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姚有为

总评语

几年前，苏共内的保守派发动了反改革的政变，因回应者寥寥无几、又不敌叶利钦的挑战而告失败。这场政变充分暴露了苏共保守派领导人的愚昧、无能和孤立，最终结束了苏共的政治生命，继而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和原苏联各共和国的独立。作为共产主义阵营的发源地和中坚的苏联，顷刻之间突然分崩离析，号称强大无比、党员达人口十分之一的苏共，竟然找不到多少支持者而迅速土崩瓦解，对全世界来说，这确实是一场完全出乎意料的世纪性变化。于是各国的社会评论家们纷纷发表“高见”，试图揭开苏共垮台的“秘密”，我国的不少人也纷纷发表了不少“独到”的见解，概括起来主要有三方面的观点：一是，有的人指责戈尔巴乔夫是苏联解体、苏共崩溃的罪魁祸首，认为是他有意要葬送苏联和苏共。其中客气一些的说法，是批评他在政治改革问题上作了错误决策，不应当实行政治“开放”；二是，有的人认为，苏联只搞政治改革、不搞经济改革，所以必然失败，言外之意是，只要象中国那样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就不会发生那样的结局；三是，有的人把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垮台简单地说成是西方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结果。我一直认为三种观点都有些道理，但都有片面性。因为这三种说法显然都过于简单化，忽略了导致苏联政治演变的诸多国内、国际因素，而且也带有很明显的从各自立场出发的政治意涵。但因受真实资料的限制，我也没有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当我仔细阅读了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以后，我心中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坚定不移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里，我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的原理，分析苏共垮台原因。马克思认为，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苏共的垮台虽然有诸多因素，但我认为不外乎是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的作用。

内因主要包括八个方面：

其一，苏共各级官员的腐败是苏共垮台的根本原因。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的苏共和苏维埃政权曾经采取了一系列的廉政措施，主要包括八个方面：一是，实行普选制度。苏联建国初期的宪法和《罢免法令草案》中明确规定，苏维埃各级政府的干部必须由选举产生，选民有权对不称职的官员随时撤换和罢免；二是，实行低工资制。为了防止新政权脱离人民，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2月1日颁布了《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工资标准》的法令，明确规定中央部长的月薪最高额为500卢布，这个数目仅相当于产业工人的月平均工资。苏共中央还规定，党的负责人不得领取特殊薪金和额外报酬。当时从列宁等中央高级领导人到一般干部都是低工资；三是，有计划、有目的地把大批优秀工人提拔到国家机关中去；四是，提倡不应以党代政的问题。苏共第二个党纲中规定：“党努力领导苏维埃的工作，但不能代替苏维埃。”列宁在1922年苏共“十一大”的报告中强调：“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权，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主动性；党的任务是对所有的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而不是象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对细节的干涉。”；五是，加强对干部的监督；六是，强调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学习文化和管理本领，以适应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同时强调，对那些不懂科学和管理技术又不愿以学习的人，要毫不留情地免去他们的职务；七是，加强法制建设；在苏共“六大”上通过了“关于革命法制”的决议。列宁主张司法机关单独进行审判活动，反对党组织凌驾于法律之上干预司法审判，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乃至对党员提出更高的要求，加重“对共产党员的判罪”；八是，列宁主张精简机构，裁减冗员，节约开支。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领导苏联近30年，他的一些功勋不能抹煞，他领导的苏联经济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并为消灭德、日法西斯侵略者做出了世界最大的贡献。但是由于主管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使苏共产生了严重的腐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实行了“封建专制”式的领导制度。1936年，苏联通过新宪法，宣布社会主义业已建成，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新宪法的实施标志着高度集权的政体以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实行“党的垄断”制以后，国家机关、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的一切重大问题都由党的领导机关决定，在权力高度集中于党的基础上，党的权利又集中于少数党的领导人，从而使党的领导变成了少数人（甚至于个别人）的领导，在这种高度集权的情况下，干部脱离群众，个人专权，专横跋扈的状况日益严重；二是，“肃反”扩大化，导致大批干部被无辜地残酷地杀害，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三是，彻底废除了干部选举制，而全面实施干部任命制。普通党员、干部和人民的民主权利被无情地剥夺，这就造成了干部不对人民负责、唯上是从、以人划线、任人唯亲、行贿受贿的腐败风气盛行，导致了干部实际上的家长制、特权制和终身制，个人崇拜盛行；四是，干部特权日益剧增。到斯大林逝世时，苏联高级干部的工资高出一般工人50多倍！除高额工资以外，高级干部还有过去封建贵族、官僚才能享有的狩猎权，以及特种别墅和商店。赫鲁晓夫上台以后，虽然采取了一些廉政措施，但由于他本人又陷入了搞“个人崇拜”的怪圈，于是党员干部的腐败现象更加严重，各级、各地、各机关都有秘密疗养院和休养所，各级干部都有高级专车、高级别墅。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党政领导干部思想更加僵化，官僚主义更加严重，任人唯亲、贪污腐败已经成为公开化，几乎所有掌握权利的党政干部都不择手段地大肆贪污，大肆行贿受贿（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因贪污受贿后来被送上了法庭）。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的党政军各级官员，大部分已堕落成拥有豪华别墅、高级轿车、私产万贯，并享有许多特权的官僚资产阶级了。苏联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由列宁时代的国家主人重新沦为雇佣奴隶。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对变了质的马列主义已感到厌恶，对苏共和政府各级官员已深恶痛绝，从而使苏联人民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已完全丧失。

其二，从斯大林以后，苏共为了维护事实上的封建专权，血腥地镇压农民、工人、青年学生的反对官僚主义的正当的集会游行，于是苏联由列宁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演变成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新兴官僚资产阶级专政。例如，斯大林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也使用了老一套的恐怖手段和强制手段。他拒绝承认一个简单的道理：皮鞭不能代替拖拉机和康拜因。农民对集体化的抵制，使国家濒临经济崩溃的边缘。斯大林以大规模镇压来回答农民的抵制。但这种镇压迫使许多省份的农民纷纷拿起刀枪作斗争。在北高加索和乌克兰的某些省份，为了镇压暴动，政府动用了武装力量，甚至军用飞机。然而，红军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农民子弟组成的。他们明白，当他们在这个地区镇压暴动时，另一个地区的部队也在用同一手段镇压他们的父母兄妹。因此，小股红军投奔起义农民的事件屡屡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北高加索，一个飞行大队拒不起飞去轰炸暴动的哥萨克材庄。结果，这个飞行大队被解散，一半人员被枪决。斯大林的追随者之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副局长阿库洛夫也很快被撤职，因为他未能及时派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部队去援救一个被围困的团，致令这个团被暴动的哥萨克人全部歼灭，无一生还。负责镇压暴动和指挥扫荡工作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边防军司令员弗里诺夫斯基，在政治局会议上汇报说，在北高加索的河流里，顺水漂下的尸体数以百计一一讨伐部队的损失就是如此之大。同样，暴动被镇压下去的情景也惨不忍睹。成千上万的农民未经审判就被枪决。几十万农民被流放，在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集中营里慢慢等死。再如，人民的不满情绪，当然也在共青团员，尤其是工人家庭出生的共青团员们的身上反映出来。青年们痛苦地注视着明显的不平等现象在全国泛滥；大多数平民百姓半饥半饱，而官僚特权分子却挥霍无度。普通工人的儿女们看到，出身“高贵”的不学无术的同辈如何进入国家机关担任诱人的职务，而他们自己却在繁重的工作岗位上卖苦力，受剥削。那些被招募去修建莫斯科地铁的共青团员，每天要干十个小时的活，而且常常是站在齐腰深的雪水中干。而那些出身上层的同龄人，却开着他们爹妈的轿车，在莫斯科四处兜风。对修建地铁的团员们的残酷剥削，曾逼得八百多青年扔掉工作，冲进团中央办公大楼，把团证甩在地上，破口大骂当权者。这件事使苏共首脑机关大为恼火。斯大林马上召集政治局委员开会。讨论这起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共青团员罢工。最后的结果是采取了残酷镇压的手段，大批共青团员背逮捕、流放。

其三，苏共剥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严厉压制反对意见。例如，斯大林推行全盘集体化的直接恶果是席卷昔日欧洲大粮仓乌克兰以及库班、伏尔加河流域和国内其他地区的大饥荒。就连那些经常称颂斯大林制度的外国记者，也认为死于饥饿的人数在五至七百万之间。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呈报给斯大林的统计数字是三百三十万至三百五十万。发生这种令人胆寒的大规模死亡的原因，并不是什么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灾害，而是专制者的无知和专横。他既没有预见自己行为后果的本事，又对民众所受的疾苦无动于衷。西方新闻界把这次灾难诙谐地称为“有组织的饿肚皮”，的确是不无道理的。国内，几十万少年儿童无家可归，四处流浪。他们的父母或死于饥饿。或被枪决、流放。乞讨和扒窃成了这些孩子的谋生之道。为了控制成年居民的四处流动，马上实行了身份证制度。在大萧条和饥荒时期，所谓的内部供应网点出现了，专为各级官僚们供应食品和其他商品。用同一个卢布，特权分子在这种商店买到的东西，比普通公民在普通商店买到的东西多十到二十倍。这些内部商店，更加深了人民对上层统治集团和特权阶层的仇恨。但是苏联报刊对这一震惊全国的饥荒只字不提，只是大肆宣扬“英明的和敬爱的”斯大林的工业化成就。那时，新闻检查严厉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外国新闻记者也被禁止到莫斯科城外和郊区采访。为了能在首都造成一种繁荣昌盛的景象给外国使节和外国记者看，斯大林的官员们真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给各省运送食品的列车，经常在途中被“充公”，掉头开往莫斯科。民警们却成天忙于追捕无家可归的儿童，把他们从大街上抓走，送进牢房。而剧院里，则另是一番情景：排场豪华的话剧照旧上演，著名的芭蕾舞团的节目依旧火红。真是灾荒时期的盛宴！这一切迫使一些有头脑的正义的共青团员们组织“地下”小组，讨论国家大事。但统治者的镇压马上就接踵而来：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间，有几千名团员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集中营。与此同时，几十万被当权者认为不大可靠的青年，也被送往那些地方“建设新城市”，尽管当权者说这些青年是“自愿”到那里去的。

其四，苏共实施残酷的暴政。苏共统治者不仅用残酷的暴力镇压持不同政见者，而且还将暴力施加到儿童的头上。例如，在一九三二年，当几十万无家可归的儿童被饥饿驱使着涌入火车站和大城市的时候，斯大林认为这有损社会主义的面子，于是就下了一道密令：凡在抢劫食品仓库和扒窃列车而被当场抓捕的，统统枪毙，因为这类处决都是秘密执行的，所以流浪儿童犯罪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于是，一九三五年四月七日，苏联政府颁布了一条世界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法令，法令规定：十二岁以上的儿童若犯了扒窃之类的罪行，与成人同样论处，甚至判处死刑。这一可怕的法令使广大人民震惊不已。人们知道斯大林的法庭是冷酷、无情和不讲法制的，纷纷为自己的孩子担惊受怕，深恐他们轻易成为诬告，或纯粹是某次误会的牺牲品。甚至那些在斯大林官僚机构中担任显要职务的人，也为此而惴惴不安。政府为缓和这一法令引起的可怕印象，竟玩了一个令人齿冷的把戏，做出了一个“法律解释”：新法令主要是针对那些盗窃农庄粮仓和火车车厢的流浪儿童……即使在各国的封建社会，也没有听说过对儿童实施死刑的法律。即使成年人犯盗窃罪，也不应该判死刑！另外，为了打击异己，斯大林还实施了株连亲属的“绝招”。有些人为了躲避斯大林的屠杀而逃到了国外，于是斯大林从封建统治者那里学到了“株连九族”的“绝招”，谁要是不服从他的专制统治，他不仅残酷打击异己，而且也不放过异己的亲属。一九三四年六月八日斯大林居然颁布了一个特别法令。该法令规定，军人叛逃国外，其近亲属将被流放到最远的西伯利亚地区，不管他们是否预先知道其叛逃意图。而在内务部里，还宣布过一条秘密规定以作为对这条法令的补充：内务部工作人员在国外执行任务时拒绝回国，或从苏联叛逃，其近亲将被判处十年以下的剥夺自由刑；该人如出卖国家机密，其近亲属将被处以极刑——死刑。斯大林实施残酷的暴政，从而使广大苏联人民开始对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产生了怀疑。

其五，苏共实施的“高福利”政策，严重地破坏了苏联的经济基础。苏共长期实施僵化的计划经济，从而使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差距日益扩大，人民的不满情绪也日益增长，但是苏共没有采取任何从严治党的措施，没有改革经济制度，没有重视科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是，为了收买人心，以严重破坏自然资源为代价，实施了荒唐的“高福利”政策。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苏联就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福利的水平，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由于政府无法再乞灵于广泛的恐怖统治，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失去号召力、社会不满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只有“花钱买稳定”，用高福利来收买人心，换取老百姓的政治服从。因此，到了七十年代末期，苏联民众的生活水平就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商品供应充足，物价低廉，大量分配新建住宅、电视、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迅速普及，老百姓的储蓄也不断增加，那时苏联人的购买力就几乎相当于中国人九十年代初期的购买力。但是，这种高福利虽然是老百姓的福音，却是苏联经济的噩耗。因为，苏联低效率的经济基础实际上只能应付低收入、低消费，无力长期支撑这种高福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没有竞争压力，虽然提高了福利和教育水平，却并不会相应提高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只不过是以大量地粗放地消耗矿产资源生产地档次的产品，只不过是靠廉价地出口有限的矿产资源换取外汇，只不过促使更多的人转移到轻松干净的工作岗位上，造成白领岗位上大量冗员、工作纪律松懈，而蓝领岗位却缺员严重。所以，高福利时代越长，对苏联经济实力的消耗也越厉害。因此，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苏联已经债台高筑，再也供不起这样的高福利了。于是，商品短缺越来越严重，通货膨胀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停滞，经济情况明显恶化。其实，在苏联实行重工业优先、低收入低消费政策的年代，经济并没有垮掉。只是因为从勃列日涅夫时代开始，连续实行了二十年的高福利，才使经济陷入绝境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想要既维持一个重工业、军事工业为重心的经济结构，又维持高福利，是力不能及的。然而，一旦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不得不走上高福利的不归路，那么，或早或晚，国力“透支”就必然导致经济危机。在勃列日涅夫统治的年代，“花钱买稳定”确实让苏共和老百姓“皆大欢喜、各得其所”，苏共官僚集团不用担心社会不稳定，老百姓有轻松舒适的物质生活。可是，一个隐藏在背后的结果是，这一时期的高福利政策不光“吃”掉了斯大林、赫鲁晓夫时代留下的“老本”，还把该戈尔巴乔夫化的资源也提前“吃”掉了，是一种既“吃”祖宗饭、又“吃”子孙饭的政策。其后患究竟如何，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才真正显现出来。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吃了勃列日涅夫的“哑巴亏”，“命”里注定是个悲剧式的人物。勃列日涅夫虽然是个昏庸无能之辈，到了任期的后半段，连在苏共代表大会上照着讲稿念，都念得错字连篇，可是他这个“媳妇”手中有“米”，轻轻松松地就把“家”维持下来了。戈尔巴乔夫这个出身于莫斯科大学的高材生“媳妇”倒是比前任们“巧”得多，可他的前任把“撒银子”、做“好人”的机会全用光了，留给他的只是成堆的债和得罪人的“差事”，新“媳妇”再“巧”，没有“米”也维持不住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庭”了。

其六，苏共自己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党内的民主派和自己的“精英”。美国卡特任总统时的国务卿布热津斯基，二十多年前曾经预言，苏联的制度可能拖不过二十世纪。当时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发言人都以嘲笑的语气撰文驳斥布热津斯基。但遗憾的是，苏联、东欧和东德共产党的垮台证明了布热津斯基预言的无比正确性。为什么呢？我认为布热津斯基早在二十多年以前就已经看清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苏共夺取政权靠的是暴力革命，但是，苏共政权的瓦解却不是因为别人用同样的暴力手段推翻了它，而是因为它被党内的民主派和自己的“精英”抛弃了。在苏联那样集权专制的体制内民主派又是如何生长起来的呢？这始终是人们很想了解的。苏联民主派的生长确实是一个曲折艰难的过程，但这并不是来自于少数人的一时冲动，而是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文化根源的。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斯大林式的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的残暴恐怖统治就渐渐削弱、最后消失了，苏共在经济上实行了收买人心的手段，在政治上则采取怀柔政策。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共产党政权和老百姓互相装假的局面，就是老百姓不再相信那些披着共产党的外衣的贪官污吏的谎言了，但在表面上仍然装作顺从的样子，而共产党政权明知老百姓是在装假，但却以老百姓的这种假装的信从为满足，双方谁也不去戳穿这层“窗户纸”。原捷克剧作家哈维尔曾经举过一个所有苏联东欧国家的人都觉得非常典型的例子。在六十年代捷克的一个杂货店里，挂着一幅政治标语：“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店员挂这幅标语，并不是因为他相信工人们团结起来对他的生意有帮助，而是希望用这幅标语向人们表明他的态度──他愿意服从共产党的规矩、免得招来麻烦。共产党国家的老百姓在极权体制下的生活本能，就是必须习惯于在公开场合讲政治方面的假话，假装拥护党和政府。也正是这样的每日每时可以观察得到的行动，“巩固”着共产党的政权。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也或早或晚会出现对共产党的挑战，最初的这类挑战不是突然爆发的有组织的反对党示威，而是源自人们内心的讲真话的愿望。人的本性是喜欢真诚、讲真话的。可是在共产党体制里，人们却不得不每天“戴着假面具”上班，只有回到家里才能说一些真话；同时，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一方面要求他们维持诚实的品德，另一方面又得教会他们必须在政治问题上善于说假话、应付当局，但又不能对当局的政治宣传信以为真，这实在是令家长们十分头痛的家庭教育。于是苏联的专制体制导致了“厨房政治文化”的出现，就是人们白天在工作场所说了一天假话后，晚上亲朋好友围在厨房的餐桌旁（苏联人多数家庭没有专用的客厅，但厨房比较宽敞，成为亲友见面说话聊天的地方），议论批评时政，把平时在公开场合压在心底的真话讲出来，而许多青少年在偷听大人们的“牢骚”中而逐渐形成了与官方宣传截然不同的观念，这些六七十年代的青少年长大了，于是就成了八十年代的民主派，于是他们向虚伪、僵化的苏共官僚集团发起了猛烈的攻势。另外，到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国家的95%的财富集中到了5%的人的手里，这5%的人就是苏共“精英”——哪些长期手握权利的党政官员，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利极其贪婪地大肆搜刮财富，当95%的普通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几乎一贫如洗的时候，他们却一个个成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这些搜刮了巨额不义之财的人非常害怕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改革派，因为改革派一旦成功，说不定哪一天他们就被送上断头台！他们急切地盼望改朝换代，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巨额不义之财就等于锁进了保险箱。于是当民主派向苏共发起进攻的时候，这些昔日苏共的“精英”立即耍了一个漂亮的“回马枪”，跟着民主派向苏共保守派发起了进攻……当苏联解体、苏共解散、苏维埃政权垮台后，在俄罗斯便一下子冒出大批握有巨资的私人财团，这些大财团的老板们，并不是来自凭其辛苦劳作才赚了点小钱的个体户们，而绝大部份都是有着前政权高官的经历，不是前格克勃头目，便是前州政府要员，或者是前国家计委的主管。苏共政权的垮台，这些家伙是最大的受益者。

其七，苏共的一些官员与黑社会公开狼狈为奸，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其八，不识时务的苏共保守派发动的政变为苏共垮台点燃了导火索。以戈尔巴乔夫的副手——副总统的亚纳耶夫为首的苏共高层保守派，为了保主他们的统治权，居然不识时务地发动了政变，企图恢复集权专制体制，这一举动一下子引起了民主派愤怒，于是各民主派们空前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向苏共发起了挑战！以叶利钦为首的“精英”们借着民主派的势力，轻易而举地挫败了不识时务的保守派发动的政变，接着又向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改革派发起了进攻。另外，在苏联那样集权专制的体制下，普通的共产党员的民主权利被无情地剥夺，于是他们在心里对苏共绝望了，他们在心里早已经抛弃了苏共，于是当叶利钦高呼解散共产党的时候，数千万被苏共官僚集团压抑已久的共产党员纷纷宣布退出共产党！

促使苏共垮台的外部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阴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手段多种多样，但主要手段是以“空头支票”的方式欺骗以叶利钦为首的“精英”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向叶利钦许诺：只要苏联解体，只要苏联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他们就可以向他提供无偿的巨额经济援助，愚蠢的叶利钦居然相信了他们的谎言，天真地认为只要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困扰苏联经济和社会的一系列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但当愚蠢的叶利钦搞垮了苏共，解散了苏联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些向他许诺的家伙却一下子翻脸不认人了……

我在认真思考苏共的垮台原因的时候，突然想起了司马迁的一段话：“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人也！”司马迁总结封建王朝灭亡的这段话，居然也适应于曾经被马克思、列宁理论武装起来的苏联共产党！这不能不引起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深思！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以后，也犯了一些和苏共类似的错误。当前，吏制腐败、司法腐败和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行贿受贿、腐化堕落等已经成为广大普通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社会问题。我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我评点《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的目的就是希望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以清醒的头脑吸取苏共灭亡的教训，自觉以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思想规范自己的言行，取信于民。

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米·谢·戈尔巴乔夫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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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出版者的话

告苏联公民书（代序）

致读者

第一章    当选总书记

第二章    第二章往事在我心中

第三章    莫斯科大学

第四章    第四章初试锋芒

第五章    权力的考验

第六章    第六章在老广场

第七章    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

第八章    第八章总书记

第九章多一点光亮：公开性

第十章经济改革：初步的尝试

第十一章决定性的一步

第十二章事业与思考

第十三章政治改革

第十四章苏联总统

第十五章党和改革

第十六章新思维和对外政策

第十七章德国的统一

第十八章改革与社会主义

第十九章1991年1～7月：危险与希望

第二十章八月政变

第二十一章最后的努力

第二十二章苏联解体

结束语

出版者的话

　　如果历史可以像录像一样可以回放，那么这样几个镜头您可能还记忆犹新：1991年12月25日那个夜晚，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神色黯然地坐在摄像机前，向苏联也向全世界发表了他最后一次电视讲话，宣布中止行使总统权力；随后克里姆林宫迎来了新主人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近70年的镰刀和铁锤国旗徐徐落下，红白蓝三色旗升了上去……10年后，当戈尔巴乔夫再次回忆这一令他刻骨铭心的时刻时，万般感慨油然而生：“由于我改革的失败，才导致了这场权力之争。”

　　自戈尔巴乔夫1985年3月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6年间，国际风云变幻，苏联国内形势波澜起伏，动荡激烈。处于苏共瓦解和苏联解体事件的中心，戈尔巴乔夫在这个时期的所思、所想、所为的过程及过后对这些事件的反思，是世人感兴趣和希望了解的。

在苏联解体10周年之际，一部由当事人亲自撰写的书——《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中文版与读者见面了。《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自1995年出版以来，已被译成7种文字，全球发行总数超过千万册。

由于《回忆录》是一部120万字的大部头作品，考虑到不同读者的需要，我们推出了两种版本：一种为单本的“精选本”，一种为上下两册的“全译本”。

　　对于对戈氏其人和当年的历史事件感兴趣的读者，这本《真相与自白》为您精心选译了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内容是戈尔巴乔夫的身历及家庭；第二部分是戈尔巴乔夫在在克里姆林宫的政治生涯，记述他当选总书记后进行改革的理念及活动；第三部分为戈尔巴乔夫在“严峻的1991年”的经历，重点记述八月政变、苏联解体的详细过程和他从一个当权总统被迫辞职到签署联盟解体而成立独联体协议后的复杂而痛楚的内心感受。

世人对戈尔巴乔夫的评议一直存在种种不同说法，然而历史实践是惟一准确的衡量标准。今天许多问题已真相大白，还有更多的问题有待历史的检验。凡是真实记录历史事实的资料，都有助于我们思考、研究和对是非的判断。不论书中是从何种角度，是以何种立场对史实加以叙述的，我们都可加以比较、鉴别，作为参考。

本书不但对研究苏联兴亡历史，而且对研究20世纪的东西方关系和世界巨变历程都是一部极有参考价值、具有其他书刊所没有的独特视角和珍贵资料的文献。

对于想全面了解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及言行的读者，特别是专业人土和党政干部，不久推出的《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将会满足您的要求。

告苏联公民书（代序）

苏联总统电视演说

1991年12月25日

亲爱的同胞们：

　　鉴于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后的情况，我终止自己以苏联总统身份进行的活动。我作出这个决定，是出于原则性的考虑的。

　　我坚决主张各族人民的独立自主，主张各共和国拥有主权。但同时又主张维护联盟国家和国家的完整性。

　　事情已沿着另外一条道路发展下去。主张国家肢解、国家分离的路线占了上风，这是我无法同意的。

　　即使在阿拉木图会晤和会晤通过决定之后，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也始终未变。

　　此外，我确信如此重要的决定本应在人民表达意志的基础上作出。

　　尽管如此，我将竭尽所能，以使所签署的协议导致社会的实际和谐、减轻摆脱危机和改革过程的困难。

　　我这是最后一次以总统的身份在大家面前发表演说，我认为有必要说出自己对1985年以来所走过的道路的评价。更何况这方面有不少无法自圆其说的、肤浅的、不客观的见解。

　　命运作了这样的安排，就是我当上国家元首之时就已经很清楚：国家情况不妙。我们什么都多：土地、石油和天然气、其他自然资源；智慧和才能也都不错。我们的生活却比发达国家差得多，愈来愈落在他们的后面。

　　原因已经清晰可见：社会在官僚命令体制的束缚下几近窒息。它注定要为意识形态服务，注定要承受军备竞赛的重负，已经精疲力尽。

　　所有局部的改革（已为数不少）均先后以失败告终。国家没有前途可言。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应当从根本上改变一切。

　　正因如此，我从不后悔自己没有仅仅为了利用总书记的职务在数年的时间里‘称王称霸’。我认为那是不负责任的和不道德的。

　　我明白，开始一场如此规模的改革而且是在我国这样的社会里，那是极其困难甚至是冒着风险的事情。然而我却至今对1985年春天开始的民主改革的历史正确性确信不疑。

　　国家复兴和国际社会发生根本变化的过程，其复杂程度大大超过了原先的一切预料。不过业已完成的事情应当得到应有的评价：社会获得了自由，政治上和精神上得到解放。这是最主要的成就，我们却没有充分意识到，因此也尚未学会利用自由。尽管如此，已经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消灭了那个早已使我国无法成为富足安康、繁荣昌盛国家的极权主义体制。在民主变革的道路上实现了突破。自由选举、出版自由、代表制政权机构、多党制均已成为现实。

　开始走向多种成分经济，确立了一切所有制形式的平等地位。在土地改革的范围内农民阶级得到复兴，出现了私人农场，数百万公顷的土地交给农村居民、市民使用。生产者的自由已经合法化，企业家活动、股份制、私有化方兴未艾。

　　在将经济转向市场时，必须记住这是为了人。当此困难时期一切均应从人的社会保障出发，这特别与老人和儿童有关。

　　我们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已经结束‘冷战’，曾对我国经济、社会意识和道德起破坏作用的军备竞赛和国家极度军国主义化已经停止。世界大战的威胁已经解除。

　　我想在此再次强调，我在过渡时期将竭尽全力，继续对核武器进行可靠的监督。

　　我们已经对世界开放，不再干涉别国事务，并放弃在国外使用武力。我们得到的回报是信任、团结一致和尊重。

　　我们已成为按照和平、民主原则重建现代文明的主要支柱之一。

　　各国各族人民均已获得选择其自决道路的实际自由。对多民族国家进行民主改革的探索使我们已接近于签署一项新的联盟条约。

　　所有这些变化都需要作出巨大的努力，都是在尖锐的斗争中进行的，都曾遇到旧的、过时的、反动的势力日益严重的反抗，这里既有过去的党和国家机构和经济结构，也有我们的习惯、思想偏见、平均主义和坐享其成的心理。这些变化遇到了我们的偏执、政治文化水平低下、对变革的恐惧心理。因此我们才损失了许多时间。旧体制瓦解之时，新体制尚未开始运作。于是社会的危机更加深重。

　　我知道对目前严重局势的不满情绪，知道对各级行政当局和对我本人活动的尖锐批评。不过我想再次强调指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广大又拥有如此遗产的国家里，根本性变革不可能在毫无痛苦、毫无困难和动荡的情况下进行。

　　八月政变”使总危机达到顶点。这次危机中最致命的是国家的解体。今天我所担心的是我国的人们失去伟大国家的国籍——对每个人说来后果都将十分严重。

　　我认为保住近年来的民主成果至关重要。那都是通过我们的整个历史、我们的痛苦经验获得的。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以任何借口随意抛弃。否则一切美好的希望都将化为泡影。这一切我都是直抒胸臆，如实道来。这是我的道义责任。

　　今天，我想向所有支持革新政策、参与实施民主改革的公民表示谢意。

　　我要感谢国外那些懂得我们的意图并予以支持、协助我们并与我们真诚合作的国务活动家、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以及数以千百万计的人们。

　　我离开自己的岗位时忧心忡忡。不过同时也抱有希望，我相信你们的智慧和精神力量。我们是伟大文明的继承人，如今伟大文明能否振兴，我们能否过上现代化的名副其实的新生活，完全取决于大家，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

　　我想衷心感谢那些近年来与我一起坚持正义而美好的事业的人们。也许某些错误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许多事情可以做得更好。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共同努力迟早会结出果实，我国各族人民迟早会生活在一个繁荣而民主的社会里。

　　祝大家万事如意。

致读者

　　值此动荡不安的时期，我们俄罗斯、前苏联各国以及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向自己提出问题。近几年来，我们大家遭遇到了什么事情？眼前发生的悲剧是社会发展进程所注定了的呢，还是人的意愿（一说是善良意愿，一说是罪恶意愿）所致？那些在20世纪再次使我国国内生活进入另一轨道并且远远越出国界的事件，其深刻的根源和原因何在？最后，我们此刻正处于历史坐标的什么位置，明天等待着我们的又是什么？

　　自1985年至1991年年底，我可以说是处于事件的中心。如今，在卸去国事的重担之后，我认为自己有责任讲出我所了解的一切，并对困扰着同时代人的问题作出回答。不言而喻，首先是讲一讲政治、政权、新思维、我们在国内开始的改革以及国际舞台上的变化。但是不止于此。常常有人问到我个人生活中的某些细节，他们想弄明白改革的根源何在，消灭我国根深蒂固的极权制度的意图又是在何时、何处及何种情况下形成的。这方面的问题我也会涉及。

　　不过，这与其说是讲自己，倒不如说是讲我们这代人成长的环境，讲我曾与之一起领会生活和政治真谛的那些人，讲彼此交往曾对我的信念、性格的形成产生影响的那些人。

　　从大学入学之日起至今，我先后遇到的人数不胜数。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执政的七年期间尤其充实。对于那些曾以亲自参加或者道义支持来帮助过我的人，我始终怀着由衷的感激之情，我会尽量讲讲他们。

　　我的道路上也遇到不少敌人。我对他们并无恶意。至少对那些毫不隐讳地坚决捍卫自己的信念，而不是曲意逢迎。事后又卖身投靠并躲在角落里放冷枪的人是如此。如今我们全都会受到历史的评判。

　　这些年来，我看到和听到各种各样有关自己、自己的活动和道德准则的说法。这里有对过去事件的忠实描述，也有不少臆测、投机取巧甚至恬不知耻的谎言。凡是认真的评价我都认真对待，即使令我感到不快、我不敢苟同，却可以迫使我思考。至于恶意攻击，我一概置之不理。

　　我在1985年开始自己的活动时，就希望得到人们的理解。我在两本书中介绍自己和自己的活动，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不仅要说明自己的选择，而且要说明我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近这一选择的。我试图讲清把构想付诸实施是何等地不易，讲清随着改革的发展许多东酉不得不作根本的改变。

　　我想不要夸大其词，避免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来描写事件。不知是否达到了要求，但我在往这方面努力。

　　我尽量说明自己的某些决定和行为，决无辩解的意思。我并不推卸对所开始的改革应负的责任，因为我仍然深信：改革十分必要，它终将为我的祖国造福，为世界造福。

　　不过，我的任务是讲述，评判则由读者去作吧。

　　在回忆录写作中我时时感到我妻子的帮助和支持。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好钻研的头脑和女人的直觉，她对我的全部生活变故的直接参与，在本书的写作中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我想对所有帮助写作本书的人表示由衷的谢意。他们当中有我的志同道合者和朋友，有的人改革时期同我在一起，有的人现在同我在基金会共事，他们是：阿·谢·契尔尼亚耶夫，瓦·安·梅德韦杰夫，格·霍·沙赫那扎罗夫，B．T．洛吉诺夫，Y．奥斯特罗乌莫夫，B．扎格拉金，A．B．韦贝尔，B．B．库瓦尔金。

　　衷心地感谢T．f．莫加切娃和H．瓦金娜，她们是我多年的老助手。H．普奇科娃、YK．普罗佐罗娃、H．杜布罗温娜、C．库兹涅佐夫、B．H．米罗诺娃均做了十分重要的工作。

　　潜意识里撰写这篇我的生活和改革“总结”的念头，终于在某一刻变成了迫切的需要。1991年12月的最后几天（那是我国、当然也是我本人的悲剧性日子），发生了某种不可思议的事情。不久前还是一个强大国家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眼看着土崩瓦解。国家任人“宰割”，人们却差点没把这事当成幸福？！各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纷纷抛弃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该草案系由各共和国领导人组成的苏联国务委员会在总统主持下拟订的），吞下了别洛韦日协定这颗毒果。舆论大哗。知识界保持沉默。我对代表们和人民的呼吁以及关于苏联解体会带来严重后果的警告，竟无人理睬：社会已迷失方向，无法正确理解所发生的事情。国家的毁坏者正是利用了这一点，篡夺人民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发生了我最不愿意容忍的事情。

　　走笔至此，已是1993年的秋天。1990~1991年曾经争论得面红耳赤的许多问题，现已真相大白。曾经许诺的在独联体框架内保持经济、政治、国防和至关重要的“公民空间”等方面的完整性并未兑现。我心如刀绞地注视着原苏联各共和国的情况：经济崩溃，战争不断，暴力和犯罪猖撅，公民和少数民族的权利遭到践踏。这一切都是对傲慢的政治家冒险主义的报应，是他们使社会和国家从改革之路拐向“大动荡”的道路。

　　时间是毫不留情的，它会使一切原形毕露。昔日偶像的光泽已大半褪去，人群对他们发出的赞许声已变成咒骂声。看来，我们正在开始明白，不可沉湎于幻想之中。而这是恢复健康和实现希望的保证。我仍然深信，业已选定和始于1985年的改革乃历史的必需。在经过一段考验时期之后，我国人民即可当之无愧地享有改革的主要成果：自由、民主、公民权利。俄罗斯、其他原加盟共和国定可找到恢复自己联盟的道路：不是以原来单一制的、帝国的形式，而是以民主的国家联合体的形式。

　　我还相信，国际社会在经过因原先两极体系的终结而引起的不协调和杂乱无章时期之后，定可建立起新的世界秩序，并且共同努力克服我们处处都面临的战争危险、生态危险以及其他危险。我们业已开始走向无核世界、全球安全以及原先分属敌对军事政治集团的国家的一体化，这个进程肯定会继续下去。

　　我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和希望，请读者来开始本书的阅读的。

第一章当选中央书记

　　1978年，11月27日

　　笔记本上留有这样的字样，这个笔记本是我在自己的档案里找到的。那是我政治生涯中有重大意义的日子。1978年11月27日，星期一，苏共中央全会召开的日子，我在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

结局出乎意料的聚餐

11月25日，我从斯塔夫罗波尔飞到莫斯科。星期天中午12点，我来到既是老乡又是朋友的马拉塔·格拉莫夫家中，我俩从当共青团员时就很要好，当天他过50岁生日。这当然是朋友聚会的由头了。在小费列夫街一幢新楼四层的住宅里聚集了几个人，基本上都是斯塔夫罗波尔人。这样的日子我们是如何庆祝的，大家都知道。按照俄罗斯人的方式，阔绰大方，佳肴美酒，友好交谈，开开玩笑，唱唱歌曲。另外，这次聚到一起的人，大家都是老相识。聚会开始，照例是相互祝酒。不过因为这是朋友聚会，祝酒词既发自内心，又不很规范。大家情绪高涨，过生日者本人也不例外。50岁算什么！连中午都不到！

　　祝酒的同时自然也少不了欢谈。大家谈到谁将接替时日无多的库拉科夫的苏共中央书记职务。

　　我们这些州委书记、中央委员，通常都知道谁在“候任”。有时会就这样的问题找我们商量。这次却没有征求意见。

　　欢聚之间，几个小时过去了。至天色向晚时，方知契尔年科手下的人已找了我一整天。原来，是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要见我。人们打电话到中央办公厅，查明戈尔巴乔夫曾经要过车，找到把我拉到格拉莫夫家中的司机。中午便把电话打了过来。围坐在餐桌旁的人都没有注意到电话铃响。格拉莫夫的儿子听对方说找戈尔巴乔夫，便回答说：“你打错电话了。”……

　　又过了两三个小时。六点来钟新到一位斯塔夫罗波尔人，他说饭店里把大家全都叫了起来，说是要找一个叫戈尔巴乔夫的人。

　　我拨通了这位老乡给我的电话。对方是契尔年科接待室的工作人员：“总书记找你。差点把我们都给开了……”“好，我马上就到，”我安慰他说。

应当说，当时的风气如此，喝酒并不算很稀罕的事情。诚然，我对酒从无嗜好。所以这次我的情况完全正常。但是我要说，毕竟搞得有些尴尬、我走进契尔年科的办公室，以开玩笑的口吻说道：“您知道吗，老乡们聚到一起，大家坐一坐，说说话……”他没有理会我的玩笑话，开门见山地说：“明天列昂尼德·伊里奇“打算在全会上建议选举你为党中央书记。所以他想见见你。”

语重心长的祝福

　　当时我与契尔年科的关系相当不错：作为边疆区第一书记，我同他经常保持联系，一起处理与我们的工作有关的问题。满以为这会是一次相当开诚布公的谈话。然而这次谈话与以往的谈话大不一样。

　　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都知道契尔年科少言寡语，不爱讲话。往往认为这样的人矜持甚至谦逊，在他们的衬托下，另一种性格和气质的人如我者，可能显得自命不凡。尽管如此，我却仍然对坦荡开朗的人抱有好感。我对契尔年科这类不爱说话的人怀有戒心，他们那表面上谦逊的背后，可能隐藏着最出人意料的东西。

　　我说出了自己的疑虑：选举我的决定是否经过周密的考虑。我说，我了解农业的情况，但是目前农村所需要办的事情我是否能够办到，却还没有把握。契尔年科仔细听完了我的意见后，来了一番别具一格的反驳：“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出发点是，你站在他的一边，对他忠心耿耿。他很看重这个。”

　　我与勃列日涅夫之间是平平的、事务上的的关系，一点也不亲密。

　　我有意将谈话进行下去，契尔年科却打断我说：“既然列昂尼德·伊里奇作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没什么可谈的了。”

　　我试图说这项任务很艰巨，许多东西都得变革。凭斯塔夫罗波尔的经验我知道，变革是多么地不易。这时我却听到了完全出乎意料的回答：“得了吧你！打了23500万吨粮食，还在老说艰巨，艰巨！你知道吗，库拉科夫干啥你干啥，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

　　我明白他不单单是说农业。库拉科夫在政治局中的作用，他与勃列日涅夫的亲密关系，我是一清二楚的。

　　“您知道吗，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最近我同库拉科夫没少争论。”但是我的插话并未改变谈话的方向。

　　“好吧，我懂你的意思。中央关于农业有重要文件（他大概指的是1978年苏共中央七月全会的决议）。你照着做就是了。要是还想有什么新的举措或者改变，就给列昂尼德·伊里奇讲一下，不过事先跟我商量商量。我们可是多年的老相识了。不会给你出坏主意的。”

　　照我的理解，契尔年科已无意将我们的谈话继续下去。再说我也该识相了。我问明天全会开会前列昂尼德·伊里奇是否要找我谈话。

　　“不知道。没说过这事儿。他委托我把刚才说的话对你讲了。”契尔年科匆匆说道。

　　最后，我还想知道明天的会上要不要讲话。

　　“你在全会上的讲话未必需要。建议由列昂尼德·伊里奇亲自提出来。就是说中央委员会立即表示赞成……再说你不久前刚刚讲过话嘛。”契尔年科挖苦地补了一句。

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

为什么会选中我？

　　每次到莫斯科，我都住在俄罗斯饭店。在莫斯科饭店只住过两三次。许多人都想知道为什么。因为按“级别”我应该在住莫斯科饭店。但我不知为什么习惯了俄罗斯饭店。这里的十层有个房间，大概是98号吧，窗口朝着克里姆林宫。晚上或者深夜回来，忙碌一天之后感到精疲力尽，这里则寂静无声，远离市井的喧嚣，远离饭店餐厅门口那醉酒后的辩白和午夜的斗殴。克里姆林宫尽收眼底。夜间，尤其是当克里姆林宫内有辅助照明时，那不但是一道美景，而且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心境。后来克里姆林宫成了我常住之地，但即便到那个时候，我对她的大教堂、广场、花园和公园也并未失去兴趣。我们喜欢全家人漫步其中。有时节日期间我们也去克里姆林宫，为的是在那里观看焰火。

是夜，我无法人睡。我没有开灯，将安乐椅挪到窗户跟前，只见瓦西里大教堂的尖顶、克里姆林宫雄伟的轮廓在夜空中翱翔……上天有知，我未曾想过这样的任命！

[站长评语：戈尔巴乔夫以上说的这些话，无非是想向人们说明这样一个问题：中央书记的“纱帽翅”似乎是从天上掉到它的头上的。我认为戈尔巴乔夫在这个问题上是虚伪的，因为在当时已经十分腐败的苏共官场上，戈尔巴乔夫如果不采取向上级领导拍马屁、行贿等手段，他就不可能在官场上一步步地高升！他向他的上级领导行贿的财物不可能用他的工资，而是从他的下级官员的手中搜刮来的，因为在失去了人民监督的官僚集团中，很少有真正对人民负责的清官！纵观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在浩瀚的官场上，史书记载的清官可谓是屈指可数！]

　　大学毕业后，我在斯塔夫罗波尔干了将近25年，其中边疆区委第一书记几乎当了9年。作了许多事情，也明白了许多道理，但是不少问题始终无法解决。这里关键已经不仅仅在我的身上，问题的解决卡在现行体制上。边疆区委书记的工作使我感到满意。我干起来忘掉一切，希望找到“阿基米德杠杆”，使边疆区来个彻底改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有人向我提起调动工作的问题。

　　70年代初，彼·尼·杰米契夫问我是否愿意到中央当宣传部长。费·达·库拉科夫谈到农业部长的职务。原来，还曾经讨论过推荐我当苏联总检察长的问题：鲁坚科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提出了接替他的问题，这可是非同小可的大事，这里要考虑到当时作出此类决定所遵循的标准。后来中央行政机关部部长H．H．萨温金对我说，是A．基里连科不同意对我的推荐，其原话是：“牛头不对马嘴。”萨温金听了还以为对我另有安排呢。

　　对于这些建议，我的态度都不积极。

　　其实，问题当然并不仅仅在于或者说主要不在于我的倾向性。政治局委员对我的看法各不相同。从与某些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私下交谈中得知，有的中央领导人对我这个有着独立个性的斯塔夫罗波尔书记并不中意。确实，诚如我的朋友、克里米亚州委第一书记尼古拉·卡尔波维奇·基里琴科所言：“不要与众不同，专打出头鸟啊！”因此事情就仅仅停留在交换意见上了。我想这正好是最主要的，因为在领导意见一致的情况下，当时我的愿望并无多大意义。

此外，我们这方面有个屡试不爽的晴雨表：出国访问。我不止一次地接到中央委员会各部打来的电话，问我能否以代表团团员或者团长的身份访问某个国家。往往我表示同意，但到了最后一刻便让别人顶替了。他们是这样解释的：“您知道吗，领导认为边疆区很大，让您离开不合适。”我对此处之泰然。这时我通常爱提一个挖苦的问题：“是不是那些出国的人工作不忙，或者他们成天都游手好闲啊？”对方听了付之一笑，谈话就此结束。

[站长评语：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苏共官僚们出国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一种公费旅游的方式。]

　　出国的问题不去说它了。还有比这重要得多的事情。1970年初至1978年11月担任边疆区委书记期间，也就是八年半的时间里，我只有过全会讨论中的一次发言和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一次发言，我的许多同事却多次发言。不过我找到了公开陈述自己观点的办法：我向中央和地方的报刊投稿。与中央书记、苏联政府和俄罗斯政府成员谈话的次数也不少。

　　在彼此都怀有好意的情况下，我同库拉科夫之间的争论日益频繁和激烈。1977年深秋我们之间的那次争论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那次不仅仅限于交换意见。

当时仿佛是从局部的问题，从贷款和有保障的货币报酬开始的。

“我们是怎么发放贷款的呢？”我说。“经营不善、亏损的农庄多给；搞得好的、先进的农庄，不给贷款，不给建材，随你自己去折腾。能够发挥自己潜力的人得不到我们的帮助。可现在呢？不是让农民、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去挣钱或者破产，反倒是实行有保障的劳动报酬，也就是‘吃大锅饭’，人人有份。农村失去了工作的动力。”

[站长评语：在这里戈尔巴乔夫看到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银行发放贷款的不正常现象，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但他认为让国营农场、集体农庄自由破产破产的想法是极其天真的，极其愚蠢的。如果不景气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营、集体企业可以自由破产的话，那么就会立即会引起苏联国家银行的破产，因为国家银行是所有国营、集体企业的最大的债权人！]

　　“你真聪明，”库拉科夫回答说，“你呆在斯塔夫罗波尔，坐井观天。这边俄罗斯中部，农村凋敝，土地撂荒。得多少给上点好处，要不剩下的人也得跑光了。”

　　他说我“坐井观天”，这下我更加来劲儿了……

　　“如果作为‘紧急措施’，那么你说的对，应当帮助。可‘采取措施’，‘拯救’，为收成为牲口而‘斗争’，得到什么时候才算完？中部农村的降水和其他自然条件都正常，结果却很差，土地撂荒。可以前农民照样生活，劳动，养家活口……可见政策应当改变。您为1965年三月全会感到自豪。我也认为这个值得自豪。这是朝着从政治上、也就是从整个与农民关系的角度出发解决农村问题的目标迈出的一大步。可现在呢？三月全会不行了：工业和农村之间互利互惠的正常交换受到破坏。农民的看法是：既然你拿了我的农产品不好好付钱，那我就什么都不在乎了。何况还有有保障的报酬呢。你无处可躲，给贷款吧，他借了是不还的，因为他不欠债，是你欠债……什么全颠倒了……”

　　库拉科夫的反应十分强烈。从人之常情来看，他是可以理解的：他无论是在斯塔夫罗波尔还是在农业部长的任上，都是农村的大靠山，他一直千方百计为农村搞拖拉机，搞收割机，搞汽车，搞零件，搞肥料。最后却听到这样的话。而且是出自戈尔巴乔夫之口！

　　于是，他并不掩饰委屈的心情，谈到正在筹备再次召开关于农业问题的中央全会，不料筹备组组长让柯西金当了，却不让身为政治局委员和正好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库拉科夫当。他连组员都不是。

　　我惊诧不已。不正是库拉科夫在60年代末参与了破坏城乡之间等价交换的事情吗？

　　库拉科夫略带狡黠地微笑着提出：“你把所说的内容都写出来。”他以为我肯定会拒绝的。可是我表示同意。

　　“好吧。什么时候寄来？”

　　“元月一号之前。”

　　我扎实而认真地撰写这篇报告。写了72页。1977年12月31日深夜3时完成最后一稿，当即寄出。

　　库拉科夫看完后，又让勃列日涅夫的助手戈利科夫看了，过了两三个月，他给我打电话说：“我说米哈伊尔，把你的报告分送给政治局筹备组成员如何？”

　　我回答说，我是写给他本人看的，给筹备组就还得加工。他表示同意，只是希望动作要快。一星期后，报告的缩写本发往中央。其中保留了所有的主要论点。分送给政治局筹备组的报告都是这个文本。

　　七月全会至今记忆犹新。7月3日，勃列日涅夫做了题为《苏联农业今后的发展》的报告。讨论开始。第二天，7月4日，苏联农业部长瓦·卡·麦夏茨、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f．M．马谢罗夫在会上发言。在阿穆尔州委书记之后，让我发言。这是我第一次在全会上发言——担任边疆区区委书记已到了第九个年头。我下定决心：哪怕以“压缩”的方式，也要把报告的内容讲出来……

　　通常会场内笼罩着工作的气氛。即使某个发言枯燥无味，出席者也保持镇静，甚至是过分的镇静。不过某种杂音（窃窃私语和翻报纸的沙沙声）终归是有的。

　　我的发言开始了，随着我一步一步地展开我的论据，场内出现了紧张的寂静。我身后的主席团开始也是鸦雀无声，后来我渐渐听到了插话的声音。

　　我结束发言回到座位上时，俄罗斯联邦农业部长、我多年的老朋友、聪明过人的弗洛连季耶夫对我耳语道：“总的说来讲得很不错。不过不该不听我的，我可是建议有些话不要讲的。主席团里有的人都急了。”

　　那么为什么到1978年11月仍然选中了我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记起了契尔年科的话：“列昂尼德·伊里奇的出发点是，你站在他的一边。”这么说，还有另外一边，它在哪儿，是什么样的，谁又站在“那一边”呢？

　　我知道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各不相同，知道我国领导班子内部的争论。但我把这当成普通的现象，认为这是力求通过辩论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及至后来在中央工作，才明白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这不光是意见分歧，而是领导班子内部存在派系，是派系之间的斗争。但是也不要在这方面有什么误解，以为这是“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斗争。这都是同一“信仰”的人，同一体制的拥护者。派系之间的角逐不是别的，正是争夺权力的斗争。勃列日涅夫在物色依靠力量。首先是格列奇科和基里连科，接下来是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再下来是安德罗波夫和库拉科夫，还有谢尔比茨基和库纳耶夫，拉希多夫和阿利耶夫……至于勃列日涅夫也要依靠级别较低的官员，自不必说。但现在我认为，政治局内部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团结，其所带来的后果与其说是积极的，倒不如说是消极的，这成了斯大林主义改头换面的复苏，成了对民主的限制。因此，并不是什么无害的事情，是一派对另一派的压制。

1978年7月库拉科夫淬然去世后，勃列日涅夫开始物色接替者。他首先需要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上任后不会破坏高层内部不稳定的平衡。这个我当时明白，但是对许多情况并不了解，是后来才知道的。现在推测，当时把我作为候选人向全会推荐的决定多么地来之不易。担心选错了人。在中央委员会的机构中，主管农业的书记是个关键职位，因为他与各共和国中央、边疆区委和州委的第一书记经常保持联系。而第一书记这个群体又是总书记的世袭领地和依靠力量。就是说，这个职位让谁担任，要由勃列日涅夫最后拍板。

安德罗波夫“因素”

1978年8月，安德罗波夫往斯塔夫罗波尔给我打了电话。

　　“你那儿情况如何？”

　　“粮食很好，是个丰收年。边疆区总的形势也不错。”

　　“打算什么时候休假？”

　　“今年想早点去。”

　　“那太好了！咱们在基斯洛沃茨克见面。”

　　我对这次电话并未特别在意。我以为那不过是安德罗波夫确认了我们之间的良好关系而已。现在回想起来，这次在基斯洛沃茨克休假期间，我们见面的机会比往常多，关于斯塔夫罗波尔谈的较少，而对国内的情况说的多一些。安德罗波夫特别慷慨大方地向我介绍了他所掌握的信息，并发表了自己对许多外交政策问题的看法。在这些非同寻常的谈话中，我还记得他所谓“勃列日涅夫因素”对维护领导班子的统一、对保持全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团结都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见解。现在明白了，安德罗波夫的这番友好的“教育性谈话”决非偶然。显然，当时高层内部“已对我好一阵数落”，所以他才这么教训我。我却以为这是我们几年前那次谈话的继续，当时我完全敞开心扉，向他讲了自己的意见。

　　事情是这样的。早在1975年的一次谈话中，我曾脱口而出：“你考虑不考虑国家的事情？”

　　“问得有些离奇不离奇？”对我的“晴天霹雳”习惯了的安德罗波夫大惑不解地答道。

　　“再有个三五年，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可都得走了。也就是陆续离开这个世界。

他们已经时日不多……”

应当说，当时在年龄方面政治局内的形势相当紧张：平均年龄接近70。人们感到厌烦的是，其中许多人并无特殊的才能，已在台上呆了二三十年，如今由于自然规律的关系已不能履行职责。尽管如此，至今他们全都占着位子不下来。

[站长评语：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的领导层的核心的人物，都是年迈的老朽，他们就象历史上的那些当惯了官的封建老朽一样，即使他们的大脑已经完全僵化、麻木，但只要他们的心脏会没有停止跳动，他们就癞在权利的交椅上不愿意下来。老眼昏花的勃列日涅夫到了任期的后半段，连在苏共代表大会上照着讲稿念，都念得错字连篇，但是他还是紧紧地抓着苏共的最感领导权不放手！]

　　安德罗波夫大笑：“你把我们说得……”

　　“我不是指您，不过这个问题可是得考虑了。您看看吧，书记的情况也一样，还有地方上……”

安德罗波夫开始讲他的观点，按照这个观点，如果提拔上岁数的人，这样的人已有经历，也有经验，却没有野心。工作起来没有任何向上爬的派头。而所有的年轻人一心只想着向上爬，爬得越高越好……简言之，这个观点的实质是：“老马不毁垄。”

[站长评语：安德罗波夫的这个看法道出了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的用人哲学，当权者害怕自己的权利被有能力的年轻人夺去，就提拔那些没有能力的长者，于是就出现了“武大郎开店”的局面，于是领导干部的素质就象近亲繁殖的动物一样，一代不如一代……]

　　我开玩笑地反驳道：“这可是列宁干部学说的新发展。我一直以为任何时候都必须搞新老干部结合。这样就成了合成，合金。既可以防止冒险主义，又可以防止停滞不前和保守主义。”

　　“这都是理论，生活中不是这么回事。”安德罗波夫不以为然。

　　“反正在这个问题上我同意列宁的意见。”我狂热地坚持。

　　“我也同意列宁的意见。”安德罗波夫嘲讽地说道。

　　“好吧，就算不是列宁……您记得吗，民间有个说法，叫做：哪个林子下面不带小灌木丛。”

　　安德罗波夫至死也忘不了我说的“小灌木丛”，忘不了这次谈话。而国家已经无法接受并从心理上拒绝“老人当政”。有关社会情绪的信息肯定也传到了高层的耳朵里。有的直言不讳，有的则采取“经典的”、即匿名信和笑话的方式。我记得有这么一则笑话，不错，那是后来，苏共二十六大之后才出现的。俏皮之处全在对问题的回答上：“党的二十七大怎么个开幕法？”“请代表全部起立，政治局委员都是抬着进去的。”

　　总而言之，“信号”传到了政治局和总书记的耳朵里。他们也担心这个问题。因此库拉科夫的接替者还一定得是比较年轻的。我想安德罗波夫在我的提拔上是“插手”了，不过他并未对我作任何暗示。

　　这年秋天又发生了一件事。9月19日，勃列日涅夫乘火车从莫斯科去巴库，参加授予阿塞拜疆首府列宁勋章的庆典，由契尔年科陪同。每当火车在沿途停留时，当地领导都出来迎接。勃列日涅夫在顿涅茨克会见了州委第一书记B．卡丘拉，在罗斯托夫会见了邦达连科，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高加索车站会见了梅杜诺夫。

　　当天晚上，专车抵达矿水城车站。由安德罗波夫、我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执委会主席T．塔拉诺夫迎接。

　　矿水城车站十分舒适可爱，但是不大，极易一晃而过……那是个温暖而漆黑的夜晚。群山的轮廓依稀可辨。市区灯火点点。天上缀满大颗的星星。这样的星星只有在南方方可得见。万籁俱寂。只有飞临矿泉水机场的飞机打破了宁静。列车平稳地停下来，勃列日涅夫走下火车，过了不一会儿，身着运动服的契尔年科也下了车。塔拉诺夫向总书记问过好后走到一旁，于是我们四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和我）在空荡荡的站台上漫步……

　　人们就这次会见写了许多文章，围绕会见编造出的神话可说是无奇不有……那还用说！四位相继替换登场的总书记。

　　我是从基斯洛沃茨克与安德罗波夫同乘一辆吉尔车去迎接勃列日涅夫的。两人之间的谈话与往常完全一样。他仿佛是顺便提了一句：“在这儿你是东道主，谈话就靠你来掌握了……”

　　然而谈话并不投机。在寒暄问好和不疼不痒的关于我和安德罗波夫的健康和休假的话语之后，就开始冷场了。我觉得总书记有些超然物外，对旁边这几个人不大理睬。这个场面让人感到难堪……

　　这次会见之前，我与勃列日涅夫见面、为解决边疆区的问题让他接见都不止一次。他每次都表现出由衷的兴趣，并给以帮助。因此在一阵长时间的冷场之后他突然提出问题，我就不感到奇怪了。他问：“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你们那个绵羊王国的情况如何啊？”

　　斯塔夫罗波尔提供了俄罗斯联邦27％的细羊毛。初夏，在产完春羔之后，草原上放牧着成千上万个羊群：共有羊1000万只。那场面确实动人。名副其实的“绵羊王国”。我简单讲了讲我们的情况。当年是特大丰收，共产羊毛500余万吨，平均每个斯塔夫罗波尔居民两吨。

　　第二个问题是：“运河怎么样了？修的时间够长的了……这该不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吧？”

　　我设法解释这里的问题出在哪儿。又是一阵沉默。安德罗波夫不时以期待的目光看看我，契尔年科却完全哑巴了，这是个“边走路边默默作记录的装置”。

　　“列昂尼德·伊里奇，您的休假怎么样了？还休不了吗？”我尽量把谈话维持下去。他摇了摇头。

　　“是的，应当，应当……”

　　安德罗波夫加入了谈话。他们就勃列日涅夫在巴库的活动日程交换了意见。又开始冷场了。看得出来，总书记不是很愿意谈话。停留的时间结束了。我们走到车厢面前。他已经站在车门口，抓着扶手，忽然问安德罗波夫：“讲话如何？”

　　“很好，很好，列昂尼德·伊里奇，”安德罗波夫匆匆答道。

　　到了车上我问他，总书记问的是什么讲话。原来是另一回事。安德罗波夫解释说，勃列日涅夫越来越感到言语困难。大概这多半就是他沉默寡言的原因吧，不过论禀性他可是个好交往的人。

　　总之，这次会见让我感到奇怪。看来安德罗波夫倒是很满意。

　　后来还有第二次“相亲”。矿水城车站那次会见之后，基里连科突然访问斯塔夫罗波尔。他正在索契休假，是乘直升机过来的。在一天的时间里，我同他一起前往苏联科学院泽连丘克天文台和农业区。我向他讲了我们的问题。让我大为吃惊的是他那动辄抓住鸡毛蒜皮的小事不放的派头……路上看见农机修理场，就大动肝火地训斥开了：

　　“那儿该有多少没用过的机器？捞的机器太多了……是不是打算卖废铁？你们简直把嘴吃习了……”

　　他在政治局主管机械制造业，他认为农村的要求太过分。他那傲慢的教师爷口吻刺激神经，拙口笨舌、不善言词又使得与他的谈话完全成了一种折磨，根本无法弄清他究竟想说什么。反正我们之间的谈话从头到尾都极其紧张。我内心里感到他不怀好意，于是以牙还牙，指桑骂槐地暗示我们这位客人对所谈的问题一窍不通……

　　我们显然是彼此都没有好感。以后也一直如此。后来已经在苏共中央工作了，我发现基里连科不愿意我到莫斯科来。此外，他还是个擅权和爱记仇的人。我们的关系发展为对立，后来更成了政治对抗。

不管怎么说，毕竟选中了我。毫无疑问，勃列日涅夫生怕失误，到最后一刻还心存疑虑。因此同我的谈话早先没有进行。勃列日涅夫在物色进入领导班子的人选时慎之又慎，需经过长时间的困难的选择。可一旦作出决定，就决不放弃。

[站长评语：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既不是全国人民选举产生的，也不是共产党员们选举产生的，而都是象封建帝王选太子一样，由原来的最高领导人在生前凭感觉选定的。这似乎是对所谓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最大的讽刺，这也是苏联、东欧和东德共产党垮台的一个共性。]

整个夜晚我都是在饭店的窗户旁边度过的，逐一回顾了许多往事。不觉已是次日早晨，到了准备参加全会的时候。考虑再三，决定如要发言，一定要讲农民的状况，谈国家对农村的政策必须改变。

　　我早早地离开了饭店，免得碰见人。不想多费口舌去作解释。

苏共中央全会于10时开始举行。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内的座位事先未作分配，但人人都知道自己的座位，有些人已在此稳坐了几十年。

[站长评语：戈尔巴乔夫在这里对苏共干部的终身制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一切都和契尔年科所说的完全一样。一上来就是组织问题。勃列日涅夫最先提出选举中央书记，点到我的名字，三言两语讲了我的情况。我站了起来。没有问题。一致通过。平平静静，没有情感的流露。

然后，全会同样平静地将契尔年科从政治局候补委员转为政治局委员，并选举古洪诺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为候补委员。“根据健康状况和本人的要求”免去马祖罗夫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整个程序只用了很短的时间，没有发言，没有提问，也没有反对意见。

[站长评语：从这里不难看出，在苏共，不仅一般党员的民主权利被剥夺，就是连苏共中央委员们也没有任何发言权，就象封建帝王发出的金口玉言一样，所有的大臣连一个屁都不敢放！]

　　全会听取并讨论了苏联国家计委主任HJ．巴伊巴科夫《关于1979年苏联经济与社会发展国家计划的报告》和财政部长瓦·费·加尔布佐夫《关于1979年苏联国家预算和1977年苏联国家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会议休息时，我在侧厅里被熟人、同事和部长们包围起来，他们纷纷向我表示祝贺。但持续的时间不长，我应邀前往主席团的房间，里面聚集了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

　　我走了进去。大家都在那里。安德罗波夫离我最近。他面带微笑，迎上前来：“祝贺您，‘小灌木丛’”

　　柯西金走过来，不知为什么十分信赖地说道：“祝贺您当选，很高兴您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

我走到勃列日涅夫面前，对他讲话。他继续喝他的茶，只是点了点头。全会结束后，我回到饭店。有人在等着我：“您可以使用吉尔轿车，房间里高频电话已经安好。您将有一名值班军官，所有的差事都交给他办……”亲眼所见使我信服了克格勃机关和中央办公厅办事之干净利落。

同勃列日涅夫的谈话

我往家里给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打电话：“晚上听新闻。”次日上午，我未经邀请，也未事先提出要求，就到克里姆林宫去见勃列日涅夫，请求秘书通报。

　　我十分需要勃列日涅夫的接见。我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否则就无法开展工作。不知道他是否想见我，不过我马上被请进他的办公室。勃列日涅夫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我在靠近他的地方坐下，发现总书记的心情不好，心不在焉，有些沮丧。整个谈话过程中始终处于这种状态。

　　我首先对于当选表示感谢，讲了农村、土地对我意味着什么，并表示立即投入工作。

　　“我不知道能否成功，但有一点是可以说的，”我最后说道，“我一定竭尽所能。我知道您对农业一向有兴趣，希望得到您的支持。”

　　来克里姆林宫的路上，我本想向勃列日涅夫讲讲关于农业政策必须改变的想法，但我明白了或者说感觉到了这毫无意义。他不但不参加谈话，而且对我的话、对我毫无反应。我觉得此时此刻他对我绝对是无动于衷。他所说的惟一一句话是：“库拉科夫真可惜，是个好人啊……”

　　我感到目瞪口呆。同勃列日涅夫见面后，我明白自己是莫名其妙地遇上了倒霉事。心里很不痛快。

　　我从克里姆林宫出来直奔老广场。中央办公厅主任帕夫洛夫已在等我。我的前任库拉科夫在老楼的四层办公，与五层的勃列日涅夫办公室近在咫尺。我的办公室则安排得较远：在新楼（六号门）。

　　帕夫洛夫一五一十地向我交代说，中央书记“应有”：每月800卢布（“和列昂尼德·伊里奇一样多”），伙食限额为每月可订购价值200卢布的食品（政治局委员为400卢布），工作时间的伙食成本和札仪方面的开销均由办公厅承担。

“关于住宅、别墅以及服务人员的建议，赶在您从斯塔夫罗波尔回来的时候拿出来。”帕夫洛夫最后说。

[站长评语：为什么苏共领导人只要心脏没有停止跳动就不愿意从权利的交椅上自动退下来？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失去高官所享受的这些优厚的特殊待遇！]

　　决定对各位中央书记进行礼节性拜访：谈一谈，接触接触，毕竟大家要在一起工作嘛。分别拜访了多尔吉赫、卡皮托诺夫、齐米亚宁、里亚博夫和鲁萨科夫。我去见波诺马廖夫时，听到了他对农业的建议。顺便说说，这种情况一直继续下去，至他退休方告结束。波诺马廖夫属于“业余农学家”，他乘车从自家位于乌斯片斯基的别墅出发，注意到了沿途看到的一切……

“昨天我看见路边有一块地。庄稼熟了，该收割了，可是按兵不动。这叫什么事儿？”

　　要么是：“昨天我在别墅附近散步，来到一片冲沟旁边，草有齐腰深……为什么不割？

在瞅什么呢？”

[站长评语：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犯了一个斯大林式的错误，那就是革命成功之后，剥夺了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于是广大农民欢欣鼓舞，爆发出了空前的生产热情。然而不久以后，又将土地从农民的手中收回集体，于是又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热情。七十年代末的邓小平也许想起了两千多年前陈胜、吴广起义时打出的“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于是决定将土地重新分给了农民。也许在俄国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象陈胜、吴广式的人物，所以戈尔巴乔夫这个莫斯科大学的高材生对土地问题还没有搞明白！]

　　确实如此：堂堂国际问题的专家，却煞有介事地就农业提出“专家”的建议。

最让我感到吃惊的则是拜访中央书记时机关工作人员、那些助手和顾问的表现。许多人我都很熟悉，我每次到莫斯科大家都在一起说说笑笑，已不下数十次。我觉得关系很正常。曾几何时……我在每个接待室见到的仿佛是另外的一些人了。出现了某种“距离”。机关工作人员都经过严格训练，遵守纪律，我明白了，如今是“官阶表”在起作用，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下级对上级的尊敬在苏共中已成为牢固的准则。

[站长评语：这个“官阶表”足以说明了苏共官僚主义的严重性！在领导层中，下级在上级的面前都唯唯诺诺，那么普通百姓在大小官员的面前又是怎样呢？这样的一个严重脱离了广大人民的虚伪的官僚集团，能不被人民抛弃吗？]

我同农业部长弗拉基米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卡尔洛夫之间有着良好的同志关系，我请他把如今要在一起工作的人召集到一起。这里也一样……昨天他们还在向我提建议讲指示，干预边疆区的事务。而且每个人都意味深长地打着官腔说“有个意见……”是谁的意见不说。毕竟与我的关系还算正常。而现在把他们召集到一起时，都以一种戒备的目光看着我这个“上司”，并且提心吊胆：来了个“新扫帚”。必须讲明来意，解除顾虑，因此我立即宣布：　　“我不打算搞干部的频繁调动，咱们还象原来一样地工作。”这下大家都放心了，开始了实事求是的谈话。

[站长评语：在封建专制的社会，流行的是“一朝君子一朝臣”。资产阶级推翻了封建专制以后，建立了民主的资产阶级政权，实施了公务员制度，无论换了哪个政党、哪个官员执政，国家机关的公务员没有必要看着上司的脸色行事，只要按照国家法律的规定履行自己的职责就行了。然而遗憾的是，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共，却重蹈了封建专制的“一朝君子一朝臣”覆辙！以至于换了一个领导，下级就会在上司的面前产生了“提心吊胆”心情……]

游戏规则

　　接下来是拜访安德罗波夫……这次见面是他的主意。不过我觉得他安排见面是得到了勃列日涅夫的首肯。谈话刚开始有一个短暂的停顿。而且整个谈话都与我们以前的多次谈话大不一样。

　　“米哈伊尔，我想向你介绍一点情况。你知道吗，现在团结最重要。团结的核心就是勃列日涅夫。这点要记住。领导班子中曾经有过……怎么给你说呢……我指的是，比方谢列斯特或者谢列平，那个波德戈尔内。他们都自行其是。现在这号人没有了，要巩固已经取得的成果。”

　　我不习惯像打哑谜一样与安德罗波夫讲话，于是我直截了当地说：“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您对我、对我的观点和立场最了解。我并不打算为了取悦谁去改变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安德罗波夫微微一笑。

　　“那太好了。因为我看见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已经开始竭力讨好你了。要顶住。”

　　原来如此！……全会休息时间在主席团房间里接受祝贺时，我发现安德罗波夫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来，他并未放过柯西金那句话和说话时信任的口气。

　　我问道：“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请您原谅……至今我认为我们俩是朋友。现在有什么变化吗？”

　　“没有，没有，”他回答说，“此话不假，我们俩是朋友。”安德罗波夫此后并未食言。

　　然后我给苏斯洛夫去电话，他请我过去。我早就认识他，他对斯塔夫罗波尔有着深厚的感情。1939年他从罗斯托夫到我们边疆区来当第一书记。在斯塔夫罗波尔，人们将走出残酷的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时期与他的活动联系在一起。他在同我谈话时回忆道，当初形势极其严峻，他纠正错误的最初步骤受到部分干部的反抗。斯塔夫罗波尔市卡阿诺维奇区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宣布以苏斯洛夫为首的整个边疆区委常委为“人民的敌人”。不过挺过来了。

　　附带说说，同苏斯洛夫的谈话总是很简短。他讨厌饶舌的人，谈话时善于迅速抓住问题的实质。不喜欢多愁善感，与对谈者保持距离，对所有人都客客气气、一本正经，一律以“您”相称，只有极少数几个人例外。

　　这次他把我叫去，是为了讨论由谁来接替边疆区委第一书记的问题。桌上放了两份个人档案：穆拉霍夫斯基，1926年生，卡拉恰耶夫一切尔克斯州委第一书记；卡兹纳切耶夫，1935年生，边疆区委第二书记。

　　“你是什么意见？”苏斯洛夫问道。

　　“我认为应当推荐穆拉霍夫斯基，”我回答说。“他经验很丰富。这个人已经很成熟。至于卡兹纳切耶夫，要么还当第二书记，要么去卡拉恰耶夫一切尔克斯州当第一书记。”

“就这么说定了，”最后苏斯洛夫站起来说道。“你去搞个决议。所有的文件这边随后寄去。”

[站长评语：戈尔巴乔夫在这里所说的“游戏规则”就是苏共的吏制制度，主管一各地区的封疆大吏，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而是在办公室里由一个或几个人敲定！这与封建帝王指派各级封建惯例没有什么区别！这样产生的封疆大吏，能对广大的共产党员负责吗？能对广大人民负责吗？这样产生的封疆大吏，广大的共产党员心里能服吗？广大的人民心里能服吗？]

　　不久，我乘机前往斯塔夫罗波尔。

第二章往事在我心中

　　从斯塔夫罗波尔乘飞机去莫斯科，对我说来已是家常便饭。中央全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会议和讨论会，去首都解决边疆区的问题……

　　起初是在矿水城上飞机，而当斯塔夫罗波尔郊区的机场和可供大型飞机起落的跑道竣工（我也曾参与其事）之后，事情就变得更加简单，时间也更加节省了。生活节奏变快了，老得节省时间，我当时认为那些坐火车的人都是在逃避工作，合法地为自己另外安排一次休假。

　　飞行本身总是激起我积极的情感。我喜欢飞行。遇上阴云密布或者风雪交加的天气，飞机升至云层之上，你又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之中，一种不可言状的无比开阔和自由自在的感觉油然而生。这时若再步人驾驶舱，就会分外感觉到飞行之速度和强度，仿佛整个世界在你的面前展开，无边无际。宇航员说，从太空看我们的星球，觉得它没有那么大。而从飞机里看出去，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只觉得地球真是其大无比。

　　这次去斯塔夫罗波尔我是第一次乘坐专机，它由为国家领导人服务的特别航空分队提供。陪同的卫队坐在另一个机舱，这边就我一个人。我靠近舷窗，期待着这次飞行也会给我带来自由自在和生活充实的感觉。心中却很不平静。我猛然醒悟到：我要长期地以至永远地告别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了。47年的生活中，我在这片土地上度过了42年。上大学期间，我每次放暑假都回来（冬天不回来是因为经济上捉襟见肘）。

　　对我说来，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这里有我的根，我的故乡。我与这片土地生在一起了，她那生命的乳汁在我身上流动。我热爱斯塔夫罗波尔。

根

　　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莫斯科人的说法，尤其是在大学期间：“你们那个外省嘛，愚昧落后……死气沉沉的王国。平平静静。”说话者坚信，千百年来的整个人类历史全是在首都创造出来的。但我知道，情况并非如此。我故乡的历史就是最好的证明。并不是“死气沉沉的王国”，并不是外省，而是两个大陆的接合处，各种文明、文化和宗教的交汇处，许多民族、语言、传统和生活方式的接触点。

　　我不仅是从教科书和我仔细收集的地方志著作中了解到这些情况的。1975年在皮亚季戈尔斯克附近的建筑施工中，马舒克国营农场内发掘出一个古墓。发现了墓穴，那是一位领袖及其四名亲信的遗骨。学者确定墓葬已有将近4000年的历史。

　　早在公元前1世纪，在斯塔夫罗波尔、西北高加索即有古希腊、罗马作者称之为苗特人和辛德人的部落居住，有的研究者认为他们当时在北高加索土地上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公元前8～公元前7世纪西徐亚人从第聂伯河沿岸和克里米亚人侵此地。后来这片土地属于希腊殖民的范围。公元初年阿兰人来到这里。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这个国家存在了数百年之久。他们被匈奴歼灭了。大约从9世纪开始，基督教从拜占庭和格鲁吉亚传到这里。10世纪出现了第一批俄罗斯人，并出现了与基辅罗斯联系紧密的特穆塔拉坎公国。13世纪开始了鞑靼，蒙古人的入侵。

　　随着俄国的形成，高加索各民族开始从与它的联系中寻求摆脱形形色色的征服者的保障。1555年8月伊凡雷帝的使者安德烈·谢佩托夫与阿迪格公使从北高加索回到莫斯科。伊凡雷帝宣布皮亚季戈尔斯克王国永远隶属俄国。开展了俄国防线的建设，在叶卡捷林娜二世时代，建起了所谓的亚速一莫兹多克边界设防线，由七个城堡组成。斯塔夫罗波尔也是其中之一。第一批卫士为霍皮奥尔哥萨克（沃罗涅日省）和弗拉基米尔团的近卫军士兵（弗拉基米尔省）。

　　俄国军队也来到这里。开始建设哥萨克村镇。为了逃出残酷地主的魔掌，农民也往南方跑。后来则开始以强制方式将农民流放到此地。这种移民是极其惨烈的人间悲剧，不少人成了牺牲品。其中既有我的曾祖父母戈尔巴乔夫一家，沃罗涅日省的移民，也有来自切尔尼戈夫西纳的外曾祖父母戈普卡洛一家。

　　在这俄国的南部边疆，连人的性格也来得特别，甚至可以说那是反抗的性格。难怪许多人民运动的首领正是在这些地方集合起自己的队伍并开始远征的，这里有：孔德拉季·布拉温和伊格纳特·涅克拉索夫、斯捷潘·拉辛和叶梅利扬·布加乔夫。根据传说，就连西伯利亚的征服者叶尔马克也是这些地方的人。

看来这已深入到此处居民的血液中，并且世代相传。

[站长评语：戈尔巴乔夫在这里是向人们说明，在他的躯体内，也流动着从他的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反抗封建专制的血液。]

　　我的曾祖父莫伊谢伊·戈尔巴乔夫和三个儿子（阿列克谢、格里戈里和安德烈）在普里沃利诺耶村的最边上住了下来。他们起初都住在一起，一个大家庭，18口人。旁边是近亲和远亲，都姓戈尔巴乔夫。家庭里的秩序严格而清楚：曾祖父是首脑，他的话就是法律。[站长评语：看来在戈氏的家庭中，还存在着封建家长制！]儿子们成家后都另外盖房单过，我的祖父安德烈·莫伊谢耶维奇当时与外祖母斯捷潘尼达结婚，过起了自己的小日子。1909年，我的父亲谢尔盖·安德烈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出生了。

家族

　　我的外公潘捷列伊伊·叶菲莫维奇·戈普卡洛对于革命是无条件地接受的。他13岁就没了父亲，5个孩子中排行老大。典型的贫苦农民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土耳其前线作战。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分到了土地。家里的说法是“我们的土地是苏维埃给的。”从贫农成了中农。20年代外公参与创建我们村的土地共耕社。入社的还有外婆瓦西里萨·卢基扬诺夫娜（她娘家姓利托夫琴科，其家族的根也在乌克兰）以及当时年岁很小的我母亲玛丽亚·潘捷列伊耶夫娜。

1928年外公加入联共（布），成为共产党员。他参与建立我们的名为“庄稼人”的农庄并担任第一任农庄主任。我问起外婆这件事的经过，她幽默地说：“你外公建立了一整夜，可第二天早上人全跑光了。”

[站长评语：这说明当年列宁推行的“农庄制”并不受农民的欢迎！是苏共凭着主观意志将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农庄制”强加到农民的头上。]

　　30年代外公在邻村的红十月农庄当主席，离普里沃利诺耶有20公里。我上学前基本上住在外公外婆家。那完全是我的自由天地，他们对我特别疼爱。我觉得他们什么都围着我转。大人想方设法让我在父母家住上两天，却总是做不到。不仅我一个人满意，父母亲同样满意，外公外婆就更不用说了。

童年时我还见识了革命前和成立集体农庄前典型的俄国乡村生活遗迹。土坯房，泥土地面，根本没有床铺，睡的是高板床或者俄式炉顶，盖的是皮袄或者什么破旧衣服。冬天把小牛犊也拴在屋内，为的是别让它冻着。春天为了早日孵出幼雏，将抱窝鸡甚至母鹅也放在屋内。从现在的观点来看，那真是一贫如洗。而主要的是极其繁重的劳动。至于我们那些争取农民幸福的当代斗士们所说的“俄国农村黄金时代”为何物，我弄不明白。他们不是一无所知，就是故意撒谎，再不就是患了健忘症。

[站长评语：这说明苏共开创的苏式社会主义制度一开始就没有给农民带来什么幸福生活。农民象牛马一样从事着“极其繁重的劳动”，但却过着“一贫如洗”的悲惨生活。我相信戈尔巴乔夫在这里说的是真话，因为我的童年记忆中的七十年初期的中国的偏僻的农村的农民的生活也是这样的，我所在的农村的农民，他们象牛马一样累死累活干一天农活，一个工日才值1角2分钱！那时候“社会主义好”的那支歌曲响彻祖国大地，生产粮食的农民却不得不靠野菜度过青黄不接的艰难岁月！不知为什么，那时我在学校里每当高唱“社会主义好”的歌曲的时候，我就想起了有一次我因吃野菜而中毒而差一点丢了性命的事……]

在外公家里，我第一次看见了粗粗拉拉地钉成的书架上面那些薄薄的小册子。那是当时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单行本。上面还有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基础》、加里宁的文章和讲话。里屋的另一个角落是圣像和神灯：外婆是个虔诚的教徒。就在圣像下面自制的小桌上，醒目地摆放着列宁斯大林的肖像。两个世界的这种“和平共处”丝毫未使外公感到难堪。他自己并不信教，却具有令人羡慕的宽容态度。他在村里威信极高。他爱说的一句玩笑话是：“一个人要紧的是穿着宽松的鞋子，可别夹着脚。”这可不仅仅是笑话。

[站长评语：戈尔巴乔夫在这里对苏共推行的个人崇拜进行了一次幽默的讽刺，但我现在还是搞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里的所有的共产党的“一把手”都喜好玩个人崇拜的把戏呢？]

　　我的爷爷安德烈·莫伊谢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西部战线作战，从那时起家里留下一张照片：爷爷以优美的姿势骑在一匹黑马上，头戴一顶有帽徽的美丽无比的制帽。“这是什么军服啊？”我问道。爷爷避而不答，他当时已老态龙钟，弯腰驼背，却身体干瘦。

　　当初这样的照片制作起来十分简单：在挡板上画一匹马和一个剽悍的骑兵，在面部的地方挖个洞：只须将头部塞进去即可。（顺便插一句，这个传统也延续至今。也许顺应当今时代增添了点新的东西：可以同任何一位画在挡板上的名人合影留念。）

　　爷爷安德烈的命运确实充满了戏剧性，同时又是典型的我国农民的命运。他与曾祖父分开后自己单过。家庭变大了：生了6个子女。可倒霉的是只有两个儿子，村社分土地又只给男人。[站长评语：西方资产阶级当年纷纷拿起“人权平等”这个有利的武器向封建专制制度开火，从而一举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可是斯大林创立的自称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却居然歧视妇女！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竟然能推广到东欧和东德！]需要让现有的份地多产些东西，于是全家老小日以继夜地在地里干活。爷爷安德烈性格专横，干起活来对自己和家人都毫不留情。然而付出的劳动却并非总能得到应有的回报：旱灾接踵而来。渐渐从贫农变成了中农。三个女儿到了出嫁的年龄，就是说，该预备嫁妆了。需要钱，而农家弄钱的唯一途径就是出售自产的粮食和牲畜。果园也帮了大忙。爷爷喜欢侍弄果树，渐渐地培育出一个很大的果园，各种果树应有尽有。他懂得嫁接，有时一棵苹果树上忽然结出三个品种的苹果。果园带来莫大的好处，而且给家庭带来欢乐。

　　1929年大儿子谢尔盖（我的父亲）与邻居戈普卡洛的女儿结婚。起初小两口住在爷爷安德烈家里，但不久便分开单过了。土地也得分。爷爷安德烈不接受集体化，没有加入集体农庄，一直是个体农民。

　　1933年斯塔夫罗波尔闹饥荒。就饥荒的原因何在的问题历史学家至今仍在争论：是否特地制造这次饥荒来最终制服农民呢？要么是天气条件起了主要作用？我不知道其他地方的情况如何，我们这里倒确实是天旱。然而问题不仅仅在旱灾。大规模集体化破坏了千百年来形成的生活基础，破坏了农村中经营管理和生活保障的习惯方式。我认为这才是主要的。当然也加上长期滴雨未下。可说是雪上加霜。

　　饥荒来势凶猛。普里沃利诺耶的村民饿死了三分之一甚至一半。有的人家成了绝户，直到战争前夕，那些破烂不堪、没有主人的农舍仍然孤苦伶仃地留在村子里。

爷爷安德烈有三个孩子死于饥荒。他本人则于1934年春天因未完成播种计划而被捕，当时上面给个体农民定了这样的计划。可是缺种子，计划便无法完成。爷爷安德烈被当成“怠工者”派到伊尔库茨克州去伐木。奶奶斯捷潘尼达带着阿纳斯塔西娅和亚历山德拉两个孩子留在家里。我父亲承担了所有的操心事：谁也不需要家了。爷爷安德烈在劳改营干的不错，于两年后，即1935年提前释放。他带着两张突击队员奖状回到普里沃利诺耶，立刻加入集体农庄。因为他会干活，不久即开始管理农庄的养猪场，养猪场始终在区里位居榜首。爷爷又开始获得奖状。

[站长评语：戈尔巴乔夫在这里真实地描述了苏联出现的大饥荒。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坐上了“一把手”的交椅，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开始采取暴力的手段打击和列宁一起创立苏共的领导人。在一九三四年，苏联刚刚从深重的经济危机中挣扎出来，而国家之所以陷入这一危机，就是因为期大林在工业化和集体化道路上采取了盲目冒进的政策。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全面经济改造这一构想，首先是由托洛茨基提出来的。那时，斯大林还坚决反对过这种构想。他甚至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声称，修建德聂伯水电站对苏维埃俄罗斯来说，恰如一个俄罗斯乡下佬试图卖掉奶牛去买留声机。可是到后来，当他宣布反对派分子不受法律保护之后，他却改变了对这一思想的看法，更甚的是，他居然将这一构想据为已有。而且，既然托洛茨基坚持认为农业集体化要根据工业为大规模集体农庄生产提供必需的机器的能力而逐步实现，那么他斯大林就干脆来个“全盘集体化”运动。在这件事上，也与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一样，斯大林极力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比托洛茨基更彻底、更不妥协的革命家！斯大林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也使用了老一套的恐怖手段和强制手段。他拒绝承认一个简单的道理：皮鞭不能代替拖拉机和康拜因。农民对集体化的抵制，使国家濒临经济崩溃的边缘，斯大林以大规模镇压来回答农民的抵制。但这种镇压迫使许多省份的农民纷纷拿起刀枪作斗争。在北高加索和乌克兰的某些省份，为了镇压暴动，政府动用了武装力量，甚至军用飞机。然而，红军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农民子弟组成的。他们明白，当他们在这个地区镇压暴动时，另一个地区的部队也在用同一手段镇压他们的父母兄妹。因此，小股红军投奔起义农民的事件屡屡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北高加索，一个飞行大队拒不起飞去轰炸暴动的哥萨克材庄。结果，这个飞行大队被解散，一半人员被枪决。斯大林的追随者之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副局长阿库洛夫也很快被撤职，因为他未能及时派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部队去援救一个被围困的团，致令这个团被暴动的哥萨克人全部歼灭，无一生还。负责镇压暴动和指挥扫荡工作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边防军司令员弗里诺夫斯基，在政治局会议上汇报说，在北高加索的河流里。顺水漂下的尸体数以百计一一讨伐部队的损失就是如此之大。同样，暴动被镇压下去的情景也惨不忍睹。成千上万的农民未经审判就被枪决。几十万农民被流放，在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集中营里慢慢等死。全盘集体化的另一恶果，是席卷昔日欧洲大粮仓乌克兰以及库班、伏尔加河流域和国内其他地区的大饥荒。就连那些经常称颂斯大林制度的外国记者，也认为死于饥饿的人数在五至七百万之间，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呈报给斯大林的统计数字是三百三十万至三百五十万。发生这种令人胆寒的大规模死亡的原因，并不是什么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灾害，而是专制者的无知和专横。他既没有预见自己行为后果的本事，又对民众所受的疾苦无动于衷。西方新闻界把这次灾难诙谐地称为“有组织的饿肚皮”，的确是不无道理的。国内，几十万少年儿童无家可归，四处流浪。他们的父母或死于饥饿。或被枪决、流放。乞讨和扒窃成了这些孩子的谋生之道。为了控制成年居民的四处流动，马上实行了身份证制度。在大萧条和饥荒时期。所谓的内部供应网点出现了，专为斯大林的官僚们供应食品和其他商品。用同一个卢布，特权分子在这种商店买到的东西，比普通公民在普通商店买到的东西多十到二十倍。这些内部商店，更加深了人民对上层统治集团和特权阶层的仇恨。苏联报刊对这一震惊全国的饥荒只字不提，只是大肆宣扬“英明的和敬爱的”斯大林的工业化成就。那时，新闻检查严厉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外国新闻记者也被禁止到莫斯科城外和郊区采访。为了能在首都造成一种繁荣昌盛的景象给外国使节和外国记者看，斯大林的官员们真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给各省运送食品的列车，经常在途中被“充公”，掉头开往莫斯科。民警们却成天忙于追捕无家可归的儿童，把他们从大街上抓走，送进牢房。而剧院里，则另是一番情景：排场豪华的话剧照旧上演，著名的芭蕾舞团的节目依旧火红。真是灾荒时期的盛宴！全国人民对斯大林专制的憎恶日益加深，甚至影响到了党内的积极分子。就连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也士气不振，工作人员都为自己的前程疑虑重重、担惊受怕。有些日子，斯大林本人也感到他脚下的根基在动摇。他每天听取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送来的报告时。总是心惊胆颤，深恐这些报告说到国内暴乱加剧。党员反对情绪高涨。宣传托派分子行动纲领的传单，开始在最高党校内四处传阅。高加索政教学校和莫斯科师范学院的学生，几乎都有一份属于禁品的列宁“遗嘱”。工厂的墙上，处处可见反对斯大林的愤怒标语……苏联的这次人为的造成的饥荒，使我联想起了我的父辈们向我诉说的我国六0年的大饥荒悲惨情景，在六0年的大饥荒中，活活饿死的中华儿女远远不至几百万！从六0过来的人，也许都记得那噩梦般的岁月，但令人万分遗憾的是，我们的父辈们却没有从那噩梦的岁月中得到一点教训，而是愚蠢地听信那些披着共产党的外衣的过着花天酒地的愚蠢、无耻的官僚叫喊的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鬼话，才使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又忍受了饥饿的折磨！以至于在我们这代人的幼小的天真的心灵中产生了这样一个荒唐的逻辑：贫穷就是社会主义！]

　　至战争前夕，生活开始走上正轨。外公和爷爷都在家里。商店里出现了花布、煤油。集体农庄开始按劳动日发给粮食，外公潘捷列伊伊将草屋顶换成瓦屋顶，留声机随处可以买到。流动放映队开始来放无声电影，尽管次数还很少。让我们这些小孩子最开心的，是有人时不时从外面运来冰淇淋。人们在劳动之余、星期天举家前往林带休息。男人们唱拖长声音的俄罗斯和乌克兰歌曲，喝伏特加酒，有时候打架。小男孩打球，女人们则彼此讲讲新闻，并照料丈夫和孩子。

　　就在一个这样的星期天早晨，1941年6月22日，传来可怕的消息：战争开始了。普里沃利诺耶的全体居民都聚集在村苏维埃旁边，那里放了一个收音机，大家屏住呼吸，聆听莫洛托夫的演说。

战争

　　战争我全都记得，尽管有人会觉得这是夸大其词。后来、战后经历的许多事情现已淡漠，而战争期间的情景和事件却深人脑海，永生难忘。

　　战争开始时，我已满10岁。我记得，短短几个星期村子就空了：男人没有了。区军事委员会的动员通知书是在大家都已收工的夜晚送来的。人们正围坐在桌前吃晚饭，突然响起一阵马蹄声。人人都屏息静气……没事儿，这次通信员跑了过去。父亲和其他机械师一样暂缓人伍，因为正在收割粮食，然而到8月份他也入伍了。晚上接到通知，夜里集合。早上把东西往小车上一放，就往20公里开外的区中心进发了。全家出动来送别，一路上眼泪不断，嘱咐也不断。区中心是最后告别的地方。妻儿父母捶胸顿足，号哭声汇成一片撕心裂肺的呻吟。父亲最后给我买了冰淇淋和巴拉莱卡琴做纪念。

　　父亲上前线后，家里的许多活也得做。1942年春天起，又加上了菜园里的活，菜园供养着全家人。母亲天刚亮就起床，开始创地除草，然后把活交给我，就去农庄的地里干活。后来我的主要职责是储备喂奶牛的草料和家里取暖用的燃料。我们那里没有树林，就用压缩的粪便做厩肥干，但那是用来烤面包和做饭的。为了取暖，都是储备草原上带刺的沙蓬。一切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我们这些战时的孩子跨过童年，一下就进入了成人的生活。忘记了嬉戏打闹，中断了学业。成天都是一个人，忙得喘不过气来。不过有时候……

　　有时候忽然忘掉世上的一切，为冬天的暴风雪或者夏日果园树枝所迷住，我心驰神往，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遥远的、虚无缥缈的、却又如此向往的世界。那是幻想的世界，儿童想象的世界。

　　从1942年夏末开始，一股撤退的浪潮从罗斯托夫滚滚而来，经过我们这个地方。人们相随而行，有人背着背囊和口袋，有人推着儿童车或者手推车。拿东西换吃的。驱赶着奶牛、马群、羊群。

　　外婆瓦西里萨和外公潘捷列伊伊也收拾起自己的什物，不知往哪儿去了。人们把村石油站的油桶打开，将油料倒入水量不大的小河叶戈尔雷克。放火烧掉尚未收割的庄稼。

　　1944年夏末，从前线寄来一封神秘莫测的信。拆开一看，里面是父亲上前线时带走的证件和家里的照片，还有一张短短的通知，说是上士谢尔盖·戈尔巴乔夫已在喀尔巴的马古拉山上英勇阵亡……

　　此前父亲已走过了一条漫长的战争之路。我当上苏联总统之后，国防部长德·季·亚佐夫赠给我一件极不寻常的礼物：父亲战争期间所在部队的军史。我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读了这部军史，更加深刻而清楚地认识到，我国人民走向胜利的道路是何等艰苦，所付出的代价又是何等沉重。

　　父亲转战各地的许多情况我是听他自己讲的，我现在看到了书面文献。父亲人伍后到了克拉斯诺达尔，当地在步兵学校的范围内组建了由中校科列斯尼科夫任旅长的独立旅。父亲早在1941年11~12月间罗斯托夫附近的战斗中就接受了第一次战斗洗礼，其时他在外高加索方面军第56军。独立旅伤亡惨重：死440人，伤120人，651人失踪。父亲幸免于难。此后至1942年3月，担任米阿斯河防卫任务。又有大量伤亡。独立旅奉命开往米丘林斯克，改组为第161步兵师，此后又开往沃罗涅日，编入第60军。

　　当时，他有数十次牺牲的可能。161师参加了库尔斯克弧形地带战役、奥斯特罗戈日斯克一罗索什战役和哈尔科夫战役，曾在佩列亚斯拉夫~赫梅利尼茨基区参与强渡第聂伯河，曾参与扼守著名的布克林诺桥头堡。

　　父亲后来讲到他们在天上轰炸不断和炮火猛烈密集的情况下强渡第聂伯河的情况，当时乘坐的是小渔船、“应用器材”、自制的木筏和渡轮。父亲担任狙击小分队队长，任务是保证一条渡轮上的迫击炮顺利到达对岸。他们在炸弹和炮弹的爆炸声中，朝着对岸若明若暗的灯光驶去。虽说是在夜间，他却觉得第聂伯河的河水已被鲜血染得通红。

　　父亲因强渡第聂伯河而获得勇敢奖章，他为此感到十分自豪，尽管后来也有过其他的奖励，包括两枚红星勋章。1943年11~12月，他所在的师参加了基辅战役。1944年4月参加了普罗斯库罗夫一切尔诺夫策战役。同年7-8月参加了利沃夫一桑多米尔战役和解放斯坦尼斯拉夫市的战斗。

　　该师在喀尔巴死461人，伤1500余人。想不到在经历如此血腥的屠杀之后，竟然在这座可诅咒的马古拉山上丢了性命……

　　家里哭了三天。后来……父亲来了一封信，说他安然无恙。

　　两封信上的日期都是1944年8月27日。也许是给我们写好信后，去参加战斗时牺牲了？可4天之后又收到父亲一封信，是8月31日写的。这么说，父亲依然健在，继续打击着法西斯匪徒！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对写信通报他的死讯的人表示愤慨。父亲在回信中为前线战士辩护说：“孩子，你不该责骂战士们：前方什么事情都会发生。”这句话我终生不忘。

　　直到战争结束后，父亲才给我们讲了1944年8月所发生的事情。在一次进攻前夕接到命令：夜间在马古拉山上搭建指挥所。山上林木葱郁，只有山顶光秃秃的，从那里望下去，西边的山坡一览无余。于是决定在那里设立指挥所。侦察兵往前去了，父亲同他的狙击分队开始工作。他把装有证件和照片的挎包放在新挖战壕的胸墙上。突然下面树林里传来一阵嘈杂声和枪声。父亲断定这是自己人，是侦察兵回来了。他走上前去，冲他们喊道：“你们要干吗？往哪儿打枪？”回答他的是一阵猛烈的自动步枪火力……听声音就知道这是德国人。狙击手们四散跑开。是漆黑的夜色救了他们。无一伤亡。简直是奇迹。父亲开玩笑说：“第二次生命。”欣喜之余，修家书一封，只报了个平安，再未细说。

　　第二天早上开始攻击后，步兵在高地上发现父亲的挎包。他们断定父亲已在攻打马古拉山时阵亡，便将一部分证件和照片寄至家中。

　　然而战争还是给上土戈尔巴乔夫留下了终生的印记……

　　有一次，他们经历了艰难而危险的深入敌后的袭击、布雷、破坏公用设施，几天晚上没有合眼，事后获准休息一个星期。他们到了离前线数公里的地方，头一夜就是想睡个够。周围林木葱宠，万籁俱寂，完完全全是和平的气氛。士兵们全身都酥软下来。万万想不到，就在这个地区的上空爆发了一次空战。父亲和他的狙击手们倒要看看究竟会是怎样的结局。

　　炸弹的呼啸声、爆炸声此起彼伏。有人想到了大喊：“卧倒！”全都扑向地面。一枚炸弹就在父亲的附近爆炸，偌大的弹片劈伤了他的一条腿。只要再偏上那么几毫米，腿就劈断了。这回又是万幸，骨头没有伤着。

　　此事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科西策。父亲的前线生活就此结束。他在克拉科夫的军医院接受治疗，那已是1945年5月9日——胜利日的前夕。

战争成了全国可怕的悲剧。费尽千辛万苦才搞起来的东西毁于一旦。幸福生活的希望毁于一旦。家庭毁于一旦：孩子失去父亲，妻子失去丈夫，姑娘失去未婚夫。

[站长评语：无论是正义的战争还是非正义的战争，人民都是流血者、受害者。]

　　前线战士遭遇到了极其艰苦和可怕的考验。地球上的人们对于这一代男人和女人欠下了债。战争年代的种种经历和见闻，父亲至死也无法摆脱。关于战争他讲得很多。讲到战争初期是何等地艰苦，武器不够，而且还不会打仗。

　　在塔甘罗格附近给他们这个战区增派了援兵——黑海舰队的数千名水兵。年轻力壮，面色红润，一个赛一个。“步兵，我们来给你们现身说法吧。”有一天，水兵们借着酒劲儿，散成密集的散兵线，端着刺刀投入进攻。德国人用机枪和迫击炮来对付他们。于是水兵们几乎全都留在这块田野上。大地铺满了身着黑色短呢衣和海魂衫的躯体。

　　父亲在塔甘罗格附近也曾参加肉搏战。他后来讲过。脑子里只有一个东西：不是德国人干掉你，就是你把他干掉。此外没有任何想法。一个劲儿地打啊，刺啊，开枪啊，跟野兽没两样。还有那野兽般的吼声。并不是人人都顶得下来。而且其他人得经过几个小时，才能勉强恢复到正常状态。我看到，父亲直到多年之后，讲到这些事情也仍然是十分痛苦。

　　战争期间我和所有人一样，经历过许多事情。虽然如此，在谈到战争时，仍然往往回忆起一幅噩梦般的图画。1943年2月底3月初，一场雪过后，我和其他孩子为寻找战利品，来到普里沃利诺耶和邻近的白动土村之间一个远处的林带。我们碰见了一批红军战士的遗骸，1942年夏天，他们在这里进行了自己的最后一次战斗。这是无法描写的：完全腐烂和已被啃光的躯体，戴着锈蚀钢盔的头骨，腐烂的军便服里那紧握步枪的发白的手骨。这里还有手提式机枪、手榴弹、一堆堆空弹壳。他们就这样躺在战壕和弹坑的脏水中，未加埋葬，用眼眶的黑窟窿望着我们。我们惊呆了。回家时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

　　那些无名战士后来安葬在阵亡将士公墓。我从来不把他们当成外人或者不相干的人。如今普里沃利诺耶村中心矗立着一个普通的方尖碑。碑上镌刻着战争中未能生还者的名字。其中整整一行都姓戈尔巴乔夫。

战争结束时，我14岁。我们这一代是战争之子的一代。战争燎伤了我们，它在我们的性格上以及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上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站长评语：残酷无情的战争给戈尔巴乔夫幼小的心灵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这在他心灵的深处埋下了厌恶战争的种子，不能说这粒种子与他将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没有关系。]

第三章莫斯科大学

录取为住校生

　　我于1950年中学毕业，因成绩突出获得银质奖章。我已满19周岁，是应征入伍的年龄，需要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父亲的话言犹在耳：“毕业以后你自己看着办。你要是想工作，我们就一起干。想学习，就接着上，我尽量支援你。不过这事非同小可，主意只能由你自己来拿。”

　　我的倾向十分明确：继续学习。这是当年我的同龄人的典型倾向。国家正在恢复和建设，工程师、农艺师、医生、教师都很缺乏。往往是全班学生统统升入大学。即使成绩最差的学生，也能找到录取条件较宽的大学报考。

　　我的同班同学都报考斯塔夫罗波尔、克拉斯诺达尔和罗斯托夫的学校。我则认为要上就上最大的大学——国立罗蒙诺索夫莫斯科大学的法律系。

　　不能说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想法。对于什么是法学和法制，我当时只有相当模糊的概念。但是我敬仰法官和检察官的地位。我把材料寄到法律系招生办公室，就开始等待。过了一些日子，没有任何反应。我发了一封已为回电付费的电报，这回得到了通知书：“已被录取，并提供宿舍。”就是说已按最高档次录取，甚至面谈也免了。看来，一切都起了作用：“工人农民出身”，工龄，已是候补党员，当然还有最高级政府奖励。总之，就当时主要靠前线战士来达到的对大学生社会结构的“优化”而言，我也算是合适的人选。

　　于是，我成了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头几个星期以至头几个月，我都感到不大舒服。对比一下吧：普里沃利诺耶村和莫斯科。我从新朋友那里初次听到“莫斯科是个大农村”这样的说法。列宁格勒人特别喜欢重复这个说法。然而在我这个农村中长大的人看来，莫斯科是个庞然大物，一个巨型城市。当时的不安心情至今印象很深。

　　对我说来，一切都是第一次：红场，克里姆林宫，大剧院——第一部歌剧，第一部芭蕾舞剧，特列嘉柯夫美术馆，普希金美术博物馆，第一次泛舟莫斯科河，到莫斯科近郊游玩，第一次十月革命节游行……每次都有一种无与伦比的认识新事物的感觉。

　　尽管如此，最先回忆起来的，还是大学宿舍那其貌不扬的楼房，它位于索科尔尼基的斯特罗门卡大街上。我们每天都要辗转奔波七公里跑上一趟（乘地铁、电车和步行），到母校去再回来。每次这样的行进都使我们见识到新的市区，我们对这个城市愈来愈依恋了。当然，老莫斯科和她那素来就有的“俄罗斯特色”，那纵横交错的小街道小胡同，别说是5年，就是50年也休想弄清楚。然而大学周围的所有街道和胡同、宿舍周围大学生群岛的所有小岛却永远留在记忆之中：鲁萨科夫大街的大锤电影院和鲁萨科夫俱乐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广场那绝无仅有的情调，布赫沃斯托夫大街那古色古香的塔楼，索科尔尼基的公园。

到后来，已经是四年级了，我们搬到列宁山上，两个人住一套房，往往躲在“贵族之家”里一两个星期不进城。可当初在斯特罗门卡大街，我们这些一年级学生是22人住在一间房里，到二年级是11个人，三年级6个人。

这里设有自己的带小吃部的饭厅，花上几戈比就可以买一杯茶，就茶吃面包，面包管饱，都放在桌上的盘子里。这里还有理发店和洗衣房，不过衣服常常是自己动手洗，因为没有钱，也没有可供换洗的衣服。这里有自己的门诊部。这对我说来倒挺新鲜，因为我们村里没有，只有一个卫生站。这里还有图书馆、宽敞的阅览室，俱乐部里有各种各样的小组和运动队。这是一个完全特殊的世界，一个具有自己不成文的惯例和规则的学生大家庭。

　　我们大学生的日子过得很清苦。文科各系的助学金为每月220卢布（1961年以前的币值）。诚然，我一度因为是优等生和担任社会工作，曾领到过很高的个人助学金，叫做加里宁助学金，金额为580卢布。此外家里每月寄200卢布。这笔钱的代价我很清楚：父母亲在自家宅院里种上蔬菜、养上鸡鸭，再拉到城里市场上去卖。

　　在莫斯科处处都得节约。不过，同我的大多数朋友一样，每到发助学金之前的那个星期，就感到特别紧张。只得吃“干粮”了，来上一个青果罐头或者是其他不超过一个卢布的东西。即使如此，那最后一个卢布也不是花在吃上，而是拿去买电影票了。

大学里的学习从一开始就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学习占据了所有的时间。我学习起来如饥似渴，如醉如痴。家在莫斯科的朋友取笑我说，许多我觉得新鲜的东西，人家早在中学时就会了。可我念的是农村中学啊。

[站长评语：戈尔巴乔夫在大学里学的是法律，这对他将来积极推行依法治国的方针奠定了基础。]

　　斯大林之死

　　1953年3月5日严寒的早晨。在通常上公共课的16号教室里，死一般的寂静。老师走了进来，以悲哀的声音，噙着眼泪，向大家报告了74岁老人过早逝世的消息……

　　有些学生的亲人曾在大清洗中受到迫害，他们当时已经（或多或少）认识到现制度的极权本质。然而大多数学生都深感悲痛，认为这是全国的悲剧。不必隐瞒，我当时的感情大致就是如此。

　　我中学的毕业作文题目为：《斯大林是我们战斗的荣光，斯大林是我们青春的骄傲》。作文得了最高分，后来又作为样板向毕业生展出了几年。我可是了解现实生活、也了解他执政年代所发生的某些事情的。

　　前不久我看到萨哈罗夫院士写于1953年3月的一封信，信中说：“我正处于伟人逝世的印象之中。我在思考他的仁爱……”可见，这并非我一人所特有。

　　那几天仿佛再没有比向斯大林告别更为重要的任务了。我是和一些同班同学一起去的。大家十分缓慢地艰难行进，走了整整一天，往往几个小时都在那儿原地踏步。我们顺利地绕小胡同，避开了特卢布纳亚广场，广场上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挤人事故，许多参加吊唁活动的人因此丢了性命。我们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走了整整一夜。终于来到遗体前面。

从前在参加节日游行时，即使从远处我也始终没有看见过斯大林。如今在圆柱大厅里才第一次看到他……死去的他。那是一张木然不动、呈蜡黄色、毫无生气的面孔。我用目光在他身上寻找伟大的痕迹，但所看到的东西却妨碍着我，并产生出种种混杂在一起的感情。

[站长评语：斯大林的最大功勋是统帅苏联红军顽强地与德国法西斯战斗，并赢得了完全的胜利，成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伟大的人物。斯大林不仅是一个不屈不挠的民族英雄，也是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领袖人物，不仅令一些苏联人敬仰，也令遭受法西斯蹂躏的世界各国的一些人民的敬仰。但是他一生犯了许许多多的错误，有些象极端推行集体化、肃反等那样的严重错误曾经给苏联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所以戈尔巴乔夫才对这位既有卓著功勋又有严重错误的伟人“产生出种种混杂在一起的感情”，戈氏的这种没有直接说明的感情，也代表了当时许许多多的苏联人的感情。]

　　“我们今后会怎么样？”无论对斯大林的态度如何，这自然是1953年3月摆在每个人面前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因为死者乃是整个体制的化身。

　　“解冻”

不久便出现了第一批变化的征兆。“医生案件”被中止了。《真理报》、后来其他报纸开始刊登关于“个人崇拜”（不错，暂时没有点名）及其与马列主义毫不相容的文章。文化领域出现了“解冻”。这一切当然不会不在大学里反映出来。讲课愈来愈有意思，课堂讨论、学生小组的活动也愈来愈活跃。“解冻”影响到我国各社会组织的活动。

[站长评语：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在《斯大林肃反秘史》一书中是这样介绍“医生案件”的：“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间，苏联有一些著名人物病逝。其中最出名的，有政治局委员古比雪夫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明仁斯基。在这一时期死去的，还有著名作家高尔基及其儿子马克西姆·佩什科夫。斯大林居然决定在这四个人的自然死亡上大作文章。诚然，高尔基不是政府成员，更没进入政治局，但斯大林正是想把他说成是恐怖活动的牺牲品，因为这将更加激起人民对被告们的愤怒。然而，要实现这一计划，就是对大权独揽的斯大林也并非易事。最大的障碍在于，这四个人的死亡情况，苏联报刊都分别作过十分详细的报导，还公布过他们的主治医生写的鉴定材料。因此，全国人民早就知道，古比雪夫和明仁斯基多年来就一直患有心绞痛，两人都卒于心脏病的突然发作。一九三六年六月，当六十八岁的高尔基病危时，政府曾下令将他的病情每天向全国通报二次。而且，人们早就知道，高尔基从少年时代起就染上了肺结核。解剖表明，他的肺只有三分之一在正常工作。从逻辑上讲，既然已经公布过这些情况，就不可能再把他们说成是被恐怖分子杀害的。然而，连死人都必须遵守的逻辑，斯大林却可以置之不理。要知道，他有次居然威胁克鲁普斯卡姓说，如果她不停止‘批判地对待他’，那么，党就要宣布：列宁夫人不是她，而是叶列娜·斯塔索娃……‘是的，党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就是斯大林对惊愕得回不过神来的克鲁普斯卡妮的解释。这绝不是开玩笑。党，也就是他斯大林，真的可以为所欲为。他可以篡改并用虚构去代替众所周知的事实，可以干掉见证人，并在证人席上安个假证人。更重要的是，他有一套捏造事实的鬼本领，并能毫不迟疑地诉诸武力。斯大林确实具有这些本事，所以能扫清一切障碍。不错，政府在几年前确实宣布过，古比雪夫、明仁斯基和高尔基是自然死亡。但这有什么关系？只要表现出足够的创造性，就可以推翻过去那些公告。也能够证明这些人全死于谋杀。那么，还有什么人曾妨碍这样干呢？是那些为死者治过病的医生吗？难道他们敢对抗斯大林和内务部？况且，为什么不能制造一个新的神话：正是这几位医生，根据托派阴谋集团头子的密令，谋杀了这几位大名鼎鼎的患者呢？这就是斯大林设下的好计。给古比雪夫、明仁斯基和高尔基治病的，分别是三位当时的名医；六十六岁的普列特尼奥夫教授、克里姆林宫卫生院的高级顾问列文、名扬莫斯科的卡扎科夫医生。斯大林和叶若夫决定，将这三个人全部交给内务部，让侦讯人员迫使他们承认：他们是应阴谋集团头子的要求，故意采取了错误的，足以导致古比雪夫、明仁斯基和高尔基死亡的治疗方案。叶若夫考虑到，这三位名医都不是共产党员，也就是说，他们还没学会把遵守党纪与撒谎骗人辩证地统一起来。他们还坚持着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在他们眼里，‘别杀人也别作伪’的金科玉律，比政治局的任务指示都贵重得多。总之，既然他们确实没杀害过自己的患者，他们就一定会拒绝到法庭上去承认这一罪行。出于这一顾忌，叶若夫决定先摧毁一个医生的抵抗，然后再利用他的交待去逼迫其他两位就范。他把突破口选到了普列特尼奥夫教授身上。教授是全苏联最有名的心脏病学专家，国内有不少医院和医疗机构用他的名字命名。为了在所谓侦查工作开始之前就把教授搞得灰溜溜的，叶若夫想出了一条毒计。内务部有一批专门用来勾引外国外交人员上当的色情间谍。叶若夫命令其中一名年轻漂亮的女人以患者的身份去找老教授看病。这女人找过教授一两次后，就无中生有地跑到检察院去告恶状，说三年前，普列特尼奥夫在家里给她看病时，兽性大发，将她按倒在地，用嘴去吮她的奶头。普列特尼奥夫根本想不到这位女患者与内务部有关，他百思不得其解：是什么原因使得她用如此卑劣的手段来败坏他的名誉呢？在对质时，教授试图让女方对这种下流行为作出哪怕一句话的解释，可她只是一口咬定自己的指控。普列特尼奥夫无法，只好写信给那些找他看过病的党政要员，以及那些颇有影响的，他曾救过其子女性命的高干夫人，请求他们出面，帮助查明真相。可是，没有任何人向他伸出援助之手。而内务部的人却不动声色地观察着老教授这些惊慌的举动，活象欣赏一只供他们实验用的家兔在作垂死挣扎。案件移交到法院，内务部却派了名老手去充当该案的审判长。在法庭上，普列特尼奥夫坚持自己无罪，并引证了自己长达四十多年的无可指摘的医务活动和取得的科学成就。但法庭对这些不感兴趣，坚持认定他有罪，并判处他以长期监禁。过去，苏联报刊从不报导‘桃色案件’的详细情节，这一次却为‘淫棍普列特尼奥夫’破了例。而且，在一九三七年六月里，报纸上几乎天天都要刊登来自各地医务部门的严正声明，除了表示要同‘苏联医学界败类’普列特尼奥夫划清界限外，还要把这位教授臭骂一顿。许多声明上还有教授的好友和学生的签名，这可正是神通广大的内务部所求之不得的。普列特尼奥夫绝望了，垮了。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在遭到毒打和侮辱之后。他被转到了内务部侦讯人员手中，等着他的，自然是更悲惨的结局。除了普列特尼奥夫，另外两位名医——列文和卡扎科夫，也被投入了监狱。前面提过，对文是克里姆林宫卫生院的高级顾问，专门负责为政治局委员和政府成员治病。审判闹剧的导演们的意图，是将他打成亚果达搞‘医学谋杀’的主要帮凶，而普列特尼奥夫教授和卡扎科夫，则应该是列文的同谋。列文博士已逾古稀之年，膝下儿孙满堂。这点正中叶若夫的下怀，因为可以把其子孙作为人质。事实也的确如此，由于担心子孙的命运，列文决定承认当权者欲加给他的一切罪名。在遭到这一不幸之前，列文作为克里姆林宫‘御医’所享有的特权，一直令其同事羡慕不已。他曾给各位政治局委员及其家人看过病，也曾给斯大林及其唯一的女儿斯维特兰娜解过疾。而现在，当他成了内务部的阶下囚时，竟没有任何人出手相救。卡扎科夫的患者中，有权有势的大有人在，可是他的处境也同样毫无指望。据斯大林和叶若夫两人合编的神话说，亚果达曾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秘密召见这三名医生，然后又一个一个地胁迫他们用错误的治疗方案将古比雪夫、明仁斯基和高尔基推进坟墓。而这三位名医似乎出于对亚果达的畏惧，只好—一照办。这一神话是何等荒谬绝伦，只需一个问题就可将其彻底推翻：这些名扬四海的医学权威，怎么会因害怕亚果达而去杀人呢？他们只需把亚果达的这些恶毒念头向自己那些身居高位的患者满咕一声，后者马上就会向斯大林和政府报告。再说，这些医生不仅可以等待患者前来就医，而且可以直接去向政治局检举亚果达的阴谋。例如，普列特尼奥夫就可以去找常来求医的莫洛托夫，而列文，既然上班都在克里姆林宫里，完全可以去找斯大标本人。在法庭上，公诉人维辛斯基本来十分作难，因为他拿不出任何可以证明这三位医生有罪的证据，而医生们却可以轻而易举地推翻全部指控，可是他们却拼命支持维辛斯基，一个劲儿地承认自己有罪，说自己确实满足了阴谋集团头头们的要求，用某些药物加速了几位德高望重患者的死亡。显然，他们不会作出别的交待，因为他们得到过许诺：要想保住性命，就不得否认自己有罪，相反，必须彻底认罪和‘真诚悔过’。就这样，三位医学界的名流，以前从不过问政治的非党群众，被当作了牺牲品，用来修补那漏洞百出的说法，用来向全世界证明：被反党分子暗杀的，并不只基洛夫一人……”“医生案件”平反以后，那些曾经被普列特尼奥夫挽救过性命的但却不敢给普列特尼奥夫作证的苏共高层领导人虽然不少还在台上，但他们的威望却立即在人民的心目中消失了！因为这些曾经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原来他们在专制制度下不过是一群丧失了良心和道德的无耻的小人！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赫鲁晓夫上台后的一件趣事：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暴行时，台下有人递条子上去。赫鲁晓夫当场宣读了条子的内容：“当时你在干什么？”。然后严厉地问道：“这是谁写的，请站出来！”。连问三次，台下一直没有人站出来。于是赫鲁晓夫说：“现在让我来回答你吧，当时我就坐在你的位置上。”赫鲁晓夫后来又玩个人崇拜的把戏，但是苏联人民在心里并不再崇拜他了，因为他在斯大林当权时期，比那些曾经被普列特尼奥夫挽救过性命的但却不敢给普列特尼奥夫作证的苏共高层领导人还无耻！]

前面提到的几次“晚期斯大林主义”运动使得某一部分高年级前线战士的心灵深受刺激，这些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一手进行的，他们的影响开始明显下降。

我记得曾为“列别杰夫集团案”开了三天大会。列别杰夫本是法律系党委书记，他培植亲信，实际上已篡夺了系里的大权，控制了党委会和系办公室。他对全体教师施加影响，干预生活的各个方面和系里的日常工作。经过激烈的三天辩论之后，将他免职。我们年级也有了自己新的领导人，并且这已经不是我入学之初那些当权的莫斯科人，而是“外省人”了。

　　最后两个学年，大学里的气氛开始发生变化。人们起初是提心吊胆、后来便愈来愈无所顾忌地对于某些历史事件以及当代政治生活的某些现象的“固定”解释表示怀疑。当然，离公开的意见多元化还相差十万八千里。党的领导机关和其他机关虽说是放松了手中的意识形态缰绳，却决不打算完全撒开不管。

　　相遇

　　大学几年的学习对我说来不仅异常有趣，而且相当紧张。课内课外的学习时间加起来，每天至少12～14个小时。必须填补农村中学的缺陷，这种缺陷已经表现出来了，尤其是在头两年。至于说到缺乏自尊心，老实讲，我从未有过这种感觉。所有的新东西我都掌握得相当快，而为了巩固所学的知识，却需要仔细阅读大量额外的参考书。顺便提一句，这就是莫斯科大学的教学与其他高校的不同之处。

　　我是个爱交往的人，我与同年级的同学以及系里许多学生都保持着同志式的关系，这也是团内职务的要求。还有一个范围较小的朋友圈子。他们是：尤拉·托皮林，瓦列里·沙普科，瓦西里·祖布科夫，沃洛佳·利伯曼，兹杰涅克·姆雷纳尔日，鲁道夫·科尔恰诺夫，廖尼亚·塔拉韦季耶夫，维克多·维什尼亚科夫，瓦洛佳·利哈乔夫，娜塔莎·博罗夫科娃，娜佳·米哈廖娃，利亚·亚历山德罗娃，萨沙·费利波夫，柳夏·罗斯洛娃，埃拉·基列耶娃，瓦利姬·雷洛娃，加利姬·达纽舍夫斯卡娅，瓦洛佳·大库兹明。我与他们以及许多我根本叫不上名字的人一起，进入了首都这个陌生的大世界。

　　我们曾一起去看戏、看电影、听音乐会、看画展。经常在一起准备功课和考试。

　　莫斯科大学不仅是思想方式不同、生活经验各异、分属不同民族的人们的荟萃之地。这里也有人的命运的相互交汇，这种交汇有时转瞬即逝，但往往也有从此永远交汇下去的。而且有一个经常出现这种邂逅相遇的中心，就是我们在斯特罗门卡大街上的学生俱乐部。

　　一座简陋的低矮楼房，好像是昔日的兵营，却成了我们的真正文化的发源地。名噪一时的歌唱家和演员均曾在此演出。其中有：列梅舍夫，科兹罗夫斯基，奥布霍娃，扬申，马列茨卡娅，莫尔德温诺夫。堪称莫斯科演艺界的精英。演员本人将演出看作是一种职责：培养青年对美好事物的感觉。这是艺术界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它可以追溯到革命前时代，可惜今天已几乎丧失殆尽。这样的演出活动确实使我们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得以了解真正的艺术。

　　如上所述，俱乐部里有许多小组，可说是五花八门，既有学习煎鸡蛋和改旧衣裤的家政小组，也有交谊舞小组。当时几乎是人人都很痴迷交谊舞。俱乐部经常举行舞会。我很少参加，更喜欢钻书本。可同年级的同学经常去，回来以后就对自己舞伴的优点展开热烈的讨论。

　　那天晚上我正在房间里看书，这时沃洛佳·利伯曼和尤拉·托皮林走了进来……

　　“米沙，那儿有这么一个女孩！新来的！咱们去吧！”

　　“好吧，”我说，“你们先去，我回头就到……”

　　他们走了，我试着继续看我的书，可是一种好奇心占了上风。我就到俱乐部去了。我哪里知道这一去竟会与自己的命运有关。

刚一进门就看见身材高大、却像军人一样地衣着整齐、腰板挺直的托皮林了，他正在同一位陌生的姑娘跳舞。乐曲声戛然而止。我走到他们面前，我们相识了。

赖莎·季塔连科在哲学系学习，该系与法律系同在一座大楼，她也住在斯特罗门卡大街的宿舍里，我原先却没有看见过她，真是无法理解。

　　我一到莫斯科，就下定决心，在莫大五年期间要一心扑在学习上，决不搞“风流韵事”。应当承认，同年级女孩很快就凭直觉感觉到了这一点，至少她们没有将我归入“未婚夫”的范畴。我也绝对相信我能挺得住。可眼下……

　　从这次见面开始，我就开始了难熬而幸福的日子。

　　当时我觉得，我们的初次相识没有使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产生任何情感。她对此处之泰然。这可以从她的眼神看出来。我一直在寻找新的见面机会，有一天，又是尤拉·托皮林邀请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同房间的女孩到我们这里来做客。我们请她们吃茶点，通常都是这样，大家海阔天空，有些兴奋。我很想“加深印象”，我认为当时自己显得很蠢。她始终很矜持，而且第一个提出要走……

　　我一再设法与她见面、攀谈。可是几个星期，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直到1951年12月，才终于有了这个机会。有一天晚上，我做完功课后到俱乐部去。那里正在举行与文化活动家的见面会。礼堂挤得水泄不通。这时宣布稍稍休息。我顺着过道往主席台走，想找熟人。

　　我在前进中先是感觉到、后来才发现有人在注视着我。我与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打了个招呼，说自己正在找坐位。

　　“我正好要走，”她站起来说道，“这里我不是很感兴趣。”

　　我觉得她好像有些不对劲，便提出来跟她一起离开。她并未表示反对，于是我俩一起走出俱乐部。我们在宿舍区里溜达，说东道西。按照大学生的标准还有点早——将近10点钟，我邀请她一起去城里走走。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表示同意，几分钟后，我们再次会合，顺着斯特罗门卡大街往卢萨科夫俱乐部的方向走去。

　　我们久久地漫步街头，话语连绵，但谈得最多的是关于面临的考试和大学生的事情。第二天又再次见面，不久，我们所有的课余时间都在一起度过了。仿佛我生活中其余的一切均已退居次要地位。老实说，那几个星期连学业也荒废了，不过考查和考试都顺利通过了。我到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宿舍去得愈来愈勤，结识了她的两位女友及其男伴——梅拉布·马马尔达什维利和尤里·列瓦达（前者后来成了著名哲学家，后者是同样有名的社会学家）。他们都是很有趣的交谈者，可我凭直觉感到，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和我一样，最喜欢的是我们两人在一起。因此我们宁可街头漫步，也不愿在一起聚会。

　　然而，冬天却发生了一件始料不及的事情。我们像往常一样课后在莫霍瓦亚大街莫大的院子里见面，决定步行去斯特罗门卡大街。可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一路上几乎一句话不说，也不太愿意回答我的问题。我觉得有点不对劲，便直截了当地问她出什么事了。她的回答是：“我们不必见面了。这段时间我一直感觉很好。我又回到生活中来了。同一个我曾经相信过的人决裂，使我痛苦万分。很感谢你。但是这种事再来一次我就无法承受了。最好现在就趁早结束我们的关系……”

　　两人一路无言。快到斯特罗门卡大街的时候，我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说，无法满足她的要求，那对我说来简直是一场灾难。这也成了我对她的爱情表白。

　　进了宿舍楼，我把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送回房间，分手时我说，两天以后还要在莫大院子里等她，地点不变。

　　“我们不必见面了，”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再次斩钉截铁地说。

　　“我等着你。”

　　两天以后，我们见面了。

　　我们又在一起度过全部的课余时间了。我们在莫斯科的林荫道上徘徊流连，互相倾吐衷情，惊喜交集地发现彼此身上所有使两人亲近起来的东西。1952年6月的一个夜晚，我们在斯特罗门卡大街宿舍的小花园里谈兴甚浓，彻夜未眠。也许在那个六月的夜晚最终明白了：我们不能够也不应该分开。生活表明：我们彼此并没有选错。

　　一年后我们决定结婚。但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下通常会遇到的问题：在哪儿住，父母对“大学生结婚”会说什么，主要是婚后靠什么过活？就靠两份微不足道的助学金和家里（多半是象征性的）帮助吗？

　　根本就别指望在斯特罗门卡大街宿舍里要个单间。然而青春毕竟是青春。上完三年级后我回到家乡，向父母通报了我的决定，整个收割季节我都在拖拉机站干机械手的活，特别卖力气。父亲嘲笑道：“有了新的动力。”

　　临去莫斯科之前，我和父亲卖了9公担粮食，加上现金报酬将近有1000卢布，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我原先手里从来没有过这么多钱。于是我们的“家庭计划”便有了物质基础。

　　我提前几天去了莫斯科，以便迎接假期回乡探亲的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有一次我们一起散步时路过索科尔尼基户籍登记处。我提议：“进去看看！”

　　我们走进去，问清了登记结婚都需要哪些证件。1953年9月25日，我们再次跨入这个可敬机关的大门，领到一张编号为PB047489的证件，证明公民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1931年生人）和公民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季塔连科（1932年生人）依法结婚，有关签名和印章已经查明属实。多少有些缺乏诗意，不过倒是进展神速。

　　在我们的家庭“民间创作”中，还保留着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恰好在那几天做梦的回忆。

仿佛我们（她和我）都在一口黑洞洞的深井下面，只有上面很高的地方有点光线。我们相互搀扶着，顺着木井架往上爬。手已受伤，流着鲜血。疼痛难忍。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掉了下去，我把她抓住，我们又慢慢地往上爬。最后精疲力竭，终于爬出这个黑洞。我们面前是一条笔直、清洁、两侧镶有森林的光明大道。前方地平线上是巨大的、鲜艳夺目的太阳，大道仿佛汇人和融人到太阳中去。我们迎着太阳前进。忽然之间……从大道两侧开始在我们前面落下一道道可怕的黑影。这是什么？森林呼啸着回答道：“敌人，敌人，敌人。”心脏一阵发紧……我们携起手来，继续沿着大道向着地平线、向着太阳走去……

[站长评语：戈尔巴乔夫得到了真正的爱情，我认为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

　　大学生婚礼

　　婚礼是后来，到11月7日十月革命节才举行的。婚礼之前，用夏天挣的钱在基洛夫大街一家成衣店给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做了一条漂亮的裙子，布料用的是意大利纱。她穿上这条裙子真是美丽动人。我是平生第一次做了一套贵重料子的西装，料子名叫“突击队员”。这样，在仪式前我们都做好了准备。只是新娘子的白鞋没有钱买，不得不向女友借债了。

　　婚礼在斯特罗门卡大街的营养餐厅举行。前来参加婚礼的都是同年级的朋友。上的是大学生菜肴：以必备的凉拌菜为主。喝的是香摈酒和首都牌酒。大家纷纷起立致祝酒词。兹杰涅克居然往自己考究的“进口”西服上撒了大块的油污。食堂里欢声笑语，大家翩翩起舞。那是个真正的大学生婚礼。因此，诚如俄国革命者心爱的歌中唱的那样，“我们并未在教堂里举行婚礼”……

　　我们家庭生活中开始了一个有些“奇怪的”阶段。我们几乎整天都在一起，到了晚上再各自回到斯特罗门卡大街那人满为患的“住所”。我们直到秋天搬到列宁山上的宿舍时，才分到了单间。这里住的是理科学生和文科高年级的学生。

　　未能分到“一家一户”的单间。更有甚者，校长办公室担心我们的道德问题，实行了绝无仅有的学生住宿办法。将全部宿舍分成两部分：男生部和女生部。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住在了甲区，我住在乙区。进入每个区都有严格的出人证制度的限制。好不容易才获准每日探视。而且每次我都得随身带上注明已经登记结婚的身份证。可是这也起不了什么作用：11点整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房间里就会响起刺耳的电话铃声，楼层的女值班员说：“你们那里有外人。”

　　不过好在1953年12月到了，召开了斯大林去世后的第一次团代会，我们这些学生代表针对校长办公室成员的假仁假义把他们批了个体无完肤。在会议进行中贴出了反映学校生活实际的讽刺画。其中的一张（有四五米长）画了校长的一只脚，他皮鞋下面踩着一张结婚证。

　　共青团提出的意见尖锐而果断。一切都经过重新审议，并作了改变。学生开始分系住宿。恢复了正常的交往。生活进入了自然的轨道。如今我们已经有了家庭早餐和家庭晚餐，甚至有了家庭午餐。朋友到我们这里来串门。总之，我们十分幸福，我已经开始感到自己是个有家眷的人。

　　前途未卜

　　五年的学习结束了。现在是毕业生最心神不安的日子：分配工作。分配结果实际上会决定整个今后的生活道路。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已经过了这一关。她比我早一年毕业，考上研究生，通过了副博士考试，正在写论文，她将来肯定是在首都从事科研工作。

　　也有人建议我报考集体农庄法教研室的研究生，但我无法接受这个建议，是出于原则性的考虑。我对所谓“集体农庄法”的态度已彻底弄清，我认为这门科目绝对是不科学的。

　　不过，我并不担心我的前途。我作为团组织书记参加了分配委员会，知道我的命运已经决定。我和其他12名毕业生（其中11名为前线战士）都分配到苏联检察院。

　　对斯大林大清洗受害者的平反工作开始了，打算在重新组建的对于国家安全机关的案件处理进行检查监督的部门中使用我们。为正义的胜利而斗争，这是我对于自己未来工作的想象，这也完全符合我的政治信念和道德信念。

　　6月30日考完最后一门。我回到宿舍，发现邮箱里有一封公函，大意是请我到未来工作的单位苏联检察院去。我去的时候兴高采烈，期待着关于我的新职务的谈话，还想着要提出的建议该如何措辞。然而当我兴冲冲、笑呵呵地跨进信上所指的办公室时，听到的却是该处官员那冷若冰霜、照章办事的通知：“无法录用您在苏联检察院工作。”

原来，政府作了一个决定，严禁接收法律院校毕业生进入中央司法机关工作。这样做的理由是，在造成30年代大清洗愈演愈烈的诸多原因中，据说也有这么一条：幼稚的青年太多，他们没有任何职业经验和生活经验，却掌握着生杀大权。于是，我这个出生在大清洗中受害家庭的人，却不由自主地成了“恢复社会主义法制斗争”的受害者。岂非咄咄怪事！

[站长评语：斯大林在“肃反”中无辜杀害了大批干部，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在《斯大林肃反秘史》一书中是这样介绍：“到一九三七年底，苏联各人民委员部和其他全国性机构已经无人领导。所有的工矿企业都陷入了半瘫痪状态。到处都在要求配备新的行政领导、新的经理厂长。但斯大林却不敢使用中央委员会中那些幸存的老干部，因为这批人过去在工作上与那些被清洗的干部多少有些往来。紧急的形势逼得斯大林只有采滥竿充数一途，好些在正常情况下连当一般职员都没资格的人，现在却突然被担拔起来去领导国家的重要机构，甚至领导一个部。作为实例，我仅举一件自己知道的事情，它可以称得上第一手资料。某天傍晚，莫斯科外贸学院突然来了两名党中央的代表。他们要求院长和党委成员们推荐两名政治上可靠、同时可以胜任‘领导职务’的大学生。院党委经过开会，提出了两个人，一个叫奇维亚列夫，另一个人的姓名我忘了。两位代表要求院长火速派遣这两名大学生去中央组织部报到。两天之后，该院师生打开刚刚收到的报纸时，惊愕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报上登着政府公告，任命奇维亚列夫为外贸人民委员（站长注：外贸人民委员就是外贸部长）！可这个奇维亚列夫，不久前还是苏联驻德国商务代办处一个很一般的小职员。另一个大学生也成了政府成员——当上了另外某个部的人民委员……”这些坐着“直升飞机”上去的无知的小青年寄却充当了斯大林杀害老干部的帮凶。但是，赫鲁晓夫做出禁止大学生进入高层国家机关的做法也是极其荒唐的！]

　　这是对我的全部计划的打击。计划在顷刻之间化为泡影。当然，我可以在大学里找个美差，以便留在莫斯科。我的朋友已经在为我出谋划策了。但是我没有这个想法。

　　有人建议我到托木斯克检察院、布拉戈维申斯克检察院、后来又是塔吉克共和国检察院去工作，最后，是到距首都咫尺之遥的斯图皮诺去当市检察长助手，那里还提供住房。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对这些建议均未多加考虑。干吗要到人地两生之处，到人家那里去寻找幸福呢？因为无论西伯利亚的严寒还是中亚地区的酷热，斯塔夫罗波尔都并不缺少。

　　决定作出了。于是，在派遣信写有“交苏联检察院使用”字样的地方，划掉“苏联”二字，并在该行上方填写“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字样。

　　总之是回家，回到斯塔夫罗波尔。决定先去看望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父母。要“祈求宽恕过失”。

　　他们对我们的态度不冷不热：谈不上不友善，却也并未掩饰自己的怨气，因为我们结婚是先斩后奏。今天我作为一个父亲对此完全能够理解。而我们又给他们增加了一条消息：女儿在莫斯科的研究生不念了，我要把她带到默默无闻的地方，到一个叫做斯塔夫罗波尔的“洞穴”里去。

　　同家里的年轻一代——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弟弟热尼亚和刚刚中学毕业的妹妹柳达相处没有任何问题，很快便彼此产生好感。同父母亲相处就麻烦一点。父亲比较冷静，而同母亲亚历山德拉·彼得罗夫娜起初就是不好相处。到后来我们确立了亲密无间的关系。双方的父亲特别要好。

　　我让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父母家住上一个月，自己则回到莫斯科。7月的最后几天一直在做临行前的准备。我们的全部东西都装进两个箱子。主要的行李是书，我好不容易搞到一口大木箱，装了满满一箱，运到车站发“慢件”，这样要便宜点。

　　夜里我自己也该上路了。我回到宿舍。冲了个淋浴。躺在床上，闭上眼睛，第一次思考后来曾不只一次地想到过的问题：在我的生活中，莫斯科大学意味着什么？

　　我很清楚，1950年夏天首次跨入莫霍瓦亚大街大楼的那个“工农青年”和五年后准备前往斯塔夫罗波尔的莫大毕业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判若两人。

　　当然，家庭是我作为个人和公民的成长中至关重要的推动因素。当然，中学和中学老师在我的进一步成长中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我还要感谢我那些年长的同志——机械手们，是他们教会我如何工作，并帮助我认识到劳动者的一系列价值观念。尽管如此，正是莫斯科大学给了我决定我的生活选择的基本知识和道德力量。正是在这里开始了长年累月对我国历史、它的现在和将来进行重新思考的漫长过程。可以断言：如果没有这五年，也就没有政治家戈尔巴乔夫。

　　大学给定的智力高度使我永远避免了自高自大和自以为是。它帮助我在日后生活最困难的日子里挺了过来，到那时我的生活环境、交往范围已完全不同，人们看重的不是智力，而是完全不同的“美德”。

　　我在看自传体小说时，注意到有些作者为自己所经历的考验感到十分自豪。他们把生活本身看成“大学”。我的生活中也有各种变故，经过的苦难也不少。但我还是认为，我的经历中只有一所大学，那就是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

第四章初试锋芒

省城

　　斯塔夫罗波尔没有人来迎接我。我把东西放在车站寄存处，便出去找安身之地了。我对城里情况一无所知，以前只是偶尔光顾。找到了一个旅馆，名叫“厄尔布鲁斯”。我就在这里下榻。我交过床铺钱，便出去逛街了。

　　城里处处树木葱茏、绿草如茵，一派古典省城的景象，令我惊叹不已。三四层楼房并不多见，一两层唱主角，房屋的旁边和上面都盖满了小屋，而且都是俄罗斯边远地区许多小城所特有的那种最莫名其妙的建筑样式。每座房屋房顶上的烟囱，仿佛是在证明没有暖气。后来我才得知，城市也没有上下水设施。

　　市中心位于高起的部分。那里也有老城堡的断垣残壁。据说这里还曾有过一座金碧辉煌的古代大教堂，但在1942年德寇大兵压境时炸掉了。60年代以前，旧城的很大一部分由中央广场和上市场占用，这里曾是全边疆区和邻近各州农产品的集散地。

　　从市中心往下，也就是往东，是一条宽阔的大街，大街尽头，是昔日城堡大门所在之处，叫做梯弗利斯大门。通往梯弗利斯的大门……最后，还有一处容易记住的当地“名胜”——师范学院楼前的大水洼。总之，简直就是果戈里笔下的省城图画。

　　厄尔布鲁斯旅馆的旁边是下市场。其泥泞不堪和蔬菜水果之便宜，均令人大吃一惊。几个戈比就可以买到一大堆番茄。不过我花钱都很节省，省下来派别的用场：必须在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抵达之前随便租个什么住房。

　　我从8月5日起在边疆区检察院开始见习。每天晚上满城里四处找住房。一天两天过去了，先后看了几十处住房，却每次都不成功。最后单位的同事建议去找经纪人。检察院和民警局同他们进行着殊死的斗争，将他们登记在册。给了我一个老牌女经纪人的住址，是伊帕托夫街26号（如此“重要”的材料记得很牢）。我去了，她当下就明白我不是来“斗争”，而是来求助的。她收了我50卢布，给了三处房的地址。其中的一处（在喀山大街）就成了我们未来几年的住处。

　　这里住着一对讨人喜欢、颇有教养的退休教师，还有他们的女儿女婿——柳芭和沃洛佳。后来又添了个孙子，叫阿纳托利。房东给了我们一间见二平米的小屋，其中炉子就占了三分之一的面积。从三个不大的窗户望出去，是个非常美丽的古色古香的花园。不错，窗户关起来很费劲，它们全都歪斜了。家具就是一张又长又窄的铁床，那网状床垫中间几乎已经耷拉到了地上。而且整个房间已多年无人收拾，可是就凭我那点钱，似乎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与房东讲好了每月房租250卢布（按1961年以前的币值）。至于木柴、煤炭、煤油，都得自己操心。我把那个虽说是“慢件”、却也平安到达的大木箱放在房间中央，既当桌子，又作书架。自己做了挂衣架。在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临来之前买了两把椅子。置办家具到此为止。

与检察院一刀两断

　　苏联检察院工作人员所表现出来的毫不客气、对我家庭情况的漠不关心以及我分配的整个经过，无不使我对是否搞专业工作颇为犹豫。在斯塔夫罗波尔的见习也并未改变我的想法。于是我决定与检察院一刀两断。

　　我与共青团边疆区委进行了接触。在这里遇见了以前的熟人。我谈了自己的想法。莫斯科大学的校徽以及关于我在法律系社会活动情况的介绍看来是起了作用。几天后我被请去与边疆区团委第一书记维克托·米罗年科谈话。我们见面认识，彼此交谈，我接受了调到区团委工作的建议，是去担任宣传鼓动部副部长。

　　似乎一切顺利。但只是乍一看来如此。作为年轻专家，我必须到所分配的地方报到并从事委派给我的工作。现在必须把边疆区检察院的事情办妥。好在米罗年科就我调到共青团工作问题已征得边疆区党委的同意。不过我决定不绕开边疆区检察官，一再要求与他谈话。检察官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佩图霍夫威信很高，大家都认为他很有主见、坚持原则。后来我在共青团工作时，不止一次地确信此言不谬。

　　“您有权决定是否放我走。不过我请求您满足我的愿望，”这是我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关于这次谈话，我当天在给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信中写道：“今天与边疆区检察长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不愉快的谈话。”次日又在下一封信中写道：“他们今天又同我谈了一次，在挨着个儿把我大骂一通之后，同意我调到区团委去。”

　　数十年后，我于80年代收到佩图霍夫亲笔题赠的两本书和一封信，他在信中说：“今天，我怀着极其满意的心情想到，当时没有阻挡您的生活道路是做对了。”但这都是后话了，而当时与佩图霍夫谈话之后毕竟心里还是很不痛快。

在共青团

　　在经历了战争和恢复的严峻时期之后的50年代，共青团内还保留着年轻人的朝气、活跃的同志关系精神。共青团的全部工作都是靠热情来完成，即使最简单的事情也不易办到。

　　我开始了在边疆区区团委的工作，我努力做到尽快熟悉工作，弄清我的新职责，跑跑各地的团组织。我开始定期深人斯塔夫罗波尔的各区。路程远的地方需坐火车或者搭乘顺路的汽车，在区里就多是步行。第一次发工资（发到手840卢布）就得去买一双充革布长筒靴，在我们这个泥泞不堪的地方穿别的鞋根本不行。

　　当时出差，伙食问题更难解决。成天在路上走，精疲力尽，饥肠辘辘，可是找不到地方吃饭，什么小吃店、咖啡馆、食堂、小卖部，统统没有。哪位同事或者村民可怜你，让你到他家去款待一番，来上一杯奶、一块面包就很不错。要是到哪个当地领导家中去做客，那就算得上一件大事了。

过夜也是个大问题。除非是区中心，大部分村镇都没有旅馆或者客店。这时共青团的朋友帮了大忙：要么把你安排到哪个“玛尼亚大婶”家，要么接回自己家去住。

[站长评语：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当时的苏共基层似乎还不很腐败。在我记事的时候（六十年代末）我们国家的各级党委就有专门伺候上级领导的“招待所”了，七十年代，我的一个同学的父亲在县委招待所当厨子，听他说，那时候的农民靠野菜度日的时候，招待所里却大鱼大肉管着吃够！在我国一个团省委的干部下来“检查指导工作”，肯定会受到地方各级官员的热情款待。戈尔巴乔夫要是在中国的话，就不至于“饥肠辘辘”了。]

　　每次下去都会认识愈来愈多的人，都会有一些新的发现。了解人，在生活的自然状态下了解生活，对我说来这是最主要的。

最初下去时，有一次我来到边疆区东南部沃伦措沃一亚历山德罗夫区的苦山沟村。成天都在修配厂、牧场和生产队度过，情况触目惊心，贫困破败到了极点。晚上久久坐在集体农庄管委会，设法弄清那没完没了的问题。许多事情如今已想不起来，毕竟过去了这么多年。但下面这个情景印象很深。有一天我和团组织书记决定到最远的畜牧场去，看一看在那里工作的青年。我们在无法通行的泥泞中艰难跋涉。在某一刻，我们好不容易走完一段上坡路后，来到一个小山冈，停下脚步。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图画确实离奇。村庄坐落在下面的山谷之中，绵延近20公里，苦山沟河从它的两侧流过。极目所见，是凌乱不堪的低矮土屋，炊烟镣绕，黑色篱笆曲曲弯弯。在这些简陋的土屋里，有着自己的生活。然而小街（如果可以这样称呼它们的话）上空无一人。仿佛瘟疫横扫了村庄，仿佛这些土屋小天地之间并无任何接触和联系。只有狗吠声此起彼伏。于是我想到，难怪年轻人都纷纷逃离这个被上帝遗忘的村庄。他们是在逃离被遗忘的处境，逃离恐惧不安的感觉，他们是害怕在这里被活活埋掉。

我站在小山风上想道：这叫什么，难道可以这样生活吗？

[站长评语：戈尔巴乔夫描写的这幅苏联社会主义农村的图画与我童年时代住过的几个山村（七十年代的沂蒙山区的农村）居然一模一样！在五十年代，我们党为了培养革命的接班人，曾经派许许多多的高干子弟到苏联学习，难道没有一个高干子弟看到戈尔巴乔夫所看到的苏联社会主义的山村图画？]

　　出差中耳闻目睹，感慨良多。想对亲人倾诉，于是我几乎每天晚上，只要是独自一人，就给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往斯塔夫罗波尔写信。通常都得过上一个星期甚至十天半月，往往我都已经到家了信才收到。然而这样的通信却可造成经常交往的错觉。

　　原来，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将这些35年前的许多信件都保存起来了。在《我希望……》一书中她公布了其中的某些片断。例如有这么一段：“……我曾经有多少次来到普里沃里诺耶，那里却在进行着关于20卢布的谈话：上哪儿去弄这笔钱，而且父亲一年到头都在干活。我真是一肚子怨气。我忍不住（说实话）要落泪。其他人又如何呢？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我们的父母和千千万万像他们这样的人理应过更好的日子。”

　　人们理应过更好的日子，这就是我愈来愈关切的问题。

　　而生活在照常进行。出差一次接一次，有时是青年的事情，有时又是区党委的任务。我经常当众讲话，话题也五花八门。

　　大家聚在一起，聚精会神地听我讲，问题主要不在我的口才。当时农村大多没有通电通广播，电视更是闻所未闻，报纸要晚好多天，书籍很少。因此只要一宣布“中央”来了个讲课人，大家就到俱乐部来了。很高兴能有个交往的机会，舒舒服眼地在长凳上坐下，后排的人悄悄嗑着葵花籽，准备坐在那里听下去，哪怕听到天亮也行。

　　不过共青团工作中的“教育活动”愈来愈被赫鲁晓夫发起的一个接一个的经济运动给挤掉了。我很快就开始明白，党团机关的工作也自有其阴险之处。它提出现成的“游戏规则”，将你塞进某种死框框。这里，在共青团机关，也有很大的从真正的社会工作变成当官做老爷的危险，我当初从检察院出来就是想避开这个东西。

这个青年政治组织其实并无任何独立性可言，实际上充当苏共的“分包人”。此外，共青团任何级别的任何采取独立行动的尝试，不仅不受欢迎，而且被当成危险的事情。党组织把直接领导经济的职能揽在自己身上，自己成了经济机关不算，希望共青团也照此办理。一切都通过经济成就来评价。经济上有成就，那么党组织和共青团都干得不错。要是没有成就，那么政治工作就一钱不值。

　　最令人感到吃惊的是，探索活跃的、人道的工作方式的做法，往往（说得轻点是）得不到各级党委的理解。我去苦山沟和当地农庄（由于命运的作弄居然冠上列宁的名字）后留下的印象，上面已经讲到。在那里呆了几天，意见听了一大堆，都是冲着经济崩溃和暗淡无望的生活。然而最让青年人感到压抑的，则是那种完全与世隔绝的感觉。得想想办法。

　　我决定就此与专家们一谈，专家基本上也都是年轻人，一致同意年轻人需要交往的意见。决定成立几个政治教育和其他方面的小组，正所谓“凿开一道通向世界的窗户”。举行了最初的几次活动。参加者不仅有年轻人，也有上年纪的人。大家表示希望定期活动。坚冰打破了。出差结束后，我到区党委去找第一书记德米特里耶夫。我向他讲了我在苦山沟的所见所闻和所做的工作，将全部意见和盘托出，便回到了斯塔夫罗波尔。

　　没过一两天，边疆区党委把我叫去：你在那儿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特别的，”我说，“不过印象很糟糕。”

　　“据区委书记讲，边疆区团委来了一个叫戈尔巴乔夫的人，他没有整顿秩序，加强纪律，没有宣传先进的生产经验，却成立了一些‘示范性的小组”’。

我一时目瞪口呆，过后才明白过来。德米特里耶夫是这样推断的：戈尔巴乔夫到了边疆区党委，肯定会讲村里的生活情况，讲对人不关心。于是老谋深算的德米特里耶夫决定来一个“先下手为强”。至于苦山沟农民的贫穷和不幸，自然是只字不提。

[站长评语：由此可以看出，贫苦农民出身的戈尔巴乔夫是关心农民疾苦的，而且对不关心农民疾苦的苏共官僚是很反感的。]

同德米特里耶夫的第二次冲突，也具有这种性质。那是后来我担任边疆区团委书记时的事情。开始了又一次扩区的运动，他借此机会尽量把自己手下的红人都安插到重要岗位上。下面怨声载道，我只得马上出发了。我同共青团员见面，安慰他们，后来又到德米特里耶夫那里，我斩钉截铁地对他说，改组并不是打垮现有的社会机构和任命“合适的人”的借口。我回到斯塔夫罗波尔，又被请到边疆区党委那里。原来德米特里耶夫已经来过电话了，他说，这个戈尔巴乔夫来了，你们得看着他点儿，他显然在帮倒忙。

[站长评语：由此可以看出，戈尔巴乔夫已经开始对任人唯亲的腐败的苏共干部制度产生了不满。]

　　同我的共青团同事相处也不是一帆风顺。我的大学学历无疑使我具有一定的优势，在就共同的问题发生争议时，我按照大学生习惯马上卷了进去，并提出也许对方意料不及的什么论据，表明他们的观点站不住脚。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追求真理，带着辩论的激情。

可有一次边疆区团委开会时，有人却公开责备我“滥用”大学的教育程度。然后在较小的范围内对我说：“米沙，你知道吗，我们喜欢你，尊重你，为你的知识，也为你的人品，可是机关里许多同志一旦在争论中显得象个无知的人甚至傻瓜的时候，就感到很委屈。他们只念过夜校的十年级，这难道是他们的过错吗？”

[站长评语：如果人有在天之灵的话，当列宁知道他创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50年后的党政机关里的工作人员居然大多是些“傻瓜”，他的在天之灵会有何感想呢？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务员都是通过公开招考的方式录用的，而且没有正规大学的文凭就没有报考资格。苏共党政机关里的这些“傻瓜”是怎样进入机关的？肯定是“走后门”！人民的头上坐着一个个瞎指挥的“傻瓜”，人民心里能服吗？]

我认真地对待这个意见。而主要是帮助其中许多人到大学继续深造。

苏共二十大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1956年春天到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在大会秘密会议上的报告成了全国某种政治上和心理上的震动。

　　我在边疆区党委看到了中央的通报信，信中几乎逐字逐句地将那篇报告叙述了一遍。我赞成赫鲁晓夫的大无畏行动。我并未隐瞒自己的观点，当众表明了立场。但我发现机关中对于报告的反应相当混乱，甚至可以说是张皇失措。

　　这种感情是可以理解的。几十年来，整个党的工作、我国社会的整个体制都是建立在斯大林的威信之上的。一切都靠这个来说明和辩解。可如今“基础”垮掉了。每个机关工作人员所遵循的铁的纪律精神要求服从中央的新方针，但是远非每个人都能领会和理解这个方针。许多人不露声色，静观事情的进一步发展，等待下一步的指示。

　　问题出现了：共青团该作何种反应？大家达成了一致意见：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应当参加向青年宣讲二十大精神的工作。我们的行动计划已得到边疆区党委的批准。我被派到新亚历山大区。我在那里遇到的情况可说是比较典型的。我下车伊始，便去拜访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H．H．韦列坚尼科夫，他在了解我的任务后，深表同情。据我的理解，他认为我简直就是在充当“炮灰”。不管怎么说，他自己是手足无措，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实话对你说吧，”他说，“老百姓对谴责‘个人崇拜’接受不了。”

　　我知道这种拿老百姓当借口是什么意思，那往往就是机关工作人员的情绪。于是我决定必须亲自去体察人们的情绪。我在区里呆了两个星期，每天会见共青团员，与共产党员谈话。印象是复杂的。“个人崇拜”的话题在我的有些谈话对象那里，尤其在青年和知识分子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接触过斯大林大清洗的人们中间，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另外一些人根本不肯相信报告中列举的事实，绝对接受不了对斯大林的活动和作用的评价。还有一些人（这种人还不少）并不怀疑事实的真实性，他们老提同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要“家丑外扬”？为什么要公开谈论这件事情，把人们的思想搞乱？

　　我对许多普通人头脑里形成的那种对于大清洗的解释也大感吃惊。据说斯大林在30年代清洗的，是那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他们遭到了报应。这样的说法居然出现在一个曾经历腥风血雨的30年代大清洗的边疆区！

　　在“上层”，有人是出于直觉，有人是完全自觉地，反正大家当下就明白了，批判斯大林，就是批判体制本身，就是对体制的存在构成威胁，因而也威胁到当权者的平静安宁。最初贯彻二十大决议的会议上，各级领导听到人们提出的“你们当时都到哪里去了？”之类的问题，这一点就更明显了。

　　时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的安德罗波夫后来讲到，二十大刚刚结束，当时的匈牙利领导人拉科西就突然邀请他去打猎。两人单独在一起时，拉科西用俄语说道（他显然指望谈话内容会传达到莫斯科）：“这么干不行。没有必要仓促行事。你们在代表大会上干的事情，那是一场灾难。我还不知道它在贵国和我国会怎么表现出来呢。”

　　初到区里我就明白，需要的不是大会讲话，而是推心置腹的友好交谈。我将此次出差的观察和建议都向边疆区党委作了汇报，引起人们的兴趣。似乎一切都还过得去。但是我没有觉得满意。我自己的问题反而更多了，其中许多都没有答案。我明白了，主要原因之一是赫鲁晓夫的报告。报告没有分析，没有“推论”，甚至可以说带有个性鲜明、激烈揭露的性质。没有论证，而是刺激人们的神经。将许多极其复杂的政治过程、社会经济过程、社会心理过程的原因统统归结为“领袖”本人不良的个人品质。本来应当进行更加深人的分析。可是，唉……

　　二十大之后不久就开始出现的“回潮”迹象，使混乱和不满情绪有增无减。听说中央就赫鲁晓夫报告所发的通报信已经收回。《真理报》转载了中国《人民日报》《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文章中说，斯大林“体现了人民的意志，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杰出战士”。

　　最后，6月30日中央作出《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定》，决定指出斯大林的功绩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诚”，还说任何“崇拜”也无法改变“我国社会制度的本质”。

　　无论如何，二十大给社会一个极大的推动，它为重新评价内外政策、分析历史事实奠定了基础。然而这个过程反反复复，旧势力不甘心就此让步。

赫鲁晓夫的悲剧

　　人的记忆力变化无常，在受到大众传媒的控制时更是如此。人人都记得“玉米的光荣史”、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敲皮鞋、他在马涅日画展上与画家的冲突。然而在这些表面上的事实后面隐藏着重要得多的东西。我想，历史永远不会忘记赫鲁晓夫揭露“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行动。的确，他在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分析太少，主观的成分太多。将极权主义问题归结为外部原因和独裁者的坏性格，这是个便当而有效的办法，却没有揭示出其深刻的根源。赫鲁晓夫的个人政治算盘也是一目了然：他率先揭露“个人崇拜”，立刻就将最亲密的竞争者和对手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冻结起来，这些人和他恰好都是斯大林的亲信。

　　所有这一切都不错，然而对于历史和大政治说来，他的政治行动的实际后果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对制度的化身斯大林的批判，不仅暴露出整个我国社会极其严重的状态、其中所进行的政治斗争的扭曲性质，而且暴露出缺少最起码的法制。这一批判使极权主义在道义上声誉扫地，引发了对体制进行改革的希望，对政治经济领域和精神生活领域的新的过程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这应当算作赫鲁晓夫的功劳、他的支持者的功劳。

　　更不必说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使大批人得到平反，并为在斯大林的监狱和劳改营中无辜身亡的数十万人恢复了名誉。

　　在对斯大林的揭露方面，赫鲁晓夫历史作用的矛盾性表现得最为鲜明，一方面是胆略和勇气，果断和逆潮流而上的决心，另一方面又是政治思维受某些刻板公式束缚的局限性，不能也不愿揭露他所抨击的现象的深层基础。

　　如果认为苏联社会历史上悲剧事件的原因仅仅在于“恶棍”斯大林的个人品质，那就相反地无异于成为“个人崇拜”的俘虏。既然问题在这里，那么只需将坏领导人换成好领导人，我们就可以保证不会重犯错误。赫鲁晓夫仿佛在对大家说：我老老实实地讲出过去的事情，没有任何隐瞒，相信我吧，跟着我走，一切都会好的。换句话说，建议大家以一种崇拜来代替另一种崇拜，却无意去触动体制的基础。

　　赫鲁晓夫不想去深人分析极权主义的原因，而且大概也无法进行这种分析，因为这就要求他打破那些业已成为他的信仰象征的旧框框。所以，对个人崇拜的批判看似言辞激烈，其实并不彻底，事先已设定了一定的界限，而实际民主化的进程从一开始就陷于停顿。

　　同样的自相矛盾在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中也表现得很突出。他积极地登上国际舞台，建议实行和平共处，进行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的初步尝试；与印度、埃及等“第三世界国家”建立新型关系；最后，力图较为民主地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盟关系，结束与南斯拉夫的敌对状态。所有这一切都在国内外受到普遍欢迎，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而另一方面，则是残酷镇压1956年匈牙利人民的起义；导致1962年使世界濒临战争灾难边缘的导弹危机的冒险主义因素；与中国的争吵，后来则演变成为长期的敌对与对峙。

[站长评语：匈牙利人民起义爆发于1956年10月23日，当天下午，人们唱着《马赛曲》和《国际歌》举行大规模游行。游行者要求剥夺斯大林主义者的权力，让被撤职的主张改革的副总理纳吉·伊姆雷复出。匈牙利党的领导人奔向苏联大使馆请求帮助：出兵吧！前往匈牙利处理这一事件的有两位中央主席团成员——政府第一副总理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和中央书记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与他们一同前往的有克格勃主席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游行者围攻了布达佩斯市委大楼，死了数十人。纳吉·伊姆雷总理还要求苏军撤出匈牙利领土，并宣布国家退出华约。赫鲁晓夫命令朱可夫准备进行代号为“旋风”的行动。11月1日，卡达尔·亚诺什被送到莫斯科面谈，赫鲁晓夫同他交谈后认定，可以把匈牙利托付给卡达尔。11月4日，“旋风”行动开始：苏联坦克进入布达佩斯和其他城市，将人民起义残酷地镇压了下去。第一件事是逮捕前来谈判苏联撤军问题的匈牙利国防部长马列特·帕尔和总参谋长科瓦奇·伊什特万。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说，谈判将持续很长时间，因此建立将谈判地点转移到布达佩斯城外的苏军基地进行。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在那里将这两名匈牙利军人逮捕。谢罗夫向进入匈牙利的各师的特别处下达指示：逮捕那些手持武器对抗苏军的所有叛乱组织者，以及那些煽动人民仇视共产党人和安全机关人员的人。卡达尔抱怨说，苏联国家安全机关扣押了参与暴动的一些普通人。谢罗夫对此回答道：“或许逮捕了个别不属于上述类别的人员。所以正在对所有被捕人员进行审查，那些在叛乱过程中不是特别活跃的人将被释放。”谢罗夫向莫斯科告状说：“在一些州，党委和执委会的领导干部设置障碍，阻止逮捕那些在这次行动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反革命分子。”卡达尔请求苏联特使释放前副总理埃尔杰伊·费伦茨。埃尔杰伊作为议员代表团团长被请到苏军大本营后被逮捕。卡达尔保证说，埃尔杰伊院士不是反革命分子。谢罗夫向莫斯科报告：“我认为，在这些问题上不应当作出让步，因为实践证明，对反动分子作极小的让步就会引来一系列新的要求和威胁。”当匈牙利国内风传被捕的匈牙利人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时，卡达尔慌了。谢罗夫主席和安德罗波夫大使向莫斯科解释说：“载着囚犯的一辆不长的军列是开往乔普车站的。列车行进过程中，犯人在两个车站向窗外扔便条，上面说，他们将被送往西伯利亚。这些便条被匈牙利铁路工人捡到。我们已通过自己的渠道下达命令，今后改用有篷汽车来运送囚犯，并将加强看管。”前往乌日哥罗德接犯人的苏联内务部副部长霍洛德科夫向莫斯科汇报说：谢罗夫通知说犯人有四五千人。来了几十名14~17岁的未成年人，其中有9名少女。大部分犯人都没有办理相应的证明材料，因此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被逮捕。副部长向自己的上司报告：有些人被捕显然没有根据。谢罗夫答复莫斯科：一名师长搞错了，他“没跟我们商量”就把技校的学生送到了乔普。至于其他人，谢罗夫坚持说，死硬分子是不会承认自己的罪行的。谢罗夫报告说，领导起义者的是南斯拉夫人，而且起义者同美国外交官、其中包括美国武官见过面。这一说法后来没有得到证实。谢罗夫建议绑架躲在美国使馆里的红衣主教明得森季·约热夫。苏联克格勃派去一名代表，建议将他秘密送到国外。但主教面对挑衅没有屈服。因参与解决匈牙利事件，26名军人获得苏联英雄称号。谢罗夫被授予一级库图佐夫勋章。1989年前后，匈牙利国内各阶层要求重新评价1956年事件的呼声日高。新任政治局委员波日高伊主持的历史委员会认为，1956年事件是一场“民族起义”，将其定性为反革命案件是“站不住脚的”。1989年1月28日，波日高伊未经中央同意，擅自在广播中宣布了历史委员会的上述报告。社会主义工人党内上层发生分裂，反对派则深受鼓舞。6月16日，25万人参加了纳吉重新安葬典礼，葬礼变成了政治剧变的动员大会。西方国家则竭尽全力促其速变。利用债务施加压力、许诺各种优惠条件诱其就范，从美国总统到德国总理的各西方国家政要穿梭奔走于东欧各国。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终于顶不住强大的压力和诱惑。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于1989年6月13日坐下来同9个反对派组织和7个社会团体、运动三方代表开始举行圆桌会议和政治协商谈判。经过3个月的谈判，社工党作出同意放弃在宪法中规定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社工党一步步地走向了分裂。1989年10月6~10日，社会主义工人党提前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改名为匈牙利社会党的决议，社会主义工人党就此分裂。1990年1月，竞选在匈牙利全国展开，社会主义工人党改组的社会党在选举中惨败，最大的反对党民主论坛获胜，在议会中获得164席，占席位总数42.75%。5月23日，民主论坛与独立小农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新政府上台后匈牙利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全面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由“匈牙利事件”我联想到了发生在我国的“小匈牙利事件”：1957年６月８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一文中指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年４月版432~433页）毛泽东的这一指示起草仅仅４天，湖北省汉阳县第一中学即发生了部分初中毕业生为当年升学率过低引发的罢课行为，正好应验了毛泽东的“预言”，“这是不可避免的”。于是这一事件迅速被定为“敌我矛盾”，成为震惊中外的由民盟湖北主委马哲民策动的“小匈牙利事件”。在共和国的历史经过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之后，这起被认为是“钦定”的铁案，经复查竟是一起特大冤案。在尘封了２８年之久后，虽然终于真相大白，但由于种种原因从未公开披露。闹事原因是升学比例问题。1957年春天，毛泽东主席先后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发动全国开展整风运动，很快在全社会形成大鸣大放、“大民主”的局面。汉阳县第一中学遵照上级的指示，６月上旬召开“学代会”，以民主形式给学校领导和学校工作提意见，帮助党支部整风，副校长王建国受校长韩建勋委托，作了题为《大家动手，勤俭办校》的报告，学生代表共提出整风意见340多条，参加会议的县委文教部张副部长和到过会的韩县长，当时都说会议开得不错。然而就在学代会即将结束的时候，６月12日上午，该校初三９个毕业班却因为要求提高升学比例而罢课闹事。引发这场闹事的是该校青年化学教师李穗，她在初三（四）班上课时，为了激励学生刻苦学习，根据当年紧张的升学形势，《教师报》1957年４月５日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当年“二十个初中毕业生中间，只有一个能升入高中”；1957年孝感专区下达的招生计划，汉阳县当年应届初中毕业生1001名，计划招收一个高中班（50名），升学率只有５％，并就此向学生敲起警钟：“今年高中招生比例很小，20个中取1个”，提醒学生用功。哪知不提犹可，一提却触动了学生思想上最敏感的问题。学生们不等下课，就去找副教导主任杨松涛和校长韩建勋，询问升学率到底是多少。因为回答口径不一，学生怀疑校领导在欺骗他们，提出要到县教育局查看文件。韩建勋、王建国一再劝阻未能奏效。午饭后，初三（八）班一名学生敲响了集合钟，全校９个初中毕业班的部分学生涌向操场，一哄而出，到教育局去讨说法，沿途有的学生还写了一些要求升学的标语。涌到县人委会后，学生推出代表，要求县长接见。因为县长不在，教育局和其他办公室都没有人，学生翻不到文件，就扔办公用品，在墙上书写要求公布升学比例之类的标语，到邮电局给二中、三中学生打电话请求声援（电话未通）。不久，学生得知县长在县委会，又一窝蜂涌向县委会，见县委会铁大门关闭，便竞相推撞，冲进了县委院内，对在场批评他们错误行为的县兵役局长和团县委一名干部进行“围攻”。13日上午，又有数百名学生列队上街，副校长王建国在阻止无效的情况下，布置两名副教导主任在校照管上课的教师和学生，自己带着部分教师跟着学生做工作。学生代表到县人委会向县长韩茂林提出要求扩大招生比例，缩小城乡招生差别。韩茂林解释县里无权解决这个问题。有的学生不服，拉扯着县长带领他们去省教育厅请愿。有两名机关干部为保护县长，与学生发生冲突，被学生捆住，押经县委会门前时，被县委机关干部拦截下来，并扭打扣留了几名学生。王建国为防止事态扩大，赶来要求放出被扣留的学生，干部坚持不放，在干部与闹事的学生争吵加剧时，数百名工人来将学生驱散。干部、工人和学生在冲突中都有人被打。到此，学生再不敢妄动，陆续离散，有的学生被家长拉回家，事态即告平息。13日晚，县委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认为一中学生罢课闹事属于“反革命事件”。14日县委在一中分别召集教师、学生开会，宣布学生闹事属于“敌我矛盾性质”。公安机关随即进驻了学校。15日，孝感地委和汉阳县委调集了近百名干部组成“汉阳事件”考察团，进驻汉阳一中。按照已经定下的性质，考察团断定“前台”闹事是学生，幕后指挥是教师，发动全校师生大揭发，大斗争，要求人人交代，个个检举，按图索骥搜集“反革命罪证”，抓“反革命分子”，找到了所谓的“小根子”。考察团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矛头集中指向副校长王建国。王建国时年32岁，1950年从湖北革命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汉阳县工作，1952年调任县一中副校长，主持全校工作。由于出身富农，又有“三青团”的历史问题，申请入党一直被搁置。1956韩建勋调任一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后，教员中许多人认为他是“土改干部，吃党饭的”，在教学工作上仍然相信王建国。考察团认定教师的问题根子在领导，首先排除了韩建勋，把王建国端了出来。凡与王建国工作上接近的，曾在湖北革大同学的，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甚至一块陪客喝过酒的，都被列为“反革命集团”成员，而这个集团的首领自然是王建国，“骨干分子”则有副教导主任杨松涛、张良绍，原一中教导主任、当时县教育局副局长胡平轩，教研组长邹振巨，初三（七）班班主任、“革大”同学胡斌等人。初中语文教研组长钟毓文有个爱眨眼的毛病，在一次揭批王建国的大会上，他坐在台前正眨眼睛，被台上的工作人员发现，当场揭露钟毓文在向王建国“使眼色”而宣布隔离禁闭，继而列为集团“骨干分子”。找到了所谓的“大根子”，有了“首领”和“骨干成员”，在苦于找不到反革命背景的情况下，一个学生所写的交待材料使一位“有见识”的负责人如获至宝。这个学生交代上街时，经过县文化馆，向图书管理员杨焕尧讨开水喝，杨称没有开水，只有冷水；向杨要电话打，杨称打电话应去邮电局。因为杨焕尧是“民盟”的成员，只要揪住杨不放就有了背景。加上杨曾按照县委统战部的意见，找过汉阳一中党支部联系“民盟”的发展工作，有过发展王建国为“盟员”的意向，就这样把王建国与杨焕尧硬拉到了一起。此时“民盟”中央已经揪出了“大右派”章罗同盟，湖北省的民盟主委马哲民也被打成“右派”，以马哲民为“总后台”，这个“集团”就有了价量。由此，考察团得出“结论”：汉阳一中有一个以副校长王建国为首、纠合教师中的反革命分子、思想反动或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分子组织的“反革命集团”；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军师”是“民盟”成员、县文化馆图书管理员杨焕尧；“总后台”是“民盟”湖北省主任委员马哲民；是这个“反革命集团”在汉阳一中散布反动言论、捏造升学比例、利用“学代会”煽动学生搞“大民主”，制造了这场“反革命暴乱”。当时《人民日报》的报道称之为《马哲民策动的“小匈牙利事件”》。“考察团”和汉阳县委对涉案人员一一提出了惩处意见，交有关部门分别执行。对于王建国等３人判处死刑的意见，县法院持有不同看法，即被指责为“右倾”，不予信任，县委直接派一名公安干部请省委分管文教和政法的书记许道琦对死刑判决签字，并由这名干部携卷上北京最高法院办理死刑核准手续。９月６日，汉阳县召开三级干部大会，宣布“汉阳事件”处理结果：以“反革命暴乱罪”判处王建国、杨焕尧、钟毓文死刑；对胡平轩以及邹振巨、胡斌等９名教员和一名学生分别判处２至１５年有期徒刑；将教师李穗等３人送劳动教养；给３名教师戴上“坏分子”帽子；韩建勋等11名教职员和10名县直机关、政法机关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33名学生被开除学籍、团籍和勒令退学。“汉阳事件”处理后，国内媒体纷纷发表消息、通讯、社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了纪录片在全国各地放映；汉阳县一中的新领导被邀请到许多大专院校作“汉阳事件”的专题报告。与此同时，台湾当局也借题发挥大肆进行反共宣传，妄称王建国等人为“反共义士”，在台湾开追悼会。匈牙利访华团以及路透社记者也先后到汉阳一中访问。“汉阳事件”的处理，在国内国外造成了严重影响。“汉阳事件”的复查工作，是由去年前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1985年担任湖北省委常委兼省政法委书记的张思卿同志主持的。因“汉阳事件”判刑10年幸存的汉阳一中女教师胡斌，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先后向有关部门写信89件，申述所定罪行与事实不符，要求复查。1985年春天，她与同乡同学、沔阳师范退休教师赵迪生分别上书中央，希望把“汉阳事件”的事实搞清，性质搞准，作出合乎实际的结论，让人们“胸襟开朗，心安理得”。胡斌、赵迪生给中央办公厅的信，终于受到了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1985年５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文，将胡斌等人要求为1957年“汉阳事件”平反的信批转给中共湖北省委，请省委牵头，对此案进行复查，结果报中央审批。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副书记钱运录以及王群、沈因洛等领导同志在收到中办函件后，及时进行了研究，批示省政法委组织力量复查“汉阳事件”。1985年６月28日，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张思卿主持召开了湖北省暨武汉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联席会议。一个以省委名义组成的复查“汉阳事件”工作组在会上成立，复查“汉阳事件”的工作方案也在会上敲定。1985年７月５日，由张思卿同志任组长的省委复查“汉阳事件”工作组，在最高人民法院两位法官的参与下，由省政法委秘书长谢杰民带队，赴汉阳县开展工作。“汉阳事件”的档案资料和有关人员的案卷，是复查工作的重要条件和依据。经过一个星期的收集、清理，复查组从15个单位，收集到了有关“汉阳事件”的大量资料，比较全面揭示了当年“汉阳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定性处理情况。尤为重要的是，工作组还收集到了未归卷的大量原始证据和资料，这才是全面地准确地认定“汉阳事件”的铁证。与此同时，复查组的同志们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走访有关的130余人，为弄清“汉阳事件”真相，判断事件性质，提供了充分确凿的证据。复查组复核的重点问题是：汉阳一中是否存在以王建国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杨焕尧与王建国的关系，所谓策划“反革命暴乱阴谋”的几个会议，李穗讲升学比例是否制造谣言、蓄意煽动闹事，所谓“汉阳事件”中的反动标语口号以及王建国等人在学生闹事中的态度和表现等等。９月上旬，在张思卿同志主持下，省市政法各机关领导及汉阳县委主要领导在汉阳县听取了复查工作组的汇报，审查了关键性的证据材料，进行了反复认证，取得了共识：根本不存在所谓“以王建国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汉阳事件”的实质是一中部分学生为升学率问题而自发地罢课、闹事，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原来认定是“以王建国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策动制造的“反革命暴乱”，全部失实；所谓“马哲民策动的‘小匈牙利事件’”实际是一起大冤案。1986年元月上旬，湖北省委向中央报送的《关于“汉阳事件”复查情况和处理善后问题的请示报告》，得到中央正式批复。中央同意省委关于为“汉阳事件”彻底平反的意见，并对处理善后问题作了明确指示。当年春节刚过，为“汉阳事件”彻底平反的消息如阵阵春风，吹遍汉阳大地，汉阳处处春意盎然……但那些委死的冤魂却不知飘向何方……]

　　当时内外政策的种种曲折，无疑不仅反映了赫鲁晓夫本人对问题认识的水平和倾向，而且反映了他不能不正视的各种政治力量的影响。来自党和国家机构的压力特别大。这种压力迫使他随机应变，使他的某些措施只能以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可以接受的形式表现出来。

　　据我的观察，如果不是他所处的环境的话，赫鲁晓夫以他的观点和打算完全可以走得更远。我无法接受那种简单化的说法，似乎他起初是个彻底的改革家，到了除掉“斯大林的老近卫军并把江山坐稳”之后，就开始搞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了。尽管有自相矛盾之处，我认为赫鲁晓夫是一个行动始终如一的人。如上所述，他的改良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明确无疑的，同样，第二阶段也不能归结为毫无意义的即兴之作。依我之见，其中也贯穿着改革方针的继续。

　　就以国民经济委员会为例吧。自赫鲁晓夫下台以后，对国民经济委员会只作否定的评价，有人撰文说，国民经济委员会给我国的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失，它破坏了各地区企业之间所形成的联系，产生了地方主义，造成了对部门的领导和贯彻统一的国家技术政策中的块块分割。

　　对这种片面的评价不能苟同。我觉得，当年的许多扩大共和国、边疆区、州、地方苏维埃机关和某些企业的权利的决定，1957年向国民经济委员会、向以经济区为基础的按地域原则管理过渡，其目的首先是反对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国民经济委员会打破了我国经济中的本位主义壁障，缓和了中央的操纵，为发挥地方主动性、为生产合作和更加有效地利用地区内资源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至于赫鲁晓夫所特有的那种要找到全国都适用的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办法的愿望十分荒唐，那又另当别论。如果说国民经济委员会在大工业中心也许确实显得多此一举的话，那么在欠发达的共和国和州，它对经济进步起了强大的推动作用。在我们斯塔夫罗波尔也是如此，我们正是多亏国民经济委员会，才使食品工业和轻工业实现了现代化，建立起新的化学企业和机械制造企业、动力基地。

　　对于1962年十一月中央全会后赫鲁晓夫所搞的党的改组、即边疆区党组织和州党组织按照生产原则分为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的做法，同样必须有所分析。从边疆区的经验我知道这次分开完全是矫揉造作，而且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勾心斗角和无谓的争吵。边疆区党委是自己地区实际上的国家政权机关，它手中集中了国家管理的全部杠杆和线索。必要时它可以集中边疆区的力量和资源去完成某项任务。一分为二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比方说，我就曾经目睹边疆区农业党委第一书记库拉科夫与边疆区工业党委第一书记H8．博先科之间没完没了的明争暗斗。从旁看着这场几乎每天进行的“拔河”、相互盯梢和竞争，可能认为他们从未在一起共过事，一辈子都是死对头呢。

　　不过当时就不由地产生一种想法：赫鲁晓夫的意图决不会如乍一看时那么简单。实际上许多州委书记都是中央委员。地区里出现了两个第一书记，下一次代表大会上就有可能对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来个大换班。不仅如此：赫鲁晓夫是否打算通过这个措施、通过建立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农村的地域生产机构多少削弱一下党对权力的垄断，取消昔日“省长”或“有封地的公爵”的无限权力，让懂行的人、专家和内行来熟练地主事呢？

　　当然，赫鲁晓夫并不反对党的领导作用，他只是想使这种领导作用现代化，削弱党对一切的垄断。但是他在这里却遇到了强有力的反抗，这种反抗最终使他惨遭失败。

　　不错，当政治领导高层爆发战争时，他赢了第一轮。1957年，中央委员会，实际上也就是共和国中央、州委和边疆区委的第一书记不让把赫鲁晓夫搞掉。让那些习惯于把地区书记看成无名小卒的党内老“元帅”靠边站，赫鲁晓夫扩大共和国和地方权力机关的权力，这些都得到普通中央委员、党内“将军”的公开赞同，他们坚决支持赫鲁晓夫与“反党集团”的斗争，军队也支持他。

　　然而赫鲁晓夫后来对党采取的措施却使情况发生了变化。将州组织一分为二、干部的频繁变动、经常让干部易地任职等触犯了干部的利益，在这一级权力集团中造成了不稳定的局势。换言之，“将军”阶层中不满情绪也日益增长。此外，当时作出了基层组织书记每年改选一次的决定，本意是加快干部轮换、使干部无法“扎根”和长期盘踞在自己的岗位上，这项决定又在党的“军官”中引起了消极的反应，直接在劳动集体中开展工作的重担都压在他们身上。

　　不仅如此。赫鲁晓夫在人民中间也失去了威信。苏斯洛夫在1964年十月全会前夕曾表示担心解除赫鲁晓夫职务会引起人民闹事，这纯属多虑。1961年的货币改革最终打击了劳动人民的利益。对农民宅院经济的讨伐搞得农村中怨声载道。1963年收成不好使粮食形势紧张起来，导致食品价格的“临时”提高。赫鲁晓夫与军队、与科技界创作界知识分子的关系也恶化了。

　　对赫鲁晓夫的批评性论据已足可为“宫廷政变”开脱了，然而在“人民福利”的漂亮辞藻后面，仍然首先是党的“将军”和“军官”保住自己权力的愿望。1957年曾经支持过赫鲁晓夫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64年10月将他赶下了台。

　　在我看来，整个“赫鲁晓夫时期”的主要特点在于赫鲁晓夫想强迫体制工作，却仍然沿用体制的办法。赫鲁晓夫力求进行实际的变革尤其是经济领域的变革、提高经济效率。加大社会发展力度的意图是完全正当的。但是体制不接收新事物，而且还进行抵制。

如今在回顾历史时，我认为自斯大林去世（尤其是党的二十大以后）至60年代中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而且极其重要的时期。无论赫鲁晓夫本人的主观意愿如何，就其意义而言，这是对极权主义体制的第一次冲击，这是使我国社会朝民主化迈进的第一次尝试。

[站长评语：个人崇拜崇拜的根源何在？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利用总书记的职位，采用各种不择手段，把竞争者托洛茨基、季诺唯也夫、加米捏夫、布哈林列为反对派，大权独揽。这些人本来都是伟大十月革命的参加者，彻底的列宁主义者，但是后来由于政治需要，被诬蔑成“叛徒、间谍”，这似乎是荒谬的，革命的奠基人之间发生如此大规模的内讧，这似乎是苏维埃国家的耻辱。有的人说，斯大林是个性格如铁似刚的人，在任何事上都不会妥协，很难想像他能以平等和谐的心态对待政敌托洛茨基、季诺唯也夫、加米捏夫、布哈林。可是，赫鲁晓夫上台以后，出于报复斯大林的需要（斯大林杀死了他的儿子），不惜一切代价地反对他的前任斯大林，在一定范围内似乎是起了好作用，但是在任期内，他又陷入了打击异己、独断专行、玩弄“个人崇拜”的怪圈！他集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于一身，再次重蹈了实施独裁统治的覆辙。查理·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1957年底，尼基塔·谢尔盖维奇·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外交招待会上与客人碰杯时，显得心花怒放，洋洋得意。他在童年时代给人放过猪，一天赚两个戈比；现在，他处于权力的顶峰，是无可争辩的俄罗斯的主宰，是一个踌躇满志、击败了对手攫取了权力的人，这时，他转过身来朝着来宾中的一群西方记者，热情洋溢地背诵了一篇寓言故事。/他说道：“从前，监狱里关了一些人，其中一个是社会民主党人、一个是无政府主义者和一个谦卑的小犹太人。这个犹大人是个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小人物，名叫皮尼亚。”他接着说，他们决定推选一位领导人，以便分配食物、茶叶和烟草这类东西。那位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任何人掌权，傲慢地建议说，他们应当推选那个卑贱的皮尼亚，于是他们就选了他，并且很快就决定挖地道越狱逃跑。但是，他们意识到，枪打出头鸟，看守会首先向第一个逃跑者开枪，看来谁也不愿意带这个头。赫鲁晓夫随着情节的发展，提高嗓门说，“突然，这个小犹太人——皮尼亚挺身而出，说道：‘同志们，你们既然用民主方式推选我当头头，那我就该头里走’”。/赫鲁晓夫继续说下去：“这个故事的寓意是，无论一个人的开端是多么卑下，但他毕竟取得了显赫地位，当然是通过选举上去的。”然后，这位苏联领导人停了片刻，又画龙点睛地说：“那个小皮尼亚就是我。”/像所有打比方一样，皮尼亚的故事，在某些方面是准确的，但在其他方面却是骗人的。当然，赫鲁晓夫既非通过民主方式选上去的，又非勉强地强行攫取领导职务的。为了攫取苏联最高权力，他与人拼搏，向上爬，施展阴谋诡计，进行欺骗、恐吓并谋害别人，长达四十年之久。皮尼亚从出身微贱到掌权，远非像赫鲁晓夫的经历那么令人惊讶。赫鲁晓夫在1918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前，当过猪倌、煤矿工人和管子工，直到二十来岁还没受过正规教育。在他的一生中，他的同僚和全世界人士都对他估计不足。1957年当他巩固了所掌握的权力时，人民如果忽视或小看这位农民沙皇，那是危险的。……/斯大林一去世，争夯接班的斗争便马上开始。在赫鲁晓夫获得共产党第一书记的地位时，苏维埃最高主席团其他成员都藐视他。秘密警察头子拉夫连季·贝利亚称他是“我们的土豆政客”。据说，卡冈诺维奇不喜欢他的副手爬到这么显赫的地位。格奥尔基·马林可夫总理和维那契斯拉夫·莫洛托夫这位斯大林时期的了不起的外交部长给赫鲁晓夫起了一个绰号“涅道斯道依尼”——“一钱不值”。/赫鲁晓夫对什么都记得一清二楚，一概不予宽耍他着手使用其被恩赐的职权，象三十年前的斯大林那样去损害他的对手。赫鲁晓夫一方面熟悉党的机构，另一方面有选择时机的不可思议的天赋，有达到目的的极其顽强不屈的精神和攫取权力的残酷手段。他使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到1957年，他终于获得了显赫地位。/他征服了与之争夺权力的竞争者。结果是，贝利亚这位斯大林死后最使人心惊胆战的人物被逮捕并枪决了。卡冈诺维奇曾大力促成了赫鲁晓夫的发迹，后来在几个省里的一个未特别指出的岗位上劳动。马林可夫曾被斯大林指定为接班人，他在西伯利亚管理一个小发电厂。参加过签订希特勒—斯大林条约会谈的莫洛托夫，则在外蒙古与乌兰巴托的外交官碰杯。/斯大林主义使赫鲁晓夫从气质上变成一个极权主义者，同样也被证明是有罪的。他根本不能容忍反对意见，不管这种意见来自他争权夺利斗争中的同事，还是与之辩论的我。假如辩论双方势均力敌，他便等待时机。但是，一旦他感到自己获得了优势，他就会最大限度地扩大这种优势。/勃列日涅夫打着反对赫鲁晓夫独裁统治的旗号发动“宫廷政变”将赫鲁晓夫赶下了台，但是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又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又对政敌实施残酷的打击，使“个人崇拜”再度泛滥。不仅如此，由于他本人追求腐朽的生活方式，导致了苏共官员全面腐败。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勃列日涅夫已成为苏联第四任专制统治者，我作为总统，将和他举行三次最高级会议。勃列日涅夫1906年出生在乌克兰一个工人阶级的贫民区，在列宁统治时期，他还是一个青少年；斯大林清洗时期，他是一名步步高升的共产党官员……勃列日涅夫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工人国家”的领导人，也喜爱收集资本主义世界生产的各种高级豪华轿车。1973年美苏最高级会谈期间，当我们乘飞机去戴维营时，为了祝贺他的来访，我向他赠送一件官方礼物——一辆深蓝色的林肯大陆牌轿车……/勃列日涅夫赞成过美好的生活，并喜爱乘坐游艇、看纯种马的比赛，并要有漂亮的女子作伴。1973年在戴维营举行最高级会议期间，当我走近勃列日涅夫的小型别墅去进行我们第一次会谈时，一位非常迷人的、体态健壮的年轻女子正要离去。/勃列日涅夫的译员把她介绍给我时说，她是他头头的女按摩员。当我同她握手时，我闻出了她身上洒的香水味，这种香水叫阿班吉，是法国的一种高级香水，这恰巧也是尼克松夫人最喜爱的一种香水。/在世界上的领导人中，勃列日涅夫并不是唯一的爱好奢华和舒适的人。但他是第一个不顾廉耻地纵情享受的苏联领导人，1976年，在我中国之行的一次长时间谈话中，人民代表大会的副委员长喋喋不休地对我说，苏联人不象中国人，他们是修正主义者，因为政治界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都过着特权生活。他说：“光从这一点考虑，党政领导人、艺术家、科学家等等已成为百万富翁，而且象百万富翁那样行事——这就是今日苏联问题的所在。”尽管他没有充分陈述中国社会等级划分的情况，但他对苏联人的批评是正确的。/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僚们已不折不扣地构成了一个“新阶级”——与普通苏联公民隔绝、脱离，把他应该关切的事情抛到九霄云外。事实上，在我去苏联的历次访问中，我不可避免地想到共产党的特权阶层比任何一帮资本家更接近于马克思对一个统治阶级所下的定义。/我有一次听到的有关勃列日涅夫的笑话，最完美他说明了这种矛盾状态。有一次，他带着他母亲去他优雅的乡间别墅一游。他骄傲地带她观看了郁郁葱葱的花园、金壁辉煌的门厅以及豪华的卧室，她怀着惊讶的心情转身问他：“列昂尼德，这一切都很漂亮，但如果共产党人回来，那你将怎么办呢？”/我仔细研究世界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历史发现，“采取不择手段打击异己、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推行个人崇拜”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的“一把手”通用的“三大法宝”。]

党内仕途的开始

　　1960年三月，列别杰夫被别利亚耶夫所取代，H．H．别利亚耶夫此前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他是在铁米尔套发生悲剧事件之后到我们这里来的，他在当地动用军队和坦克来对付工人的不满和骚动。[站长评语：我虽然不知道戈尔巴乔夫所说的这个列别杰夫的详细情况，但我可以断定他肯定是赫鲁晓夫的亲信，不然的话他当不上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我还断定他动用军队和坦克来对付工人是经过赫鲁晓夫同意的。赫鲁晓夫无情地揭露斯大林动用军对镇压农民、工人、共青团员，但他不但派出部队镇压匈牙利人民，还授意手下用斯大林的手段对付手自己国家的手无寸铁的工人，由此不难看出，披着马克思外衣的苏共官僚集团早已经背叛了工人阶级！他们的个人政治生涯就是政治投机的过程，充满了观察政治风向、说空话假话、编造政绩、逢迎上级、吹牛拍马、打击同志、压制异己等等。他们的头脑中根本没有了共产主义信仰，唯一关心的是个人的权势、地位和待遇，或许有时还会想到，要顺便为老百姓办一点事，以安慰良心。这些虚伪的官僚最终被苏联人民无情地抛弃可以说是罪有应得！]别利亚耶夫仿佛是“流放”到此，他给人的印象是完全不知所措，心神不安，半年之后就离开了斯塔夫罗波尔，费奥多尔·达维多维奇·库拉科夫成为边疆区委第一书记。

　　库拉科夫出生于库尔斯克州的一个农民家庭，对农村生活了如指掌。

　　边疆区对库拉科夫表示欢迎，对他寄予希望。他当时42岁。与前任不同的不仅是年轻，还有令人羡慕的果断、性格开朗、个人魅力。至少这是我最初的印象，而且不仅是我一人的印象。

　　库拉科夫一来，边疆区党的机器转速加快了。这反映在各个方面，首先反映在干部工作方面。我的生活中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在当选为共青团边疆区委第一书记和边疆区党委候补委员后，我如今也愈来愈多地从事党的工作：深入各区，参加制定决议以及在全会和积极分子会议上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边疆区党委的会议花去的时间特别多。库拉科夫不断交给新的任务，仿佛在考察我，看我都能胜任哪些工作。

　　1962年1月在总结和改选的代表会议上，我再次当选为共青团边疆区委第一书记，几周之后，库拉科夫就把我叫去，建议从共青团的工作转到党的工作。当时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边疆区党委派驻各地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管理局的党组书记。1962年3月，我成为边疆区党委派驻斯塔夫罗波尔管理局的党组书记，该局将市郊的施帕科夫斯基。特鲁诺夫斯基和科丘别耶夫斯基三个区联合到一起。对于物色党组书记一事十分重视，我也和其他人一样，为此还被请到苏共中央去谈话。

　　我专心致志地投入了新的工作。我整天跑农庄，常常连夜里也搭上，为建立新的管理机构而奔忙，相信指靠内行就一定会有收获。我留任边疆区党委候补委员，经常与库拉科夫见面，他仍一如既往，交给我各种任务，邀我一起到区里各处视察。

因此，1962年夏天发生的事情就更加显得意外了。

边疆区党委开会讨论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致农业劳动者的公开信问题。这样的公开信当时多如牛毛。那些对宣传鼓动部长HJ．利霍塔没有好感的人挖苦他是“聪明得像掉到头上的砖头”，他突然对我发难，说我犯有对社会主义竞赛估计不足和其它类似的毛病。我起来反驳，于是出现了互相争吵。库拉科夫建议成立调查组检查我的工作，在8月7日的边疆区党的积极分子会上，库拉科夫完全“把我出卖”了。他说我“在落实中央公开信的工作中不负责任”他的发言不够公正，言辞激烈，态度粗暴。

　　我急切地想起来反驳，却一直得不到发言的机会。在返回区里的路上，我的同路人、老资格功勋农艺师、昔日“穿蓝工作服者”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恰钦见我还在生气，便问道：“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你是不是还在为没有让你发言怄气啊？”

　　“那当然啦，”我回答说。“这不光是申斥，还是毫不客气的攻击。难道可以这样吗？别看我很敬重库拉科夫，我可不吃他这一套。”

　　恰钦宽厚地看了看我。

　　“好吧，就算你发言了，讲了你的意见。你以为你就能让大家都相信你是对的、库拉科夫不对吗？荒唐。好吧，好吧，”他斜着眼睛看了我一眼，接着说道：“万一是另一种情况：你发言了，积极分子不管怎么样，全都支持你。那么库拉科夫呢？你真的以为他就把你的这桩事忘了吗？你是了解他的脾气的。所以你就听我的一句忠告吧，记住：最好的发言是没有念出来的。”

　　这件事之后，一些同事开始把我看成不可救药的人。当机关的一位女同志搬出库拉科夫来让我写一篇关于我的工作经验的材料时，我简直是受宠若惊。

　　“苏共中央正在综合关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联合体党组织的最有意思的材料，”她说，“费奥多尔·达维多维奇①认为你的看法正好合适。”

　　11月底，根据中央全会的决议开始了上面提到的将党组织按照生产原则一分为二的“伟大”实践。库拉科夫邀请我到他那边去，岂料他居然建议我调到新成立的农业边疆区党委去当组织部长。我于1963年1月1日走马上任。

　　因为苏共已经取代了一切，实际上不仅是充当领导，而且履行了管理社会的功能，与其他部相比，党的组织部就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该部所管的问题范围也相当宽泛：除了边疆区党组织的组织工作而外，还要“照管”苏维埃、工会和共青团的工作。

不过主要的是，干部都在组织部的主管范围之内，这里包括各级官员，大大小小的各种重要职务，从非同小可的党内职务到工厂厂长、国营农场场长和集体农庄主任。也就是党内行话所说的“选拔、分配和培养干部”。这首先是保证边疆区党委掌握实际的权力。

[站长评语：苏共的组织部相当于封建王朝中的“吏部”，是批发零售贪官污吏的“卖官公司”。戈尔巴乔夫干了一个美差！]

机关的游戏

1968年夏天，边疆区党委开始了“机关大游戏”……搞人员大换班。起因是卡拉恰耶夫一切尔克斯州委第一书记雷任故意示威性地离开家庭，去跟另外一个女人住在一起。此事引起了公愤。雷任被解除职务，选举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布尔米斯特罗夫接任该职。

[站长评语：看来1968年的苏共官员表面上还是比较“正统”的，看是到了八十年代以后，没有情妇的官员被认为是“没有本事的”。]

　　叶夫列莫夫的亲信都动作起来了。我不仅袖手旁观，而且在酝酿自己的计划。当时我已经自己作出了选择：应当往学术方面发展。我通过了副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选定了题目，它与斯塔夫罗波尔的农业生产专业化和布局问题有关，我开始收集研究所需的材料。就在围绕第二书记职位的竟争达到白热化时，我已办好休假手续，并买好了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去索契的疗养证。

　　即将启程时，总务部长帕维尔·尤金忽然来电话说：“米哈伊尔，你别走了，等等再说，这是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的指示。

　　一天、两天过去了。我给叶夫列莫夫打电话：“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有人向我转达说您要我先别走。可疗养证眼看过期，时间一天天过去，全家人都准备好了。您就让我去休假吧。”

　　“到开全会时再说，”他口气很生硬。

　　“全会没有我照样开，我事先就同意您的建议。”

　　“我给你讲过了，等等再说。行了。”叶夫列莫夫把电话挂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最后叶夫列莫夫请我过去。谈到推举我。

　　“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我对他说，“您又不想与我共事。不必强求自己了。竞争者有的是，您就让我去休假吧。”

　　“你到莫斯科去，”他明显地感到不满。

　　原来关于推举我的问题已经决定。叶夫列莫夫当即召开了边疆区党委会，党委会……一致赞成推举我。会后大家都散了，我又在等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找我谈话。后来我看谈话显然是不会进行了，便决定主动去找叶夫列莫夫。

　　“到莫斯科去，”他就说了这么几个字。

　　“到莫斯科什么地方？找谁？有何建议？”

　　“你自己知道去什么地方——去中央组织部，那儿有的是人袒护你。”连一句送别的话也没有。

　　在莫斯科老广场的中央组织部，由副部长拉祖莫夫与我谈话，后来又同中央书记卡皮托诺夫、杰米契夫、库拉科夫见面，推荐我担任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职务的问题就解决了。我的所有疑虑在各个办公室里就让一句“必须新老干部搭配”的套话给弄得烟消云散了。组织部的工作人员给我讲了这一决定的前因后果：叶夫列莫夫的确死不同意，一直拖到最后一刻，但卡皮托诺夫寸步不让，他得到库拉科夫的支持，仍然用上了那个关于“搭配”的套话，叶夫列莫夫只好让步。

　　我面前放着1968年8月5日苏共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全会的记录。

　　边疆区党委会全面讨论了这个问题，在苏共中央进行了协商，并考虑到新老干部正确搭配的列宁主义原则，建议选举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同志为边疆区党委第二书记。

　　没有对戈尔巴乔夫提出问题。一致通过。

读着这则记录，就会产生一种十分平静的团结一致的印象。仿佛在所通过的决定后面既无人的欲望，又无激烈斗争。但我和其他党委委员都很清楚，在步调一致和遵守纪律地投票“赞成”的人当中，也有坚决持“反对”态度的。其中最初就有叶夫列莫夫本人。

[站长评语：戈尔巴乔夫在这里说的似乎他的高升是一件意外之事，但我判断，戈氏是走了一条通过“上层建筑”升官的捷径。]

　　我刚刚当选，他就休假，始终没有同我谈话，便去了基斯洛沃茨克。我则与此相反，只得放弃休假，投入到工作中去。待叶夫列莫夫回来后，他和我都只字不提过去的事情，开始重新安排共同的工作。经过两三个月的相互适应后，我们之间又像从前一样建立起了正常的同志关系，即使遇到严重的分歧也始终不变。

第五章权力的考验

1970年春天，叶夫列莫夫的愿望终于得到实现：他调回莫斯科了。

我面前放着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全会4月10日会议的记录。叶夫列莫夫被批准为苏联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因此免去其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关于选举戈尔巴乔夫为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建议赢得一片掌声。

　　全票通过。党委委员自然对我十分了解，此外，令他们深感满意的是，多年来这是第一次由自己人、斯塔夫罗波尔人而不是“外来人”担任此职。

　　我当选第一书记后，出现了独一无二的情况。问题在于边疆区党委的所有其他书记和党委委员都比我年长许多。

特殊现象

我觉得，为了弄清国内原先体制的内部结构和机制，搞明白共和国中央、州委和边疆区委第一书记的特殊作用就十分重要。他们是体制的一个主要支柱。尽管存在机关在部门和行政上的分散性，所有的国家机构和社会机构通过他们连接成为一个统一的体制。他们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中占大多数，总书记实际上是由他们投票选出的，仅此一点似乎就使他们处于特殊的地位。

　　有必要再提醒一下，正是他们保证了赫鲁晓夫在与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集团的斗争中稳操胜券，1964年10将赫鲁晓夫拉下马来的也是他们。

[站长评语：戈尔巴乔夫在这里说的有些片面了，他只说了表面的现象。事实上苏共的总书记是上届总书记指定的，或者是在上届总书记死后篡权上去的，苏共的封疆大吏都是苏共总书记亲自提拔的，所以他们在履行表面上的投票选举的时候，当然要投总书记的票。赫鲁晓夫是斯大林指定的，把赫鲁晓夫赶下台的是勃列日涅夫发动的“宫廷政变”，在实施封建专制的苏共，封疆大吏在总书记的眼里不过是一条狗而已。]

今天有人感到奇怪：无论我国近年来的历史是怎样的波诡云诡，许多州委、边疆区委和共和国中央的第一书记竟然能够与新的机构（无论是国家机构还是商业机构）有机结合、浑然一体。其实没什么值得奇怪的。体制从四面八方——工农业生产企业、科研单位、各种社会集团和社会阶层中仔细地透选最积极、最有活力的领导人。它确实在尽量地取其精华（换成俗话就是“刮走奶皮”）。不过只要你登上了官名录，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是工厂厂长还是有才气的工程师、杰出的学者还是经验丰富的实际工作者，每个人都在这个体制中有指定的位置，就应当遵守一定的游戏规则。最终，体制让干部通过“党的分离器”，将“奶皮”加工成自己的“黄油”。

[站长评语：自古以来，在封建专制的社会了，“用奴才，而不用人才”是一条定理，真正有才能的人，在充满妒忌的腐败的官场上是很难有所作为的，苏共官场也不例外。戈尔巴乔夫在这里过分美化了苏共的干部人事制度，他忘记了他在前面所说的在苏共的机关里的干部，大多数是些仅仅读了几年夜校的傻瓜！几乎可以说，这些不学无术的傻瓜的个人政治生涯就是政治投机的过程，充满了观察政治风向、说空话假话、编造政绩、逢迎上级、吹牛拍马、打击同志、压制异己等等。他们中的多数并没有多少信仰，唯一关心的是个人的权势和地位，正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傻瓜败坏了苏共在人民群众中的的形象，正是这些傻瓜葬送了苏共，葬送了苏联。]

　　通常，登上巅峰的领导人可说是麻木不仁、对其行为的道德方面不是特别在意、将良心深藏起来的人。因为评价一个领导人的品质，主要是看他达到既定目的的能力。这叫“胳膊长的人”，就是说可以把事情托付给他。至于竞争者的头脑甚至良心，往往都忘记了。

　　在提拔州委或者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时，有不成文的规定。一般由第二书记担任，其次是由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州委的部门主管书记或者诸如斯维尔德罗夫斯克、哈尔科夫。塔什干之类的大城市市委第一书记担任。由其他人担任的情况很少。

　　党的工作经验是必不可少的。只有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例外，这个职务由教研室主任、大学校长、报纸主编等人担任。不过其中后来当上州委或者边疆区委第一书记的人极少。

当时认为，既然党要管经济，要管国家的整个生活，那么一个较大地区的领导人所学专业就应当与国民经济有关。引人注目的是，许多第一书记无论就工作经验还是所学专业而言，都是土地问题专家。这不仅是为了顺应传统（曾几何时，大多数居民的生活与土地联系在一起），大部分地区土地部门占有主要的或者十分重要的地位。不过也有人文科学家，教育专业出身的人。

[站长评语：两千多年前的我国的陈胜和吴广就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是戈尔巴乔夫所说的那些苏联“专家”们却找不到合理解决土地问题的秘诀，以至于最终丧失了统治权！]

至于说到第一书记的作用，那么只有过去沙皇省长的地位可以与之相比。一切权力实际上都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让全部地区管理机关甚至选举产生的机关都适合他的需要。任何任命都不可能绕开他们，任何稍微像样的领导职务都上了州委或者边疆区委的官名录。甚至在企业或者学校隶属联盟部的情况下，部长也不能撇开第一书记、未经第一书记同意就任命什么人。只有军工综合体这个“国中之国”可以例外。然而即使那些单位也都尽量考虑地方领导人的意见。

总之，第一书记是一种特殊现象，是政权体制中的关键人物。他的职位和巨大权力不是人民给的，也不是差额选举的结果，而是莫斯科——苏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总书记本人给的。这就是第一书记地位的薄弱环节和自相矛盾之处。每个人都很清楚，只要上面对他的看法有所改变，他就立刻失去权力和职位，立刻失去总书记的信任。

[站长评语：戈尔巴乔夫在这里终于说出了实话！]

　　第一书记人选的最后决定权正好属于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亲自组建这个班子，并且仔细进行挑选。在此之前，卡皮托诺夫、契尔年科对竞争者的专案文件进行悉心的研究。我想他们所得到的信息是来自各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形成初步的意见。然后候选人与中央书记们一一见面，最后才与“头头”见面。这样的整个程序我也从头到尾过了一遍。叶夫列莫夫调走的问题刚刚提出来，就把我叫到莫斯科去。依次与卡皮托诺夫、库拉科夫、基里连科、苏斯洛夫谈话。这是所有州委、边疆区委和共和国中央第一书记在批准之前必定要走的过场。

　　这些谈话都具有奇怪的甚至是荒唐的性质。彼此对面坐着，面带微笑，慢条斯理地谈话。并且我很清楚为什么叫我来，但是谁也不说，因为“我们推荐您”之类的关键话只有勃列日涅夫可以说。

　　最后同勃列日涅夫的的谈话就完全是以另外一种方式进行的。我通过这次和后来的会见，确信他善于让对方对自己产生好感，造成一种无拘无束的气氛。他一上来就开门见山地说，中央推荐我担任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也好，”他说道，“至今都是外地人在干，这回是自己人了。”

　　然后勃列日涅夫以一种特别信赖的口气讲起战争期间经过顿河和库班撤退到新罗西斯克的情形。

　　“天气炎热，尘土飞扬，一路缺水。喝口水止止渴都成了问题。当时我发现人们在下雨时将屋顶上的雨水收集到特制的容器中，”他回忆起1942年七八月份的事情。

　　我证实了他的观察之正确，并讲到斯塔夫罗波尔人比顿河平原和库班平原上的人遭受的灾难还要多。我们的谈话很自然就转到斯塔夫罗波尔的问题上来了……我明白他的意图并不复杂：尽量多听，从中可形成对于谈话对手、对于其分析地方和全国问题的能力的看法。这时我壮起胆子，想抓住机会解决正打算同库拉科夫谈的一个实际问题。问题在于1969年是斯塔夫罗波尔极其难熬的一年：严寒，干旱，沙尘暴，全赶到一块了。两百万公顷已播种的冬小麦死掉了一半，多年生草也已枯死。冬天是熬过来了，得挨到新粮下来，眼下才4月份，没有国家的帮助是过不去的。

　　“帮帮我们吧，不然就一切都落空了，”我哀求道。

　　他听得很仔细，然后便哈哈大笑，拿起分机拨通了库拉科夫的电话。

　　“我说，费多尔，”他故作严肃地说，“咱们这是打算推荐一个什么人来当第一书记啊？他还没有选上，就在提要求，要配制饲料了。”

　　看来，这样的节目他们已是驾轻就熟了，我听到库拉科夫也学着他的腔调说道：“列昂尼德·伊里奇，取消推荐现在也还不算晚。不过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说得对，边疆区是应当扶一把的。”

　　接下来谈话转向一般的话题：谈到经济——第八个五年计划必将取得好结果；谈到对外政策——缓和的主张已经成熟；谈到随着国内的日益稳定，干部工作起来更加充满自信和活力了。勃列日涅夫谈到这一切时，用的是特别信赖的口气，仿佛正是向我倾吐着他内心深处的想法……我们在他那老广场的办公室里谈了几个小时。我当时能够想到，18年之后这个办公室竟会成为我工作的地方吗？

　　我想指出，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勃列日涅夫可一点不像时下给他画的漫画。

再见了，斯塔夫罗波尔

　　我到斯塔夫罗波尔“交接工作”的时间很短，12月4日边疆区党委全会通过的决议也是言简意赅，其全文如下：“因米·谢·戈尔巴乔夫同志已当选苏共中央书记，现免去其苏共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我感觉到了各区委书记、市委书记和党的积极分子的不安情绪。“第一把手”的更替，往往会带来干部配备上的急剧变动。因此我和穆拉霍夫斯基商定在第一次讲话时都强调连续性，强调边疆区已开始落实的积极创举要继续进行。为了消除紧张情绪，我公开对全会的成员们讲，在主要的干部问题上，我与穆拉霍夫斯基同志完全相互理解，即使以后出现什么问题，他也会同我商量。

穆拉霍夫斯基确实照办了，这是后话。不过我自己尽量避免搞“监护”：承担责任的人应当拥有行动自由。

[站长评语：如果戈尔巴乔夫退休了，或者是被撤职了，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同边疆区委全会成员、机关工作人员的告别是亲切热情的。我决定不搞全边疆区的告别之行，认为那样做太张扬。后来我曾不止一次地想到，当时不该这样，大家一起共事多年，经历了不少事情，应当彼此互道珍重，握手告别。

47岁是成熟的年龄，我明白，离开斯塔夫罗波尔就意味着我生命中一个时期的结束。我完全沉浸在忧伤的离情别绪之中。我不仅在这里土生土长，我的所有记事的年代，我所做的一切，全都与斯塔夫罗波尔密不可分。

　　边疆区也成了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倍感亲切的地方。她为寻找切合自己专业的工作找了几年，然后开始在斯塔夫罗波尔农学院经济系教课。她给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哲学、美学和宗教问题。她参加教研室的科研工作，对于人们的生活、习俗、情绪进行社会学调查。行程数百公里，走遍村村寨寨，与居民促膝长谈，设法弄清他们的忧虑和问题。这一切都在脑子里留下印记，产生了与人民同甘共苦的感觉。[站长评语：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对戈尔巴乔夫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这与新苏联社会学学派的复兴和形成正好吻合。莫斯科也对当代农民社会心理问题调查的结果很感兴趣。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顺利通过论文答辩。顺便提一句，我也感到她的调查很有意思，它提示了采取某种措施的必要性。

　　在论文答辩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当了几年副教授之后，有人提出让她当教研室主任，但是家庭会议不予支持。人言可畏，在这个外省（也不仅仅限于外省！）城市里不得不考虑，有人会首先把这个任命同我的地位联系起来。说实话，她本人也并不急于当领导。独立的科研和教学工作占据了她的全部时间，也给她带来精神上的满足。

　　我的工作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职业都迫使我们努力提高自己。这成了终生的习惯。我们利用一切机会。嗜书如命，这已成为特殊的癖好，一辈子都在收集私人藏书。第一书记的特权之一，就是通过中央委员会发行处按照目录订购书籍，这为我们提供了有利条件。每次订购都要进行讨论，以便考虑到家庭的共同需要和每个人的特殊利益。

　　我看到近年来出版的关于戈尔巴乔夫的一些书籍的摘要，颇感吃惊的是肤浅的见解比比皆是！问题不仅在于对我的生活实际情况一无所知，而首先是对于某种行为和决定的动机作出随心所欲的解释。套用描写前苏联生活方式的刻板模式来描写戈尔巴乔夫的生活道路。

在试图解释一个出自普通百姓的人怎么能够步步高升。最终成为国家首脑时，杜撰出大量令人无法相信的东西。这里某些作者的想象力简直没有节制。为了展开所谓“靠山”的话题，他们一口咬定我家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那边与葛罗米柯、苏斯洛夫、著名学者等等有亲戚关系。这一切纯属无谓的谎言。我们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命运，成了今天这样的人，我们是充分地利用了国家为公民提供的条件。

[站长评语：戈尔巴乔夫在这里的意思是说，他没有什么背景，他是凭着自己的“真本事”爬上去的，实施上，他的权力的获得不是因为为人民做出了贡献，然后人民实施选举权把他选上的，而是他的一个个上司恩赐给他的。我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其他的苏共官员一样，他的政治生涯也是政治投机的过程。]

　　我们的家庭生活是建立在人人积极参加的基础之上的，只是我过问家事愈来愈少而已。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既要从事需要全力以赴的职业活动，又要承担家务，照顾孩子，实在不易。

　　我们的榜样大概对伊琳娜起了决定性作用。伊琳娜是我们惟一的女儿，一直学习很好，中学毕业时获得金质奖章，学习音乐。我不记得我们运用过什么特殊的教育方法。没有，我们就是过着积极有趣的劳动生活。我们信任女儿，她很好地利用了自己的独立性。到16岁时，已经读完我们家庭藏书中国内外经典作家的作品。后来成人后，她说自己当时基本上是夜间读书。

　　我们在斯塔夫罗波尔生活的最后一年，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伊琳娜出嫁了。1978年4月15日举行了婚礼。

　　新婚夫妇的结婚旅行是乘轮船游伏尔加河。他们返回时有许多新鲜的感受，而且无比幸福，那正是我们银婚纪念日的前一天。

　　在我看来，伊琳娜和阿纳托利与斯塔夫罗波尔告别时比我们轻松。莫斯科在吸引着他们：从窃窃私语和迫不及待的眼神可以看出，他们的心早已飞到那里，飞到了莫斯科。

　　启程之日，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决定与城市告别，我们驱车从历史性的市中心前往新的街区，这里斯塔夫罗波尔市越出旧的界限，到了森林边上。再往前走，就到了俄罗斯森林，这是我们的熟游之地。在生活的困难时刻，大自然成了我的避难所。当工作中神经过度紧张到了危险的边缘，我便来到森林或者草原。我带着自己的不幸奔向大自然，正如小时候奔向母亲那温柔的手一样，母亲的手可以保护我，安慰我。我每每感觉到，不安的情绪渐渐消失，怒气和劳累不见了，内心的平衡得以恢复。

　　即使在困难的、大自然本身的悲剧年代，当无情的酷热摧残着一切有生物、美丽的草原变为赤地千里时，大自然也教给我们勇敢和镇定。只要普降喜雨，奇迹就会发生。一两天前还以为草原已经死掉，无法起死回生。它又突然开始呼吸，复活，重现生机。它的力量从何而来呢？在这欣欣向荣的景象感染下，人们不禁产生了希望。

　　据说，天山和喜马拉雅山气势雄伟，美丽如画。我对西伯利亚的自然景色赞叹不已：它以其无可比拟的严峻美令我倾倒。然而在我看来，就美丽而言它们都无法与高加索相比。你试经过山口往苏呼米，或者反过来从海边往红波利亚纳、里察湖或阿尔黑兹走一走吧，精美绝伦的景色相继出现，教你目不暇接。

　　高加索，这是终年不化的冰川，雄伟壮丽、默默无语。明智老练的山峰，它们阅尽沧海桑田，远离尘世生活。这又是欢快的、碧绿的山坡，为郁郁葱葱、五颜六色的植物所覆盖。光秃秃的山崖和阴森森的峡谷，这也是高加索。

大概谁也找不出比莱蒙托夫更精彩的词语来描写高加索了：虽然命运在我那一生的朝霞时期，南国的巅峰啊，就使我同你们分离，只要到过那里，就不会把它们忘记：正像爱我祖国的美妙的感情似地，我爱高加索。

[站长评语：高加索地区的确是苏联的一个美丽的地方，所以是苏共高级领导人的一个疗养胜地，这里建有很多豪华的疗养院，苏共的领导人每年都到这里逍遥，戈尔巴乔夫正是利用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结识”了苏共的一些高级领导人，这是他步步高升的一个秘诀。]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同我一样，对大自然情有独钟。我们两人前前后后跋涉了多少公里啊！我们跋涉，不分春夏秋冬，无论天气如何，甚至冒着漫天暴风雪。我们就曾遭遇这样的暴风雪，当时以为已走不出来了。谢天谢地，我们终于找到电力线，靠它辨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