，但厨房比较宽敞，成为亲友见面说话聊天的地方），议论批评时政，把平时在公开场合压在心底的真话讲出来，而许多青少年在偷听大人们的“牢骚”中而逐渐形成了与官方宣传截然不同的观念，这些六七十年代的青少年长大了，于是就成了八十年代的民主派，于是他们向虚伪、僵化的苏共官僚集团发起了猛烈的攻势。另外，到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国家的95%的财富集中到了5%的人的手里，这5%的人就是苏共“精英”——哪些长期手握权利的党政官员，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利极其贪婪地大肆搜刮财富，当95%的普通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几乎一贫如洗的时候，他们却一个个成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这些搜刮了巨额不义之财的人非常害怕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改革派，因为改革派一旦成功，说不定哪一天他们就被送上断头台！他们急切地盼望改朝换代，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巨额不义之财就等于锁进了保险箱。于是当民主派向苏共发起进攻的时候，这些昔日苏共的“精英”立即耍了一个漂亮的“回马枪”，跟着民主派向苏共保守派发起了进攻……当苏联解体、苏共解散、苏维埃政权垮台后，在俄罗斯便一下子冒出大批握有巨资的私人财团，这些大财团的老板们，并不是来自凭其辛苦劳作才赚了点小钱的个体户们，而绝大部份都是有着前政权高官的经历，不是前格克勃头目，便是前州政府要员，或者是前国家计委的主管。苏共政权的垮台，这些家伙是最大的受益者。 其七，苏共的一些官员与黑社会公开狼狈为奸，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其八，不识时务的苏共保守派发动的政变为苏共垮台点燃了导火索。以戈尔巴乔夫的副手——副总统的亚纳耶夫为首的苏共高层保守派，为了保主他们的统治权，居然不识时务地发动了政变，企图恢复集权专制体制，这一举动一下子引起了民主派愤怒，于是各民主派们空前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向苏共发起了挑战！以叶利钦为首的“精英”们借着民主派的势力，轻易而举地挫败了不识时务的保守派发动的政变，接着又向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改革派发起了进攻。另外，在苏联那样集权专制的体制下，普通的共产党员的民主权利被无情地剥夺，于是他们在心里对苏共绝望了，他们在心里早已经抛弃了苏共，于是当叶利钦高呼解散共产党的时候，数千万被苏共官僚集团压抑已久的共产党员纷纷宣布退出共产党！ 促使苏共垮台的外部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阴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手段多种多样，但主要手段是以“空头支票”的方式欺骗以叶利钦为首的“精英”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向叶利钦许诺：只要苏联解体，只要苏联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就可以向他提供无偿的巨额经济援助，愚蠢的叶利钦居然相信了他们的谎言，天真地认为只要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困扰苏联经济和社会的一系列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但当愚蠢的叶利钦搞垮了苏共，解散了苏联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些向他许诺的家伙却一下子翻脸不认人了…… 我在认真思考苏共的垮台原因的时候，突然想起了司马迁的一段话：“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人也！”司马迁总结封建王朝灭亡的这段话，居然也适应于曾经被马克思、列宁理论武装起来的苏联共产党！这不能不引起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深思！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以后，也犯了一些和苏共类似的错误。当前，吏制腐败、司法腐败和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行贿受贿、腐化堕落等已经成为广大普通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社会问题。我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我评点《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的目的就是希望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以清醒的头脑吸取苏共灭亡的教训，自觉以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思想规范自己的言行，取信于民。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米·谢·戈尔巴乔夫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译 -------------------------------------------------------------------------------- 目录 出版者的话 告苏联公民书（代序） 致读者
第一章 当选总书记
第二章 第二章往事在我心中
第三章 莫斯科大学
第四章 第四章初试锋芒
第五章 权力的考验
第六章 第六章在老广场
第七章 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
第八章 第八章总书记 第九章多一点光亮：公开性 第十章经济改革：初步的尝试 第十一章决定性的一步 第十二章事业与思考 第十三章政治改革 第十四章苏联总统 第十五章党和改革 第十六章新思维和对外政策 第十七章德国的统一 第十八章改革与社会主义 第十九章1991年1～7月：危险与希望 第二十章八月政变 第二十一章最后的努力 第二十二章苏联解体 结束语 出版者的话 如果历史可以像录像一样可以回放，那么这样几个镜头您可能还记忆犹新：1991年12月25日那个夜晚，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神色黯然地坐在摄像机前，向苏联也向全世界发表了他最后一次电视讲话，宣布中止行使总统权力；随后克里姆林宫迎来了新主人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近70年的镰刀和铁锤国旗徐徐落下，红白蓝三色旗升了上去……10年后，当戈尔巴乔夫再次回忆这一令他刻骨铭心的时刻时，万般感慨油然而生：“由于我改革的失败，才导致了这场权力之争。” 自戈尔巴乔夫1985年3月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6年间，国际风云变幻，苏联国内形势波澜起伏，动荡激烈。处于苏共瓦解和苏联解体事件的中心，戈尔巴乔夫在这个时期的所思、所想、所为的过程及过后对这些事件的反思，是世人感兴趣和希望了解的。 在苏联解体10周年之际，一部由当事人亲自撰写的书——《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中文版与读者见面了。《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自1995年出版以来，已被译成7种文字，全球发行总数超过千万册。 由于《回忆录》是一部120万字的大部头作品，考虑到不同读者的需要，我们推出了两种版本：一种为单本的“精选本”，一种为上下两册的“全译本”。 对于对戈氏其人和当年的历史事件感兴趣的读者，这本《真相与自白》为您精心选译了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内容是戈尔巴乔夫的身历及家庭；第二部分是戈尔巴乔夫在在克里姆林宫的政治生涯，记述他当选总书记后进行改革的理念及活动；第三部分为戈尔巴乔夫在“严峻的1991年”的经历，重点记述八月政变、苏联解体的详细过程和他从一个当权总统被迫辞职到签署联盟解体而成立独联体协议后的复杂而痛楚的内心感受。 世人对戈尔巴乔夫的评议一直存在种种不同说法，然而历史实践是惟一准确的衡量标准。今天许多问题已真相大白，还有更多的问题有待历史的检验。凡是真实记录历史事实的资料，都有助于我们思考、研究和对是非的判断。不论书中是从何种角度，是以何种立场对史实加以叙述的，我们都可加以比较、鉴别，作为参考。 本书不但对研究苏联兴亡历史，而且对研究20世纪的东西方关系和世界巨变历程都是一部极有参考价值、具有其他书刊所没有的独特视角和珍贵资料的文献。 对于想全面了解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及言行的读者，特别是专业人土和党政干部，不久推出的《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将会满足您的要求。 告苏联公民书（代序） 苏联总统电视演说 1991年12月25日 亲爱的同胞们： 鉴于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后的情况，我终止自己以苏联总统身份进行的活动。我作出这个决定，是出于原则性的考虑的。 我坚决主张各族人民的独立自主，主张各共和国拥有主权。但同时又主张维护联盟国家和国家的完整性。 事情已沿着另外一条道路发展下去。主张国家肢解、国家分离的路线占了上风，这是我无法同意的。 即使在阿拉木图会晤和会晤通过决定之后，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也始终未变。 此外，我确信如此重要的决定本应在人民表达意志的基础上作出。 尽管如此，我将竭尽所能，以使所签署的协议导致社会的实际和谐、减轻摆脱危机和改革过程的困难。 我这是最后一次以总统的身份在大家面前发表演说，我认为有必要说出自己对1985年以来所走过的道路的评价。更何况这方面有不少无法自圆其说的、肤浅的、不客观的见解。 命运作了这样的安排，就是我当上国家元首之时就已经很清楚：国家情况不妙。我们什么都多：土地、石油和天然气、其他自然资源；智慧和才能也都不错。我们的生活却比发达国家差得多，愈来愈落在他们的后面。 原因已经清晰可见：社会在官僚命令体制的束缚下几近窒息。它注定要为意识形态服务，注定要承受军备竞赛的重负，已经精疲力尽。 所有局部的改革（已为数不少）均先后以失败告终。国家没有前途可言。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应当从根本上改变一切。 正因如此，我从不后悔自己没有仅仅为了利用总书记的职务在数年的时间里‘称王称霸’。我认为那是不负责任的和不道德的。 我明白，开始一场如此规模的改革而且是在我国这样的社会里，那是极其困难甚至是冒着风险的事情。然而我却至今对1985年春天开始的民主改革的历史正确性确信不疑。 国家复兴和国际社会发生根本变化的过程，其复杂程度大大超过了原先的一切预料。不过业已完成的事情应当得到应有的评价：社会获得了自由，政治上和精神上得到解放。这是最主要的成就，我们却没有充分意识到，因此也尚未学会利用自由。尽管如此，已经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消灭了那个早已使我国无法成为富足安康、繁荣昌盛国家的极权主义体制。在民主变革的道路上实现了突破。自由选举、出版自由、代表制政权机构、多党制均已成为现实。 开始走向多种成分经济，确立了一切所有制形式的平等地位。在土地改革的范围内农民阶级得到复兴，出现了私人农场，数百万公顷的土地交给农村居民、市民使用。生产者的自由已经合法化，企业家活动、股份制、私有化方兴未艾。 在将经济转向市场时，必须记住这是为了人。当此困难时期一切均应从人的社会保障出发，这特别与老人和儿童有关。 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已经结束‘冷战’，曾对我国经济、社会意识和道德起破坏作用的军备竞赛和国家极度军国主义化已经停止。世界大战的威胁已经解除。 我想在此再次强调，我在过渡时期将竭尽全力，继续对核武器进行可靠的监督。 我们已经对世界开放，不再干涉别国事务，并放弃在国外使用武力。我们得到的回报是信任、团结一致和尊重。 我们已成为按照和平、民主原则重建现代文明的主要支柱之一。 各国各族人民均已获得选择其自决道路的实际自由。对多民族国家进行民主改革的探索使我们已接近于签署一项新的联盟条约。 所有这些变化都需要作出巨大的努力，都是在尖锐的斗争中进行的，都曾遇到旧的、过时的、反动的势力日益严重的反抗，这里既有过去的党和国家机构和经济结构，也有我们的习惯、思想偏见、平均主义和坐享其成的心理。这些变化遇到了我们的偏执、政治文化水平低下、对变革的恐惧心理。因此我们才损失了许多时间。旧体制瓦解之时，新体制尚未开始运作。于是社会的危机更加深重。 我知道对目前严重局势的不满情绪，知道对各级行政当局和对我本人活动的尖锐批评。不过我想再次强调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广大又拥有如此遗产的国家里，根本性变革不可能在毫无痛苦、毫无困难和动荡的情况下进行。 八月政变”使总危机达到顶点。这次危机中最致命的是国家的解体。今天我所担心的是我国的人们失去伟大国家的国籍——对每个人说来后果都将十分严重。 我认为保住近年来的民主成果至关重要。那都是通过我们的整个历史、我们的痛苦经验获得的。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以任何借口随意抛弃。否则一切美好的希望都将化为泡影。这一切我都是直抒胸臆，如实道来。这是我的道义责任。 今天，我想向所有支持革新政策、参与实施民主改革的公民表示谢意。 我要感谢国外那些懂得我们的意图并予以支持、协助我们并与我们真诚合作的国务活动家、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以及数以千百万计的人们。 我离开自己的岗位时忧心忡忡。不过同时也抱有希望，我相信你们的智慧和精神力量。我们是伟大文明的继承人，如今伟大文明能否振兴，我们能否过上现代化的名副其实的新生活，完全取决于大家，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 我想衷心感谢那些近年来与我一起坚持正义而美好的事业的人们。也许某些错误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许多事情可以做得更好。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共同努力迟早会结出果实，我国各族人民迟早会生活在一个繁荣而民主的社会里。 祝大家万事如意。 致读者 值此动荡不安的时期，我们俄罗斯、前苏联各国以及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向自己提出问题。近几年来，我们大家遭遇到了什么事情？眼前发生的悲剧是社会发展进程所注定了的呢，还是人的意愿（一说是善良意愿，一说是罪恶意愿）所致？那些在20世纪再次使我国国内生活进入另一轨道并且远远越出国界的事件，其深刻的根源和原因何在？最后，我们此刻正处于历史坐标的什么位置，明天等待着我们的又是什么？ 自1985年至1991年年底，我可以说是处于事件的中心。如今，在卸去国事的重担之后，我认为自己有责任讲出我所了解的一切，并对困扰着同时代人的问题作出回答。不言而喻，首先是讲一讲政治、政权、新思维、我们在国内开始的改革以及国际舞台上的变化。但是不止于此。常常有人问到我个人生活中的某些细节，他们想弄明白改革的根源何在，消灭我国根深蒂固的极权制度的意图又是在何时、何处及何种情况下形成的。这方面的问题我也会涉及。 不过，这与其说是讲自己，倒不如说是讲我们这代人成长的环境，讲我曾与之一起领会生活和政治真谛的那些人，讲彼此交往曾对我的信念、性格的形成产生影响的那些人。 从大学入学之日起至今，我先后遇到的人数不胜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执政的七年期间尤其充实。对于那些曾以亲自参加或者道义支持来帮助过我的人，我始终怀着由衷的感激之情，我会尽量讲讲他们。 我的道路上也遇到不少敌人。我对他们并无恶意。至少对那些毫不隐讳地坚决捍卫自己的信念，而不是曲意逢迎。事后又卖身投靠并躲在角落里放冷枪的人是如此。如今我们全都会受到历史的评判。 这些年来，我看到和听到各种各样有关自己、自己的活动和道德准则的说法。这里有对过去事件的忠实描述，也有不少臆测、投机取巧甚至恬不知耻的谎言。凡是认真的评价我都认真对待，即使令我感到不快、我不敢苟同，却可以迫使我思考。至于恶意攻击，我一概置之不理。 我在1985年开始自己的活动时，就希望得到人们的理解。我在两本书中介绍自己和自己的活动，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不仅要说明自己的选择，而且要说明我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近这一选择的。我试图讲清把构想付诸实施是何等地不易，讲清随着改革的发展许多东酉不得不作根本的改变。 我想不要夸大其词，避免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来描写事件。不知是否达到了要求，但我在往这方面努力。 我尽量说明自己的某些决定和行为，决无辩解的意思。我并不推卸对所开始的改革应负的责任，因为我仍然深信：改革十分必要，它终将为我的祖国造福，为世界造福。 不过，我的任务是讲述，评判则由读者去作吧。 在回忆录写作中我时时感到我妻子的帮助和支持。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好钻研的头脑和女人的直觉，她对我的全部生活变故的直接参与，在本书的写作中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我想对所有帮助写作本书的人表示由衷的谢意。他们当中有我的志同道合者和朋友，有的人改革时期同我在一起，有的人现在同我在基金会共事，他们是：阿·谢·契尔尼亚耶夫，瓦·安·梅德韦杰夫，格·霍·沙赫那扎罗夫，B．T．洛吉诺夫，Y．奥斯特罗乌莫夫，B．扎格拉金，A．B．韦贝尔，B．B．库瓦尔金。 衷心地感谢T．f．莫加切娃和H．瓦金娜，她们是我多年的老助手。H．普奇科娃、YK．普罗佐罗娃、H．杜布罗温娜、C．库兹涅佐夫、B．H．米罗诺娃均做了十分重要的工作。 潜意识里撰写这篇我的生活和改革“总结”的念头，终于在某一刻变成了迫切的需要。1991年12月的最后几天（那是我国、当然也是我本人的悲剧性日子），发生了某种不可思议的事情。不久前还是一个强大国家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眼看着土崩瓦解。国家任人“宰割”，人们却差点没把这事当成幸福？！各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纷纷抛弃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该草案系由各共和国领导人组成的苏联国务委员会在总统主持下拟订的），吞下了别洛韦日协定这颗毒果。舆论大哗。知识界保持沉默。我对代表们和人民的呼吁以及关于苏联解体会带来严重后果的警告，竟无人理睬：社会已迷失方向，无法正确理解所发生的事情。国家的毁坏者正是利用了这一点，篡夺人民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发生了我最不愿意容忍的事情。 走笔至此，已是1993年的秋天。1990~1991年曾经争论得面红耳赤的许多问题，现已真相大白。曾经许诺的在独联体框架内保持经济、政治、国防和至关重要的“公民空间”等方面的完整性并未兑现。我心如刀绞地注视着原苏联各共和国的情况：经济崩溃，战争不断，暴力和犯罪猖撅，公民和少数民族的权利遭到践踏。这一切都是对傲慢的政治家冒险主义的报应，是他们使社会和国家从改革之路拐向“大动荡”的道路。 时间是毫不留情的，它会使一切原形毕露。昔日偶像的光泽已大半褪去，人群对他们发出的赞许声已变成咒骂声。看来，我们正在开始明白，不可沉湎于幻想之中。而这是恢复健康和实现希望的保证。我仍然深信，业已选定和始于1985年的改革乃历史的必需。在经过一段考验时期之后，我国人民即可当之无愧地享有改革的主要成果：自由、民主、公民权利。俄罗斯、其他原加盟共和国定可找到恢复自己联盟的道路：不是以原来单一制的、帝国的形式，而是以民主的国家联合体的形式。 我还相信，国际社会在经过因原先两极体系的终结而引起的不协调和杂乱无章时期之后，定可建立起新的世界秩序，并且共同努力克服我们处处都面临的战争危险、生态危险以及其他危险。我们业已开始走向无核世界、全球安全以及原先分属敌对军事政治集团的国家的一体化，这个进程肯定会继续下去。 我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和希望，请读者来开始本书的阅读的。 第一章当选中央书记 1978年，11月27日 笔记本上留有这样的字样，这个笔记本是我在自己的档案里找到的。那是我政治生涯中有重大意义的日子。1978年11月27日，星期一，苏共中央全会召开的日子，我在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 结局出乎意料的聚餐 11月25日，我从斯塔夫罗波尔飞到莫斯科。星期天中午12点，我来到既是老乡又是朋友的马拉塔·格拉莫夫家中，我俩从当共青团员时就很要好，当天他过50岁生日。这当然是朋友聚会的由头了。在小费列夫街一幢新楼四层的住宅里聚集了几个人，基本上都是斯塔夫罗波尔人。这样的日子我们是如何庆祝的，大家都知道。按照俄罗斯人的方式，阔绰大方，佳肴美酒，友好交谈，开开玩笑，唱唱歌曲。另外，这次聚到一起的人，大家都是老相识。聚会开始，照例是相互祝酒。不过因为这是朋友聚会，祝酒词既发自内心，又不很规范。大家情绪高涨，过生日者本人也不例外。50岁算什么！连中午都不到！ 祝酒的同时自然也少不了欢谈。大家谈到谁将接替时日无多的库拉科夫的苏共中央书记职务。 我们这些州委书记、中央委员，通常都知道谁在“候任”。有时会就这样的问题找我们商量。这次却没有征求意见。 欢聚之间，几个小时过去了。至天色向晚时，方知契尔年科手下的人已找了我一整天。原来，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要见我。人们打电话到中央办公厅，查明戈尔巴乔夫曾经要过车，找到把我拉到格拉莫夫家中的司机。中午便把电话打了过来。围坐在餐桌旁的人都没有注意到电话铃响。格拉莫夫的儿子听对方说找戈尔巴乔夫，便回答说：“你打错电话了。”…… 又过了两三个小时。六点来钟新到一位斯塔夫罗波尔人，他说饭店里把大家全都叫了起来，说是要找一个叫戈尔巴乔夫的人。 我拨通了这位老乡给我的电话。对方是契尔年科接待室的工作人员：“总书记找你。差点把我们都给开了……”“好，我马上就到，”我安慰他说。 应当说，当时的风气如此，喝酒并不算很稀罕的事情。诚然，我对酒从无嗜好。所以这次我的情况完全正常。但是我要说，毕竟搞得有些尴尬、我走进契尔年科的办公室，以开玩笑的口吻说道：“您知道吗，老乡们聚到一起，大家坐一坐，说说话……”他没有理会我的玩笑话，开门见山地说：“明天列昂尼德·伊里奇“打算在全会上建议选举你为党中央书记。所以他想见见你。” 语重心长的祝福 当时我与契尔年科的关系相当不错：作为边疆区第一书记，我同他经常保持联系，一起处理与我们的工作有关的问题。满以为这会是一次相当开诚布公的谈话。然而这次谈话与以往的谈话大不一样。 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契尔年科少言寡语，不爱讲话。往往认为这样的人矜持甚至谦逊，在他们的衬托下，另一种性格和气质的人如我者，可能显得自命不凡。尽管如此，我却仍然对坦荡开朗的人抱有好感。我对契尔年科这类不爱说话的人怀有戒心，他们那表面上谦逊的背后，可能隐藏着最出人意料的东西。 我说出了自己的疑虑：选举我的决定是否经过周密的考虑。我说，我了解农业的情况，但是目前农村所需要办的事情我是否能够办到，却还没有把握。契尔年科仔细听完了我的意见后，来了一番别具一格的反驳：“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出发点是，你站在他的一边，对他忠心耿耿。他很看重这个。” 我与勃列日涅夫之间是平平的、事务上的的关系，一点也不亲密。 我有意将谈话进行下去，契尔年科却打断我说：“既然列昂尼德·伊里奇作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没什么可谈的了。” 我试图说这项任务很艰巨，许多东西都得变革。凭斯塔夫罗波尔的经验我知道，变革是多么地不易。这时我却听到了完全出乎意料的回答：“得了吧你！打了23500万吨粮食，还在老说艰巨，艰巨！你知道吗，库拉科夫干啥你干啥，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 我明白他不单单是说农业。库拉科夫在政治局中的作用，他与勃列日涅夫的亲密关系，我是一清二楚的。 “您知道吗，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最近我同库拉科夫没少争论。”但是我的插话并未改变谈话的方向。 “好吧，我懂你的意思。中央关于农业有重要文件（他大概指的是1978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的决议）。你照着做就是了。要是还想有什么新的举措或者改变，就给列昂尼德·伊里奇讲一下，不过事先跟我商量商量。我们可是多年的老相识了。不会给你出坏主意的。” 照我的理解，契尔年科已无意将我们的谈话继续下去。再说我也该识相了。我问明天全会开会前列昂尼德·伊里奇是否要找我谈话。 “不知道。没说过这事儿。他委托我把刚才说的话对你讲了。”契尔年科匆匆说道。 最后，我还想知道明天的会上要不要讲话。 “你在全会上的讲话未必需要。建议由列昂尼德·伊里奇亲自提出来。就是说中央委员会立即表示赞成……再说你不久前刚刚讲过话嘛。”契尔年科挖苦地补了一句。 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 为什么会选中我？ 每次到莫斯科，我都住在俄罗斯饭店。在莫斯科饭店只住过两三次。许多人都想知道为什么。因为按“级别”我应该在住莫斯科饭店。但我不知为什么习惯了俄罗斯饭店。这里的十层有个房间，大概是98号吧，窗口朝着克里姆林宫。晚上或者深夜回来，忙碌一天之后感到精疲力尽，这里则寂静无声，远离市井的喧嚣，远离饭店餐厅门口那醉酒后的辩白和午夜的斗殴。克里姆林宫尽收眼底。夜间，尤其是当克里姆林宫内有辅助照明时，那不但是一道美景，而且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心境。后来克里姆林宫成了我常住之地，但即便到那个时候，我对她的大教堂、广场、花园和公园也并未失去兴趣。我们喜欢全家人漫步其中。有时节日期间我们也去克里姆林宫，为的是在那里观看焰火。 是夜，我无法人睡。我没有开灯，将安乐椅挪到窗户跟前，只见瓦西里大教堂的尖顶、克里姆林宫雄伟的轮廓在夜空中翱翔……上天有知，我未曾想过这样的任命！ [站长评语：戈尔巴乔夫以上说的这些话，无非是想向人们说明这样一个问题：中央书记的“纱帽翅”似乎是从天上掉到它的头上的。我认为戈尔巴乔夫在这个问题上是虚伪的，因为在当时已经十分腐败的苏共官场上，戈尔巴乔夫如果不采取向上级领导拍马屁、行贿等手段，他就不可能在官场上一步步地高升！他向他的上级领导行贿的财物不可能用他的工资，而是从他的下级官员的手中搜刮来的，因为在失去了人民监督的官僚集团中，很少有真正对人民负责的清官！纵观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在浩瀚的官场上，史书记载的清官可谓是屈指可数！] 大学毕业后，我在斯塔夫罗波尔干了将近25年，其中边疆区委第一书记几乎当了9年。作了许多事情，也明白了许多道理，但是不少问题始终无法解决。这里关键已经不仅仅在我的身上，问题的解决卡在现行体制上。边疆区委书记的工作使我感到满意。我干起来忘掉一切，希望找到“阿基米德杠杆”，使边疆区来个彻底改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有人向我提起调动工作的问题。 70年代初，彼·尼·杰米契夫问我是否愿意到中央当宣传部长。费·达·库拉科夫谈到农业部长的职务。原来，还曾经讨论过推荐我当苏联总检察长的问题：鲁坚科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提出了接替他的问题，这可是非同小可的大事，这里要考虑到当时作出此类决定所遵循的标准。后来中央行政机关部部长H．H．萨温金对我说，是A．基里连科不同意对我的推荐，其原话是：“牛头不对马嘴。”萨温金听了还以为对我另有安排呢。 对于这些建议，我的态度都不积极。 其实，问题当然并不仅仅在于或者说主要不在于我的倾向性。政治局委员对我的看法各不相同。从与某些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私下交谈中得知，有的中央领导人对我这个有着独立个性的斯塔夫罗波尔书记并不中意。确实，诚如我的朋友、克里米亚州委第一书记尼古拉·卡尔波维奇·基里琴科所言：“不要与众不同，专打出头鸟啊！”因此事情就仅仅停留在交换意见上了。我想这正好是最主要的，因为在领导意见一致的情况下，当时我的愿望并无多大意义。 此外，我们这方面有个屡试不爽的晴雨表：出国访问。我不止一次地接到中央委员会各部打来的电话，问我能否以代表团团员或者团长的身份访问某个国家。往往我表示同意，但到了最后一刻便让别人顶替了。他们是这样解释的：“您知道吗，领导认为边疆区很大，让您离开不合适。”我对此处之泰然。这时我通常爱提一个挖苦的问题：“是不是那些出国的人工作不忙，或者他们成天都游手好闲啊？”对方听了付之一笑，谈话就此结束。 [站长评语：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苏共官僚们出国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一种公费旅游的方式。] 出国的问题不去说它了。还有比这重要得多的事情。1970年初至1978年11月担任边疆区委书记期间，也就是八年半的时间里，我只有过全会讨论中的一次发言和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一次发言，我的许多同事却多次发言。不过我找到了公开陈述自己观点的办法：我向中央和地方的报刊投稿。与中央书记、苏联政府和俄罗斯政府成员谈话的次数也不少。 在彼此都怀有好意的情况下，我同库拉科夫之间的争论日益频繁和激烈。1977年深秋我们之间的那次争论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那次不仅仅限于交换意见。 当时仿佛是从局部的问题，从贷款和有保障的货币报酬开始的。 “我们是怎么发放贷款的呢？”我说。“经营不善、亏损的农庄多给；搞得好的、先进的农庄，不给贷款，不给建材，随你自己去折腾。能够发挥自己潜力的人得不到我们的帮助。可现在呢？不是让农民、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去挣钱或者破产，反倒是实行有保障的劳动报酬，也就是‘吃大锅饭’，人人有份。农村失去了工作的动力。” [站长评语：在这里戈尔巴乔夫看到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银行发放贷款的不正常现象，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但他认为让国营农场、集体农庄自由破产破产的想法是极其天真的，极其愚蠢的。如果不景气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营、集体企业可以自由破产的话，那么就会立即会引起苏联国家银行的破产，因为国家银行是所有国营、集体企业的最大的债权人！] “你真聪明，”库拉科夫回答说，“你呆在斯塔夫罗波尔，坐井观天。这边俄罗斯中部，农村凋敝，土地撂荒。得多少给上点好处，要不剩下的人也得跑光了。” 他说我“坐井观天”，这下我更加来劲儿了…… “如果作为‘紧急措施’，那么你说的对，应当帮助。可‘采取措施’，‘拯救’，为收成为牲口而‘斗争’，得到什么时候才算完？中部农村的降水和其他自然条件都正常，结果却很差，土地撂荒。可以前农民照样生活，劳动，养家活口……可见政策应当改变。您为1965年三月全会感到自豪。我也认为这个值得自豪。这是朝着从政治上、也就是从整个与农民关系的角度出发解决农村问题的目标迈出的一大步。可现在呢？三月全会不行了：工业和农村之间互利互惠的正常交换受到破坏。农民的看法是：既然你拿了我的农产品不好好付钱，那我就什么都不在乎了。何况还有有保障的报酬呢。你无处可躲，给贷款吧，他借了是不还的，因为他不欠债，是你欠债……什么全颠倒了……” 库拉科夫的反应十分强烈。从人之常情来看，他是可以理解的：他无论是在斯塔夫罗波尔还是在农业部长的任上，都是农村的大靠山，他一直千方百计为农村搞拖拉机，搞收割机，搞汽车，搞零件，搞肥料。最后却听到这样的话。而且是出自戈尔巴乔夫之口！ 于是，他并不掩饰委屈的心情，谈到正在筹备再次召开关于农业问题的中央全会，不料筹备组组长让柯西金当了，却不让身为政治局委员和正好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库拉科夫当。他连组员都不是。 我惊诧不已。不正是库拉科夫在60年代末参与了破坏城乡之间等价交换的事情吗？ 库拉科夫略带狡黠地微笑着提出：“你把所说的内容都写出来。”他以为我肯定会拒绝的。可是我表示同意。 “好吧。什么时候寄来？” “元月一号之前。” 我扎实而认真地撰写这篇报告。写了72页。1977年12月31日深夜3时完成最后一稿，当即寄出。 库拉科夫看完后，又让勃列日涅夫的助手戈利科夫看了，过了两三个月，他给我打电话说：“我说米哈伊尔，把你的报告分送给政治局筹备组成员如何？” 我回答说，我是写给他本人看的，给筹备组就还得加工。他表示同意，只是希望动作要快。一星期后，报告的缩写本发往中央。其中保留了所有的主要论点。分送给政治局筹备组的报告都是这个文本。 七月全会至今记忆犹新。7月3日，勃列日涅夫做了题为《苏联农业今后的发展》的报告。讨论开始。第二天，7月4日，苏联农业部长瓦·卡·麦夏茨、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f．M．马谢罗夫在会上发言。在阿穆尔州委书记之后，让我发言。这是我第一次在全会上发言——担任边疆区区委书记已到了第九个年头。我下定决心：哪怕以“压缩”的方式，也要把报告的内容讲出来…… 通常会场内笼罩着工作的气氛。即使某个发言枯燥无味，出席者也保持镇静，甚至是过分的镇静。不过某种杂音（窃窃私语和翻报纸的沙沙声）终归是有的。 我的发言开始了，随着我一步一步地展开我的论据，场内出现了紧张的寂静。我身后的主席团开始也是鸦雀无声，后来我渐渐听到了插话的声音。 我结束发言回到座位上时，俄罗斯联邦农业部长、我多年的老朋友、聪明过人的弗洛连季耶夫对我耳语道：“总的说来讲得很不错。不过不该不听我的，我可是建议有些话不要讲的。主席团里有的人都急了。” 那么为什么到1978年11月仍然选中了我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记起了契尔年科的话：“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出发点是，你站在他的一边。”这么说，还有另外一边，它在哪儿，是什么样的，谁又站在“那一边”呢？ 我知道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各不相同，知道我国领导班子内部的争论。但我把这当成普通的现象，认为这是力求通过辩论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及至后来在中央工作，才明白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这不光是意见分歧，而是领导班子内部存在派系，是派系之间的斗争。但是也不要在这方面有什么误解，以为这是“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这都是同一“信仰”的人，同一体制的拥护者。派系之间的角逐不是别的，正是争夺权力的斗争。勃列日涅夫在物色依靠力量。首先是格列奇科和基里连科，接下来是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再下来是安德罗波夫和库拉科夫，还有谢尔比茨基和库纳耶夫，拉希多夫和阿利耶夫……至于勃列日涅夫也要依靠级别较低的官员，自不必说。但现在我认为，政治局内部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团结，其所带来的后果与其说是积极的，倒不如说是消极的，这成了斯大林主义改头换面的复苏，成了对民主的限制。因此，并不是什么无害的事情，是一派对另一派的压制。 1978年7月库拉科夫淬然去世后，勃列日涅夫开始物色接替者。他首先需要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上任后不会破坏高层内部不稳定的平衡。这个我当时明白，但是对许多情况并不了解，是后来才知道的。现在推测，当时把我作为候选人向全会推荐的决定多么地来之不易。担心选错了人。在中央委员会的机构中，主管农业的书记是个关键职位，因为他与各共和国中央、边疆区委和州委的第一书记经常保持联系。而第一书记这个群体又是总书记的世袭领地和依靠力量。就是说，这个职位让谁担任，要由勃列日涅夫最后拍板。 安德罗波夫“因素” 1978年8月，安德罗波夫往斯塔夫罗波尔给我打了电话。 “你那儿情况如何？” “粮食很好，是个丰收年。边疆区总的形势也不错。” “打算什么时候休假？” “今年想早点去。” “那太好了！咱们在基斯洛沃茨克见面。” 我对这次电话并未特别在意。我以为那不过是安德罗波夫确认了我们之间的良好关系而已。现在回想起来，这次在基斯洛沃茨克休假期间，我们见面的机会比往常多，关于斯塔夫罗波尔谈的较少，而对国内的情况说的多一些。安德罗波夫特别慷慨大方地向我介绍了他所掌握的信息，并发表了自己对许多外交政策问题的看法。在这些非同寻常的谈话中，我还记得他所谓“勃列日涅夫因素”对维护领导班子的统一、对保持全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团结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见解。现在明白了，安德罗波夫的这番友好的“教育性谈话”决非偶然。显然，当时高层内部“已对我好一阵数落”，所以他才这么教训我。我却以为这是我们几年前那次谈话的继续，当时我完全敞开心扉，向他讲了自己的意见。 事情是这样的。早在1975年的一次谈话中，我曾脱口而出：“你考虑不考虑国家的事情？” “问得有些离奇不离奇？”对我的“晴天霹雳”习惯了的安德罗波夫大惑不解地答道。 “再有个三五年，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可都得走了。也就是陆续离开这个世界。 他们已经时日不多……” 应当说，当时在年龄方面政治局内的形势相当紧张：平均年龄接近70。人们感到厌烦的是，其中许多人并无特殊的才能，已在台上呆了二三十年，如今由于自然规律的关系已不能履行职责。尽管如此，至今他们全都占着位子不下来。 [站长评语：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的领导层的核心的人物，都是年迈的老朽，他们就象历史上的那些当惯了官的封建老朽一样，即使他们的大脑已经完全僵化、麻木，但只要他们的心脏会没有停止跳动，他们就癞在权利的交椅上不愿意下来。老眼昏花的勃列日涅夫到了任期的后半段，连在苏共代表大会上照着讲稿念，都念得错字连篇，但是他还是紧紧地抓着苏共的最感领导权不放手！] 安德罗波夫大笑：“你把我们说得……” “我不是指您，不过这个问题可是得考虑了。您看看吧，书记的情况也一样，还有地方上……” 安德罗波夫开始讲他的观点，按照这个观点，如果提拔上岁数的人，这样的人已有经历，也有经验，却没有野心。工作起来没有任何向上爬的派头。而所有的年轻人一心只想着向上爬，爬得越高越好……简言之，这个观点的实质是：“老马不毁垄。” [站长评语：安德罗波夫的这个看法道出了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的用人哲学，当权者害怕自己的权利被有能力的年轻人夺去，就提拔那些没有能力的长者，于是就出现了“武大郎开店”的局面，于是领导干部的素质就象近亲繁殖的动物一样，一代不如一代……] 我开玩笑地反驳道：“这可是列宁干部学说的新发展。我一直以为任何时候都必须搞新老干部结合。这样就成了合成，合金。既可以防止冒险主义，又可以防止停滞不前和保守主义。” “这都是理论，生活中不是这么回事。”安德罗波夫不以为然。 “反正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列宁的意见。”我狂热地坚持。 “我也同意列宁的意见。”安德罗波夫嘲讽地说道。 “好吧，就算不是列宁……您记得吗，民间有个说法，叫做：哪个林子下面不带小灌木丛。” 安德罗波夫至死也忘不了我说的“小灌木丛”，忘不了这次谈话。而国家已经无法接受并从心理上拒绝“老人当政”。有关社会情绪的信息肯定也传到了高层的耳朵里。有的直言不讳，有的则采取“经典的”、即匿名信和笑话的方式。我记得有这么一则笑话，不错，那是后来，苏共二十六大之后才出现的。俏皮之处全在对问题的回答上：“党的二十七大怎么个开幕法？”“请代表全部起立，政治局委员都是抬着进去的。” 总而言之，“信号”传到了政治局和总书记的耳朵里。他们也担心这个问题。因此库拉科夫的接替者还一定得是比较年轻的。我想安德罗波夫在我的提拔上是“插手”了，不过他并未对我作任何暗示。 这年秋天又发生了一件事。9月19日，勃列日涅夫乘火车从莫斯科去巴库，参加授予阿塞拜疆首府列宁勋章的庆典，由契尔年科陪同。每当火车在沿途停留时，当地领导都出来迎接。勃列日涅夫在顿涅茨克会见了州委第一书记B．卡丘拉，在罗斯托夫会见了邦达连科，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高加索车站会见了梅杜诺夫。 当天晚上，专车抵达矿水城车站。由安德罗波夫、我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执委会主席T．塔拉诺夫迎接。 矿水城车站十分舒适可爱，但是不大，极易一晃而过……那是个温暖而漆黑的夜晚。群山的轮廓依稀可辨。市区灯火点点。天上缀满大颗的星星。这样的星星只有在南方方可得见。万籁俱寂。只有飞临矿泉水机场的飞机打破了宁静。列车平稳地停下来，勃列日涅夫走下火车，过了不一会儿，身着运动服的契尔年科也下了车。塔拉诺夫向总书记问过好后走到一旁，于是我们四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和我）在空荡荡的站台上漫步…… 人们就这次会见写了许多文章，围绕会见编造出的神话可说是无奇不有……那还用说！四位相继替换登场的总书记。 我是从基斯洛沃茨克与安德罗波夫同乘一辆吉尔车去迎接勃列日涅夫的。两人之间的谈话与往常完全一样。他仿佛是顺便提了一句：“在这儿你是东道主，谈话就靠你来掌握了……” 然而谈话并不投机。在寒暄问好和不疼不痒的关于我和安德罗波夫的健康和休假的话语之后，就开始冷场了。我觉得总书记有些超然物外，对旁边这几个人不大理睬。这个场面让人感到难堪…… 这次会见之前，我与勃列日涅夫见面、为解决边疆区的问题让他接见都不止一次。他每次都表现出由衷的兴趣，并给以帮助。因此在一阵长时间的冷场之后他突然提出问题，我就不感到奇怪了。他问：“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你们那个绵羊王国的情况如何啊？” 斯塔夫罗波尔提供了俄罗斯联邦27％的细羊毛。初夏，在产完春羔之后，草原上放牧着成千上万个羊群：共有羊1000万只。那场面确实动人。名副其实的“绵羊王国”。我简单讲了讲我们的情况。当年是特大丰收，共产羊毛500余万吨，平均每个斯塔夫罗波尔居民两吨。 第二个问题是：“运河怎么样了？修的时间够长的了……这该不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吧？” 我设法解释这里的问题出在哪儿。又是一阵沉默。安德罗波夫不时以期待的目光看看我，契尔年科却完全哑巴了，这是个“边走路边默默作记录的装置”。 “列昂尼德·伊里奇，您的休假怎么样了？还休不了吗？”我尽量把谈话维持下去。他摇了摇头。 “是的，应当，应当……” 安德罗波夫加入了谈话。他们就勃列日涅夫在巴库的活动日程交换了意见。又开始冷场了。看得出来，总书记不是很愿意谈话。停留的时间结束了。我们走到车厢面前。他已经站在车门口，抓着扶手，忽然问安德罗波夫：“讲话如何？” “很好，很好，列昂尼德·伊里奇，”安德罗波夫匆匆答道。 到了车上我问他，总书记问的是什么讲话。原来是另一回事。安德罗波夫解释说，勃列日涅夫越来越感到言语困难。大概这多半就是他沉默寡言的原因吧，不过论禀性他可是个好交往的人。 总之，这次会见让我感到奇怪。看来安德罗波夫倒是很满意。 后来还有第二次“相亲”。矿水城车站那次会见之后，基里连科突然访问斯塔夫罗波尔。他正在索契休假，是乘直升机过来的。在一天的时间里，我同他一起前往苏联科学院泽连丘克天文台和农业区。我向他讲了我们的问题。让我大为吃惊的是他那动辄抓住鸡毛蒜皮的小事不放的派头……路上看见农机修理场，就大动肝火地训斥开了： “那儿该有多少没用过的机器？捞的机器太多了……是不是打算卖废铁？你们简直把嘴吃习了……” 他在政治局主管机械制造业，他认为农村的要求太过分。他那傲慢的教师爷口吻刺激神经，拙口笨舌、不善言词又使得与他的谈话完全成了一种折磨，根本无法弄清他究竟想说什么。反正我们之间的谈话从头到尾都极其紧张。我内心里感到他不怀好意，于是以牙还牙，指桑骂槐地暗示我们这位客人对所谈的问题一窍不通…… 我们显然是彼此都没有好感。以后也一直如此。后来已经在苏共中央工作了，我发现基里连科不愿意我到莫斯科来。此外，他还是个擅权和爱记仇的人。我们的关系发展为对立，后来更成了政治对抗。 不管怎么说，毕竟选中了我。毫无疑问，勃列日涅夫生怕失误，到最后一刻还心存疑虑。因此同我的谈话早先没有进行。勃列日涅夫在物色进入领导班子的人选时慎之又慎，需经过长时间的困难的选择。可一旦作出决定，就决不放弃。 [站长评语：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既不是全国人民选举产生的，也不是共产党员们选举产生的，而都是象封建帝王选太子一样，由原来的最高领导人在生前凭感觉选定的。这似乎是对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最大的讽刺，这也是苏联、东欧和东德共产党垮台的一个共性。] 整个夜晚我都是在饭店的窗户旁边度过的，逐一回顾了许多往事。不觉已是次日早晨，到了准备参加全会的时候。考虑再三，决定如要发言，一定要讲农民的状况，谈国家对农村的政策必须改变。 我早早地离开了饭店，免得碰见人。不想多费口舌去作解释。 苏共中央全会于10时开始举行。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内的座位事先未作分配，但人人都知道自己的座位，有些人已在此稳坐了几十年。 [站长评语：戈尔巴乔夫在这里对苏共干部的终身制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一切都和契尔年科所说的完全一样。一上来就是组织问题。勃列日涅夫最先提出选举中央书记，点到我的名字，三言两语讲了我的情况。我站了起来。没有问题。一致通过。平平静静，没有情感的流露。 然后，全会同样平静地将契尔年科从政治局候补委员转为政治局委员，并选举古洪诺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为候补委员。“根据健康状况和本人的要求”免去马祖罗夫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整个程序只用了很短的时间，没有发言，没有提问，也没有反对意见。 [站长评语：从这里不难看出，在苏共，不仅一般党员的民主权利被剥夺，就是连苏共中央委员们也没有任何发言权，就象封建帝王发出的金口玉言一样，所有的大臣连一个屁都不敢放！] 全会听取并讨论了苏联国家计委主任HJ．巴伊巴科夫《关于1979年苏联经济与社会发展国家计划的报告》和财政部长瓦·费·加尔布佐夫《关于1979年苏联国家预算和1977年苏联国家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会议休息时，我在侧厅里被熟人、同事和部长们包围起来，他们纷纷向我表示祝贺。但持续的时间不长，我应邀前往主席团的房间，里面聚集了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 我走了进去。大家都在那里。安德罗波夫离我最近。他面带微笑，迎上前来：“祝贺您，‘小灌木丛’” 柯西金走过来，不知为什么十分信赖地说道：“祝贺您当选，很高兴您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 我走到勃列日涅夫面前，对他讲话。他继续喝他的茶，只是点了点头。全会结束后，我回到饭店。有人在等着我：“您可以使用吉尔轿车，房间里高频电话已经安好。您将有一名值班军官，所有的差事都交给他办……”亲眼所见使我信服了克格勃机关和中央办公厅办事之干净利落。 同勃列日涅夫的谈话 我往家里给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打电话：“晚上听新闻。”次日上午，我未经邀请，也未事先提出要求，就到克里姆林宫去见勃列日涅夫，请求秘书通报。 我十分需要勃列日涅夫的接见。我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否则就无法开展工作。不知道他是否想见我，不过我马上被请进他的办公室。勃列日涅夫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我在靠近他的地方坐下，发现总书记的心情不好，心不在焉，有些沮丧。整个谈话过程中始终处于这种状态。 我首先对于当选表示感谢，讲了农村、土地对我意味着什么，并表示立即投入工作。 “我不知道能否成功，但有一点是可以说的，”我最后说道，“我一定竭尽所能。我知道您对农业一向有兴趣，希望得到您的支持。” 来克里姆林宫的路上，我本想向勃列日涅夫讲讲关于农业政策必须改变的想法，但我明白了或者说感觉到了这毫无意义。他不但不参加谈话，而且对我的话、对我毫无反应。我觉得此时此刻他对我绝对是无动于衷。他所说的惟一一句话是：“库拉科夫真可惜，是个好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