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响诋毁中医者的丧钟！

姚有为 著（40万字）

引子：是“批判”还是“诋毁”？

何谓批判？何谓诋毁？《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年增补本）给“批判”从三方面下了这样一个定义：①对错误的思想、言论或行为作系统的分析，加以否定：~虚无主义。②批评：自我~。③（~地）分清正确的和错误的或有用的和无用的（去分别对待）：~地继承文学艺术遗产。《词典》给“诋毁”下的定义是：毁谤；诬蔑：~别人，抬高自己。

任何人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认识都是有限的，所以发现的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但是绝对真理的海洋正是由许许多多的相对真理构成的。每一门科学都是在一代代人不断地批判地继承中发展着，中医科学也是这样。科学的东西是不怕批判的，就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就像是中医科学一样。但是任何游戏都有一个规则，学术批判也是一样。违背了学术批判的规则那就不是学术批判了。

世界各国的法院都遵守一个共同的准则：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行。比如说，若张三指控李四是流氓犯，则张三必须向法庭提供可信的证据，否则法庭就会判张三是诬告。

那么学术批评的规则是什么？我通过对人类科学发展史的研究和自己对人性本质问题的研究体会，我发现学术批评主要有两种形式：其一，对某一个人的学术观点进行批评，这种形式要求批评者用令人信服的论据指出被批评者的学术错误，然后阐述自己的正确的观点，通常的表现形式是内行对内行的批判。其二，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对某一门学科或者某一学科的某个领域进行批评，因为某一门学科或者某一学科的某个领域通常是许多学者共同创造的，这种形式要求批判者用令人信服论据指出某一门学科或者某一学科的某个领域学术错误，然后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通常的表现形式是批评者创造了一个新的自认为正确的理论体系，通过批判旧的理论体系让世人接受自己的理论。

学术批评的结果大致有三种形式：其一，某一个人、某一门学科或者某一学科的某个领域被批评者推翻，于是世人就接受了批评者的学术观点。其二，批评者的学术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是还不足以取代旧的学术观点，于是就出现了新旧两个学术观点同时并存的现象。其三，批评者的学术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于是批评者放弃了自己的学术观点。

学术批评的方式也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用新的科学实验事实推翻前人的观点。二是，用新的理论对前人用旧的理论解释过的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新的解释。三是，用被公认正确的理论对他人的学术观点进行批评。自然科学通常用前两种方式。人文科学通常是自己创造了新的理论才有资格用第二种方式，一般情况是用第三种方式。

为了让读者们理解我的上述观点，下面我举三个学术批评的例子：

方舟子先生是发达的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培养的生物化学博士，我是落后的中国普通大学聊城师范学院（现聊城大学）化学系培养的理学学士，虽然我与方博士的学位差了两个档次，但我和方博士的共同语言是化学，所以我首先举一个化学方面的学术批评的例子：

在十七世纪，统治化学的理论是“燃素说”。“燃素说”认为一切能燃烧的物质中均含有一种特殊的物质——燃素。当物质燃烧时燃素就释放出来，于是物质燃烧的结果是重量变轻。因为这个理论成功地解释了碳、硫的燃烧现象，所以“燃素说”被世人承认。后来法国化学家拉瓦锡(1743~1794) 用实验证明燃烧不是放出燃素，而恰恰相反，燃烧是物体（主要是金属）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了化学反应，而且增加了重量，根本不存在虚构的燃素。于是“燃素说”寿终正寝了。后来英国科学家约翰·道尔顿（1766~1844）根据拉瓦锡等人的成果创立了原子论……

何祚庥自称是物理学家，尽管我不很清楚何老先生研究了些什么玩艺，但我在大学里学习了大学物理，所以在基础物理学方面我和何老先生还是有些共同语言的，既然如此，我就再以天体物理学的发展举一个例子：

古希腊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认为圆周是最完美的图形，既然天上的物体都有神明，那么它们就应该按照最完美的图形，即沿着圆周作匀速运动。当时的希腊最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向他的学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怎样用圆周的运动说明行星的运动呢？柏拉图的一个学生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想：为什么抛向天空的物体又自动落回地面呢？为什么天上会掉下陨石？为什么马车只有用马拉着才能运动呢？于是他作出了三个惊人的断言：一是，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以天上的物体才都落到地上来。二是，同时从天空中的同样高度下落的两个重量不同的物体，重量大的比重量小的物体落得快，而且快慢与其重量成正比。三是，在地上使物体维持恒定的运动（即速度不变），就需要恒定的外力作用于它。至于天上的星体的无休止的运动，他则认为天上物体与地上物体不同，具有特出的本性，所以它们才保持永恒的运动。他的这三个断言一提出，就得到了所有人的赞同，没有任何人提出疑议，并迅速在世界各国传播。一百多年以后，古罗马的一个叫西塞罗（公元前一世纪）的人，他受到了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思想的启发，他想，既然地球是宇宙的中心，那么太阳和月亮只能绕着地球作匀速圆周运动。于是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这样的断言：地球处在宇宙的中心，静止不动，太阳、月亮和其它行星围绕着地球在半径不同的圆周上作匀速运动。他的这个断言一提出，就得到了所有人的赞同，并迅速在世界各国传播，这就是最初的地心说理论。过了几十年后，也就是两千多年前，一个叫耶稣的先生出世了，他长大以后，没有什么科学发现，却发现了当时愚昧的人类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心理，同时也发现了人们对西塞罗的“地心说”理论的崇拜心理，于是他灵机一动，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他说，这个神秘的宇宙是由一个叫上帝的大神主宰着，他创造了宇宙，又创造了人，又把人放到了宇宙的中心地球上来，又为人创造了万物。他还说，他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派他到人世来拯救和保护人类的。他为了让人们相信他的谎言，靠着他丰富的想象力编了一个上帝创造人的精彩的故事：上帝在创造了宇宙的第六天，用泥土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第一个人，并给其取名亚当，又取亚当的一条肋骨给亚当造了一个妻子，并给其取名夏娃……于是基督教（天主教）诞生了……后来有人发现，按照西塞罗的理论，无法解释有的行星为什么会由东向西退行。这个怀疑引起了教会头头们的极大的不安。正在天主教面临危机的紧要关头，一个叫托勒密（公元90~168）的希腊天文学家出版了一本叫《大综合论》的著作。为了圆满地解释“异常”现象，他在著作中说：各行星都绕着一个较小的圆周运动，绕地球的那个圆叫均轮，每个小圆叫本轮。地球不在均轮的圆心上，而是偏心的，他的这一理论，由于既圆满地解释了人们的疑点，又忠于了“地心说”。这等于救了天主教，因而首先得到了教会的全力支持，天主教会立即把托勒密的地心说作为天主教的理论支柱。天主教因而不仅摆脱了危机，而且迅速向全世界传播。也许由于教会的干扰，托勒密的理论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而无人敢提出质疑。岁月的长河流到了十五世纪，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公元1473~1543）终于勇敢地向地心说提出了挑战。他想，从简单的完美的圆周运动的设想出发，竟然得到了托勒密说的那种复杂的结果！难道星体真的是按照这样复杂的轨道运动吗？他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思考，终于大胆地提出了“日心说”：他认为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地球不过是一颗普通的行星，也绕着太阳运动。日常看到的行星或恒星的圆周运动都是地球自转的结果。地球绕自己的轴自西向东运动。从这样转动的地球上看太阳和其它星体时，人们不自觉地以地球做参照系，当然看到所有天体都会显得是沿相反的方向运动了。地球绕太阳转动产生了四季，地球自身转动产生了白昼。尽管哥白尼用如此简单的圆周运动圆满地揭示了天体运行的规律性。但因为他把地球摆到了一个次要的位置上了，如果承认哥白尼的“日心说”，否定“地心说”，那就等于证明了耶稣是个大骗子，圣经就成了欺世谎言，于是天主教会施尽手段迫害哥白尼。承认“日心说”，也就等于推翻了亚里斯多德的一个断言，所以还遭到了许多保守的天文学家的强烈反对。哥白尼看到他写的说明他的伟大的发现的《天体运行论》一书时，已是在他临终的那一天。在他死后的一百多年间，他的理论遭到了各种责难。天主教会把他的理论视为异端邪说，采取各种手段对宣传“日心说”的人进行残酷迫害。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唯物论者、日心说的信仰者布鲁诺（1548~1600）因为宣传日心说而受到天主教会的迫害而逃往国外。他在流亡期间，不仅没有向虚伪的天主教会屈服，反而在潜心观察和研究的基础上发展了日心说，他认为太阳也不是宇宙的中心，宇宙是无限大的，根本没有中心。这样以来，就等于彻底否定了天主教。罗马天主教会对他恨之入骨，采取卑鄙的手段将他诱回罗马逮捕。七年铁窗生涯的残酷折磨，丝毫没有动摇布鲁诺的信仰。1600年的一天，他被已疯狂了的虚伪的天主教徒押倒了罗马的鲜花广场，准备烧死他，但他坚决拒绝改变自己的主张。那些救世主的信徒们终于彻底撕下了虚伪的面纱，将一个人类伟大的科学家活活烧死！哥白尼之后，丹麦有个叫第谷（1546~1601）的天文学家，根据他多年的观察，提出了一个折衷的理论。他认为，月亮和太阳绕着地球转，而其它行星则围绕着太阳转。第谷死后，将他多年的观察资料留给了他的学生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1571~1630），他认真研究第谷留下的资料，提出了著名的开普勒三定律。第一定律是：各个行星都沿着各自的椭圆轨道运行，而太阳在椭圆的一个焦点上。这些椭圆实际上是很近似圆。意大利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伽利略（1564~1642），首先用物理实验事实推翻了亚里斯多德关于“物体下落的速度和重量成正比”的断言，创立了自由落体定律，又推翻了老亚的对物体运动的断言，创造了惯性定律。又于1632年又发表了《关于两种世界对话》，支持并发展了“日心说”，结果又遭到了罗马教庭的判罪管制。公元666年，一个年仅24岁的大学生，根据开普勒和伽利略的科研成果，凭着他横绝一世的数学才能，根据开普勒三定律推导出了万有引力定律，这个人就是牛顿。法国的列维叶根据万有引力定律推算出了一个绕着太阳运转的新星，并写信告诉德国天文学家伽尔，说这个新星在1846年9月23日晚上可以看到，伽尔在列维叶预言的那个方位找到了那棵星。这就是海王星。1913年又根据万有引力定律找到了冥王星。至此“地心说”被彻底否定，也就证明了耶稣当年是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但虚伪的天主教会却拒不承认铁的事实。直到伽利略死后的第338年，也就是1980年，才不得不为伽利略平反……

我虽然是学理的，但后来因种种原因使我与自然科学研究告别了，而把主要精力转入了文学、哲学、心理学等人文科学方面。在大学时代看了不少古今中外的名人关于人性的论述，但众说纷纭，因当时社会阅历不足，加之理解能力有限，所以没有形成自己的见解。参加工作以后，因忙于工作，所以也没有静下心来认真思考这个问题。1991年当我意识到就要做父亲的时候，我觉得再不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不行了，于是我又找了很多典籍研究起来，经过深思，我有了自己的对人性的初步的理解，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对社会和人的进一步观察思考，我对人性的见解也逐渐成熟起来。所以下面我把自己的思考人性问题轨迹告诉大家，算是第三个例子：

我发现各派的古典人性学虽然都有合理的一面，但由于学者们所处的历史的局限性，所以他们的学说没有全面地揭示出人性的本质，所以无法合理地解释社会现实中形形色色的人的行为和千姿百态的社会现象。我经过多年的研究创造了一个新的人性理论体系，我给其取名“人性公式”。我用我的新的人性理论较好地解释社会现实中形形色色的人的行为和千姿百态的社会现象，于是我认为我的理论是正确的，于是我决定把我的研究成果公布于世，于是我将“人性公式”写进了我的拙作《父亲的责任——我的育儿教子回忆录》（2007年1月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一书中。我在该书中把古典人性理论分为四类，并概述了各类中外学者的典型代表的观点。我把孔子、孟子、荀子等我国的学者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卢梭等外国学者“数落”了一番后，从容不迫地提出了我的“人性公式”。该书出版后，销售情况尚可，目前还没有受到学者和广大读者的批评，这至少说明我的人性理论体系有合理的成分。

坦率地说，我自认为我的人性理论体系是对前人的一个超越，尽管如此，我还是对那些中外学者十分尊敬，因为我清楚，如果没有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也不可能产生什么有价值的新思考。事实上任何学科理论都是在批评前人的观点的基础上诞生的。

我再谈一下学术批评的语言特点。我认为学术批评的语言至少有三个显着的特点，那就是：科学、文明、严谨。所谓科学是指批评者用的语言必须符合科学公认的定论。所谓文明就是不能用脏话等不文明的语言，不乱打棍子，不乱扣帽子，不狂妄自大等等。否则就是居心叵测的诋毁。所谓严谨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其一，首先在正式发表的出版物上必须用众所周知的规范的科学术语。不管一个人的头上戴着什么样的学位帽子，不管一个人的头上戴着多少闪光的头衔，不管一个人的过去取得了多少辉煌，如果他连众所周知的规范的科学术语都说错了，那只能说明他的观点是毫无学术价值的令人不屑一顾的胡诌傻扯。其二，不能不懂装懂，不能信口开河。否则也是居心叵测的诋毁。其三，必须全面地分析问题，用严密的逻辑推论，也就是令人信服的所谓的雄辩。否则也就是居心叵测的诋毁。其三，绝对不能用自相矛盾、以偏概全、以假乱真、混淆是非、无中生有、故弄玄虚、人身攻击、强词夺理等相对主义（relativism）、绝对主义（absolutism）诡辩伎俩。这样的诡辩术只能愚弄那些文化层次不高的人，一旦被精通逻辑学的人戳穿，那将很没有面子了。若故意用诡辩伎俩耍弄人，则更是心怀叵测的诋毁。其五，不能用“大概”、“也许”、“可能是”、“未必”、“不一定”等这一类的猜测性词汇，因为科学是实实在在的学问，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似是而非的论调自然也是心怀叵测的诋毁。

在这里再说明如下三点：

其一，虽然我们国家的有些人喜欢用“学术批判”完全代替“学术批评”，但我还是认为“学术批判”和“学术批评”是有区别的。我认为至少某一个人必须在某一门学科或者某一学科的某个领域做出了突出的成就并且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或者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人是错误的，这才有资格批判他人。

其二，我写的这部拙作不属于学术批评。因为我经常被张功耀、何祚庥、方舟子等人诋毁中医的恶劣手段和不文明的语言激怒，所以也情不自禁地用了一些以牙还牙的过激的语言。

其三，我在该书中提出了一些新观点，但不知这些观点是否正确，也待于有关学者和广大读者评判。

废话说了不少，还是赶紧进入正题吧：

上篇  为中华文明而骄傲

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以超常的睿智和辛勤的劳动创造了威震世界的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并传承给我们，给炎黄子孙和全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是任何一个民族的祖先都没有做到的，我们本应该感到自豪，感到幸运，本应该好好整理文化遗产，吸取精华，为进一步发扬光大中华文明作贡献。但是近年来由于一些知识面狭窄的所谓的学者以自己的偏见对中华文明很不负责任地散布了一些错误言论，对很多人产生了误导，于是让一些不怀好意的爱出风头的人钻了空子，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不是用几本著作可以阐述清楚的，为了消除某些错误言论对人们的误导，我想在这里从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的角度从几个侧面坦诚地谈一下自己对中华文明的浅见。地球这个可爱的行星曾经孕育过很多古代文明，有的古代文明彻底“绝种”，有的中断，唯独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为何？这是一个偶然现象吗？许多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解释，但他们仅仅是凭着自己的狭窄知识积累做了一些猜测，不能令人信服。我通过研究发现，其他外国古代文明之所以“绝种”，或中断，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因为他们的祖先都走了一条同样的路——宗教神秘主义；我们中华文明能源远流长也并非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那是因为我们的睿智的祖先独辟蹊径，走了一条光明的道路——唯物辩证的阴阳之路……

女娲补天万世英雄

在世界各古老民族中都留下了很多神话传说，其中有一个共同的传说，那就是人类祖先的传说。女娃补天是我国流传的人类祖先的神话传说。

《淮南子·览冥篇》云：“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岛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螯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意思是说，古时候有一年，宇宙突然发生了一场大的灾难，半边天空突然坍塌下来，天上露出了一个大的窟窿，地面发生了巨大的震动，裂了无数条一眼望不到底的深沟，山林皆然起了熊熊大火，四处皆洪水泛滥，地球上的人类和万物正遭受着一场毁灭性的劫难。女娲挺身而出，她决定拯救人类和万物。于是她捡了许多石子，用火炼成胶糊状的液体，她用这些液体终于把天的窟窿补好了。又杀死了一只大乌龟，用乌龟的四只脚竖立在大地的四方作为顶天柱。又杀死了制造洪水的黑龙。经过女娲的努力，一场劫难终于平息了，劫难之后的幸存者又过上了幸福生活，又在人间息息繁衍后代。《论衡·谈天篇》云：“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女娲销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螯足以立四极。天不足西北，故日月移焉；地不足东南，故百川注焉。”《路氏后记》是这样记载的：“太昊氏衰，共工维始作乱，振滔洪水，以祸天下。坠天纲，绝地纪，履中冀，人不堪命，于是女皇氏（即女娲氏）役其神力，以与共工氏较，灭共工氏而迁之。然后四极正，冀州宁，地平天成，万民复生。”

女娲是新石器时代末期（约公元前5000年）我国的一位部落联盟领袖，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个时期的所有文明古国也都流传着类似的神话传说。

在古代的中亚地区，是富饶的美索布达米亚平原，这就是苏美尔文明的发祥地。在这个文明的国度里，有一位叫吉尔格美施的君王。后来的考古学家在出土的几块泥板上，读到了用其楔行文字记载的美索布达亚神话故事。在吉尔格美施之前的一个名叫乌纳皮施汀的君王向他讲述了一场大洪水的灾难故事：天上的四个大神决定用洪水毁灭人类，因为乌纳皮施汀贤明，所以水神艾亚怜悯他，就对他说：“制造一条大船，将世界上所有生物的种子贮存船中，抛弃所有的财物，赶紧逃命。”乌纳皮施汀命人造好了船，他还把牛马等家畜及各行各业的工匠带到船上。灾难果然发生了，电闪雷鸣，狂风暴雨，海水暴涨，大地一片汪洋，人类和万物生灵遭受了一场灭顶之灾！洪水过后，乌纳皮施汀又重新繁衍了人类……后来在伊拉克出土了3000~5000年不同时期的很多泥板，但都讲述了同样的洪水的故事，有区别的只是名字不同，但故事的主角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一个君王，事先受到神灵的通知，都是通过建造方舟逃出大洪水，从而保存了人类和其它生灵的种子。

在地球的另一端的墨西哥河谷，也有同样的故事。

许多民族关于洪水的传说的前半部分都是相同或相近的，在中美洲阿兹特克人的传说中，全世界只有两个人逃过了这场洪水浩劫，他们是一对夫妻，丈夫叫柯克斯特里，妻子叫苏齐奎泽儿，他们也是事先受到神的通知，建造了一条船，漂流到一座高山上……

在中美洲还有梅卓卡尼塞克族，也世代相传着一个洪水灾难的故事：天神泰兹提尔波卡决定发动一场洪水，毁灭人类。天神只放过泰兹一家人，让他们乘一艘载满飞禽走兽、粮食及植物的大船，逃离了这场洪水，以保存人类、粮食及植物的种子，天神毁灭了地球上的一切，又让洪水退去，并让这艘大船搁浅在一座高山上……这个故事与《圣经》上的故事很相似。

玛雅族的印第安人有一部落他们视为命根子的是神圣的圣籍《波波武经》，其中也有关于这场天神发怒惩罚人类的洪水记载。在这场洪水中逃离出来的是“大父和大母”，“大父和大母”重建灾后的世界，成了以后的人类的祖宗……

以神话故事多著称于世的希腊，也有关于这场天神发怒惩罚人类的洪水灾难。他们的故事中逃生的也是夫妻俩，是天神普罗米修斯的儿子和儿媳杜卡里昂和瑟拉，不过这夫妻俩是钻进一个木箱中逃生的……这夫妻俩是人类的祖宗……

文明古国印度也有一个洪水神话。他们的故事中逃生的是一个名叫曼努的男人，洪水过去的一年后，突然从水中冒出一个女人，于是曼努只能娶她为妻，于是曼努是以后人类的祖宗……

文明古国埃及也有一个洪水神话。在法老塞提一世陵墓里发现的一篇丧经文里记述了这场洪水灾难……古埃及的《亡灵书》也记述了这场洪水灾难……

德国巴伐利亚的考古学家约格·法斯宾德称，科学家在数码绘图技术帮助下发现了伊拉克沙漠下埋藏着传说中的苏美尔古城——世界上第一部史诗《吉尔伽美什》所描绘的城市乌鲁克。通过手提磁力计，研究人员测量出土壤的磁化程度差别，推测沙漠下埋藏着古代建筑。磁力计的作用好像医学上使用的Ｘ射线，它能清晰反映出掩藏于地下0.5~1米深的建筑结构。磁力图详细地描绘出古城的花园、宫殿、房屋和令人惊叹的沟渠网络。磁力图显示乌鲁克城直径超过5公里，总面积约200公顷。地图还显示在幼发拉底河古代河床中段的一处建筑极可能是吉尔伽美什王的坟墓。《吉尔伽美什》这部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史诗主要部分于19世纪中叶从亚述古都尼尼微出土，全部史诗载于12块泥版上，总共3500行。分为前言和正文两大部分。前言主要描述了英雄吉尔伽美什其人其事。吉尔伽美什是乌鲁克国王，他非人非神。众神创造了他完美的身躯，并赋予他美貌、智能、勇敢，使他具有世人无法具有的完美品质。吉尔伽美什做了乌鲁克国王后，性情暴戾，荒淫无度，弄得民不聊生。天神听到百姓的哭诉后，就为吉尔伽美什创造了一个对手恩奇都，让恩奇都去制服吉尔伽美什。两位英雄经过艰苦厮杀后，不分胜负。最后，两位英雄相互敬佩，结成了莫逆之交。他们生活在一起，做了许多有益于人类的事。史诗还描述吉尔伽美什王死后，幼发拉底河河水分流，国王就埋葬在河底。史诗中还描述了一场巨大的洪水，与《圣经》中纪录的挪亚方舟故事相符。尽管史诗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些真实的历史过程。

世界各地的古人都明智地选择了在气候适宜的北纬30°左右的亚热带地区的在大江、大河两岸定居，所以世界上的古代文明都发源于气候适宜的北纬30°左右的亚热带地区的大江、大河两岸，而且文明的中心大多是在大江、大河入海的区域。女娲是当时东夷部落联盟的领袖，也就是黄河下游的山东东部地区。

马克思认为：“神话是在人民幻想中经过不自觉的艺术方式所加工过的自然界和社会形态。”也就是说，神话是人们对其所接触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幻想出来的具有艺术意味的解释和描述的集体口头创作。神话既然是古人对现实世界的一种反映形式，也就是说，在一个时期，的确发生了一场世界性的洪水灾难。幸运的是，古人的记载被现代的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证实了。我国著名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等科学家研究证实：地球的气候曾发生多次冷暖期的交替变化，在冰川作用引起的海平面升降以及新构造运动等因素影响下，中国西高东低的特殊地质结构导致中国东部在第四纪以来发生过多次海侵和海退，而女娲、伏羲所处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正是遇上了地球变暖的时期，那时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气温高、降水多是这个时期的气候特点，这个特点决定了洪水灾害频繁。那时的气温升高引起海平面上升，海平面上升引起海水倒灌，海水倒灌加剧了河流洪水泛滥。于是在这个时期发生了一场世界性的洪水灾难。于是处在气候适宜的北纬30°左右的亚热带地区的大江、大河入海的区域的许多文明中心在这次洪水灾难中遭受了灭顶之灾。地球的这次增暖期持续了一千多年，在这一千多年的岁月里，洪水这个恶魔始终缠绕着人类，许多古老文明在这一千多年间被洪水摧毁了。

其它的神话传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人类的祖先是在神的恩赐下才死里逃生的，我们的祖先女娲却是以大无畏的战天斗地的精神拯救了人类，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不！是因为我们的睿智的祖先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漫长的实践活动中，创造了唯物辩证的光辉思想——阴阳思想。

阴阳之光发于远古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年增补本）给“阴阳”这个名词作了三个方面的解释，其中第一个解释是这样的：我国古代哲学指宇宙中贯通物质和认识的两大对立面。我们这个“古代哲学”，是唯物辩证的哲学，是伟大的哲学！

一、阴阳思想

阴阳思想是我们聪明的中华民族的祖先通过对各种事物和现象的观察而产生的一种唯物辩证的世界观。阴阳是对自然界相互关联的某些事物和现象对立双方的概括，它既可以代表两个相互对立的事物，也可以代表同一事物内部所存在的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例如：男为阳，女为阴；雄为阳，雌为阴；火为阳，水为阴；日为阳，月为阴；山为阳，水为阴，等等。又如，“温热的”为阳，“寒冷的”为阴；“明亮的”为阳，“晦暗的”为阴，等等。阴阳的相互关系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阴阳的对立斗争：宇宙中的万事万物，包括天体运动、气候变化，乃至人类社会、人体自身，都普遍存在着阴阳两方面的相互对立，主要表现于它们之间相相互制约，相互斗争。

阴阳的依存互根：阴阳的两个方面，既是互相对立的，又是相互依存的。任何一方面，都不能脱离另一方面而单独存在。上为阳，下为阴，没有上，无所谓下；热为阳，寒为阴，没有热，无所谓寒；没有寒，也无所谓热。阴阳两方面都是这样，阴依存于阴，阴依存于阳，每一方都以另一方为存在条件。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又称为“互根”。

阴阳的消长转化：阴阳消长，是说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的阴阳双方不是处于静止不变的状态，而是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在正常情况下，这种“阴阳消长”，是处于相对平衡状态中。如果这种“消长”关系超出一定的限度，不能保持相对的平衡时，便将出现阴阳某一方偏盛偏衰，人某方面的阴阳失调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事物的阴阳两个方面，当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还可以各自向着相反的方面转化，阴可以转化为阳，阳可以转化为阴。“阴阳消长”是一个量变过程的话，阴阳转化则是一个质变的过程。

以上阴阳对立斗争、依存互根，消长转化几方面的关系，是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这些内容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

二、五行思想

五行思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根据阴阳思想创造的。古人认为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包括人在内）的发展、变化，都是五种不同属性的运动形式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一发现，找出了宇宙间万物生生灭灭的规律和原因，它同样闪烁的唯物辩证思想的光辉。

㈠、五行的特性

所谓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所谓“行”是运动的意思。我国的古人认为宇宙间物质的相互关系有五种形式，故以金、木、水、火、土作代表。金、木、水、火、土并不是指五种物质，也就是说“金”并不是黄金，“水”并也不是江河湖海中的水……下面我简述一下这五种代表的含义：

金，凡是坚固、凝固的都属于金，这个金具有清静、收杀的特性。

木，代表树木，代表草，代表顽强的生命活力。白居易在《赋得古原草送别》一诗中吟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就是木的特性，代表了生命的顽强的生发能力。

水，代表了流动性，具有寒冷、向下的川流不息的特性。

火，代表热能，具有炎热、向上的特性。

土，代表地球的本身，具有长养、化育的特性。

物质世界中的这五类特性的东西时刻在互相影响、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变化，这种变化很有规律性，名叫生克。

㈡、五行生克

五行思想认为，事物与事物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而这种联系促进着事物的发展变化。五行之间存在着相生相克的规律，因此生克就是五行思想用以概括和说明事物联系和发展变化的基本观点。

相生，含有互相滋生、促进、助长的意思；相克，含有互相制约、克制、抑制的意思。

五行相生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五行相克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

㈢、天干

十天干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

1、、十天干阴阳之分

甲、丙、戊、庚、壬属阳。

乙、丁、己、辛、癸属阴。

2、天干五行

甲、乙同属木，甲为阳木，乙为阴木；

丙、丁同属火，丙为阳火，丁为阴火；

戊、己同属土，戊为阳土，己为阴土；

庚、辛同属金，庚为阳金，辛为阴金；

壬、癸同属水，壬为阳水，癸为阴水。

㈣、地支

十二地支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1、十二地支阴阳

子、寅、辰、午、申、戌为阳；

丑、卯、巳、未、酉、亥为阴。

2、十二地支配五行

寅、卯同属木，寅为阳木，卯为阴木；

巳、午同属火，巳为阳火，午为阴火；

申、酉同属金，申为阳金，酉为阴金；

子、亥同属水，子为阳水，亥为阴水。

三、伟大的伏羲

公元2000年底，国家实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向世人宣布中国历史合理的确切的纪年是4070年，4070年以前的历史规定为上古历史。也就是说，4070年以前因为中华民族还没有产生能使现代人释读的文字记载，所以对4070年以前的历史只能从司马迁等史学家收集的上古历史流传下来的传说和考古研究成果进行推断。

我们中华儿女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龙的传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会怀着自豪的激情高唱同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龙的传人》：“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巨龙脚底下我成长，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传说中和民族第一龙的名字叫伏羲。

伏羲是上古时代东夷太昊部落联盟首领，一种传说女娲是他的妹妹，他与女娲成婚繁衍了人类。对其名史书上有多种写法，如伏牺、伏戏、宓牺、虑牺、庖牺等。他为中华民族人类作出了许多丰功伟绩，其中两项特别伟大：

其一，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仿生学大师。《周易·系辞下》说：“（伏羲）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意思是说，他根据蜘蛛结网的原理，编织鱼网，从而使整个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第一次突变，进入了渔猎时代。他的这项划时代的发明，丰富了人们的食物来源，第一次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迅速发展壮大。

其二，创造了八卦。传说伏羲发现有龙马出自黄河，背负“河图”，有神龟出自洛水，背负“洛书”。伏羲就根据“洛书”和“河图”上的阴阳点画出了八卦。《周易·系辞下》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史记·太史公自序》说：“余闻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东汉王充《论衡·作对篇》说：“《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就是说，阴阳五行思想源于伏羲。

传说是真是假无从考证，但事实是对后来我国和世界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以致影响至今，而且会永远影响下去！

关于河图、洛书与《周易》很多网站上都有介绍，我在这里不想再多说什么。我想强调一点的是，不是神的产物，而是我们的祖先的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的产物，因为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了它的科学性。16世纪“洛书”传到了欧洲，国外数学家把它叫做“幻方”。现在“洛书”在组合分析、实验设计、图论、数论、群、对策论、纺织、工艺美术、程序设计、人工智能等数十个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有很多人还继续对此进行研究，坚信还会有新的发现、新的应用……1703年，德国的莱布尼兹（Leibniz）经过对《周易》八卦的深入研究，发现了八卦的二进位制，于是他根据二进位制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能进行加、减、乘、除的计算机。从此人类进入了开发计算机的时代……

四、《易经》撰者衍变

伏羲则河图洛书而画先天八卦。伏羲仰观俯察远求近取而作后天八卦。伏羲据先后天卦而重为六十四卦方圆图。神农（炎帝）依先后天卦而作连山八卦，连山易以艮为首。黄帝依先后天卦而作归藏八卦，归藏易以坤为首。周文王采先后天易演六十四卦次序，作父母六子图，又作六十四卦卦辞。周公承父业，作三百八十四爻爻辞。孔子赞周易，述作十翼传。我们现在看到的《易经》多是孔子编纂的。孔子之后历代都有一些研究《易经》的学者……阴阳五行思想发源于远古，后人不断发展完善，这是史学家们共同的观点。

某些三流算命先生、风水先生、江湖术士打着《易经》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但他们根本不懂《易经》。知识层次较低或者知识面狭窄的人根本不可能真正了解《易经》，只有知识渊博的大学者才能释读《易经》。易经是研究各种事物怎样变化的科学，故《易经》的英语译名是“变化的书”(The book of changes)。《易经》内容累积甚多之人生经验，以数理逻辑、汇萃万物，其哲理可应用一切人事时地物上之措施，故上能探求宇宙本体而知天命，下可指导人生之行藏，而成为一部人生重要处世与行事之宝典。故人称“书中之王、经中之经”。

阴阳五行思想的伟大之处是，它为龙的传人指明了一条光明的康庄大道——唯物辨证的路……

唯物辩证映照千秋

人类的大脑从女娲时代出现了进化的飞跃，思维、想象能力迅速提高，也就是在这个时代，我国古人的思想与所有外国古人的思想走了两条绝然相反的路。

女娲时代的洪水泛滥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使所有的外国古人加剧了对神的崇拜。在那个时代所有的外国古人的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的祖先因为得到了神的恩典才在洪水灾难中幸运地逃生了。从此以后，所有的外国古人走了同一条神秘主义道路，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跪在了神的脚下，都成了神的奴仆。于是他们想象出了很多主宰人类的神，于是他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宗教，于是他们有了各不相同的宗教信仰。在同一条神秘主义的道路上，因为有不同的神，所以信仰不同的神的不同的宗教之间展开了十分惨烈的斗争，这就是宗教极端主义。在漫长的宗教斗争岁月中，无数的旧的宗教消亡，又有无数的新的宗教产生了，新的宗教又展开了新的斗争。这样的宗教斗争无休无止，一直持续到现在。在宗教斗争的历史上，公元前五世纪左右达到了一个高峰期，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就是惨死在那场宗教斗争中，他被犹太教徒活活地盯死在一个十字架上。在外国的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宗教成为了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于是所有的外国人受着封建王权和神权的双重压迫。宗教在愚昧中产生，在愚昧中发展，所以封建神权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科学的发展。

所有的外国古人的祖先因为得到了神的恩典才在洪水灾难中幸运地逃生的。被唯物辩证的阴阳五行思想武装起来的我们祖先女娲却是在与制造灾难的天神斗争中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于是世世代代的绝大多数的龙的传人都选择了光明的康庄大道——唯物辨证的路。唯物辨证的的阴阳五行思想使绝大多数的龙的传人培养成了坚定的无神论者，正因如此，我国数千年的历史上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从而使世世代代的龙的传人避免了宗教极端主义的伤害，这是一个绝无仅有奇迹！正是因为这个绝无仅有的奇迹，所以当所有的外国古人被各种宗教搞得晕头转向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却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创造了璀璨的中华古代农业文明。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具有历史传承性，中华民族的文化也不例外。民族文化由全民族的人共同创造，但是有很多杰出的人物以他们超人的智慧，对全民族创造的文化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因而这样的人就被公认为民族文化的杰出代表人物。阴阳思想经过后人不断发展，所以产生了很多民族的精英，我在这里仅仅选择八位杰出的代表人物，这八位代表人物的思想也是博大精深的，我在这里仅仅从阴阳思想的角度简要介绍一下。我介绍的都是众所周知的历史名人，所以不介绍他们的时代背景。

一、姜太公

姜太公思想集中凝结在《六韬》一书中。现存的六卷《六韬》无论就书中内容及文字结构而论，都不是殷周之际的作品，但是体现了姜太公的治国治军思想的精髓没有改变。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后人根据文字的发展而不断“翻译”的结果。唯物辩证的阴阳五行思想对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姜太公是文字记载的第一个直接用阴阳五行思想阐述战略战术的军事家。《六韬》，借用周文王、周武王与姜太公对话的形式，运用唯物辩证的阴阳五行思想深入浅出地阐发了治国治军的理论方针和获取称霸战争胜利的战略战术。其中除卷一《文韬》讲治国安民的大方针，卷二《武韬》述利用武力或非武力手段压取敌国政权的总战略外，卷三、四、五、六所言都是些非常具体的战术问题，处处闪烁着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火花。如：

文王在丰，召太公曰：呜呼！商王虐极，罪杀不辜，公尚助予忧民，如何？太公曰：王其修德，以下贤惠民。以观天道：天道无殃，不可先倡。人道无灾，不可先谋。必见天殃，又见人灾，乃可以谋。必见其阳，又见其阴，乃知其心。

武王问太公曰：律音之声，可以知三军之消息，胜负之决乎？太公曰：深哉！王之问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宫、商、角、征、羽，此真正声也，万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金、木、水、火、土，各以其胜攻也。古者三皇之世，虚无之情，以制刚强。无有文字，皆由五行。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

文王问太公曰：守国奈何？太公曰：斋，将语君天地之经，四时所生，仁圣之道，民机之情。王斋七日，北面再拜而问之。太公曰：天生四时，地生万物。天下有民，圣人牧之。故春道生，万物荣；夏道长，万物成；秋道敛，万物盈；冬道藏，万物静。盈则藏，藏则复起。莫知所终，莫知所始。圣人配之，以为天地经纪。故天下治，仁圣藏，天下乱，仁圣昌，至道其然也。圣人之在天地间也，其义固大矣。因其常而视之，则民安。夫民动而为机，机动而得失争矣。故发之以其阴，会之以其阳。为之先倡，而天下和之。极反其常，莫进而争，莫退而逊。守国如此，与天地同光。

中国古代的兵论、兵法、兵书、战策、战术等一整套的军事理论学说，就其最早发端、形成体系、构成学说来说，都始自齐国，源自太公，所以说太公为兵家宗师、齐国兵圣、中国武祖是当之无愧的。可以说，没有太公理论及其所建立的齐国兵家，则不会有如此博大精深、智谋高超、理论完整、源远流长、绵延不断、影响巨大的中国兵学理论体系。今天，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的治国方略、用兵之道时，不能不重视太公的杰出贡献、思想价值。中国古今著名的军事家孙武、鬼谷子、黄石公、诸葛亮等都学习吸收了太公《六韬》的精华，太公的文韬武略被当今世界上的政治、经济、管理、军事、科技等各个领域所借鉴。

其次，阴阳思想使他产生了民本思想。同时代的外国的人民同时受着专制王朝和宗教神权的双重压迫，在那么久远的年代他就提出了以民为本的见解，是十分罕见的！他的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在爱民、行仁政，以德治国。姜太公通过自己长期生活在民众中的亲自实历，不断观察，精心研究，对于民为贵、民为本的思想有深刻的认识，并树立了牢固的民本意识，所以他在出山之前和立国治国之中，都始终坚持以民为本，实行仁政，收服民心，使万民归心。他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意思是说，天下并非君王一人所有，而是天下人所共有。将天下之利分享天下万民者，才能得到天下，而想独占天下之利者，则会失去天下。他又说：“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太公来到齐国以后，要求齐国的官吏注意爱民，注意德行修养，以德治国，这正是齐鲁民本思想的雏形。孔子从太公的这个主张找到了“仁”，孟子找到了“行仁政”的根据。

姜太公的治国治军思想和哲学思想不仅对周朝的治国方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后来齐鲁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后来的李世民追封姜太公为武成王称号，与孔子齐名，或许就是因为李世民看出了姜太公对齐鲁文化乃至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贡献。姜太公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杰出的“阴阳军事家”、“阴阳思想家”。

二、管仲

管仲的思想主要体现在《管子》一书中，唯物辨证的阴阳五行思想对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他根据唯物辨证的阴阳五行思想提出了“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宇宙观。《管子·心术》曰：“道，不远而难极也……虚无无形谓之道……大道可安而不可说…道在天地之间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故曰不远而难极也。”他的意思是说，宇宙是无限大的，大得永远也找不到边际，小得永远找不到最小。他这八个字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惠施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就受管子这个宇宙观的影响。

其次，他根据阴阳思想提出了唯物辩证的“天道与人情”。“天道与人情”是管仲哲学思想的两个基本范畴，也是管仲学派政治思想的基本哲学原则，他们由此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哲学思想。管仲还体现了“予之为取”的策略思想。这种“予之为取”的思想贯穿于管仲学派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思想中，它包含着对立面相互依存和转化的辩证法思想。

再就是，他发展了民本思想。直接提出了流传后世的四个字“以人为本”。《管子·霸言》在中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仲认为：“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意思是说，只有国家拥有大量的财富，才能给人民以物质利益，从而得到他们的拥戴，为天下所归附。他还认为：“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意思是说，国家富足，统治者能给人民创造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与生活条件，政权才能巩固。这体现了管仲的民本思想。“以人为本”的观点，是齐国民本思想的精华。齐国民本思想做为先秦时期民本思想的重要分支和典型代表，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个性特征。它源远流长，被后世优秀政治家所继承、弘扬。直到今天仍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和极其丰富、全面的借鉴价值。

三、老子

老子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传世名著《道德经》中，唯物辩证的阴阳五行思想对老子的影响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老子是道家始祖，他首次提出了唯物的宇宙观。他在《道德经》第五章中说：“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他这段话得意思是说：宇宙好像是个大皮囊，富有弹性，虽然空虚，一经压迫，气便外泄。他的这个观点很重要！简单明了地表他了他的无神论思想！他的这个观点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来汉代著名天文学家张衡在他的这个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天之形状似鸟卵，天包地外，犹卵之黄。”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宇宙的形状就象一个鸟蛋，宇宙包着地，就象鸟蛋壳包着蛋黄。后来的道教自作多情地把老子奉为第一号神仙，绝大多数的人民之所以没有把道教当回事，那就是因为老子本人把天比作为“大皮囊”。他在阴阳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认为这个宇宙是由“道”构成的，“道”是“万物之宗”，但他的这个“道”又由“阴阳”组成，正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在这里我强调一点，很多人用马克思的观点片面地把老子定位唯心主义这是片面的，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这是一种幼稚的表现。许多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思想不感兴趣，却潜心研究老子思想，这也能说明老子思想的伟大之处。两千年的天文学家张衡能从老子的宇宙观中，找到唯物主义，并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宇宙观，我们后人却要偏偏仅仅以他的某些只言片语为由，给他强行按上一顶“唯心”丑帽子，这难道不是一种浅薄？难道不是一种武断？古今中外的科学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一生只知道以自己的狭隘的偏见对别人的观点说三道四的人，永远也不会做出创造性的成就。

其次，他用通俗化语言对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进行了绝妙的解释，因而外国人认识中国的唯物辨证思想多是从老子这里开始。如，他用阴阳思想阐述了他的宇宙观，他在：《道德经》第三八章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他《道德经》第二章中又将阴阳的既对立又统一、并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规律解释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行，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他还明确提出了事物的发展能向相反的方向转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道德经·五十七章》）一语相当清楚地说明了对立面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关系。他对阴阳的阐释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老子还进而提出了“柔弱胜刚强”的思想，他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道德经·第七八章》)又说：“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道德经·第三六章》)要想制服对方，自己则先让一步，以后发制人。无疑的，这一弱胜强思想，大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兵家思想。老子对事物的认识是有缺陷的，如他认识到事物的转化，却无视事物转化的条件与质的区别，事物的发展和转化，只停留在循环往复上面，“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这就给形而上学的相对主义有了可乘之机。

再就是，他用“无为而治”阐发民本思想。他的“无为而治”主要体现在“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道德经·第二章》，在后面我再专门阐述这个问题——笔者注）他又说：“爱民治国，能无为乎？”（《道德经·第十章》）他认为事物都会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人为干扰过多反而不宜。老子还从反面对当时的残酷统治者提出警告：“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道德经·第七十四章》）又说：“民不畏威，则大威至。”（《道德经·第七十九章》）人民不怕统治者的威力，如果专靠恐怖手段，最后一定会召来大恐怖的报复。我认为老子的“无为而治”体现的正是自由市场经济！可以说老子是自由市场经济的鼻祖！回顾我国的历史，新的朝代刚开始实施的是“无为而治”，结果出现了民富国强的局面，国强以后统治者就忘乎所以了，就放弃了“无为而治”，于是国家又走向由盛到衰的路。例如，取代秦王朝的汉朝面对的是经过多年战争浩劫、人口锐减、经济崩快的局面。据《汉书》记载：“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在这种困境之下，睿智的刘邦清醒地认识到，强国必先富民，富民必须休养生息，必须鼓励生产，于是刘邦实施了老子的“无为而治”，“轻徭薄赋”。刘邦把人头税从秦朝的每人每年1000钱减为7~14岁每人20钱，15~56岁岁每人40钱；把田租从秦朝的2/3减为1/15，景帝时又减为1/30，文帝时还免除田租12年。劳役是农民另一项沉重负担，汉初刘邦把成年男子的服役时间减为每年不得超过30天。文帝时把服役的次数改为每年一次。刘邦在鼓励发展农业的同时还采纳了曹参“勿扰狱市”的建议，即允许商品自由贸易。秦朝时的盐、铁生产与交易由官府垄断经营，汉朝则允许商人自由从事盐、铁生产与交易，结果出现了“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用现代语言讲就是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汉初在实行一系列鼓励生产政策的同时减少政府支出。一是不大兴土木；二是不建陵墓，不许厚葬；三是不对外用兵。这些富民政策造就了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时代——文景之治。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武帝年初的70年间，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史记》对此是这样记载的：“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这与秦末、汉初惨淡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汉武帝上台以后，又恢复了穷民强国的政策，在增大税收的同时，又由官府专卖盐、铁。汉武帝一方面连年用兵，另一方面挥霍无度。很快将汉朝70年积累的国家财富挥霍殆尽，人民又陷入贫穷，汉朝从此走向全面衰落。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灭亡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无为而治”的正确性！必须说明一点，有的人把“无为”理解成政府“无所作为”，这是极其浅薄的短见，那不是老子的本意……

四、孔子

唯物辩证的阴阳五行思想对孔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孔子发展了前人的民本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的仁政理论。

其次，修编了《周易》。孔子修编的《周易》对后世产生的巨大的影响，后人研究阴阳五行思想多以孔子修编的《周易》为蓝本。孔子在《周易》中淋漓尽致地阐述了他的唯物辩证的宇宙观。宇宙是怎样开始的？因为在古代其它国家都有宗教，所以他们都认为宇宙是由一位万能的大神主宰着，宇宙人类和万物都是因为这个万能的大神创造的，但我们的睿智的祖先不相信这一套，因而在《易经》中没有任何宗教宣扬的神秘观念。《周易·系辞。第一章》中说：“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在这里的“乾”是指物质世界还没有形成的那个阶段，“乾道成男”的意思是说，宇宙万物都是从“乾”的功能发生的，也就是说，宇宙万物都是从“乾”而来。到了有宇宙万物的这个阶段以后就叫“坤”。孔子在《彖词》中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通天。云行雨施，物品流行。”孔子在这里说这个“乾”很伟大，是宇宙的万物的根源、功能，万物都是由它孕育的。行云降雨，电闪雷鸣等宇宙万物的变化都是靠乾的功能而来，乾的功能一动，便有一现象。可见孔子的宇宙观没有宗教的色彩，更脱离了玄学的色彩，所以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说孔子的宇宙观“是科学的哲学”。

孔子的其他思想大家都比较了解，所以在此不再多言。

五、庄子

庄子著作是道家的主要代表作，书名即称《庄子》。据《汉书·艺文志》说，《庄子》一书有52篇，现存只有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计33篇。一般认为内篇为庄子著，外篇、杂篇为庄子后学著。内容丰富多彩，文字汪洋恣肆，多采用寓言故事形式，无论在哲学上或文学上，均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思想，故历史上老庄并称，道家思想又称为老庄思想。

庄子的哲学思想的主要成就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庄子继承了老子的唯物主义宇宙观，突出的表现形式是发展了春秋后否定天命观的思想。他认为“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气”(《庄子·知北游》)，死，亦为客观自然的事，无君臣尊卑之别，这无异揭示了人的自然属性，否定了权贵奴役人民的合理性。后来的道教自作多情地把老子奉为第二号神仙，绝大多数的人民之所以没有把道教当回事，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庄子本人旗帜鲜明地否定天命观的思想。其二，他在老子的基础上用丰富生动的语言进一步阐发了他对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的理解。例如，他认为“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庄子·则阳》)，气，即物质自然性，故其主观精神的道，是与客观自然的气分不开的。他还指出客观事物都是变化的，“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物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庄子·秋水》)。他还认识到客观事物的变化，是由于矛盾双方相互作用而引起的，“安危相易，祸福相生，缓急相摩，聚散以成”(《庄子·则阳》)。庄子在认识到客观事物的变化及其矛盾双方作用的同时，又进一步认为对立的双方是可以转化的，“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庄子·知北游》）。这都是庄子继承了老子朴素辩证法的积极一面，是老庄思想的精华所在

但是，由于老子在肯定客观事物矛盾对立而相互转化的同时，却忽略了矛盾转化的条件和新旧质的区别，庄子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却把朴素的辩证法进而引向了相对主义。他认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庄子·齐物论》)，世界上没有是非、善恶、美丑之分，“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同上），双方都自以为是，而以对方为非，实际上没有绝对的是非。庄子的这种相对主义必然导向怀疑主义，如“庄子梦为蝴蝶”，不知是庄周梦为蝴蝶，抑或是蝴蝶梦为庄周，形象地反映了这种认识论的不可知论和怀疑论。庄子一生饱受战乱之苦，无法摆脱冷酷无情的现实，故对一切均持怀疑态度，失去了探索真理的信心，是“小国寡民”思想的典型表现。庄子的相对主义，固属唯心主义体系，但他觉察到了认识的相对性，指出了物质的不确定性，对后来唯物辩证法的进一步发展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庄子对后世的一个伟大贡献是把他的一个学术辩论对手记载在他的作品中。战国时期，有两位著名的学术论坛高手，一个是当过漆园小吏的庄周，另一个是在梁惠王时任相的惠子（惠施）。庄子与惠子在知识、学问和智慧问题上长期进行过高水平的辩论；庄子的思维既敏捷又飘逸，惠子的思想既深邃又超凡。可惜天有不公，庄子的著作存世有洋洋洒洒的《庄子》一书，而惠子写在竹简上足足装满五车的著作却荡然无存。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惠子的学术观点，几乎都是从庄子的记述中获得的，它们被收入《庄子》一书中，特别是第33章的《天下•惠施篇》。 在《天下•惠施篇》中，庄周首先承认惠施学问渊博，著作有五车之多；接着又给了一个基本否定的结论，即惠施的的观点杂乱无章、词不达意。然后举出惠施的若干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我在这里仅列举惠施的一个对后世哲学家产生了很大影响的观点。《庄子·天下》所载惠施：“历物十事”之一：“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这是惠施对物质世界的认识。他以此说明宇宙无论从大还是从小或者说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微观讲都是无限的。《庄子·天下》所载惠施“历物十事”之十又对这个观点进行了这样的形象地描述：“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他的意思是说，有一定限量的一尺之捶，但可以无限地分割，至大是无限的，至小也是无限的。惠施抽象出“大一”和“小一”以作为大、小概念的极限，用以表示宇宙在宏观和微观的无限性和整体性。他以“无外”界定“至大”，以“无内”界定“至小”，以表明宇宙间的大小都是一个无限的系列。“无外”即不可能再有什么东西在其外，只要有外则非至大，故至大为无限大；“无内”即不可能再有什么东西在其内，只要有内则非至小，故至小为无限小。实际上，惠施所讲的“无外”、“无内”是一个无限的过程。因此，不能把惠施所提的“大一”和“小一”当作是某种存在状态，因为无外的大一和无内的小一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惠施关于“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抽象，达到当时认识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除了说明宇宙观和微观的无限性外，惠施的这个命题还说明，在无限的大、小系列中，任何一个有限的大都可以是很小，任何一个有限的小也都可以是很大，有限大和有限小的区别只具有相对的意义。惠施以他对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独到的理解使他成为战国时代的第一辩论高手，但是他的这样的观点对同时代的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即使庄子也不理解他，所以庄子对惠施批评道：“说而不休，多而无已，犹以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为实，而欲以胜人为名，是以与众不适也。”意思是惠施不厌其烦地说着他那一套理论，越说越不可思议，为了追求名声，结果与大多数人的距离更远了。惠施虽然是庄子学术上的辩论对手，但是也是好朋友，所以庄子总结道：“弱于德，强于物，其涂澳矣！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其犹一蚊一虻之劳者也。其于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贵，道几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宁，散于万物而不厌，卒以善辩为名。惜乎！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悲夫！”大意是，惠施舍本逐末，走入歧途。从天地的大道来看，惠施的知识与蚊虻一样微不足道。这些知识有什么用呢？算是一家之言尚说得过去，如果尊崇惠施的学说，那么大道就会衰微。惠施自己也没有得到理论上的安宁，他疲于解释万物，却只落了个善辩的名声。可惜啊！惠施这样有才华的人，什么也没有得到，却迷途不知返，自己追逐自己的声音，自己追逐自己的影子，不可能有结果呀。想起我的老朋友的一生，真让我悲痛啊！但是现代自然科学却证明了惠施的观点的正确性。事实上从现代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的角度看，庄子与惠子代表了我国古代的两种对待自然万物的态度，庄子倾向从整体的角度观察自然，其理论即“道”，这个“道”是不能或无须经由逻辑推理和实验验证的，它本质上是一种大脑思维对自然规律的感悟。对比之下，惠施倾向于对自然事物进行比较严密的逻辑思考和推理，他提出一个个新的概念和命题，试图对自然规律给予一种符合逻辑的解释或描述，因此他的理论属于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范畴。从这个角度来说，惠施著作的失传，实在是我古代科学的重大损失！

六、孙子

唯物辩证的阴阳五行思想对孙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他创造了流传百世的《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是孙子用唯物辩证的阴阳五行思想对战争经验的总结，是姜太公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孙子兵法》有兵法八十二篇，这部著作中包含有十分丰富的唯物论和辨证法思想，不仅在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而且在我国古代哲学史乃至世界哲学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㈠、《孙子兵法》的价值

《孙子兵法》的价值出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坚定的唯物论思想

孙子首先对“天”作了独到的唯物论解释：“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即天是客观存在的自然，而不是主宰一切的神灵。

他对战争的胜负也作了唯物的论述。他认为战争的胜负“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须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2、辩证法思想

孙子从阴阳五行思想中认识到，任何事物都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和他周围的事物相互联系的，所以他在研究战争问题时，不是孤立地研究战争本身，而是联系国家和人民生死存亡的根本利益，从与战争相关的诸多因素中，从联系的总体中研究战争。他讲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就是说既要看到敌人的一面，也要看到我方的一面，不能只孤立的看其中一方面来决定战争与否。

孙子从阴阳五行思想还认识到了事物总是相互矛盾的两重性质。“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厉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就是告诉人们，利弊各有一方，在不利的条件下，要看到有利的因素，才不会失去胜利的信心；在有利的条件下，要看到不利的因素，才能解决隐藏的忧患。

孙子从阴阳五行思想中还认识到了相互矛盾的事物的相互转化，他认为军事领域中的许多矛盾诸如敌我、彼己、众寡、攻守、远近、勇怯、安危、奇正、虚实、利害、治乱、进退、迂直、得失、饱饥、劳逸、安动等等，并认为这些矛盾不仅相互依存，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这里说的是在治勇强中包含着乱怯弱，如果处理不当事物性质就会向反方面转化，亡地、死地本身是不利条件，但是指挥得当反而可以取得胜利，孙武分析这些矛盾性质和转化的条件，建立了一整套战略战术理论。

孙子从阴阳五行思想中还认识到事物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的意思是说，自然界的各种现象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处于运动变化的过程之中的，构成自然界的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要素本身就是相生相克的，四时也存在不断交替，月有圆缺。“夫兵形象水，水无常形，兵无常势”的意思是说，战争像流动的水，时刻处于动态之中，水没有固定的形态，战争也没有固定的格局，都在永恒的变化着，这就体现了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变化的发展观。

㈡、美英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对《孙子兵法》的赞语

《孙子兵法》自问世以来，一直是历代兵家的宝贝，不仅是中国人的宝贝，也是全世界军事家、政治家的宝贝。现在有两部炎黄子孙写的兵书是包括美国西点军校在内的外国著名军校崇拜的军事经典，其中一部是《孙子兵法》。下面就看看外国军事家、政治家对《孙子兵法》的高度赞扬：

英国功勋卓著的军事家蒙哥马利元帅说：“世界上所有的军事学院都应把《孙子兵法》列为必修课程。”

美国总统里根曾在西点军校的毕业典礼上说道：“2500年前，中国有一个哲学家孙子说过：‘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而一支真正成功的军队就是这样的（军队）。”

90年代初海湾战争时，布什总统的桌上只有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孙子兵法》，参战的美国士兵几乎人手一册。

波斯湾战争中，美国海洋军团指挥官阿尔弗雷德·格雷将军宣布《孙子兵法》为1990年必读书，命令所有军官必须研读。

……

㈢、外国著名企业家看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不仅是外国军事家、政治家的宝典，也是企业家的宝典，请看：

被称为“经营之神”的日本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助说：“孙子兵法是天下第一神灵，我们必须顶礼膜拜，认真背诵，灵活运用，公司才能发达”，并给自己部下规定每人必读《孙子兵法》。”

日本软银集团总裁孙正义病卧中捧读《孙子兵法》，并将“不战而胜”的兵法精髓应用到软银投资的战略并购中。

号称“汽车大王”的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老板罗杰﹒史密斯公开申言：“我成功的法宝是《孙子兵法》。”

美国著名的兰德公司学者波拉克说：“孙子和孔子一样有永恒的智慧，这种智慧属于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垄断。”

……

不难看出，可以说《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唯物辩证的阴阳五行思想的一粒结晶，是中国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孙子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阴阳军事家”。

我国古代唯物辩证的阴阳五行思想造就了许许多多的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这些仅仅是几个杰出的代表，这说明了什么？只能说明阴阳五行思想是科学的！伟大的！

自从汉武帝把孔子尊为圣人以后，儒家思想就通过专制的皇权的威力变成了两千余年封建文化的正统，于是中国的学者从此丧失了言论自由，从此以后里再也没有出现过像老子、孔子、孙子那样的世界级大思想家。清朝后期的腐败政府以罕见的愚蠢使中华民族错过了工业革命，于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的炮声宣告了中华古代文明的结束，从此以后中华民族进入了屈辱的近代史……后来东方巨龙又扬起了不屈的头，那是因为……

七、中国出了一个毛泽东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在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中，毛泽东同志表现出了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和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壮丽历史画卷中，在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锦绣大地上，都留下了他作为一代伟人的风采。他不仅赢得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和敬仰，而且也赢得了世界上一切向往进步的人们的敬佩。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胡锦涛同志的这个评介是实事求是的评价，是代表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和世界有识之士的评价！

从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的角度看，毛泽东的伟大之处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㈠、他以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再创兵法辉煌

我在前面说过，现在有两部炎黄子孙写的兵书是包括美国西点军校在内的外国著名军校崇拜的军事经典，其中一部是《孙子兵法》，另一部就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毛泽东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继孙子之后的第二位杰出的军事理论家。我在我的拙作《三国谋略与商战秘诀》（2006年8月由东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的自序写道：“在高中时代，虽然我很喜欢文学，但我的理想是当一名将军，我最理想的军官大学是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然而，我在高二的时候成了‘四眼子’，所以被当时的所有的军官大学拒之门外了。虽然我的将军梦破灭了，但我对军事谋略方面的古代经典却始终情之所钟，所以在大学里看了很多军事谋略方面的古代经典。”作为“业余将军”，我极既喜欢孙子兵法，又特别爱看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最伟大之处是，他继承了《孙子兵法》，又超越了《孙子兵法》。毛泽东没有到任何军校受训，马克思不过是一个在书房里优雅地著书立说的学者，毛泽东从他的著作里也找不到有价值的参考。但毛泽东像历史上的著名军事家一样，从阴阳思想中找到了启迪。具体的表现是，毛泽东受五行相生相克的思想启发，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根有据地解决了“以弱胜强”的问题——这是兵法中最大的难点。这是军事理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毛泽东把阴阳思想的辩证法的思想全面引入军事，他用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看待全部的军事问题。他不相信有永远强大的敌人，一成不变的敌人，一成不变的盟友，一切事物无不以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在抗日战争初期，由于畏惧日本帝国主义强大，在国民党军队中“亡国论”盛行，可经过“平型关”和“台儿庄”战役后，蒋介石及很多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头脑又发热了，又盲目乐观起来，又叫喊“速胜论”。当时那个历史条件下，科学的抗战策略问题成为关系中华民族存亡的根本问题，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用他那独树一帜的狂草书法潇洒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为不屈的炎黄子孙细致地描绘了一幅民族抗战的精彩画面：

毛泽东把中国人民和日本的军事主义看成是阴阳矛盾的双方，然后，研究矛盾双方的此消彼长。他以阴阳思想原理首先分析了日本的优势和劣势，又分析了我国的劣势和优势，又分别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然后指出了用我们的优势克日本的劣势：“敌退步、我进步，敌小国、我大国，敌寡助、我多助”由于这些原因，决定了敌方作为矛盾的一方不可能在短期克服作为矛盾另一方的我方；而我方作为矛盾一方实力不断增长，敌方作为矛盾一方实力不断衰弱。于是他潇洒地下了第一个断言：抗日战争是持久的，但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然后他根据阴阳消长的性质为抗日战争设计了三个阶段：进攻、相持、反攻，又详细描述了三个阶段的运用的不同的战略战术。就像一个天才的工程师设计的一个完美的生产流水线一样，从此以后抗日战争便精确地按照毛泽东的设计平稳有序地运行。国民党的许多高级将领有的毕业于日本的著名军校，有的毕业于美国的著名军校，有的毕业于黄埔军校，所以他们通常“军人相轻”，互不服气，但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所有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都叹服《论持久战》，叶剑英应蒋介石的邀请专门赴庐山为国民党高级将领培训班讲解《论持久战》。一篇《论持久战》顶百万雄兵！《论持久战》是日本侵略者最大的敌人！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如果没有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也就不可能毛泽东军事思想，因而也可以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的唯物辩证阴阳思想的伟大胜利！

德国的土壤里产生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但是美国军人根本不把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放在眼里，所以也不把希特勒放在眼里，所以在二战中美军横扫了德军。毕业于西点军校的麦克阿瑟将军在二战中以杰出的军事才能出尽了风头，被美军誉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统帅之一”。不把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放在眼里的麦克阿瑟将军开始也没有把毛泽东放在眼里，因为他认为毛泽东不过是马克思的徒弟，所以带领着现代化的“联合国军队”怀着扫平朝鲜挑战毛泽东的狂妄梦想趾高气扬地打响了侵朝战争。但事实上毛泽东不仅是马克思的“徒弟”，还是孙子兵法的继承和发展人——“杰出的军事阴阳大师”，所以麦克阿瑟将军的一世英名毁于侵朝战争。

西点校门外的游客接待中心，有一个简介军校今昔的展览。担任讲解的主要是中心的工作人员，偶尔也会有军校的师生前来做义工服务客串讲解的。有一次一位华人来游览，那天为游客做讲解的恰好是一位军校现职教官F，当那位华人和他谈起朝鲜战争时，F说：“作为一个军人，我自然是希望己方能获得胜利。但是作为一个客观论证的学者，我以为无论从战役指挥和战场表现来评判，中国军队获胜都是合理的。我不认为美军败于有毛泽东这样卓越的统帅和彭德怀这样杰出的司令官的中国军队是什么丢脸的事。美军不怕中国军队现代化。因为在这方面他们永远赶不上我们。我们怕的是中国军队的毛泽东化，中国军队离毛泽东越远，美军的胜算也就越大。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善于以弱击强，以弱胜强的军事家，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体系及实战应用是非常的精妙独特。至今还没有好的应对破解办法。虽然我们是在把他当做对手来研究。但是我对中国的毛泽东始终怀有最深的敬意。西点军校崇敬的两个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兵家泰斗，一个就是毛泽东，还有一个是孙武子。”我认为西点军校这位教官的话很值得我们深思，我们的军队必须现代化，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这不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现在的军事现代化水平在美军看来不过是“小儿科”，美军崇敬的是被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武装起来的孙武子和毛泽东！现在有些知识面狭窄的老糊涂不负责任地诬蔑中华传统文化的流言蜚语已经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如果我们的军官受了这些流言蜚语的影响，抛弃了传统文化精华，抛弃了孙武子和毛泽东，那就等于抛弃了被美国人害怕的优势，那后果会是怎样呢？因此在中国还没有出现比孙武子和毛泽东更高明的军事家之前，我们必须把孙武子和毛泽东的著作当经典！！因为全世界都在研究这两部“奇书”，我们更应该下苦功夫研究，方能保持“阴阳”的优势。正像全世界在研究中国的乒乓球一样，我们稍微懈怠，就会失去优势！！！！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强大的美国人不把黑格尔和马克思放在眼里，不把希特勒放在眼里，不把现在的德国放在眼里，却把孙武子和毛泽东尊为“全人类的兵家泰斗”，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唯物辩证的阴阳五行思想的强大力量！真正希望炎黄子孙们切记：唯物辩证的阴阳五行思想是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永远不能代替中国的阴阳五行思想的！我们后人只有深入研究并发扬光大之才是最大的明智，否则就是最大的愚蠢！！

㈡、他用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白手起家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以其天才的军事才能培育了一支训练有素的红军，在他的亲自指挥下，以少胜多，三次废碎了蒋介石的重兵围剿。从苏联留学回来的王明、博古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并派来了德国人李德作为红军的军事顾问。毛泽东被剥夺了对红军的指挥权。王明、博古等人虽然能熟练背诵马克思主义理论，但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不了解中国的民族传统和特点，不了解中国的实际，只知道机械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搬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对军事更是一窍不通。结果是第四次反围剿红军受到了重创，第五次反围剿彻底失败。结果红军被迫走上了长征之路。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已经认识到，机械地运用从苏联进口过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而且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很多损失，所以他决定用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红军到达延安后，一九三○年五月毛泽东写出了题为《反对本本主义》的文章，那在那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命题：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久以后分别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和一九三七年八月写出了他的两篇著名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后来又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大量哲学名篇。这些都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不愧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那些著作了，毛泽东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了。现举如下几例说明之。

我的历代的思想家对阴阳五行思想做了许多哲理性的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所有原理都可用从我国古代思想家的观点中找到完美的解释，对我国古代思想家颇有研究的毛泽东非常熟悉那些思想，所以他非常娴熟地运用我国古代思想家的观点解释么克思主义哲学。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用“失败者成功之母”和“吃一堑长一智”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个道理。”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又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解释认识论：“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继承了道家哲学的思想材料和精神实质，提出与传统哲学中“阴阳”相对的一对概念“矛盾”。“矛盾”一词最早来源于韩非的《难一》。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

毛泽东继承老子哲学“相反相成”的辩证法思想，在《矛盾论》中指出：“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这句话是辩证法的，是违反形而上学的。‘相反’就是说两个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争。‘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获得了同一性。而斗争性即寓于同一性之中，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

毛泽东不仅全面深刻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内容，而且把马克思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这么丰富的内容，用中国人民特有的语言概括为四个字——实事求是。毛泽东在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正是从哲学的角度提出了“实事求是”的命题，从此以后“实事求是”成为党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毛泽东对此解释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一语不是毛泽东的首创，它来源于现代史学家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传》及唐代颜师古的注。班固说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颜师古解释其义说：“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从实事求是命题的来源也可以看出毛泽东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毛泽东继承发展了经学中“经世致用”的优良学风，也继承发展了儒家人道实践的原则。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用“一分为二”来概括，如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他《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一文中说：“其实我们的支部书记是懂得辩证法的，当他准备在支部大会上作报告的时候，往往在小本子上写上两点，第一点是优点，第二点是缺点。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直接用阴阳思想阐述两点论：“有一些同志就是不讲辩证法，不分析，凡是苏联的东西都说是好的，硬搬苏联的一切东西。其实，中国的东西也好，外国的东西也好，都是可以分析的，有好的，有不好的。每个省的工作也是一样，有成绩，有缺点。我们每个人也是如此，总是有两点，有优点，有缺点，不是只有一点。一点论是从古以来就有的，两点论也是从古以来就有的。这就是形而上学跟辩证法。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形而上学是一点论。现在，一点论在相当一些同志中间还不能改。他们片面地看问题，认为苏联的东西都好，一切照搬，不应当搬的也搬来了不少。那些搬得不对的，不适合我们这块土地的东西，必须改过来。”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写道：“总之，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2000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老子认识到了祸福、正邪、善恶等对立的两方可以互相转化，但对如何探究转化的条件和根据，以及如何预测这些转化，似乎感到迷茫。毛泽东引用《老子》这一章的话，用的是雕琢璞玉的方法，即没有全文征引，而是撷取出了其中的精髓。精髓就是‘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一句。此句是《老子》一书中的许多闪光点之一。

1965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讲到对问题要作全面分析，都要按辩证法时，说：“看电影，银幕上那些人净是那么活动，但是拿电影拷贝一看，每一片都是不动的。庄子的《天下篇》说‘飞鸟之累，未尝动也。’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

㈢、他经常娴熟地直接运用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经典论证问题

经常娴熟地直接运用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经典论证问题是毛泽东的一个显著特点。现举如下几例：

据1932年受共产国际委派来中国，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的李德在《中国纪事》一书中回忆，当有人第一次提出，红军的主力是否应突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这个问题时，毛泽东用一句“毫不相干的话”回答说：“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不熟悉中国古代典籍的李德以为这段话出自《老子》，其实见于《庄子·养生主》。这段话的大意是：好的庖人一年要换一次刀，因为他用刀割肉；一般的庖人一个月就要换一次刀，因为他用刀斩骨头；我的刀已经用了19年了，宰杀的牛有几千头了，可是刀刃还像刚刚在磨刀石上磨过的一样。李德以为，毛泽东背诵的庄子的这段话跟红军的主力是否应突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封锁这个问题毫不相干。实际上不是不相干，而是他听不懂庄子的这段话，更领悟不了毛泽东背诵庄子这段话的用意。庄子讲了三种庖人：好的、差的、优秀的。好的庖人用刀割肉，不致太伤刀；差的庖人用刀斩骨头，很伤刀；优秀的庖人看准牛的骨节，从骨节的空隙处下刀，就不伤刀。毛泽东引用这番话，似乎是想说明：庖丁解牛，要懂得牛的解剖学；军事指挥员指挥打仗，要懂得战略、战术，要了解敌我形势，知己知彼。李德听不出毛泽东的弦外之音。李德记述的这件事情有两大好处，让了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人从这件事上进一步看出了他的愚蠢，进一步看出了毛泽东的英明。

1943年，抗战形势明显好转，针对蒋介石不打日本、消灭边区的企图，毛泽东在《质问国民党》一文中，说：“假如你们也没有什么对付日本人的蒙汗药、定身法，又没有和日本人订立默契，那就让我正式告诉你们吧：你们不应该打边区，不可以打边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两个故事，是有道理的。”这后一个故事，就引自《庄子·山木》，这个典故的引用，把当时抗战的形势和三方面的利害关系分析的再透彻不过了。

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写道：“多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毛泽东引用的老子的一句话，见《老子》七十四章。译成白话便是：民众不怕死，为何拿死来恐吓他们？这句话后面还有一段，大意是说，人的死亡，是由“天道”掌管的，代替专管杀人的“天道”去杀人，就像代替木匠去砍木头，很少有不伤手的。联系上下文再来读毛泽东引的老子的一句话，可以看出，它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说，民众不怕死，你拿死来恐吓他们，是徒劳的；二是说，你一定要拿死来恐吓他们，只会适得其反，就像不是木匠的人代替木匠砍木头，是要伤手的，是要受惩罚的。由于在关键之处引用了老子的精辟语句，文章便显得更雄辩，更有气势。

1965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人为什么要死？这是自然规律。森林寿命比较长，没有死，那还了得，如果今天还看到孔夫子，地球就装不下了。赞成庄子的办法，妻子死了，鼓盆而歌，死了人要开庆祝会，庆祝辩证法的胜利。辩证法的生命是不断走向反面。”庄周丧妻鼓盆而歌这个典故在这里被毛泽东借用来提出自己乐观主义的生死观。“死了人要开庆祝会”，这句反语真是一鸣惊人，匪夷所思，给人以极大的震撼。仔细想一想，这也是很合情理的，生与死是人生大事，都值得庆祝。民间就有“红白喜事”之说，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毛泽东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来认识生与死，表达了他对人生的洞察和透彻的理解，放射着哲理的光辉。

据埃德加·斯诺回忆，1965年1月9日晚，毛泽东邀请来访的斯诺共进饭餐。他们交谈了大约4个小时。谈话涉及的范围很广，可说是“海阔天空”。斯诺问：“你在中国进行一场革命时，你也革了外国‘中国学’的命，现在有了毛学和中国学种种学派。不久前我出席过一个会议，教授们争议你对马克思主义是否作出了首创性贡献。会议结束之际，我问一位教授，如果能表明毛从未宣称自己有过任何创造性贡献，那么这对他们的争论有没有影响？那位教授不耐烦地回答，‘没有，真的，那完全是另一个问题。’”毛笑了起来，说，2000多年以前，庄子写了一篇关于老子的著作（《庄子》），于是涌起百家思想学派，争论《庄子》的意义。毛泽东以谈论庄子，巧妙地回答了斯诺的问题。毛泽东所说庄子身后各家“争论《庄子》的意义”，可能是指后世注释《庄子》的很多，往往各持一端，争执不下。据《世说新语》一书，至晋代向秀注释《庄子》时，注家已多达数十家，“莫能究其旨统”，没有一家真正弄清了《庄子》一书旨趣的系统。毛泽东以上谈论庄子的话，或许是想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是否作出了首创性贡献这类问题，还是留待后人去争论吧。

㈣、他能根据自己的思想对某些事物的发展趋势从容不迫地做出大胆的断言

毛泽东不仅准确地描绘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两幅巨幅画卷，事实上他还过很多预言，我在此举如下9个例子：

[例1]：毛泽东1938年10月断言：张伯伦必然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结果是：二战前夕，英国首相“绥靖大师”张伯伦，企图以政治家的理性和商人的自私自利来对付战争狂人希特勒。结果张伯伦搬起的石头，不是打在苏联人的头上，而是砸在他自己的脚上，甚至要了他的政治生命。

[例2]：毛泽东1939年9月23日断言：罗斯福将会使美国参加二战。

结果是：延安窑洞里的毛泽东，提前两年多时间预见了美国将会参加二战，这对坚定中国人民抗战的必胜信念是有重要意义的。日本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诺曼底登陆，美军与德军直面交锋……

[例3]：毛泽东1940年3月16日断言：我军将来出路，是在中原。

结果是：7年后，毛泽东派出三路大军逐鹿中原，奠定全国战场的胜局。鹿死谁手，终见分晓。

[例4]：毛泽东1942年7月2日断言：有了第二战场，就能够在一年之内打败德国。

结果是：毛泽东在1942年就预见到：只要欧洲大陆开辟第二战场，则打败德国只需一年时间。因为第二战场延至1944年6月开辟，结果希特勒苟延至1945年5月自杀……

[例5]：毛泽东1945年5月断言：国共和谈谈拢的希望一丝一毫也没有。

结果是：1946年6月，《双十协定》都被蒋介石撕毁……

[例6]：毛泽东1945年8月13日断言：核战争打不起来。

结果是：当美国人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一星期后，毛泽东就断言：原子弹不能解决战争。此后，毛泽东在与斯特朗、斯诺等人谈话时，多次阐述了核战争打不起来，人类有能力防止核战争，最终消灭核武器的思想。时至今日，全世界也只有日本遭受过原子弹的袭击。

[例7]：毛泽东1946年12月9日断言：香港问题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

结果是：

从四十年代开始，毛泽东已形成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甚至台湾问题的基本思路，即：不急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充分尊重港澳地区的历史与现状；通过协商，用和平过渡的方式来解决。如今港、澳的顺利回归，应验了这些英明预见。

[例8]：毛泽东1958年6月21日断言：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十年完全可能。

结果是：1960年，当苏联撤走专家、带走图纸时，一些外国人曾经断言“中国人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来”……

[例9]：毛泽东1958年9月5日断言：戴高乐上台也有好处，他喜欢跟英美闹别扭。

结果是：戴高乐经常为法国的海外殖民政策辩护，也是冷战的积极推动者，因此，当时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这一政局的变化，将导致整个欧洲向右转。毛泽东不这样看。他力排众议，断言：戴高乐上台将推动欧洲中立主义的发展，使欧洲摆脱美国。历史的发展很快就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言。

㈤、他直接运用唯物辩证的阴阳经典理论指导全世界的科学家探索微观世界

毛泽东用两千多年以前的“一尺之棰”擂响了激励全世界高能物理学家向微观世界探索的战鼓，极大地推进了全世界高能物理学的发展。

当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的时候，其它的民族的先人正陶醉在神话传说阶段；在春秋战国时代，当诸子百家根据阴阳思想创造新思想的时候，其它民族的“精英”正在忙于编造宗教；当我们的先民在先进思想的指导下大力发展古代科学的时候，其它民族的“精英”们正在率领着他们的愚蠢的信徒玩宗教极端主义——相互残杀！于是当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的时候，其它国家的人民还在经受着封建皇权和神权的双重压迫。后来虽然因为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使中华民族错过了工业革命，但是推翻了封建皇权和神权的西方国家进入工业革命发展的现代化学和物理学却有力地证明了阴阳思想的科学性。现代化学和物理学对物质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首先认识到物质是由分子组成的，接着又认识到分子又是由原子组成的，继而又认识到原子是由原子核和核外电子组成的，后来又认识到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于是许多科学家认为人类对物质的认识达到了顶峰，于是作出了这样的断言：质子、中子和电子是组成物质的最小微粒。于是电子、质子和中子被认为是基本粒子，所有物质都是由它们构成的。我国的著名科学家也是这样认为的。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钱三强应邀在会上讲述核物理学的研究发展概况。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首次表示赞赏惠施的物质无限可分的观点。2003年12月26日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科技日报》上发表的题为《毛泽东与中国的科技事业》一文，文中说：

毛泽东同志对科学技术不仅仅是关注和学习，他以超人的智慧对科学技术许多问题上升到哲学层面思考。他曾经同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钱三强同志讨论原子的内部结构问题：“原子核是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吗？”钱三强同志点头。“那质子、中子又是由什么组成呢？”钱三强同志踌躇了，要准确回答这个问题很困难。钱三强同志稍作停顿后回答：“原子论起源于古希腊。原子这个词，古希腊文的意思是‘不可再分的东西’。根据目前的研究，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所谓‘基本粒子’，就是最小的，不可再分的。”“是不可分吗？”毛泽东同志表示怀疑。钱三强同志从实验物理学家角度进一步解释：“这个问题正在研究，能不能分，还没有证实。”毛泽东同志步步递进，用商量的口气说：“我看不见得吧。从哲学的观点来看，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的统一嘛。不过，现在的实验条件不具备，将来会证明是可分的。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表现了毛泽东同志非凡的科学洞察力和博大精深的哲学思维能力。

在这里毛泽东仅仅直接表示了对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观点的赞赏，并用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的土壤里长出来的“一分为二”进行了解释，但是还没有直接拿出惠施的“一尺之棰”。

半年后，美国第一次发现了反质子；一年后，又发现了反中子，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言。对此，有科学家说，毛泽东比我们这些搞专业的物理学家还行!

在日本有一个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颇有研究的名叫坂田昌一的理论物理学家，1942年任名古屋大学教授，在该大学创设基本粒子研究室，终生从事基本粒子理论研究，在发展介子理论和基本粒子结构模型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942年坂田昌一和井上健根据物质无限可分的观点提出“两种介子”的理论，其中预言的新介子（即 π）和新中微子（即vµ）都为其后的实验所证实。1955年坂田昌一又根据物质无限可分的观点提出了强相互作用粒子的复合模型，即坂田模型。他赞赏物质无限可分的观点，把基本粒子看作构成自然界的有质的差异的无限个阶层之一，所有基本粒子不都属于同一层次，批判把基本粒子看成物质始原的错误观点，认为基本粒子也是可分的。坂田昌一的观点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1961年4月坂田昌一在《日本物理学会志》第16卷第4号发表的《新基本粒子观对话》，再次极大地支持了毛泽东的物质无限可分的思维。如坂田文章中说：“发现电子和放射性元素，而当时的自然科学家们……深信原子是名副其实的物质可分性的极限，因此，在新的事实被发现时就惊慌失措了。”于是毛泽东决定召集五大洲科学讨论大会，于是1964年8月23日五大洲科学讨论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接见前来参加北京科学讨论会的坂田时，对坂田说：“你的文章很好，我读过了。”第二天毛泽东召见了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周培源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于光。于是在《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中便有了一篇题为《关于人的认识问题》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直接拿出了“一尺之棰”了：

今天我找你们来，是研究一下坂田的文章。坂田说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电子是可分的。他这样说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

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在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在太阳系外有无数个恒星，太阳系和这些恒星组成银河系。银河系外又有无数个“银河系”。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宇宙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电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庄子讲“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笔者注：应该是惠施的观点，这是毛泽东的一个小失误。]，这是对的。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科学就不再会发展了。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尽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

五大洲科学讨论大会对我国和世界高能物理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朱洪元和胡宁共同领导的一些中国科研人员，根据毛泽东的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于1965年9月到1966年6月之间创建了“层子模型”。十分遗憾的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已经有一个人捷足先登了！

在20世纪40~50年代，先在宇宙线事例中，后又在高能加速器中发现了一些新的不稳定粒子。其中，有些粒子（介子）的质量大约为电子质量的1000倍；有些具有10^-10秒的长寿命，与所期望的强相互作用的寿命10^-23秒相比，显得很“奇异”。美国物理学家盖尔曼（Murry Gell-Mann）发现几乎所有的已知粒子都可被分成族或多重态。为了解释这个现象，1961年盖尔曼和以色列物理学家尼曼彼此独立创立了一个理论——八重法（eight-fold way）。1962年，盖尔曼据八重法理论预言存在质量为1532MeV和1679 MeV的粒子，1964年这两种粒子（分别称为S10和W-）均被发现了，这就突出了该理论的重要性。盖尔曼在八重态方法的基础上受坂田模型的启发，于1964年提出了“夸克模型”的设想。按照这种模型，所有已知的基本粒子都是由三种更为基本的粒子——“夸克” 组成的。利用夸克模型，可以很好地解释重子的八重态、十重态以及介子的八重态。于是从此以后直到1974年以前，物理界认为，所有的粒子是由三种夸克所组成，也就是说三种夸克是组成物质的最小微粒。

但毛泽东不以为然，后来毛泽东又通过会议讲话、外交谈话等方式继续向哲学界、物理学界宣讲“一尺之捶”的观点，也就是说，他不认为三种夸克就是基本粒子了。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又一次召集几位哲学工作者，谈基本粒子的问题。他再次拿出了“一尺之棰”，他说：“近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了，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正所谓‘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个真理。”

1966年，毛泽东在北戴河哲学工作座谈会上，又拿出了“一尺之棰”，他说：“列宁讲过，凡事都可分。举原子为例，不但原子可分，电子也可分。可是从前认为原子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青。近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了。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分子、反分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至于电子可以跟原子核分开，那早就发现了。电线传电，就利用了铜、锡的外层电子的分离。电离层，在地球上空几百公里，那里电子同原子核也分离了。电子本身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个真理。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世界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物质是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可做，一百万年以后也有工作可做。”

在《毛泽东传1949～1976》一书中记载了毛泽东1974年5月30日与李政道谈论哲学问题的谈话，书中写道：

毛泽东赞赏李政道关于世间一切事物和现象是“相对对称”而不是“绝对对称”的论点，笑着说：“我这个肩膀就是这边高，这边低。我的眼睛这边好，这边差。”谈到高能物理研究时，毛泽东表示：高能物理本身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他说：“我想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科学界还没有研究。一个呢，那个原子还有变化。”他说：所谓宇宙就是空间，是无限的。时间也是无限的。构成宇宙的是微观世界。我想，微观世界可能也是无限的。中国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有人提出命题：“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有人说这是诡辩，但我不这么看。按照你们的说法，一个看不见的原子，一百年还搞不清楚呢！如果哪一年搞清楚了，那科学家就不要了。”

“一尺之棰”终于激励着一个深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影响的炎黄子孙向盖尔曼的“三种夸克”发起了挑战，这个炎黄子孙的名字叫丁肇中。

人民网科技北京2006年9月16日讯，记者徐丹报道：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教授在2006年中国科协年会开幕式上做特邀报告，报告的题目是《我所经历的实验物理》。全文如下：

我是学实验物理的，实验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如果没有实验的证明，是没有意义的。当实验推翻了理论以后，才可能创建新的理论，理论是不可能推翻实验的。

过去400年来，我们对物质结构的基本了解，大都来自于实验物理。世界上第一个加速器在1612年比萨斜塔，0.0001ev，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加速器周长27公里。

我今天向大家报告的题目是“我所经历的实验物理”，介绍我的五个实验及体会。

第一个实验，测量电子的半径。

第一点体会：不要盲从专家的结论。我没有做实验以前，都是世界级的专家在做这个实验。

第二个实验，新粒子价值的发现。在1974年以前，物理界认为，所有的粒子是由三种夸克所组成。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宇宙中只有三种夸克？为了寻找新的夸克，我决定建立一个高灵敏度探测器。在90年代初，我设计了这个实验，实验要求的精确度是极高的，相当于在北京下雨时，每秒钟有100亿个雨滴，如果有一个雨滴是红色的，我们要从这100亿个里找出来。

这个实验不受物理学界欢迎，大家都相信只有三种夸克，没有人相信如此困难的实验能成功。

到1972年，美国的布鲁凯文实验室接受了我们的实验。为了能从100亿个已知粒子中找到一个新的粒子，这个实验：1、必须每秒钟输入100亿高能量的质子到探测器上，在这么多的质子输入探测器所产生的放射线会彻底破坏探测器，对工作人员也是非常危险的。2、因此必须发展全新的、非常精确的、在非常高的放射线下能正常工作的全部仪器。3、也必须设计安全的屏蔽系统。这是仪器，用的是100亿质子，5吨的U238，100吨铅，5吨肥皂。

我多年做实验，一直都受到各个国家政府的支持，最困难的是向政府请求5吨的肥皂。肥皂是用来防止中子。这是J粒子探测器，设在美国国家科技馆，它的分辨率非常高，100微米，同时分辨20兆赫兹的速度。

两年以后，我们果然发现了一种新的粒子，它具有奇异的特性：它的寿命比已知的粒子长一万倍。新粒子发现以后，很快同样寿命的类似的粒子也都被发现。它的重要性类似我们发现一个偏僻的村子里面所有的人都是百万岁左右，这就表示这个村子里的人是和普通人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新粒子的发现，证明了宇宙中有新的物质存在，它们是由新的夸克组成的，我们把它命名为J粒子。

J粒子的发现对物理的贡献。J粒子的发现，改变了物理学界长期认为世界上只有三种夸克的观念，改变了人类对于物质基本结构的认识。继J粒子之后，人们又找到了新的粒子，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世界上至少存在六种不同的夸克。

……

“一尺之棰”使物理学家们发现微观世界是越来越精彩。1976年，毛泽东与这个世界告别，但是很多物理学家们还是怀念曾经高举“一尺之棰”的毛泽东。1978 年，在夏威夷举行的第七届世界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美国物理学家格拉肖提议将新发现的亚夸克粒子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他说：“因为这与中国的毛泽东有联系。按照他的哲学思想，自然界有无限的层次，在这些层次内一个比一个更小的东西无穷地存在着。因此我想取用他的名字。”

试问：古今中外的哪一位预言大师敢与毛泽东媲美？毛泽东是以他的超人的智慧、杰出的才能、高尚的道德、对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卓越贡献赢得了炎黄子孙的敬仰，赢得了全世界有识之士的钦佩！他的英名将永远载入中华民族的历史，永远载入全人类的历史！！

㈥、他将“以人为本”转化为通俗绝妙的五个字——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于1944年9月8日在中共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发表了著名的题为《为人民服务》的讲演：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

从此以后，“为人民服务”就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行为准则。我认为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的核心也是“为人民服务”，可以说是在新形势下对“为人民服务”继承和发展。

仔细研读毛泽东的哲学和军事理论文章，可以说每篇文章都有很多地方闪烁着阴阳思想的光辉！

再看一下外国学者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成果。

毛泽东在二十世纪对中国和世界的巨大影响，吸引了很多世界一流的学者目光，于是这些世界一流学者们以他们的深邃的洞察力研究毛泽东，于是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研究毛泽东的专著。我在这里仅仅介绍两位美国著名学者。

一位是施拉姆，他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和毛泽东研究专家。1924年2月27日，他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洲的爱克塞尔西亚。1946年，施拉姆进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学习和研究政治哲学和国际法律、国际关系，并于1954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60年9月到10月、1962年1月到1963年3月，施拉姆在海外中国学的研究重镇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做博士后研究，师从著名的中国学专家费正清先生研究当代中国问题，开始对中共党史，特别是对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1967年起，施拉姆受聘担任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政治系的教授，出任该学院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所所长，并在海外中国学界有重大影响的杂志——《中国季刊》任主编，专门从事毛泽东和毛泽东的思想研究。在此期间，他撰写的《毛泽东》在西方吐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确立了其在西方毛泽东研究领域的屈指可数的权威地位。随后，他又相继发表了一系列的有关毛泽东研究的论著，进一步拓宽了毛泽东研究的领域。他对推进海外中国学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做出了重大贡献，对推动世界范围内毛泽东研究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施拉姆在长达四十余年的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不仅留下了许多有影响的著作，还独创性地运用了一些新的方法去探讨和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此外还身体力行地推动两国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为海外深层次的毛泽东研究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施拉姆在《毛泽东的思想》一书直接说明了毛泽东的思想是双重来源的：“既来源于中国古代，又来源于西方近代。”施拉姆的一个难能可贵之处是，他多角度深入探寻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因而其观点与关内学者有三个显著的不同点：

其一，施拉姆对毛泽东的人格研究，侧重的是个性心理及性格特征，而我们国内学者对毛泽东人格的研究，侧重的是人品层次、伦理特征。因此，施拉姆的著述多是谈论毛泽东多么与众不同；而国内研究者却多谈毛泽东的人格魅力是多么伟大。

其二，施拉姆研究毛泽东，特别注重对毛泽东特殊性的挖掘和研究，而国内则注重对其作为共产党的杰出代表的普遍性的研究。这不难看出，施拉姆谈论毛泽东思想，实质上是指毛泽东的思想，而国内大多谈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其三，与西方传统的观点相悖，他认为毛泽东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但中国因素的影响占有主要地位，毛泽东最深厚的情结仍是中华民族的。毛泽东终其一生的奋斗，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的。总体上讲，国内学者则大多把毛泽东视作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继承者，而施拉姆研究毛泽东则主要把毛泽东当作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传人来把握的，对此，施拉姆的论据有二：首先在于毛泽东的语言风格。他指出，毛泽东的著述语言，大多是浅显流畅的中国语言，大量使用中国古典文谚。这些事实，在他看来是似乎可以表明毛泽东的思想范围，在很大程度上打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其次，毛泽东的一切理论探讨均是从现实的中国国情出发，为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而作出的理论回应。中国问题的现实要求和适时回应，才是毛泽东的思想的本质归宿。

另一位是约翰·布莱恩·斯塔尔，他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系教授，该校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美国政治学会会员，亚洲研究会会员。1971年于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获政治学博士学位。曾受聘于耶鲁大学，讲授当代中国政治理论。《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是他的成名之作。其它著述有《回顾革命：中国人眼中的巴黎公社》、《意识形态与文化：当代中国政治的辩证法导言》、《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的政治遗产》、《论毛泽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自我形象》和《中一美关系的未来》等。编译《毛泽东解放后的著作：传记与索引》。近年来斯塔尔又出版了新着《理解中国：中国经济，历史与政治文化指南》。

下面我摘录斯塔尔在他的成名作《毛泽东的政治哲学·第一章：论冲突》中对毛泽东哲学思想评介几个观点：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1]

构成毛泽东政治哲学的核心观点是冲突或矛盾，以及由此引起的变化。在毛泽东的政治著作中，他所论及的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都是以冲突和变化概念为基础的……

当古希腊思想发展到成熟阶段时，对立力量之间偶尔是相互冲突的关系而大部分时间则是互补关系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被抛弃了，或至少有一部分是彻底地转变了。相反，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中，本性相反之物相成的观点在塑造中国传统中后来的思维模式方面，其影响要比古希腊的传统思想来得更深更广。

在中国思想史上，最早对对立力量之间的关系表现出广泛兴趣的系统阐述，可以在《易经》中找到。这部经典著作各个不同部分的形成年代，在学术上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是，这个注释本所依据的占卜系统，人们通常认为形成于公元前11世纪。这个由许多三线形(即经卦――译者注)和六线形(即别卦――译者注)构成的体系，是以连线和断线的组合为基础的。连线代表支配或强盛的原则，而断线则代表退隐和柔弱的原则。三条连线或断线的一切可能的组合，构成八个三线形；两个三线形组合成包括六组线条的整体，就构成一个六线形，这种六线形总共有64种可能的组合。

在这部充斥六线形的著作中，每一卦都伴之以相应的卦辞，其中对对立力量的阐述，强调的是它们的互补性，因此，它主张一种观点：“宇宙通过变化或转化的作用方式，使每一事物获得其真实的本性和命运，并且与宇宙相和谐。这也就是进步和连续性意义之所在。”其实，六线形本身常常排列成一个圆形，暗示每一卦都以循环的顺序引起另一卦。

用连线和断线象征的主导和退隐力量之间的互补性关系，是通过阴和阳这种专用名词而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形式化的。这一思想学派的开山鼻祖热衷于研究这些术语和概念，因为它们支撑着《系辞》第5章的评注：“一阴一阳之谓道。”[5]阴这个词代表着退隐原则，寒冷、黑暗和柔弱，这些都是内在的，隐藏着的，像是云影和山影一样；阴这个词最初是指山脉和峡谷的背阴面。阳这个词代表着主导原则，温暖、光明和刚强，这些都是外在的，显露的，它描绘的或是在阳光下迎风飘扬的旗帜，或是个托着有孔的玉圆盘的人（可能是一个主持宗教仪式的男性舞者），这玉圆盘是上苍和光明的象征；阳这个词最初是指山脉和峡谷的向阳面。[6]“太极图”（一个分成光明与黑暗两个部分的圆形，其中的每一部分又都包含着另一部分的一点[7]）以象征的方式反映了这两种力量的关系。

虽然《易经》并没有忽视对立力量的冲突，但主要强调的还是这两种对立力量的互补性。正如威尔海姆所指出的那样，从这种侧重中所引申出的是三种不同的变化。而这一点在《易经》这部古典著作中已经作了区分：“不变、循环变化和相继变化。”实际上，不变是基础，只有以不变为基础，变化才可能发生。《易经》把和谐和秩序看成是转变的条件，它们总是让位于变化。[8]

如同阴阳学论中，道家思想也特别明确地强调本性相反之物的内在联系。道家的著作中到处都是关于本性相反之物以及由这些对立面的互补关系所致的循环变化的论述。《庄子》中的如下一段话就表明了这一点：“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而万物以形相生，故九窍者胎生，八窍者卵生；其来无迹，其往无崖……此其道与……渊渊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终则复始也。”[9]《道德经》对对立力量的互补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变化的循环性质阐述得更为清楚：“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10]

李约瑟深信不疑地指出[11]，以这种方式关注对立面的结果是，把焦点集中在对立力量的联系上面，而不是集中在它们彼此分离的特性方面。出自《道德经》的另一段话证明了这一观点：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12]

这里所描述的关系，严格说来，没有一种能够理解为是相互冲突的，这一事实表明，关于对立力量的互补关系的观念是占统治地位的。

……

由于自己的经历和中国文化的熏陶，毛泽东接触并吸收了这样一种思想，即自然界和社会领域内在地充满对立力量的相互作用――我们已经看到，这是一种在道家和儒家两种传统中都得到充分阐述的观点。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作为现象的冲突和作为分析方法的冲突的分离，绝没有这么明显。《易经》既描述了多种多样冲突因素结合构成的世界，也描述了分析这个世界的方法，无论其形态多么原始，它都是要通过反映这些冲突来理解这些自然现象。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种原始的方法在道家那里被精制成为一种典型的辩证法。《庄子》第二章中对此有清楚的表述：“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谓两行。”[20]李约瑟认为，这种根植于道学的辩证法在观察自然时能更好地解释变化。正因为如此，这种思维方式与李约瑟所谓的西方思维中“亚里士多德僵硬的形式主义”相比，在开始时更有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21]

……

从这些段落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我们在中国古代思想的自然观中所发现的突出对立因素互补关系的观点，在这些方法论的讨论中，在某种程度上已被冲突和互补都可能发生的看法所取代。同样明显的是，马克思实现的把以对立力量相互作用为特征的自然观同以对立力量相互作用为特征的研究方法的结合，是早在许多世纪前中国传统中就至少是以原始的方式完成了的结合。

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都看到，中国和西方辩证法思想的发展是平行的。在1972年，中国作家郭沫若在与法国政治家和作家阿兰·佩尔菲特谈话时讲道，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的思想都存在着辩证法的渊源。郭沫若认为，在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尔的思想占据支配地位之后，西方思想已丧失了它的辩证性，与之相反的是，古代的辩证法在中国依然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思维模式。他确实认为（可能也不是没有一点嘲讽意味），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概念可能都是从中国借用的。[29]当毛泽东本人谈到中国和西方在古代和近代运用辩证法的关系时，也这么看，只不过方式与郭沫若多少有点不同。毛泽东认为，每一种关系本身就是辩证的：在西方，古希腊的辩证法被中世纪的形而上学所否定，而它们两者又被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所超越；在中国，古代的辩证法同样为封建经典中的形而上学所否定，这两者最终由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而被取代。[30]

这种原始辩证法思想传统在中国环境中的连续性的观点，对于理解毛泽东如何吸收和发展他在马克思主义中发现的辩证法至关重要。在黑格尔和马克思能够以充分的理由认为他们的思想是对西方哲学传统的一种新颖的否定和超越的地方，毛泽东在中国背景下对这些思想的发展，却是在与这些思想所冲击的中国文化和哲学的生机勃勃的共鸣中进行的。……从许多毛泽东经常用来阐述其辩证法思想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这一点，毛泽东是十分清楚的。这些例子使毛泽东所掌握的辩证法具有一种独特的中国特征。[32]在毛泽东论述这种冲突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是自然、社会和方法的共同性质）概念时，这种特征尤为明显。

……

毛泽东提到了中国的先人，以此作为导入他所理解的那种辩证法的核心原则（即对立统一规律）的一种手段。他指出：“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40]他在解释这种对立统一时说：“原来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41]接着他用一段话来说明这一观点，而这段话实际是《道德经》的一种释义，他以此强调在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论中丧失的对立面互补的意义：“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顺利，无所谓困难；没有困难，也无所谓顺利。”[42]在其它地方，他论证说，可以把恩格斯的三个辩证法规律归结为一个，即对立统一规律。

……

文中注释：

[1]《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99～3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 《一阴一阳之谓道》。见Science and Civilization，第2卷，273页。

 [6]同上书，第2卷，273页脚注。 

[7]如Wilhelm所指出的那样，这个图所强调的是“极”——具有栋梁或线条这种原始意义的特征。“利用这种本身表现为单一的线条，世界得到了二象性，因为，这种线条假设了上、下、左、右、前、后——一句话，一个对立的世界。”见Wilhelm和Baynes译的《易经》第1卷。

[8] 参见上书，280页。

[9]《庄子》第22章，引自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38页脚注。

[10]《道德经》第58章，引自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75页。

[11]同上书，199页脚注。

[12] 《道德经》第2章，陈文熙的译文，见《原始资料》，140页。

[20] 许多学者已注意到，庄子的这一章与后来Hegel以及其它人所使用的辩证法概念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看法以唐君毅的《黑格尔的变化形而上学与庄子比较》一文为代表，载《孙逸仙文化和教育发展学会季刊》3：4（1936年），1301~1315页。这篇文章摘自《中国学会新闻简报》（纽约1：4，1937年），27页。

[21]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第2卷，76页脚注。他把中国没能实现这种科学发展的潜在可能性，归结为他所称之为的“没有有利的环境条件”。同上书，194页。
[22]墨子（公元前479—438）根据孔子及其信徒孟子时代所存在的兼爱思想发展了这种哲学。陈文熙认为，墨子的学说在中国思想史上相对来说是一个并不重要的学派。“现代在中国对墨子思想感兴趣，那是因为它的功利主义精神；而在西方，则是由于它与基督教有关上帝意志和博爱的信条表面上的相似性”，见《中国哲学原始资料》，212页。

[29]Alain Peyrefitte，Quand la Chine s’eveillera，le monde tremblera （Paris:Fayard，1973）.pp.47f.

[30]参见《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第一次讲话》，1958年5月8日。毛泽东解释了这种取代的必然性。在早些时候，他曾两次谈到同样的观点：“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所代替。”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303页。同样的观点参阅《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的指示》（1958年3月）和《论辩证法》（1959年）。

[32]这是从毛泽东在1958年有关辩证法的讲话中收集到的事实根据，尤其是他作为辩证的相互作用的例子而对生与死的论述，《论辩证法》（1959年）。

[40]《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333页。

[41] 同上书，328页。

[42] 同上，引自与《道德经》第8页有关的段落。

我仔细研读了斯塔尔的这部著作，坦率地说，我对他很尊敬。之所以尊敬，原因有三：其一，他学识渊博。他不仅精通我国古代的唯物辨证的阴阳思想，而且对古希腊及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颇有研究。其二，非常熟悉毛泽东各个时期的哲学论著，正因如此，他能清晰地把握毛泽东的思想脉搏。其三，能以大学者的严谨的学术风范实事求是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他的这种治学风格很值得我们国内的某些人深思。

常言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认为美国的这两位学者的观点是很有价值的，我对此表示赞赏。

现在我们国家的有些人你要是看一下他的简历，一看他头上的什么学者、什么院士，什么家，什么博导等等头衔，再看他列出的一连串的大作名称会震得一般人晕头转向，什么论X，论Y，论Z，云云，好像他是古今中外罕见的大学者，但是你在著名的搜索引擎中输入他名字，除了能找到他在自己的博客中发表的奇谈怪论以外，找不到一家经销他的大作的网上书店。除了被他导的那些所谓的博士，谁会知道他研究了些什么玩意？！你若再仔细品味一下他的那些奇谈怪论，会发现他浅薄得像一个幼稚的初中生，像一个胡诌傻扯的精神病患者……我真诚希望某些人少发些怪论，虚心学习斯塔尔严谨的治学精神，老老实实地做点学问。

不难看出，正像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理论来源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两个来源。正因如此，所以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在一篇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文章中深有感触地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可以说，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最丰富的成果，是中国哲学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哲学思想之集大成，是廿世纪哲学思想发展的最新阶段，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八、邓小平

任何理论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是历史的产物。任何理论，特别是划时代的科学理论，都是继承前人的科学成果，同时具备创新性，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邓小平理论也是这样的。邓小平理论博大精深，不论在哲学，还是在遍及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民族、宗教、党的建设等社会各个领域，对毛泽东思想都有许多创新和发展。我们应该不断地深入发掘和学习。我认为，邓小平的最伟大之处，表现在两个方面：

㈠、他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实践论，明确确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在2004年8月中共中央举行的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和支持了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正如《矛盾论》、《实践论》等经典奠定了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一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应该是邓小平理论的主要个性和特色。

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著名的《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思想路线。他指出：“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于1979年7月指出：“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这是很重要的。”1980年2月又指出：“三中全会确立了，准确地说是重申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的这三次讲话，特别是比对后两次讲话，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倡导的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而邓小平在第三次讲话中明确表述的思想路线则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的“实践真理观”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邓小平把“实践真理观”应用于当代中国实际，指引中国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的“实践真理观”的伟大之处是“唯一”二字，这两个字澄清了人们在认识观方面所犯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等错误思想。也就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伟大的命题是我们反对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等错误思想的有力武器！

为什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真理是客观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不能到主观领域内去寻找，也不能到理论领域内去寻找，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如在法律原告是否属实，不能依靠他自己的起诉为标准一样。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人的社会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实践具有把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因此，正是它，也只有它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例如，门德列捷夫根据原子量的变化，制定了元素周期表，有人赞同，有人怀疑，争论不休。后来，化学家根据门德列捷夫的断言找到了一系列新元素，它们的化学特性刚好符合元素周期表的预测，这样元素周期表就被证实了是真理。物理学家根据毛泽东的物质可以无限再分的观点找到了新的微观粒子，所以毛泽东的观点就是真理。

为什么说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是真理？因为孙子、毛泽东根据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创建的军事理论在实践中被检验是正确的，所以才受到了全人类的崇敬。因为毛泽东根据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作出的许多断言被实践检验是正确无误的。事实上现代科学已经以毋庸置疑的铁的事实证明了阴阳思想的科学性。有正电荷，就有负电荷；有阴离子，就有阳离子；有质子，就有反质子；有中子，就有反中子；有负电子，就有正电子；有物质，就有反物质；有物质的世界，就有反物质的世界……总之，小至微观粒子，大至整个宇宙，无不都是阴阳的对立统一体！

㈡、他从老子的“无为而治”中找到了市场经济

邓小平从老子的“无为而治”中得到了启迪，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果断地抛弃了苏联式的以人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定不移地实施了以法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

现在我在这里仔细分析一下老子的“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这句话的深刻含义。我们须知，老子的《道德经》是治身理论和治国理论的统一，治国理论源于治身理论，只有从治身和治国两个方面去阐释《道德经》，才能明白老子伟大的哲学思想及其千古魅力。先说“处无为之事”。就治身而言，处无为之事，就是要求自我要有虚己守静、无私无欲、自失忘我的精神境界。“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自我不带有任何主观偏见，始终遵循客观规律，让规律发挥作用。“无为”的目的在于大有作为、无所不为。就治国而言，处无为之事，是要求统治者不要玩弄心计，搞独裁统治，而是虚己谦下，无私忘我，还百姓以自由，充分利用全体人民的智慧，建设公平、公正、正义的国家法律。总之，就是抛弃人治，实行法治。统治者“无为”，法律才会健全、神圣，以神圣的法律治国，国家必然有持久的繁荣和稳定。统治者的智力是有限的，法治的力量是无限的。“处无为之事”，收获的却是无所不为的成果。与之相对的是“有为之治”，而有为之治是所有阶级社会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它强调的是统治者以一人之心或少数人之心奴役天下人之心。有为的背后是个人英雄主义，是英雄史观。有为之治正是阻碍社会发展，产生历史悲剧的根源。统治者的有为观念，必然导致官僚主义和个人崇拜，而官僚主义和个人崇拜又必然导致政治腐败和社会混乱。“处无为之事”是言“治”，“行不言之教”则是言“教”。和“不言之教”相对的是设言施教。设言施教是统治者希望利用某个人或某些人的思想观点进行表面说教。但老子认为，言教只是一种语言游戏和思想控制的拙劣形式。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因为表面的说教不可能触及每个人的心灵，彻底改变并巩固所有受教育者的思想观念，造就真正意义的人和健康向上的社会。“不言之教”实际上是将人类的品德修养付诸解放心灵、求证大道的实践过程之中，是对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总之，“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是实践和认识的高度统一，是基于微观认识论并通过自我身心健康来检验真理的。“处无为之事”是法治，“行不言之教”是德治。只有法治和德治相结合，才能确保人类的和平及人生幸福。“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是科学的方法论，也只有真正体悟大道的老子才能揭示出这一哲学方法论。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土崩瓦解，证明了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一条死胡同。只有受中华古代文明熏陶的邓小平才开辟了一条社会主义的新模式。之所以说邓小平理论是科学的，因为他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因为成功地指导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因为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在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

综上所述，中华文明之所以能源远流长，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这个唯物辩证的思想产自远古，世代流传，世代发展，直到今天……

以德治国代代相传

2001年1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的思想是偶然产生的吗？非然也。“以德治国”思想也是产生于远古，代代相传。

中华民族以外的所有古国的共同特点是都产生了五花八门的宗教，各种宗教组织与专制皇权狼狈为奸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广大人民受着宗教组织和专制皇权的残酷的双重压迫。这种双重压迫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和自由的创造力，抑制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削弱了一个民族抵抗外来侵略和瘟疫等自然灾害的能力，于是许许多多的民族在战争和瘟疫等自然灾害的打击下永远地消失了。

因为我们的先人相信的是唯物辨的阴阳思想，没有受到宗教的禁锢，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意识到广大的人民是决定社会的根本力量，失去了民心也就失去了统治权，于是产生了民本思想，在民本思想的影响下，“以德治国”就成了历代明智的统治者一个道德规范。

根据《尚书》、《史记》等史书记载，是舜首开以德治国的先河。《尚书》载：“德自舜明。”《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舜惩恶扬善、以德化人、以仁感人、以诚待人的崇高品德一直为世人所敬仰推崇。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①、在伦理道德上，他忍辱负重，仁爱敬孝，推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常教育，使古代人伦美德逐渐推行到全国；②、在社会道德上，力行“乐于助人、邻里和睦、谦恭礼让、童叟无欺”；③在政治道德上，主张“勤民事”，“苦忧人”，“只为苍生不为身”。他创造并推行的道德规范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可谓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魂。

由于远古时期没有可靠的文字记载资料，所以许多事情都是以民间传说的形式流传下来，“以德治国”也是这样的。但是2002年的一个意外的考古发现证实了“以德治国”的传说是真实的历史事实。2002年发现的一件记述大禹治水故事约2900年前铸有98字长篇铭文的西周公盨，有力地证明了大禹治水的历史事实。这件公盨，是2002年春保利艺术博物馆专家在海外文物市场上偶然发现的。当时盖已失，只存器身，且大半为土锈所掩，显露出的部分铭文文辞古奥，难以释读，甚至给人以无头无尾之感。其内在价值不为人知，正辗转各处，待价而售。虽然不识其“庐山真面目”，但对于上面近百字的青铜铭文，保利艺术博物馆的专家预感到这其中可能蕴藏着“大文章”。在征得货主同意、未付款的情况下，保利艺术博物馆将其带到北京邀请中国专家予以审鉴。经过清理保护，著名青铜器学者和古文字学家李学勤、马承源、陈佩芬、裘锡圭、朱凤瀚、李零等先后对其进行了仔细而周祥的鉴定和研究。专家们认为，这件公盨是西周中期的某一代国君所做的青铜礼器。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兼首席科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李学勤教授认为，这个国即“遂国”，是中国古史传说中作为三皇五帝之一的舜的后人建立的国家。据史书记载，遂国世代恪守舜的明德，也因其德行美好，周武王将其长女太姬下嫁给遂国的胡公满，并封之于陈，建立了陈国。公盨上铭文记述了“大禹治水”与“为政以德”等内容，文辞体例前所未见，被学者们称誉为“金文之最”。它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关于大禹治水及德治的文献记录，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史研究，堪称近年来重大文物考古新发现。盨上所铸98字长篇铭文，字体优美，行款疏朗：字数不算很多，但字字珠玑，几无废言。铭文开篇即言：“天命禹敷土，随（堕）山，浚川……”，记述大禹采用削平一些山岗堵塞洪水和疏导河流的方法，治平了水患，并划定九州岛，还根据各地土地条件的不同规定各自的贡赋。在洪水消退后，那些躲避洪水而逃到丘陵山岗之上的民众下山，重新定居平原之上。由于有功于民众，大禹得以成为民众之王、民众之“父母”。随后，铭文又以大段文字阐述德与德政，并教诲民众以德行事。古人云：“长铭铜器一件，足抵《尚书》一篇”。说的是发现一篇长篇青铜铭文，就如同发现一篇相当于《尚书》这样重要的古代文献。这件器物的铭文不仅字数长，而且与以往所发现的纪名、纪事类的青铜铭文截然不同，堪称一篇政论性质的散文，其体例、格式前所未见，别具一格，内容更是极为重要。公盨铭的发现，将有关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一下子提早了六七百年，是目前所知时代最早也最为详实的关于大禹的可靠的文字记录，充分表明早在2900年前人们就在广泛传颂着大禹治水的功绩。德是中国传统伦理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德治的思想贯穿了整个封建中国。公盨铭中前后6处出现“德”，而且内涵颇为宽泛：要求民众既要注重自身的修身养性，做人要“齐明中正”，还要孝顺父母、兄弟友善、婚姻和谐，注重对祖先和神灵的祭祀。君王及官吏要有德于民，顾念天下黎民百姓，只有这样，百姓才能“好其德”，君王统治才能长治久安，天下才能安定。这不仅是“周人尚德”的实证，还表明2900年前中国关于“德”的思想已相当丰富、系统，“德治”观念已经形成，而且让人们了解到中国德治思想的渊源——孔子提出的“为政以德”的主张，其实只是对周人思想的总结与概括。通过专家解读，我们还了解到，2900年前我们祖先所讲述的“德”的最核心内容，就是“有德于民”，即为百姓做实事。此外，公盨铭的文辞与体例与现存的《尚书》等古代文献十分接近。它的发现，对探讨中国古书的渊源也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四千多年前，禹作为我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奠基人，即以其高尚的品德为后世治国者树立了榜样。“大禹治水”的故事就是最好的证明。《史记》中写道：“禹为人敏而克勤；其德不违，其亲可仁，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伟伟穆穆，为纪为纲。”《左传》记载周代人对禹由衷赞美的话说：“美哉禹公，明德远矣！”公元前11世纪的周公是古代杰出的政治家。无论是文王率领周朝崛起直至“三分天下有其二”，还是武王率领周人灭商立国，都得到周公的有力帮助。周公十分重视道德在治国中的作用。他在伯禽将代替自己赴鲁国任国君时告诫道：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在天下的地位不算低了吧？可是，我洗一次头曾三次握住头发，吃一顿饭曾三次吐出不中的食物，为的是及时接待来访者；就这样，还总是担心失去天下的贤人。你到了鲁国，千万不要摆国君的架子。周公“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成为后世许多有为的从政者的座右铭。魏武帝曹操诗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深刻地道出了道德在治国中的重大社会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形成相当完备的行政伦理体系。这一成果的取得，得益于当时诸子百家关于德治的争鸣。最值得重视的是，孔子曾明确提出了“为政以德”的主张。孔子曰：“为政以德，譬若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还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一认识基本上正确反映了德治不同于法治的特点，阐明了“为政以德”的独特作用。在中国传统德治的发展史上，唐朝史官吴兢编着的《贞观政要》可以说是一部代表作。该书以生动真实、简洁明了的文风，运用对话加轶事的形式追记了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年间的业绩与治国经验，以及他与有关大臣们所讨论的种种治国问题，进而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如何“为政以德”的统治谋略。唐太宗正是由于头脑比较清醒，励精图治，纳谏任贤，轻徭薄赋，改革吏治，继承和发展了古代的德治思想，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成就了空前繁荣的“贞观之治”。

总之，历朝历代的明君都是实施“以德治国”赢得了国家的繁荣，赢得了世人的爱戴，赢得了后世的赞扬。如此相反，历朝历代的无道昏君，皆因无德而失民心，而失天下，而遗臭万年！

不难看出江泽民同志的“以德治国”思想是吸收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古代“以德治国”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就是对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正因如此，江泽民同志在对台关系八项主张中指出：“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正是因为江泽民同志了解、敬仰中华文明，所以他找到了“以德治国”……

天人合一一脉相承

我在从事环境保护工作的时候，通过研究发现，中华文明之所以源远流长，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在阴阳思想的指导下又创造了天人合一的伟大思想。因为天人合一一脉相承世代流传，所以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所以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一、从环境科学角度分析其它古代文明的中断

翻开各国的古代历史，历史学家们往往只是记录人类无休止的互相残杀、吞并，把兴旺归结为频繁的残酷的战争。其实真正把这些文明古国彻底埋葬的最凶残的敌人是沙漠！

在当今的地球上，有一块一望无垠的令人恐怖的黄色的不毛之地，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非洲北部的撒哈拉大沙漠。北起阿特拉斯山脉，南到热带苏丹草原；东至红海之滨，跨埃及、苏丹、利比亚、乍得、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尼日尔、马里、毛里塔尼亚等，宽度大4800多公里，总面积高达940多万平方公里，约占整个欧洲大陆的1/3，接近我国的国土面积。而且正以每年30~50公里的速度势不可当地狂妄地扩展者。近50多年来，吞噬了7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这片茫茫的大沙漠里，气候条件极其恶劣，白天和夜间的气温相差悬殊，白天炎热难耐，沙石上的最高气温可达摄氏七十度；晚上却寒冷异常，温度骤然降到零度以下。探险家进入撒哈拉沙漠之中，却发现这个沙漠的世界很精彩：沙丘不是完全连在一起的，沙漠中有许多裸露在沙面上的石头山。这些石头山一般高约300~500米，最高的海拔高达3000以上，乍得北部的提贝斯提高原上的库西山，是最高的山峰，海拔3415米。沙漠中还有许多低洼地，有的低于海平面，最低点是埃及西北部的卡塔拉低地，在海平面以下133米。如此恶劣的气候环境，决定了这里不可能有高级生命生存。然而，1850年，德国的一位名叫巴尔斯的青年探险家，在阿尔巴尼亚东部的恩阿哲尔高原地区，却发现了几处古代文明遗址——许多石画，石画上有人、马、水牛等。这令巴尔斯很兴奋，他立即意识到，他发现了一个人类未知的古代文明，于是决定继续寻找，果然又发现了许多不同的岩画，有犀牛、河马和一些在水里生活的动物岩画，但就是没有“沙漠之舟”——骆驼的影子。于是巴尔斯向世人宣布：撒哈拉沙漠原来是一个巨大的河流密布生机盎然的绿色原野！巴尔斯的发现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于是世界各地的很多科学家纷至沓来，于是又有很多更惊人的发现。上世纪30年代，法国的一位名叫法拉芒的地质学家，在扎巴连山谷先后发现了5000多幅壁画……1956年，另一位法国的名叫亨利·诺特的科学家带着一支考察队又来到撒哈拉沙漠，他们发现了一些山洞和一条很长的隧道，在那些山洞和隧道里，发现了10000多件壁画作品！反映群体人物形象的作品很多，画面中的人物有的头戴巾帽，身缠彩带，扭动身体，尽情歌舞；有的拍成整齐的队伍，演奏着各式乐器，场面恢宏壮观；有的是一些少男少女手捧食品，做奉献姿势……；有的是战车飞驰的画面；更多的是反映游牧生活的画面，那些形象逼真的大象、狮子、犀牛、河马、野驴、羚羊、鸵鸟等，在猎手的追击下，拼命地奔跑；有的是众人聚会的画面，有的人正面凝视，气宇轩昂，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高贵气质，在其四周站立着众多弓背弯腰的人物，俨然一副受训神情，这反映了这里曾经是一个等级森然的有秩序的社会；有手持弓箭的猎人，有是静坐凝思的少女，有威武雄壮的神像，有集体劳动的场面……画面上的人物多是四肢修长，宽肩细腰，于今天生活在非洲大陆上的黑人体形极其相似。尤其令人惊异的是，许多人物的肩部和背部有密密麻麻的百色斑点花纹，这同今天非洲中西部居民身体上的装饰标志如出一辙。后来人们又发现了许许多多的河流遗址，出土了很多陶瓷器皿等文物，还发现了城郭残址，这就表明若干年前这里曾经有过繁荣的村镇，人类文明遗址遍及整个撒哈拉沙漠！许多壁画采用彩色颜料勾画，各种颜色搭配协调，经过数千年的风吹雨打、沙磨日晒，仍然保持着鲜艳的色彩。在许多壁画上还有撒哈拉古文字和提斐那古文字，这足以说明当年人们丰富多彩的生活和高度发达的物质和文化水平。科学家考证，公元前6000~公元前3000年，这里是生机勃勃的世界，非洲的先人在这片原是一片绿洲的气候适宜的景色秀丽的地方过着美好的生活，并创造了最古老的灿烂文化……

撒哈拉沙漠埋葬的灿烂的文明没有史书记载，但有很多史书记载的文明哪里去了？非洲迦太基名将汉尼拔，曾经有一个绿色的帝国和一支强大的军队，成千上万的大象是他们征服罗马的“坦克纵队”，可是如今，那曾经辉煌的帝国哪里去了？早已被撒哈拉沙漠埋葬了！翻开唐代高僧玄奘所着的《大唐西域记》书中展现的“朝贡不绝，商旅相继，绿洲连片，车水马龙”的西域36国哪里去了？早已被沙漠埋葬了！黄河上游，那条唯一的沟通中西古代文明的长长的丝绸路上，曾经繁华一时的重镇——楼兰和古老的繁荣的夏国都城统万城哪里去了？早已经泯灭在茫茫的沙海中！埃及曾经是一个绿色帝国，这个绿色帝国的人民的家园哪里去了？早已经泯灭在茫茫的沙海中！在西南亚的“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那个绿色的巴比伦王国哪里去了？他早已经埋在了现在的伊拉克的大沙漠里！沙漠埋葬了多少古代文明……沙漠猛如虎也！

地球上原本没有黄色的沙漠，有的只是蓝色和绿色。在繁星璀璨的茫茫宇宙之中，有一个孕育了生命的蓝色星体，她就是地球。50多亿年来，地球在日复一日、沧海桑田地变化着。大约在200多万年以前，当人类在地球上诞生时，这个可爱的行星就为人类准备好了美丽、舒适的生存环境——广袤的陆地、浩瀚的海洋、茂密的森林、苍翠的群山、绿色的草原、清新的空气、清澈的江河、迷人的湖泊——旖旎的大自然！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木峥嵘、百花竞秀……这些蓬勃的生命活动正是大自然鲜活的诗、奋激的歌和造化的美！然而，人类并没有好好地珍爱这个在宇宙中孕育了生命的可爱的行星。自从这个小小的星球印下人类的足迹以来，人类就不停地向这个小小的星球开战，从而使地球的容貌由美变丑了。生命的绿色的越来越少，恐怖的黄色越来越多！

绿色的主体是森林。森林是人类的摇篮，因为人类祖先的生活开始于森林，是森林养育了人类的祖先——原始人。当我们的祖先在地球上诞生时，就明智地选择了覆盖了地球陆地面积的2/3的茫茫无际的绿色森林作为生存的家园。森林以她那博大的慈母般的坦荡的胸怀为我们的祖先提供了吃、穿、住的场所，因此可以说没有森林便没有人类。

森林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她养育了我们的祖先，更可贵的是，当我们的祖先学会了直立行走离开了她以后，她还始终为人类充当着最忠诚的保护神，她以坚韧不拔的毅力，用她那庞大的绿色躯体努力维护着地球陆地的生态平衡，为人类和万物生灵在这个星球上生存而默默无闻地无私地奉献着一切，她对人类的恩泽比苍山还高，比碧海还深，主要表现在如下七个方面：一是，她是地球之肺。她将人类和万物呼吸及人类燃烧产生的大量的二氧化碳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并重新放出清新洁净的氧气。在远古时代森林的面积约76亿公顷，占地球大陆面积的2/3，如此浩瀚的森林每年能使550亿吨的二氧化碳转变为木材，同时放出400亿吨的氧气。可见，若没有了森林，人类和万物生灵将无法在地球上生存下去。二是，她为人类保护了许许多多的生物物种，特别是珍稀的动植物。它们都是人类的朋友，在维护生态平衡方面各司其职，各尽职责。三是，她是大自然物质和能量交换的枢纽，对调节气候起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四是，她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5万亩森林相当于100万立方米贮量的水库，所以森林有“看不见的水库”之美称，世界上著名的大江大河无疑不是发源于原始森林。如果没有了森林，人类将失去了赖依维持生命的淡水资源。五是，她阻滞粉尘、吸收有毒气体，使污染的空气得到净化。六是，她对农牧业有直接的影响。一个较大的国家或地区森林覆盖率若达到30%以上，而且分布比较均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自然环境就比较好，农牧业生产就比较稳定。七是，她为人类献出了大量的宝贵的药材，为人类解除了许多疾病的痛苦。

森林对人类和万物生灵做出了多么杰出的贡献！然而，万分遗憾的是，人类却忘恩负义，以怨报德，无情地破坏森林，使原始森林以惊人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目前世界上的森林以每年2000公顷的速度减少。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自1950年以来，全世界森林已经损失了一半。到1978年只占1/5，预计到2020年将减少到1/7，只有18亿公顷了。目前森林危机已经被世界公认为是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环境问题之一。

由于人口的增长，一些无半点环境意识的先人们开始肆无忌惮地砍伐森林，毁林造田，过度地开垦草原，过度地放牧，这就是导致黄色沙漠的根本原因。

在这里以楼兰为例，看一下楼兰人是怎样自己毁灭自己的。据《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记载，早在2世纪以前，楼兰就是西域一个著名的“城廓之园”，有人口一万四千余人，士兵近三千人，可谓是一个泱泱大国。古楼兰又是古丝绸路上西出阳关的第一站，当年在这条交通线上是“使者相望于道”，交通繁忙，城市经济繁荣。奇怪的是，声名赫赫的楼兰王国在繁荣兴旺了五六百年以后，却从4世纪之后，史不记载，传不列名，突然消声匿迹了。7世纪时，唐玄奘从印度取经归来，看到楼兰国“城廓岿然，人烟断绝”，其萧条、悲惨之景，使人顿生沧海桑田之感慨！以后不知何时，沙漠把楼兰彻底埋葬。1901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当地向导的帮助下在罗布泊北发现了“楼兰古城”，宣称是“沙漠中庞贝城的再现”，从而轰动世界。大批的考古学家、地理、地质学者接踵而至。1905年美国的亨廷顿探险队来了，1906年英国的斯坦因探险队来了；1908年日本的大谷光瑞超探险队来了；1910、1911年日本的大谷光瑞、枯瑞超第二次探险队来了。这些探险队在楼兰古城及罗布泊地区发掘出的文物其价值之大震惊世界，其数量之丰富难以数计。除新石器时代的石斧、木器、陶器、铜器、玻璃制品、古钱币等等，文物品种极其繁多。其中以晋代手抄《战国策》和汉锦最为珍贵。这份手抄字纸，仅仅比蔡伦105年发明纸晚一二百年，比欧洲人最古的字纸要早六七百年。发掘出的汉锦，色彩绚丽，相当精致。有的绣有“韩仁绣文丸（纨）者子孙无极（即子孙满堂）”。有的绣“延年益寿”、“昌乐光明”或“延年益寿宜子孙”。制作年代在1~2世纪。另一重大发掘收获是发现了当年任西晋西域长史的李柏给焉耆王的信件，即所谓“李柏文书”。根据李柏文书而发现了“海头”故城。我国科学家到楼兰考察，开始于1927年。当年随中瑞（典）西北科学考察团来楼兰的著名考古学家黄文弼和地理学家陈宗器，曾先后数次到达罗布泊北岸考察，发掘遗址，出土了70多枚写有明确的西汉纪年的汉文木简，发掘了汉代烽燧遗址，还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铜器、铁器、漆器、木器和骨、石、陶器，以及丝、麻织品残片。黄文弼就他在罗布泊地区的考古工作，发表了专着《罗布泊尔考古记》，楼兰地区的古代文明在中国学者的手中揭开了新的一页。黄文弼是我国解放前唯一到过罗布泊地区进行考察工作的中国考古学家。新中国的楼兰探险热潮，再次轰动了国际，响应最积极的是日本。日本著名史学家泽和俊先生撰写的《楼兰王国》一书已经两版，在日本小学生读物中，就有关于楼兰古城的介绍，楼兰在日本可以说已经是家喻户晓。从出土的文物可以断定，楼兰决不是因为战争毁灭的，因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抢掠钱物，侵略者决不会只杀人不抢掠钱财。1979年冬考古学家侯灿、王炳华等在位于孔雀河古河道北岸，发现了许多座奇怪的古墓。这种奇怪的古墓外表奇特而壮观，围绕墓穴的是一层套一层的共七层由细而粗的圆木。木桩由内而外，粗细有序。圈外又有呈放射状四面展开的列木，井然不乱，蔚为壮观，整个外形酷似一个太阳，呈太阳放射光芒状，故他们把这种奇怪的古墓称为“太阳墓”。每坐这样的“太阳墓”需要成材圆木达一万多根，数量之多，令人咋舌！王炳华认为，正是这种“太阳墓”的盛行，使大批的森林被砍伐，从而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生命的绿色很快消失，恐怖的黄色迅速蔓延，于是楼兰人在不知不觉中埋葬了自己的家园……

后来的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证明，葬送撒哈拉绿洲的正是在那里创造高度文明的人。亨利·诺特等科学家用放射性碳14的测定年代的方法表明，撒哈拉沙漠壁画是在公元前5400年至公元前2500之间创造出来的。亨利·诺特他们还发现，很多壁画是用不同的风格在不同的年代刻画在岩壁上的，所以显得重重迭迭地刻画在一块。公元前3000年以后的壁画里边，那些水牛、河马和犀牛的形象开始逐渐消失。这就说明，那时候的撒哈拉地区的自然环境条件正在发生变化。公元前200年的壁画里出现了骆驼，这说明在这个时期撒哈拉地区的一些地方开始出现沙磨了。到了公元前100年的时候，撒哈拉人停止了绘画，这说明正是在这个时期沙漠埋葬了全部的文明。科学家认为，由于生活在这里的先人没有环保意识，大肆砍伐林木，过度地开垦草原，过度地放牧，从而使生态环境越来越差，土地沙漠化日趋严重，最后变成了一片沙海。

余秋雨先生坐着吉普车数次在撒哈拉沙漠边缘地带穿行，在他凝视沙漠的时候，产生了许多的感想，最不正确的感想就是他认为沙漠“与人类文明没有什么关系”，1999年10月17日他在题为《枯萎属于正常》的日记中记述了他路过阿拉伯沙漠的感受：“……谁料，千顷平漠只让我们看了一会，车队蹿进了沙漠谷底，两边危岩高耸，峭拔狰狞，猛一看，就像是走进了烧焦了的黄山和庐山。天火收取了绿草和青松、瀑布流云，只剩下赤裸的筋骨在这儿堆积。/你要安慰什么？西天还留下一抹柔艳的淡彩，在山岩脊梁上抚摸，而沙漠的明月，已朗朗在天。/我想，这一切与人类文明没有什么关系，甚至说它蛮荒和愚昧都是无的放矢，但它依然是无可置疑地壮美，而且万古不息。人类所作的，只是悄悄地找了一个适合自己住居的小环境而已，略加张罗，是为了沟通，为了方便，为了一点小小的诗意，这就是所谓文明。须知几步之外，便是茫茫沙漠。”这说明余秋雨先生不知道埋葬在撒哈拉大沙漠的那个灿烂的古代文明，他不知道这里原本不是沙漠，这里原来不是“无可置疑地壮美”，而是和黄山、庐山一样无可置疑地俊美，“收取了绿草和青松”的不是“天火”，而是曾经生活在这里的没有一点环保意识的古人。

1999年10月18日，余秋雨先生写的日记的题目是《金字塔下的歌剧》，他在这篇日记中写道：“在金字塔下看歌剧，是一种特殊的体验。/歌剧是《阿依达》，剧情与埃及有关……我们在座位上坐定，环视四周，实在被眼前的壮观镇住了，三座举世皆知的金字塔是演出的背景，舞台右侧，是静静的尼罗河和开罗城，舞台左侧，则是撒哈拉大沙漠。夜间的沙漠一片漆黑，但地平线上方却泛着一圈光亮，那已不是落日余辉，而是一种奇异的沙漠天光，这些天来经常看到。/沙漠里吹来的晚风挺凉，而且风势渐渐增大……”余秋雨先生这位戏剧文学大家，凝视着泛着沙漠天光的撒哈拉大沙漠，联想的是近半个世纪来的世界舞台剧走势，联想的是张艺谋导演的意大利歌剧《图兰多》，并将《图兰多》和《阿依达》进行了精辟的比较分析，但还是没有联想到埋葬在撒哈拉大沙漠的那璀璨的远古文明，因而没有把沙漠和古代文明联系在一起。其实这是可以理解的，在知识爆炸的时代，每一个人的知识是有限的，假若对戏剧一窍不通但精通环境科学的我在那里看《阿依达》，我联想的肯定是撒哈拉大沙漠里的那些舞蹈壁画，而不是张艺谋导演的意大利歌剧《图兰多》……

总之，是人类自己破坏了生命的绿色，带来了恐怖的黄色，黄色埋葬了文明，所以毁灭文明的祸首其实还是人类自己。

二、天人合一一脉相承

我们中华文明之所以能源远流长，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无容置疑的，那就是因为我们的先人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指导下确定了天人合一的生态观。

我们的先人对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的体验，在世界文明史上是很独特的，很高明的。《文子·上礼》载：“伏羲氏，昧昧懋懋，皆欲离其童蒙之心而觉悟乎天地间，其德，烦而不一。及至神农、黄帝覆领天下，纪纲四时，和调阴阳，于是万民莫不竦身而思，戴德而视。故治而不和，下至夏殷之世。”意思是说，从伏羲至夏殷之世，华夏先民经过长期的观察摸索，创立了顺应自然天象变化以遂人愿的四时耕作，建立合理开发山林川泽以趋利避害的行为规范，祈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以天为父，以地为母，阴阳为纲，四时为纪的观念。在农耕为主的生产背景中，人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对风调雨顺的期盼，使得先民们在对四时交替、气候变换格外敏感，逐渐形成了与环境和宇宙间的自然生命相互依存的文化心态，认为人的自然生命与宇宙万物的生命是协调、统一的，反映了人们在追求一种人与自然和谐亲密的关系，即“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成为倡导社会的行为准则，对后世的环境保护意识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我们的先人在天人合一的生态观的指导下走了一条理智的保护环境、持续发展的道路。我国古人在环境的保护的措施方面是全方位的、系统性的，是任何国家望尘莫及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㈠、帝王学者们争先恐后地发表环境保护的高见

在环境保护方面，很多帝王和学者发表了许许多多高见，现摘录几个著名人物的著名观点分析如下：

黄帝是文字记载的伏羲之后的第一个重视保护环境的帝王。据《史记·五帝本纪第一》卷一：黄帝“时搏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

周文王临终之前嘱咐武王要加强山林川泽的管理，保护生物，因为生态环境的好坏决定着国家的兴衰。《逸周书·文传解》载：“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麛不卵，以成鸟兽之长。是以鱼鳖归其渊，鸟兽归其林，孤寡辛苦，咸赖其生。”

管仲把保护环境提高到作为人君是否有资格进行统治的一个条件，《管子·轻重甲》载：“故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管子·八观》载：“山林虽近，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江海虽广，池泽虽愽，鱼鳖虽多，网罟必有正。”管仲这段论述的意思是说，尽管生物资源丰富，也必须合理利用，注意保护。而且强调要根据时令，结合生物的生长发育情况，保护生物的再生能力。《管子·八观》中还载：“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他这是在告诫君王：山林虽然靠得近，草木虽然长得好，但建造房屋皇宫必须有一定限度，封禁与开发必须有时间限制。管仲还制定了保护森林的严厉刑法，《管子·地数》载：“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管子保护环境的思想和措施是从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目标出发的。

孔子说：“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从表面上看，这段话要表达的意思是不择手段地破坏生物资源，就会使祥瑞动物销声匿迹。实际上，如果考虑到麒麟、蛟龙和凤凰在古代分别代表兽类、鱼类和爬行类，以及鸟类的话，就不难发现孔子其实强调维护生物的生长发育和繁殖，为构成一个美妙的人类生存环境所必不可少。反之，人世间将黯然失色，陷入茫然若失的境地。这是因为古人认为祥瑞动物是世道祥和美好的象征。最难能可贵的是，孔子通过编纂《周易》，对天人合一的思想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孔子编纂的《周易》是流传至今最古老的一部展示中华先民智慧的杰作，包含有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把天地万物风调雨顺的生态平衡景象与人类自身崇尚道德紧密联系起来，阐发了“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其二，、提出生态忧患意识观，反对浪费和破坏资源；其三，描绘了“生态之乐”的社会理想蓝图，倡导人与万物友好相处的生态和谐观。这些思想对解决全球生态危机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孟子·梁惠王上》载：“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的观点是强调对资源的合理利用，要合理地根据“天时”来把握，以便使生物资源尽可能的再生，持续利用。孟子告诫统治者，只有“仁民爱物”，重物节物，才可能维系人类的持续发展。可见，孟子主张发展经济是和保护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相提并论的。

《荀子·王制》载：“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产卵——引者）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尊重生态环境、重视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思想被视为“圣王之制”的一部分，这一思想后来在历代统治者的法制中都继承下来了。

这些学者的思想对当时和后世的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

㈡、注重依法保护环境

我国在依法保护环境方面遥遥领先世界各国。大禹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以后，立即用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了保护森林的条款，《逸周书·大聚解》载：“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入夏三月川泽不网罟，以成鱼鳖之长……”这是史书上提到的我国最早保护山林、水产的法律规定，这一规定开创了我国依法保护环境的先河，后世的历代君王纷纷效仿之。

公元前11世纪，西周王朝颁布了《伐崇令》：“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这是中国古代较早的保护水源、动物和森林的法令。

管仲不仅发表环境保护的理论，而且还为齐国制定了保护环境的严厉刑法，《管子·地数》载：“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可见这保护山林泽川的禁令是非常严厉的。

在《吕氏春秋》一书中记载了秦国的保护环境的法律，对自然资源的保护规定得更为具体，称为“四时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泽不敢灰僇，缳网苴罦不敢出乎门，罛罟不敢入乎渊，泽非舟虞不敢缘，为害其时也。”意思是说，在规定的季节中，禁止随便进山砍树，禁止割水草烧灰，禁打鸟猎兽，禁止捕捞鱼鳖。《吕氏春秋》卷一至十二和《礼记·月令》都对每月不同的气候作了完全一致的细致的规定：“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无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仲春之月，……安萌芽，养幼小，存诸孤。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祀不用牺牲。季春之月，……修利堤防，导达沟渎，闻信道路，无有障塞。田猎罝罘，罗网，毕弋，餧兽之药毋出九门。……命野虞无伐桑柘。孟夏之月，……继长增高，毋有坏堕，毋起土功，毋发大众，毋伐大树。……驱兽无害五谷，毋大田猎。仲夏之月，……游牝别群。无用火南方。季夏之月，……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斩伐。孟秋之月，……完堤防，谨壅塞，以防水潦。仲秋之月，……乃命宰祝，循行牺牲，视全具。乃命有司，驱民收敛。务畜菜，所积聚。乃劝种麦。毋或失时。季秋之月，……乃命冢宰，农事备收。天子乃教于田猎。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蜇虫咸俯在内，皆瑾其尸。孟冬之月，……乃命水虞渔师。收水泉池泽之赋。仲冬之月，……农有不收藏积聚者，牛马畜兽有放佚者，取之不诘。山林薮泽，有能取蔬食田猎者，野虞教导之。季冬之月，……命渔师始渔。岁且更始，专而农民，毋有所使。”这里对耕种、打猎、捕鱼、伐木、孕育、放牧以及取火、烧炭都有明确的季节、月份限制，将保护环境与祭祀天地、祖先并列为国家大事。

秦国统一六国，建立秦朝后，立即把保护环境列入《秦律》中，《秦律·田律》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树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复月，毋敢业草为灰，取生荔，麛（卵）榖，毋……毒鱼鳖，置肼罔，到七月而纵之……邑之近皂及它禁苑者，麛时毋敢将犬以田……维不幸死而伐绾享(即棺椁)者，是不用时。”意思是说，从春季二月起，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树木，不准堵塞林间山道。不到夏季，不准进山砍柴、烧野草作肥料，不准采集刚发芽的植物或取获幼兽、鸟卵和幼鸟（掏鸟蛋），不准毒杀鱼鳖，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井和网罟。到七月，才可以解除上述禁令。其它还有住在养牛马之处和其它禁苑附近的人，当幼兽繁殖时不准带着狗去狩猎。只有突然死亡的人需用棺木可以不受上述时限的约定。

这些关于保护环境的法律规定，在世界上都属于较早的。中国以后的各朝代的法律也都有关于环境保护的类似规定

㈢、注意发挥道德在保护环境中的作用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中指出：“礼在古代不但有规定伦理名分的作用，还有节制人们的欲望和涵养性情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关保护生物资源的条文，不但在“经”书中宣讲，在农书和历书中也被反复强调，从而构成社会生活中重要的道德行为准则，如“非时伐木非礼，为不孝”。这种用礼来使人养成道德的方式，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更可贵的是，在帝王想做违反环境道德的事情的时候，耿直的大臣能根据传统的环境道德规范对君王提出批评，而且君王都接受了批评意见。

周景王二十一年，鉴于国库吃紧，周景王打算铸金币。卿士单穆公表示反对，认为单靠铸钱币的办法并不能解决国库亏空的问题，因为铸钱所需金属原料要靠挖掘山林而得。而破坏山林是使不得的：“若夫山林匮竭，林麓散亡，薮泽肆既，民力雕尽，田畴荒芜，资用乏匮，君子将险哀之不暇，而何易乐之有焉？”意思是说，如果山林资源枯竭，生物逃亡，水泊不出产，人民无力生产，田地荒芜，物资匮乏，君长只有忙于应付危险局面，哪有安乐可喜呢？这是针对统治者而言的，中心思想是把保护山林川泽和国计民生联系在一起了。

《国语·鲁语上》记载了一个“里革断罟匡君”的故事：春秋时期，鲁国的君主鲁宣公因为在夏天鱼类繁殖的时候到泗水撒网捕鱼，他的臣子里革就将他的网割断扔掉。还教训他说：“古者大寒降，土蛰发，水虞于是乎讲罛罶，取名鱼，登川禽，而尝之寝庙，行诸国，助宣气也。鸟兽孕，水虫成，兽虞于是乎禁罝罗，矠鱼鳖以为夏犒，助生阜也。鸟兽成，水虫孕，水虞于是禁罝主鹿？，设穽鄂，以实庙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泽不伐夭，鱼禁鲲鲕，兽长麑夭？，鸟翼鷇卵，虫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训也。今鱼方别孕，不教鱼长，又行罣罟，贪无艺也。”里革教育宣公要根据“古训”，合理利用生物资源，不应该在鱼类生长繁殖季节用网捕鱼。从这个具体的例子当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在古代，合理利用生物资源确实是很早就常深入人心并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否则作为臣子的里革就不敢如此大胆地理直气壮地批评他的君王。

齐国国君企图大兴土木修造宗庙殿堂的时候，晏子（婴）马上劝阻这种行为，认为这是“政反乎民，而行悖乎神”的行为。晏子把破坏资源看成是与人民利益相违背，并有违天意做法，可见保护资源在这个政治家心目中是维护人民利益和顺从“天意”的行为。

保护环境持续发展的社会公德既约束了平民，也约束了历代达官贵人和帝王。我国的绝大多数的帝王没有像埃及、巴比伦等帝国的国王那样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夏桀王、商纣王等少数几个为了自己的利益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的昏君立即引起了其它诸侯和天下人的愤恨，所以立即被天下人所灭。

㈣、重视植树造林

我国的很多封建帝王和学者都很重视植树造林工作，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秦始皇。秦始皇下令在全国范围修筑驰道同时，道两旁种植松林，每隔三丈，即“树以青松”，而且规模很大“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秦始皇的这个决策被后来的历代君王采纳了。路边植树已经成了国人的一种良好习惯，一直延续至今，可以说，在我国有路就有树。

三、天人合一与现代生态哲学

发达国家在走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以后，饱尝了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苦果，于是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创造生态文化，以指导人类的行动。现代生态哲学的诞生，表明了人类世界观上的一个新的飞跃。生态哲学作为生态世界观，是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观察现实事物和解释现实世界，包括生态哲学本体论、生态认识论、生态学方法和生态价值论的研究。它以人与自然界关系为某本问题，用生态系统整体性观点分析问题，提供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新的理论框架。生态哲学的价值观是反对人统治自然的哲学，主张尊重自然和理解自然的哲学，它所强调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共同进化。

显而易见，现代生态哲学不过是用现代术语解释我们的先人发明的天人合一的思想。

正是因为中华民族走了一条理智的保护环境、持续发展的道路，所以我们的生态系统没有遭到长时期的严重破坏，所以炎黄子孙才没有失去自己的家园，所以才不断发展壮大，所以中华文明才得以源远流长。中华古代文明虽然博大精深，但我认为，保护环境持续发展应该是中华古代文明的一颗重要的璀璨的明珠，虽然现在的学者们还没有发现和研究这颗明珠。

四、科学发展观是天人合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的发展观。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我认为，科学发展观的内涵虽然很广，但核心是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世世代代地发展下去。所以我认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并非是偶然的，是对中华古代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党的执政理念的一次重要升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2006年4月21日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首先从中华文明历史流变和现实发展的角度，阐明当代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前进方向，他说：“在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正是因为胡锦涛同志了解、敬仰中华文明，所以他找到了科学发展观……

我们的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是多么得伟大！毛泽东从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中找到了伟大的军事思想和哲学思想，从而带领中华儿女结束了屈辱的近代史；邓小平继承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江泽民继承发展了以德治国思想，提出了“三个代表”的理论；胡锦涛继承发展了天人合一思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可见，只有真正了解中华文明并能继承和发展的人，才能成为中国的伟人！才能带领炎黄子孙完成振兴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

阴阳文明天工开物

我们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在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的指导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科学技术，不仅使中华文明世代相传，而且为全人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的文明进程。正因如此，所以2006年4月21日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说：“在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光辉灿烂的中华古代科学技术文明博大精深，我在这篇文章中仅仅简要介绍一下我国古代的天文学和《天工开物》。

一、我国古代天文学称雄世界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年增补本）给“阴阳”这个名词作的第二个解释是这样的：古代指日、月等天体运转规律的学问。我们的这个“学问”是博大精深的学问，是伟大的学问！

我国古代天文学的卓越成就大体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即：天文观察、仪器制作和编订历法。

㈠、我国古代的天文观察举世惊叹

关于宇宙的起源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外国古人认为是神创造了宇宙，我国的古人认为物质世界是“乾”孕育的。那么宇宙的起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于是宇宙的起源问题便成了现代科学家探讨的重大课题之一，不同的科学家各抒己见，产生了很多学说。后来因为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有的科学家提出了“宇宙大爆炸学说”，即认为“宇宙最初是以大爆炸的形式产生的”，因为这个学说是建立在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并且得到了我国古代天文观察记录的证实，所以得到了很多科学家的支持。

1842年，奥地利物理学家多普勒解开了一个长期困扰人们的自然之谜，即当一列火车经过一座火车站时，火车司机都要拉响汽笛，呜——呜——……对司机本人来说，他听到的始终是音调固定的声音。但是，对于在站台上候车的旅客来说，旅客们听起来却是两种声音：当火车驶近时汽笛的声音是升高的；当火车一边鸣笛一边急速驶过时，旅客听到的音调则是降低的。这种现象在物理学中叫做“多普勒效应”。

“多普勒效应”的原因在于，声音是在空气中传播的一种波，当声源趋近时，声波被压缩，声调就高；当声源远去时，声波也舒展远去，声音则降低。这种现象对光波也是适应的。即当光源向着远离观测者的方向运动时，则光源的光波波长就变长，即普线红移；相反，当光源趋近观测者运动时，则光波变短，即谱线向紫端位移。

在20世纪最初的十几年中，美国天文学家斯莱弗在洛韦尔天文台用口径60厘米的望远镜测量了漩涡星云的视向速度，在他研究的15个星系中，他发现15个星系的光谱线向红端位移（红移），即它们正以平均600千米/秒的速度远离我们而去；而仙女座星系和另一个星系却似乎正以200千米/秒的速度接近我们！这是为什么呢？当时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说：“这个奇怪的现象是宇宙演化的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之一”。

1929年，美国天文学家哈勃在观测太空时注意到，星系在太空中的分布或多或少是均匀的，除了据我们最近的星系外，几乎所有的星系的光谱均呈现谱线红移现象，于是哈勃想：如果承认星系谱线是多普勒效应引起的，那么便意味着星系在退行（远离地球），根据其红移量，就可以计算出其退行的速度。

哈勃在研究他所测定的24个河外星系的距离时，参考了斯莱弗等人的红移资料，结果发现，河外星系的视向速度V与距离r是成正比的，即河外星系距离越大，其视向速度也愈大，即V=H.r。这个关系式在天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即著名的“哈勃定律”。式中H称为“哈勃常数”，单位为：千米/秒·百万秒差距。哈勃定律常用于测量星系之间的距离，即如果用光谱方法得到星系的红移并将它换算为视向退行速度V，则可利用哈勃定律求出星系之间的距离。哈勃的研究成果推动了星系天文学和宇宙学的发展。特别是哈勃定律的确立，证实了当今的宇宙仍在不断膨胀之中，使人类的宇宙观念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哈勃定律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很多星系都在退行？而且为什么越远的星系退行的速度越快呢？宇宙学家们回顾了自爱因斯坦相对论问世以来的这段历史，终于找出了问题的答案。

人们注意到，早在1917年，荷兰天文学家德西特证明，由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可以得出一项推论：宇宙的某种基本结构可能正在以某一恒定的速率膨胀。比利时天体物理学家勒梅特在弗里德曼宇宙模型的基础上，他把哈勃观测到的河外星系红移解释为宇宙爆炸的结果，因而得出了宇宙膨胀的概念。他想，膨胀总是从一个端点开始的，于是他进一步提出宇宙起源于一个“原初原子”的设想，后来人们常常称其为“宇宙蛋”。由于这个宇宙蛋很不稳定，结果发生了的一场无与伦比的大爆炸，于是宇宙蛋炸裂成无数的碎片，于是逐渐演变成了千千万万个星系，于是100多亿年以后的现代，最初的那场宇宙大爆炸就留下了现在的星系退行现象。

人们在观测中发现，有极少数的星系（如仙女座星系）却在接近我们，这又是为什么呢？直到人们发现了“星系群”、“星系团”等以后，这个疑问便解开了。这是因为宇宙是由许许多多的星系和星系团组成的庞大的天体系统，星系团内的各个星系由万有引力维系在一起，并且在万有引力的影响下运动着，尽管宇宙膨胀确实使星系团彼此远离了，但是星系团内部的两个或几个星系是可以相互靠近的。

尽管勒梅特的“宇宙蛋”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宇宙膨胀现象，但因为缺乏进一步的科学证据，所以很多科学家并不相信这个理论。

弗里德曼的学生伽莫夫是一位美籍俄国天文学家。1948年，他继承并发展了勒梅特的“宇宙蛋”理论。他利用许多新的观测资料推算出了当初宇宙大爆炸的温度，计算出了那种情况下的宇宙温度应该下降多快，计算出了应该有多少能量转化成了基本粒子，后来又怎样变成了各种原子等演化过程。1948年4月，他联合了天体物理学家阿尔弗和贝特共同署名，在美国《物理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片关于宇宙起源的重要文章。他在那篇文章中谈到，既然河外星系一直在彼此远离，如果回溯过去，那它们必然就靠得比现在近；进一步回溯过去，全部星系就靠得更近；由此可以推测，宇宙极早时期时非常致密的，即物质密度是非常大的，而且是极端得热；宇宙最初是一团“原始火球”，发生大爆炸以后，它发出的辐射随着宇宙的膨胀而逐渐冷却下来。文章还描述了出现在远初宇宙中的基本粒子是如何从氢原子经过质子和中子的核聚变而演化成为氦原子等等。伽莫夫认为，今天人们在地球上和宇宙中发现的原子也就是当时宇宙大爆炸产生的尘埃。他经过细致的分析和理论计算表明，大爆炸发生在150~200亿年以前，宇宙大爆炸之后到今天的残余辐射温度大约为5K~10K。伽莫夫还幽默地巧妙地组合了他们三个人的名字，使其刚好对应希腊字母的头三个字母：α、β、γ，象征宇宙之初。这篇文章是现代宇宙学经典文献之一，在科学界影响很大，所以人们就把宇宙最初的那次爆发性的宇宙开端称为“大爆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爆炸宇宙论常简称为“αβγ理论”。

伽莫夫的理论对宇宙的诞生和演变做了这样的描述：

在大约200亿年前，宇宙是很小的，宇宙中所有的物质都紧紧地挤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宇宙蛋”或“原始火球”之内，其温度可达1万亿℃以上。突然“原始火球”发生了大爆炸。具体说来，宇宙大爆炸的过程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在宇宙的及早时期，即宇宙大爆炸后的10^-43秒，宇宙的温度高达10³²(即1万亿)℃，这时宇宙还没有形成许许多多的天体，宇宙中所存在的只是具有极高能量的粒子。宇宙处于这个阶段的时间非常短暂，还不到1秒钟。由于这个体系暴胀，物质密度变稀，结果使温度很快下降，当温度下降到100亿℃左右时，宇宙演化进入了另一个阶段。

这个时候，化学元素开始形成。在热大爆炸中产生的各种粒子边膨胀边冷却。在最初的3分钟内，宇宙温度降到了10⁹℃中子与质子合成了氘氦等原子核。随着其后的膨胀，宇宙物质密度、温度不断下降。当温度下降到大约4000℃时，宇宙的年龄为30万岁。高温态物质的电子和离子迅速结合为中性原子，此过程叫“复合”。

复合以后，原先处于热平衡的物质粒子和辐射场将不再相互影响而随宇宙膨胀经历各自的演化。在复合以来至今这段漫长的时间里，宇宙膨胀了上千倍，在此期间，原子凝聚成巨大的星系团、星系和恒星，后来又出现了行星等天体。原先4000℃左右的热辐射场也冷却成为温度约5K~10K的微波背景辐射了。

根据上述宇宙起源和演化理论，科学家们开始了积极的探索。到1965年，美国的彭齐亚斯和威尔逊这两位工程师终于发现了伽莫夫所说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说起来，这两位工程师的发现是很意外的。当初他们只是为了改造人造卫星通讯，需要找出可能会干扰卫星通讯的一切因素，尤其是无线电噪声源。为了克服各种无线电波的干扰，他们建立了一个高精密度的定向接受天线系统。他们在一一估计了所有的无线电波干扰源以后，发现总是存在大约相当于3.5K的噪声得不到合理的解释，他们不明白这种无法消除的噪声是从哪里来的。

更令人迷惑不解的是，这个噪声没有方向性变化，因为转动天线时，噪声的强度始终不变，即所谓的各向同性；他也没有周期性的变化，也不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这就是说与太阳、月亮及其它天体无关。实验表明这种噪声是在微波波段，所对应的实际有效温度为3.5K。百思不得其解的彭齐亚斯在给一位朋友打电话时，向他的朋友讲述了这件奇怪的事情。那位朋友告诉彭齐亚斯，他最近见到一片科学论文预印本，其中提到，根据大爆炸宇宙学家的预言，极早期的宇宙大爆炸后的残余辐射，应随着宇宙的膨胀而充满我们的太空，通常称为宇宙背景辐射；大约在3厘米波长处，应当有温度相当于3K~10K的微波噪声。该论文的作者叫皮伯尔斯，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以迪克教授为首席科学家的一个科研小组成员。迪克教授当时正准备在3.2厘米波长上进行宇宙背景辐射的测量，并已经开始安装新的灵敏度很高的仪器。那篇论文正是根据迪克的一些观点写的。

彭齐亚斯得到这个信息后很兴奋，他立即与迪克教授通了电话。他们立即进行了互相交流。不久以后，迪克小组的仪器建成了，并在3.2厘米的波长上观测到了宇宙背景辐射。经过进一步的精确的测算，他们得出实际的辐射温度是2.73K。可学家们经过充分的论证，大多数人认为，彭齐亚斯和威尔逊测量到的微波就是当年宇宙爆炸遗留下来的“背景辐射”。这一重大的天文发现，使许多从事宇宙学研究的科学家们获得了极大的鼓舞，他们认为这是对宇宙爆炸学说的非常有利的支持，为观测宇宙学增添了一个崭新的实测证据，被科学界列为20世纪60年代天文学四大发现之一，于是在科学界将其简称为“3开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因此光荣获得了197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金。瑞士科学院在颁奖决定中指出：“这一发现，使我们能够获得很久以前宇宙创生时期所发生的宇宙过程的信息。”

俄罗斯宇宙学家林德又发展了宇宙爆炸理论，他指出，宇宙每一个别区域的膨胀是互不相同的，每一膨胀区域都生成自己的小宇宙；象当初我们的宇宙一样，无数小宇宙不断从时空结构中象气泡一样冒出来，形成永无终结的小宇宙生成过程。

宇宙学家们观测发现，宇宙爆炸形成的大质量的恒星在演化过程中再次发生爆炸，形成了新的星系，这一现象的发现使更多的人认可了宇宙爆炸学说。

说起来，宇宙爆炸学说的确立，源于我国古代天文学家的伟大贡献。天文学家用射电天文望远镜观察研究金牛星座的蟹状星云时发现，此星云以每秒1300多公里的速度在膨胀，于是天文学家们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这个速度历来不变，那么可以算出大约在900多年以前，星云的全部物质集中在很小的中心地区，于是猜测那时可能发生了一次超新星的大爆炸，然后物质才四处扩散成为今天的星云。如何证明天文学家们的这个假设是正确的呢？因为许多古代文明或者泯灭，或者中断，于是科学家们的这个假设只能寄希望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果然，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给了现代科学家明确的答复！我国《宋史》卷五十六有这样的记载：“至和元年五月己丑（即1054年7月4日），客星出天关东南可数寸，岁余稍没。”天关就是金牛座ζ星，现在世界天文学界已经普遍承认，这就是那次超新星大爆炸的历史证明。天文学家由此创立了“宇宙是以大爆炸的形式起源的学说”。

事实上，在我国有文字记载的近5000年的文明记载中，天文观察相当完备！据历史文献记载，早在仰韶文化时期，人们就描绘了光芒四射的太阳形象，进而对太阳上的变化也屡有记载，描绘出太阳边缘有大小如同弹丸、成倾斜形状的太阳黑子。公元前24世纪的帝尧时代，就设立了专职的天文官，专门从事“观象授时”。我国古代无论是对太阳、月亮、行星、彗星、新星、恒星，以及日食和月食、太阳黑子、日珥、流星雨等罕见天象，都有着悠久而丰富的记载，观察仔细、记录精确、描述详尽、其水平之高，达到使今人惊讶的程度，这些记载至今仍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举世公认我国有世界上最早最完整的天文记载。我国是欧洲文艺复兴以前天文现象最精确的观测者和记录的最好保存者。世界天文史学界公认，我国对哈雷彗星观测记录久远、详尽，无哪个国家可比。《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秦始皇七年(公元前240年)的彗星，世界各国天文学家公认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哈雷彗星记录，从那时起到1986年，哈雷彗星共回归了30次，我国都有记录。1973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湖南长沙马王堆的一座汉朝古墓内发现了一幅精致的彗星图，图上除彗星之外，还绘有云、气、月掩星和恒星。天文史学家对这幅古图做了考释研究后，称之为《天文气象杂占》，认为这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彗星图。早在2000多年前的先秦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对各种形态的彗星进行了认真的观测，不仅画出了三尾彗、四尾彗，还似乎窥视到今天用大望远镜也很难见到的彗核，这足以说明中国古代的天象观测是何等的精细入微。我国还有不少太阳黑子记录，如公元前约140年成书的《淮南子》中说：“日中有踆乌。”公元前165年的一次记载中说：“日中有王字。”战国时期的一次记录描述为“日中有立人之像”。更早的观察和记录，可以上溯到甲骨文字中有关太阳黑子的记载，离现在已有3000多年。从公元前28年到明代末年的1600多年当中，我国共有100多次翔实可靠的太阳黑子记录，这些记录不仅有确切日期，而且对黑子的形状、大小、位置乃至分裂、变化等，也都有很详细和认真的描述。我国古代对著名的流星雨，如天琴座、英仙座、狮子座等流星雨，都有好多次记录，光是天琴座流星雨至少就有10 次，英仙座的至少也有12次。狮子座流星雨由于1833年的盛大“表演”而特别出名。从公元902~1833年，我国以及欧洲和阿拉伯等国家，总共记录了13次狮子座流星雨的出现，其中我国占7次，最早的一次是在公元931年10月2 1日，是世界上的第二次纪事。从公元前7世纪算起，我国古代至少有180次以上的这类流星雨纪事……

我国古代关于天文观察的详细记载是我国和世界人民一份十分宝贵的科学遗产，对研究太阳物理和太阳的活动规律，以及地球上的气候变迁等，是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我国近代气象学家、地理学的奠基人竺可桢（1890~1974）他根据我国大量的古文献，写出了《物候学》、《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和《历史时代世界气候波动》等重要著作，深刻论述了地球气候的历史变迁，得到了世界气象学界的高度评价。竺可桢不仅为炎黄子孙赢得了荣誉，也为全人类的科学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㈡、我国古代的天文观察仪器举世惊羡

我们的先人之所以取得了的举世惊叹天文观察资料，那是因为我们的先人以卓越的智慧制造了令举世惊羡的天文观察仪器。

我国古代在创制天文仪器方面，创造性地设计和制造了许多种精巧的观察和测量仪器。我国最古老、最简单的天文仪器是土圭，也叫圭表。它是用来度量日影长短的，它最初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已无从考证。此外，西汉的落下闳改制了浑仪，这种我国古代测量天体位置的主要仪器，几乎历代都有改进。东汉的张衡创制了世界上第一架利用水利作为动力的浑象。元代的郭守敬先后创制和改进了10多种天文仪器，如简仪、高表、仰仪等。

㈢、我们的历法举世惊奇

现在的任何国家的学者查阅我国的古代资料，一旦找到资料，就能立即确定确切的年代，之所以有这样的方便，那归功于我们的令举世惊奇的一直延续至今的历法——阴历！

我们的先人经过漫长岁月的天文观测，逐渐认识到日月星辰等天体复合运动周期，形成了天时的周期变化。这种周期变化，主要体现在时间节律上。在时空结合的基础上对宇宙规律进行了探索，从而绘制出精巧绝伦的太极、河图、洛书、易卦及干支体系。而且认为周期运动的时空结构的体质规律性关键是时序，因此用天干、地支对不同的时、日、月、年进行标志。

我们的阴历，是根据月相圆缺变化的周期（即朔望月）来制订的。因为古人称月亮为太阴，所以又有太阴历、月亮历之称，又因为这个历法是4000多年前的夏禹时代制定的，所以也叫做夏历。因为这个历法确定了指导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民种田的二十四节气，所以又叫做农历。我们睿智的祖先制定的这个历法与世界各民族的历法相比至少有个独特的好处：

其一，农民按照节气从容不迫地进行农事活动。农民最关注的节气是惊蛰。太阳到达黄经345度时为“惊蛰”。惊蛰的意思是天气回暖，春雷始鸣，惊醒蛰伏于地下冬眠的昆虫。《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二月节，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晋代诗人陶渊明有诗曰：“促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我国劳动人民自古很重视惊蛰这个节气，把它视为春耕开始的日子。唐诗有云：“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农谚也说：“过了惊蛰节，春耕不能歇”、“九尽杨花开，农活一齐来。”华北冬小麦开始返青生长，土壤仍冻融交替，及时耙地是减少水分蒸发的重要措施。“惊蛰不耙地，好比蒸馍走了气”，这是当地人民防旱保墒的宝贵经验。皆起于农事有关的诗句、言语很多，如：“二月惊蛰又春分，种树施肥耕地深”，“夜半饭牛呼妇起，明朝种树是春分”，“清明前后，种瓜种豆”，“夏至不锄根边草，如同养下毒蛇咬”，“大暑不割禾，一天少一箩”，“寒露不摘棉，霜打莫怨天”等等。

其二，根据节气预测气候。我们的睿智的祖先经过观察，发现了很多大自然的规律，其中包括节气与气候的规律，并根据节气那一天的天气预测未来的气候和年景。通常以通俗易懂的谚语的形式世代流传：如：根据春分晴雨预示未来的天气及年景的有：“春分有雨到清明，清明下雨无路行”，“春分无雨到清明”，“春分雨不歇，清明前后有好天”，“春分阴雨天，春季雨不歇”，“春分降雪春播寒”，“春分无雨划耕田”，“春分有雨是丰年”等；再如，根据春分冷暖预示后期天气的有：“春分不暖，秋分不凉”，“春分不冷清明冷”等；再如，根据春分风来预示后期天气的有：“春分西风多阴雨”，“春分刮大风，刮到四月中”，“春分大风夏至雨”，“春分南风，先雨后旱”，“春分早报西南风，台风虫害有一宗”等。又如，根据立春那天的天气预测未来的天气及年景：“立春打了霜，当春会烂秧。”，“雷打立春节，惊蛰雨不歇。”，“腊月立春春水早，正月立春春水迟。”，“年逢双春雨水多，年逢无春好种田。”等。每一个节气都有很多这样的谚语，是我国古代科学文化的辉煌成就之一！

其三，我国古代名医还根据节气指导人们合理安排饮食，达到养生保健的目的。

其四，这种干支纪年制度给我们研究历史带来了极大的好处，朝代虽然改变，但该制度依旧不变，极便于给我们推算时间。按干支纪年从甲子开始到癸亥结束正好60年一个循环，古人称之为六十花甲，然后又周而复始。按干支纪天体的运行，不管不管岁差如何，但六十花甲算下来，亿万年的宇宙数字，亦不差分毫，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法则！我们以此可以迅速确定历史上任何朝代记载的事情所在的确切年代，正因如此，我们通过历史记载帮助当代天文学家确定了金牛座ζ星的爆炸，确定了哈雷彗星的运转周期。如果没有这个伟大的法则，我们的历史学家就很难研究历史。中国的历史是全人类历史的一部分，而且只有我们中华文明的历史没有中断，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今后肯定还会有许许多多的科研成果需要用我们祖先记载的资料证实。所以这个伟大的法则不仅属于中华民族，而且属于全人类。有的人以计算这个法则麻烦等理由，发表废除这个伟大法则的疯言疯语，实在是混帐话！之所以说是混账话，原因有二：一是，我们的先人早已经算好了“万年历”，根本不需要当代的任何人操心，再过几千年也不用操心！再说，如果需要的话，任何一个现在的中学生用电脑预算，一天可以预算几十万年，甚至几百万年，无须某些人“仁人志士”操半点闲心！二是，废除了这个伟大的法则，中国的历史就成了一盆糨糊，世界的历史就成了一锅糊涂粥！岂有此理！

㈣、赤道坐标系统中国首创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采用赤道坐标系统的国家，以赤道二十八宿为准，研究日、月、星辰的运动，而古代西方则采用黄道坐标系统，提出所谓黄道十二宫。现代天文学证明，在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坐标体系中，前者明显优于后者，现代天文学已经用赤道坐标系统替代了黄道坐标系统。

二、《天工开物》闻名世界

明代著名科学家宋应星（1587~1634）在任江西省分宜县教谕期间，将他平时所调查研究的农业和手工业方面的技术整理成书，名曰《天工开物》，在崇祯十年（1637年），由其朋友涂绍煃资助出版。《天工开物》记载了明朝中叶以前中国古代的各项技术。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18卷，描绘了饮食、衣服、染色、制陶、采矿、冶炼、兵器、舟车、纸墨、酿造、珠玉等130多项生产技术和工具的名称、形状、工序，并附有121幅插图，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书中记述的许多生产技术，一直沿用到近代。《天工开物》是中国古代一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著作，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综合性科技著作，后来被欧洲学者称为“技术的百科全书”。作者在书中强调人类要和自然相协调、人力要与自然力相配合，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天工开物先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对推动世界科技进步做出了较大贡献。但是在国内却被愚昧的清朝政府销毁。在1920年代才从日本传回来。后来在浙江宁波发现了初刻本。

事实上宋应星相所有的科学家一样，他的知识面是有限的，我国的许多科学技术并没有收录到《天工开物》中。比如说，我国古代金属冶炼、铸造技术高深莫测，遥遥领先世界，有的先进技术还是当代科学家梦想的东西。在此我仅举一个例子。1994年3月1日，举世闻名的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始皇兵马俑二号俑坑正式开始挖掘，在二号俑坑内发现了一批青铜剑，长度为86厘米，剑身上共有八个棱面。考古学家用游标卡尺测量，发现这八个棱面的误差不足一根头发丝，已经出土的19把青铜剑，剑剑如此。这批青铜剑内部组织缜密，剑身光亮平滑，刃部磨纹细腻，纹理来去无交错，它们在黄土下沉睡了2000多年，出土时却仍然光亮如新，锋利无比。科研人员测试后发现，剑的表面有一层10微米厚的铬盐化合物。这一发现立刻轰动了世界，因为这种铬盐氧化处理方法，只是近代才出现的先进工艺，德国在1937年，美国在1950年先后发明并申请了专利。更令人吃惊的是，在清理一号坑的第一个过洞时，考古工作者发现一把青铜剑被一个重150千克的陶俑压弯了，其弯曲的程度超过45度，当人们移开陶俑之后，令人不可思议的奇迹出现了：那又窄又薄的青铜剑，竟在一瞬间反弹平直，自然恢复。当代冶金学家梦想的“形态记忆合金”，竟然出现在2200多年前的古代墓葬里！谁能想象，秦始皇手里挥舞的长剑，竟然是现代科学家还在梦想的东西？更令人意外的是，后来出土的“越王勾践自用剑”也是采用的铬盐氧化处理工艺。两千二百多年前的秦始皇时代的中国人掌握的技术，现在的科学家都还没有搞明白。在我国像这样的令当代科学家望尘莫及的古文物很多。我们古代的科学技术水平实在是太高明了！我们的先人实在是太伟大了！

中华古代科技文明是光辉灿烂的，它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对中华科技文明的突出的研究成果，不仅是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也是对全人类的伟大贡献！

炎黄中医惠及万代

我的爷爷奶奶和姥爷、姥姥经常得到中医的解救，我的父辈也都多次受到过中医恩惠，中医多次救过我的命，可以说，没有中医就没有我，所以我敬仰中医，所以我喜欢中医，所以我用业余时间探讨过中医，所以我想以我能做到的方式向世人介绍中医的辉煌成就，所以我在我的拙作《水·生命·健康》一书中简要介绍了中医的一个组成部分——水疗。我们中华民族从古代留下一句名言：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既然可以说没有中医就没有我，所以可以说中医对我恩深似海，所以我在这里怀着对中医的朴素的感激之情从几个侧面回顾中医辉煌的过去和现在，满绘信心地展望中医辉煌的未来……

一、看不见的杀手毁灭了许多古代文明

早在人类在地球上诞生以前，一类看不见的生命群体就早已经诞生了，这便是微生物。微生物是一个庞大的家族，主要成员是细菌、放线菌、真菌和病毒。病毒使人类产生流行性传染病，古时叫瘟疫。

对古人危害最大的病毒主要有五种：一是天花。公元前1100多年前，印度、埃及出现急性传染病天花。公元前3~2世纪，印度和中国流行天花。公元165~180年，罗马帝国天花大流行，1/4的人口死亡。6世纪，欧洲天花流行，10%的人口死亡。17、18世纪，天花是欧洲最严重的传染病，死亡人数高达1.5亿！19世纪中叶，中国福建等地天花流行，病死率超过1/2。1900~1909年，俄国因天花死亡50万人。二是鼠疫。公元前430~427年，雅典发生大瘟疫，近1/2人口死亡，整个雅典几乎被摧毁。有专家认为此疫即鼠疫。公元6世纪，鼠疫从埃及的西半岛开始流行，不久就传遍了欧洲所有的国家，无情地夺走了将近1亿人的生命！最令人恐怖的是第二次世界性鼠疫大流行，史称“黑死病”，1348~1351年在欧洲迅速蔓延，患者3~5天内即死，3年内丧生人数达6200万，欧洲人口减少近25%，其中威尼斯减70%，英国减58%，法国减75%。1348年疫情高峰时，佛罗伦萨、威尼斯、伦敦等城市的死亡人数均在10万以上。此次“黑死病”延续到17世纪才停止。流行范围较广的是第三次世界性鼠疫大流行，1894年，香港地区爆发鼠疫，20世纪30年代达到最高峰，波及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和澳洲的60多个国家，死亡1000多万人。其中，印度最严重，20年内死亡102万多人。此次疫情多分布在沿海城市及其附近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流行传播速度之快，波及地区之广，远远超过前两次大流行。当今，鼠疫在北美、欧洲等地几乎已经绝迹，但在亚洲、非洲的一些地区还时有出现。三是霍乱。19世纪初至20世纪末，大规模流行的世界性霍乱共发生8次，地区性流行也出现过几次。1817~1823年，霍乱第一次大规模流行，从“人类霍乱的故乡”印度恒河三角洲蔓延到欧洲，仅1818年前后便使英国6万余人丧生。1826~1837年，霍乱第二次大流行，穿越俄罗斯并先后到达德国、英国、加拿大和美国。1846~1863年，霍乱第三次大流行，波及整个北半球。1865~1875年，霍乱第四次大流行，由一艘从埃及到英国的船所引发。1883~1896年，霍乱第五次大流行，到达了埃及。1910~1926年，第六次霍乱大流行。1961年出现第七次霍乱大流行，始于印度尼西亚，波及五大洲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报告患者逾350万。1992年10月，第八次霍乱大流行，席卷印度和孟加拉国部分地区，短短2~3个月就报告病例10余万，死亡人数达几千人，随后波及许多国家和地区；1997年9月起，霍乱在非洲大规模蔓延，仅1998年的头3个月乌干达就报告病例11335例，肯尼亚报告病例10108例。四是流感。1510年，英国发生有案可查的世界上第一次流感。1580、1675和1733年，在欧洲均出现大规模流感。1889~1894年，“俄罗斯流感”席卷整个西欧。最致命的是席卷全球的1918~1919年流感。它可能源于美国，1918年3月11日美国的一个军营107名士兵首次发病，不到两天即有522名士兵被感染，一周之内各州均出现病例，数月传遍全国，但未被引起高度重视。4月，流感相继传至欧洲、中国、日本。5月，流感遍布非洲和南美，9月疫情达到高峰。10月，流感便使美国的死亡率达到了创纪录的5%。当年，近1/4的美国人得了流感，67.5万人死亡。全球约有2000~5000万人在这场流感灾难中丧生。1957年的“亚洲流感”和1968年的“香港流感”也波及世界多个地区。“亚洲流感”在美国导致7万人死亡，“香港流感”使美国3.4万人因感染致死。1977~1978年的“俄罗斯流感”始流行于前苏联，后又波及美国及其它许多国家。五是，其它主要传染病。结核病已使2亿人死亡；疟疾仅在1997年就与厄尔尼诺现象一起造成150~270万人死亡；登革热于1981年使古巴30多万人患病；而埃博拉病毒造成的死亡率则高达78~88%。此外，伤寒、西尼罗河病毒、梅毒、艾滋病、军团菌等，也都对人类造成极大的伤害。2003年发生在中国的“SARS”瘟疫，令国人吓了一大跳！假如我们没有发达的中医和现代科技，那后果不堪设想！

事实上，许多的古代文明就是被病毒这个“看不见的杀手”吞噬了。

从考古情况看，楼兰国县是因为生态破坏，导致环境恶化，使人口逐渐减少，但最终是一次瘟疫毁灭了楼兰。考古人员在沙漠之中的楼兰遗址的一个山丘上，发现遍地都是木乃伊、骷髅，还在附近曾发现过一些群葬坑，里面男女老少尸体像垒砖那样层层迭迭，但尸体没有受到兵器伤害。这就说明在1000多年前，在这里发生了一次大的瘟疫，还活着的人把先病死的人埋葬了，但接着又有更多的人死去，最后剩下的很少的一部分人只好仓惶地逃离了尸横遍野的楼兰……根据历史记载，楼兰国曾有几千人在一个叫善密的人带领下迁到义乌(今哈密一带)，另一部分人迁到了和田的罗普(罗布泊)生活，一直到清朝末年。据说，50年前在塔里木河还可以划船，还能打上1米多长的鱼。中上游的引水灌溉和水库的修建使塔里木河不再注入罗布泊，1972年，罗布泊蒸发完了最后一滴水，成为一片死亡之海。

玛雅文明以瓜地马拉和巴里约为发展中心，几乎波及整个中美洲，而最繁华的地方是瓜地马拉南部平原的贝登。约在公元前300年及以后的1000年间，玛雅文明达到了鼎盛时期。玛雅创造了系统的象形文字和计算方法；建造了辉煌的城市，先进的天文台，发达的公路交通网络；编制了较精确的历法；还有富丽堂皇的庙宇，庄严巍峨的金字塔；还有整齐地排列着雕像的广场和宽阔的运动场……玛雅文明最大的谜是为何从热带雨林的丛林深处突然消失？据说玛雅人在公元909年某一天，80%的人口突然失踪了，仅留下未建好的城堡。然后，自当天起，祖先的睿智也急速消失，残留下来的玛雅人开始变得无知与颓废……玛雅人的一切城市建筑保存完好，因此考古专家断定，玛雅人既不是死于一场大规模战争，也不是死于地震等自然灾难。玛雅文化所展开的地区极为宽广，面积约为三十万平方公里。在此区域全是热带雨林，由于湿热潮湿，几乎成了流行病最盛行的地方，因而只能是突然爆发的一场流行性急性脑炎一类的瘟疫，夺取了绝大多数的人的生命，很少的幸存者智力受到了严重摧残。

1929年，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发现了青霉素，这是人类历史上利用微生物生产的第一种高效抗菌药，这种淡黄色的粉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创造了奇迹，把许许多多的伤员从死神的手中夺了回来。正是这种淡黄色的粉末，使全人类的平均寿命一下子又提高到了65岁！

以上人类对瘟疫的记载时间最长的不过是公元前1100年，在这之前发生的瘟疫肯定是更多更严重！所以我认为瘟疫是毁灭古代文明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中医拯救了中华民族

当其它国家的统治者装神弄鬼的时候，我们的祖宗炎帝却跋涉在崇山峻岭上寻找治病的良药；当其它国家的统治者尽情享受人间荣华富贵的时候，我们的祖宗黄帝却在专心研究中医科学；当其它国家的宗教头目以“救世主”的身份四处宣扬他们的救世玄论的时候，炎黄子孙却创造了独秀世界的医学。于是当瘟疫将许多国家的统治者、“救世主”和他们的子民一起葬送的时候，我们炎黄子孙却以发达的中医战胜了无数次瘟疫灾难，并总结出了一整套治疗瘟疫的理论、良方和预防、控制瘟疫的得力措施。

从我国的史料来看，我国是流行病多发的国度。在传统史籍中，对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是，所用的名称有疫、疾疫、疠等，而一般统称为疫，合称疾疫。从现代疾病分类学看，这些疾疫包括瘟疫、瘴气、痢疾、流行性感冒、麻风病等，是一个较为广泛的概念。根据明代吴有性的《瘟疫论》的说法：“疫者，以其延门合户如徭役之役，众人均等之谓也。”由此可知，在中国古代，凡是具有高传染性的疾病都被归为疫类。

我们炎黄子孙之所以战胜了无数次瘟疫的灾难，首先是因为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医研究出了一整套治疗瘟疫的理论，研制出了一整套治疗瘟疫的良方。中医理论的伟大之处是在还没有弄清楚瘟疫病因的情况下就可以提出防治方法。2003年在我国突发的“SARS”就是一种瘟疫，病因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但在我国战胜“SARS”的战争中，中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的作用。有许许多多的治疗瘟疫的良方记载在一部部厚厚的医学经典中。我国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医学家写了许许多多的医书，为指导我国医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早在先秦时期就有很多医书，秦始皇在焚书坑儒时，将医书列为保护书籍，所以医学是我国没有受到任何制约的第一门科学。有许许多多的良方在民间世代流传。我对民间流传的中医良方非常崇拜，起因于我患痄腮。痄腮就是现代医学说的腮腺炎，是由腮腺炎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多发生于儿童。因为我老爸在“文革”中受到迫害，所以我的童年时代是在沂蒙山区的四个极其偏僻山村度过的。1969年春天，我家所在的周姓村庄的很多儿童患了这种急性传染病，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患者。救我们这些小患者的不是现代医学，而是一个民间中医妙方。方法是：捉七个蛤蟆，先把一个蛤蟆的皮剥下来，再把七个蛤蟆头部的一种白色物质抹在蛤蟆皮上，然后把蛤蟆皮贴在痄腮上。那种感觉实在是太神妙了！只感觉到一股舒服的凉意从蛤蟆皮传遍全身，接着高烧消退，继而疼痛消失，两天以后痊愈了，就这么简单。那时候的偏僻的沂蒙山区的西药奇缺，那时候治这种病的西药只有“有头有脸”的人才能通过“走后门”买到，如果没有那个中医妙方，我和我的很多伙伴很可能就夭折在难忘的1969年！一个蛤蟆以生命为代价救了我幼小的生命，所以我从此以后非常“尊重”蛤蟆。不知道是何年何人发现这个妙方，他挽救了多少幼小的炎黄子孙呀……还有一些文学家把许许多多的良方写在了他们的优秀散文、史书中。古代文集笔记之中的验方、偏方尚有不少，其中不少药方值得后人认真总结和继承。如苏轼在《与王敏仲书》中提到治疗瘴疫方为：“用姜、葱、豉三物，浓煮热呷，无不效者。”《宋史·外国·吐蕃》中提到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六谷吐蕃的铎督部族发生疾疫，宋廷提供的治疫药物为：白龙脑、犀角、硫磺、安息香、白石英等76种。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的一则事例，所用治疫药物为柏叶，颇有神奇之效。《靖康纪闻》中记载的治疫药方为黑豆汤，其方为：“黑豆二钱（令炒香熟）、甘草二寸（炒黄色），右二味以水二煎一盏，时时服之自愈。”元人笔记《辍耕录》中记载：元朝初年时，元军发生疾疫，以大黄疗治，所活近万人，效果亦极显著。许许多多的防治各种瘟疫的验方是我们的先人在与瘟疫作斗争的过程中发明的，每一个验方都是古人战胜瘟疫的一个有力证据。

我们炎黄子孙之所以战胜了无数次瘟疫的灾难，还因为总结出了一整套预防、控制瘟疫的得力措施。我国古代在预防、控制瘟疫方面有五个显著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顺应节气预防瘟疫。先秦典籍《礼记·月令》中载“孟春行秋令，则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民殃于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疟疾。”三国时，曹植在《说疫气》一文中提到，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原因在于“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由此可以看出，我们的先人时非常重视顺应节气，这对预防瘟疫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个特点是制定法律预防、控制瘟疫。最早制定这方面的法律的是秦朝。1975年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关于预防、控制瘟疫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规定了预防、报告制度。传染病一般通过密切接触传播，预防的关键是树立防病意识，自觉减少与患者的近距离接触。《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记录着这样一个案例，其人丙因为外祖母同里者曾有“毒言”，他也被怀疑患有“毒言”。“毒言”是一种热带地区流行的传染病。《论衡·言毒》载：“太阳之地，人民急促，促急之人口舌为毒。故楚、越之人，促急捷疾；与人谈言，口唾射人，则人胎肿而为创（疮）。”可见，“毒言”是一种通过唾液传播的皮肤性疾病。因此，知情者采取了主动断绝与丙接触的行为：“丙家节（即）有祠，召甲等，甲等不肯来，亦未尝召丙饮。里节（即）有祠，丙与里人及甲等会饮食，皆莫肯与丙共杯器。甲等及里人弟兄及它人智（知）丙者，皆难与丙饮食。”在各种活动中，大家尽量避免与丙接触，如果没有办法，也要避免与丙共同饮食，或者不用同一器具。这说明，秦朝把总结的预防、报告瘟疫的历史经验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二是，确立标准，谨慎诊断。在传染病防治中，患者的确诊是一个重要环节，也是预防与治疗的基础。在秦代，传染病患者被视同罪犯，因而对于患者的确诊十分慎重。如丙被怀疑为麻风病，送到官府后，官府首先向丙讯问症状，然后令医生诊之，丁言曰：“丙毋（无）麋（眉），艮本绝，鼻腔坏。刺其鼻不嚏。肘膝□□□到□两足下奇，溃一所。其手毋，令澹，其音气败。疠也（《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没有眉毛，鼻梁断绝，鼻腔已坏，刺激鼻孔也不打喷嚏；脚上有溃烂处，不能正常行走；手上没有汗毛；呼喊时声音嘶哑。这些显然是确定麻风病患者的症状标准。经专业医生仔细检查后，才确定了该人确实是麻风病患者。而对不是传染病患者的被怀疑者，经专业医生诊断后，则及时予以排除。上文所讲的被怀疑为“毒言”患者的士伍丙，经诊断后，“丙而不把毒，毋（无）它坐。”传染病患者的可能被排除了，丙也由罪犯的身份恢复为自由人。三是，设立机构，强制隔离。对病人及时进行隔离，是切断传染病的传染源、防治传染病的最有效措施。特别是在古代治疗手段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果断隔离就显得尤为重要。秦朝把对传染病患者的隔离纳入了法制轨道。《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的几条律文证实了这一点。“城旦，鬼薪疠，可（何）论？当迁疠迁所。”“疠迁所”也称“疠所”，是专门隔离麻风病患者的地方。法律规定政府应设置专门机构对传染病患者加以隔离，这在中国历史上当属最早的记载，在世界传染病防治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秦朝通过立法预防、控制瘟疫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汉书·平帝纪》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这说明汉朝继承了秦朝的强制隔离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病之人（《南朝齐会要·民政》）。唐代则是由僧人开设乞丐养病坊，以隔离收治病患者。宋代开始，设立了大量官办养病机构，都有隔离病患的作用。较著名者如熙宁九年（1076年）在越州建的病坊，其起因是：当年春天，越州“大疫，为病坊，处疾病（《元丰类稿》卷19《越州赵公救灾记》）。”。此后不久，苏轼于1089年在杭州设立“安乐坊”，养病机构有了进一步发展。北宋末年以后，各地广泛设置安济坊，以专门隔离瘟疫患者，效果显著。此后，元、明、清三代，官方设置的医疗机构除了药局外，其它则渐呈萎缩局面。不过，由于民间慈善机构的大量兴起，对于疾疫的控制方面仍较有效。

第三个特点是官府派遣医生巡诊并无偿施药。最早的巡诊制度见于先秦时期，《周礼·地官》中有司救一职，其职责就是：“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此可视为我国古代巡诊制度的滥觞。《后汉书·光武纪》载：光武帝时，天下疾疫，朝廷就“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巡行疾病”。《后汉书·灵帝纪》载：“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到了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都更为重视。每当疾疫流行，宋朝廷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药费多由朝廷无偿拨付。此外，地方上一旦发生疾疫，各地官员也多方努力，极力救治，广为施医散药。除了派出医生巡诊之外，从中央到地方还广泛设有惠民药局和其它一些地方性药局，平时以平价售药为主，疾疫流行时，则无偿施药以济民疫。

第四个特点是注意公共卫生。我国古人已经认识到环境不良是产生瘟疫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注意公共卫生问题。南宋真德秀在泉州任职期间，鉴于泉州城内水沟湮阏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为疠疫”，就写了《开沟告诸庙祝文》，兴工清理沟渠。吴芾于乾道二年（1166年）任隆兴知府，当地“旧有豫章沟，比久湮塞，民病途潦。”于是他说“沟洫不通，气郁不泄，疫疠所由生也。”，并“亟命疏浚，民得爽垲以居（《朱文公文集》卷88《吴公神道碑》）。”

第五个特点是妥善处理尸体。尸体是病毒和细菌借以大量繁殖的最主要载体，处理尸体，即是切断疾疫流行的一个重要渠道。据《周礼》所载，从先秦时期开始，就有了处理无主尸体的做法。此后，凡遇大疫，官府一般都有掩埋死者尸体的做法。如南朝梁武帝时，郢城大疫，全城十余万口，“死者十七八”。朝廷遂命给死者赐棺器盛殓，以防止疾疫传染（《南史·梁武帝纪》）。这方面仍以宋朝处理得较好。在宋代，官方每于灾害过后招募僧人掩埋尸体，并给予奖励。如嘉定元年（1208年），江淮一带大疫，官府遂招募志愿者，凡掩埋尸体达200人者则给予重奖（《宋史·五行志》）。此外，从北宋末年开始，各地普遍设立漏泽园制度，以掩埋因贫困无以安葬的无主尸体。宋代以后，各地均仿效这一制度，普遍建立漏泽园，从而减少了由尸体繁殖传染病毒细菌的机会。

正是因为我们的先人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医，采取了防治瘟疫的全方位的得力措施，所以我们中华民族才得以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壮大，中华文明才得以延续至今。

我国史书和地方志中有丰富的自然史资料。竺可桢利用史志资料写成《中国的初步研究》。对此，1979年英国《自然》周刊指出：用丰富的中国古代气候资料来论证气候变迁“是特别有说服力的”。随着科学界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古代自然历史资料的巨大价值，开发利用这一宝库的学科和成果也越来越多。古疫情资料是自然史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记录了我国近3000年来热带亚热带温带三大气候区和沿海内陆等多种地理人文环境中众多族群的传染病流行和防治情况，它不仅是疾病史的重要资料，也是人类学、生物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可共享的研究资料，是中国和世界人类共同的珍贵遗产。仅从我国古代自然史资料（特别是古疫情资料）的角度来看，某些自诩“现代科学精英”的人信口雌黄地诋毁中华文明、诋毁中医的奇谈怪论，真是愚蠢至极！可恶至极！！

三、从近百年考古中看中医学

2000年11月23日，《中国医药报》发表了署名孟庆云 的一篇题为《从近百年考古中看中医学》全文如下：

中医学不仅以其颇具特色的理论和卓著的临床疗效显示其博大，而且也以其原创性的医学发明，展示其辉煌成就，近百年有关医学的考古发现，极为生动地再现了它丰富的历史积累，同时也促进了中医文献学的创立。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甲骨文的发现就和中医药有密切关系。1899年的一天，北京城里的国子监祭酒兼团练大臣五懿荣得了疟疾，在开出的中药方中有一味叫龙骨的药，他在煎药前发现龙骨上竟然隐隐约约刻有字迹，由此他发现了中国最早的文字，即甲骨文。1900年7月，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王懿荣在自己的花园里投池殉国，他辛勤搜集的上千片龙骨翌年转到后来写《老残游记》的刘鹗手中。甲骨文的研究，不仅成为新史学的开端，也造就了一批如刘鹗、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唐兰、于省吾、胡厚宣等考古学大师。据胡厚宣先生统计，仅《甲骨文合集》就收录了记载有关疾病的甲骨320片，计约1000条。甲骨文中有人体器官的记载，还记有内、外、妇、儿、眼、口腔、耳鼻喉等科40余种疾病，有疟、蛊等病名，有疾年、雨疾、降疾等流行病的记载。胡厚宣先生曾据此写有专著《殷人疾病考》。

1990年，敦煌藏经卷等文物被发现，其中有一批医书，这是历代以来出土医籍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目前统计有62种，其中《张仲景五脏论》、《平脉略例》、《本草经集注》、《食疗本草》、《新修本草》等皆为未见传世或流传甚少的珍品。由此引发出敦煌医书研究的中医文献学研究专题，马继兴、丛春雨等皆有专著出版。

简牍和帛书的发现，是我国近百年文物考古重大发现的一个侧面。“简帛”即是古人所云的“著之竹帛”，是以笔墨书写在竹木简牍和绢帛之上。1907年和1916年在敦煌出土的简牍《流沙坠简》、《居延汉简甲编》等都有医学内容。1972年甘肃武威出土92枚简牍，被学者编为《武威汉代医简》，后定名为《治百病方》，其成书早于《伤寒论》，有些方药治法堪为辨证论治的滥觞。其中有“瘀方”9首，是最早的活血化瘀治方。简帛中最为珍贵的，要算1973-1974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导引图》、《却谷食气》、《养生方》、《杂疗方》、《胎产图》和竹木简《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天下至道谈》等，很多书编著年代早于《内经》，从此结束了“我国第一部医学著作是《内经》”的说法。著名学者王国维早在20年代就指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正是因为有大量的古文献和新发现，合之乾嘉以降的古今研究方法，马继兴先生的《中医文献学》才得以于1990年出版，这是奠定中医文献学科的开山之作，是20世纪中医学成就之一。

文物的发掘，为医学史研究提供了实物。1963年在内蒙古多伦道新石器遗址出土的石针，经鉴定即是砭石，此后在河南郑州、新郑，徐州高皇庙，山东日照等地皆有出土，这是《内经》作者也未曾见过的。此外又有骨针、竹针、陶针等出土。1968年河北满城西汉刘胜墓中出土了九针，其中4根金针、5根银针，系《灵枢》所论之九针。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在出土简牍的同时，还出土了六壬拭盘及太乙九宫占盘，前者与《灵枢》经中《卫气行》篇相符，后者与《九宫八风》篇契合。1993年四川绵阳出土一具长约半米、木质涂漆的针灸人模型，为西汉早期葬品，此模型比北宋王惟一的铜人早1000余年，是世界上最早的医学教学模型。1999年我国考古学家，在对青海地区出土的古代人骨进行研究时发现，早在5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国古人已在医治病人的过程中实施了开颅手术。这些新的发现，不仅填补了医学史上的空白，也反映了古代医学科学的光辉成就，证明了中国医药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宝库。 

四、缅怀古代著名中医的丰功伟绩

中医之所以为拯救中华民族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归功于世世代代的许许多多的中华儿女的贡献，特别归功于那些为中医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的流芳万世的著名中医。我在这里仅介绍六位伟大的中医。

我们中华儿女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炎黄子孙。“炎黄”就是上古时代的两位德高望重的帝王——炎帝和皇帝。有的历史文献上说此二人是兄弟俩，他们之所以受到了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的高度敬仰，那是因为他们为中华民族作出了极其卓越的贡献，他们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我在这里重点介绍一下他们对中医的贡献。

㈠、炎帝和《神农本草经》

炎帝即神农氏。其母名叫女登。他是伏羲的后裔，炎帝部落的首领。他是改变了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生活方式的人类第一农学家和第一医学家。他“尝味百草”发现了粮食和治病的中药材。他“斫木为耜”，发明了最早的原始农具，教人们耕作田地。从而使人类告别了狩猎为食的时代，而进入原始农业经济。农业经济使人们的食物有了保障，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迅速发展壮大，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文明进程。因而说他是人类第一农学家。他还“尝味草木，宜药疗疾，救夭伤之命”，从而改变了人类在疾病面前只有等死的被动局面，从而开创了伟大的中医事业。因而说他是人类第一医学家。他为了寻找粮食和治病的良药，常年累月，跋山涉水，走遍了天南地北，尝遍百草，曾出现过“一日遇七十毒”的危险局面，但在今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鹿原陂因尝试了一种名叫“火焰子”(俗名断肠草)的毒草，中毒身亡，后人在此建炎帝陵。

与炎帝同时代的所有的外国的部落首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以宗教作为愚弄统治他的臣民的手段，但是我们的只相信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不相信鬼神的祖先炎帝，确为了他的臣民美好生活而舍生忘死，这就是中华民族的独特的伟大！

《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药学专著，是被后世中医推崇的四大经典之一。其著作年代及作者问题，由于《帝王世纪》有：“炎帝神农氏……尝味草木，宜药疗疾，著本草四卷”之说，故使人认为《本经》作者是神农。如北齐颜之推《家训》即谓“本草神农所述”。但神农在历史上是传说中的人物，况神农时代，尚未有文字，因此不能认为是神农所著。据梁代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序中谓：“本经所出郡县，乃后汉时制，疑系仲景、元化等所记”。宋代掌禹锡在《嘉祐补注本草》序中谓：“上世未著文字，师学相传，谓之本草。两汉以来名医益众，张机、华伦辈始因古学，附以新说，通为编述，《本经》由是见于经录。”南宋王应麟在《困学纪闻》中谓：“神农作本草非也。三五之世，朴略之风，史氏不繁，纪录无见。斯实后医工知草木之性，托名炎帝耳。”现代学者，一般都认为《本经》为东汉末年（约公元200年）之作品，非一人之手笔，是集体所创作，而托名于神农。所以《本经》上冠以神农二字，亦即此故。

《本经》载药365种，其中有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此据顾观光辑本统计之数，其他各本，互有出人）。根据药物的性能和使用目的，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一百二十种，无毒。大多属于滋补强壮之品，如人参、甘草、地黄、大枣等，可以久服。中品一百二十种，无毒或有毒，其中有的能补虚扶弱，如百合、当归、龙眼、鹿茸等；有的能祛邪抗病，如黄连、麻黄、白芷、黄芩等。下品一百二十五种，有毒者多，能祛邪破积，如大黄、乌头、甘遂、巴豆等，不可久服。

《本经》对每味药所记载的内容，有性味、主治、异名及生长环境。如“当归味甘温，主咳逆上气，温疟寒热洗洗在皮肤中，妇人漏下，绝子，诸恶疮疡金疮，煮饮之。一名干归。生川谷。”这些内容以当时的水平来衡量，是比较切实的。

《本经》不仅记载着365种药的性味、主治等内容，还在其《序录》中简要地提出：“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热温凉四气及有毒无毒。”“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饮食不消以吐下药……各随其所宜”等基本理论及用药原则。并总结了“药有君臣佐使”，“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等药物配伍方法。为了保证药物质量，还指出要注意药物的产地，采集药物的时间、方法、真伪。制成各种剂型，要随药性而定。用毒药应从小剂量开始，随病情的发展而递增。服药时间应按病位所在确定在食前、食后或早晨、睡前服药。如此等等，对临床用药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本经》是汉以前劳动人民在实践中所积累的用药经验的总结，它将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是中药学按功用分类之始。它所述的药物主治大部分是正确的，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如水银治疥疮，麻黄平喘，常山治疟，黄连治痢，牛膝坠胎，海藻治瘿瘤。不但确有实效，而且有一些还是世界上最早的记载。如用水银治皮肤疾病，要比阿拉伯和印度早500~800年。

《本经》的问世，对我国药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几部《本草》，如《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都渊源于《本经》而发展起来的。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其中未免掺杂了少数荒诞不稽之说。如朴消“炼何服之，轻身神仙”，太一余粮“久服轻身飞行千里神仙”，泽泻“久服能行水上”，水银“久服神仙不死”等等。这些唯心之说，与当时迷信方士有一定的关系。对此，当代中医都本着去芜取精的精神，批判地继承其正确的内容。

㈡、黄帝和《黄帝内经》

《国语》载：“少典娶有蟜氏女，生黄帝、炎帝。”意思是说，炎帝、黄帝是一母所生。他黄帝部落的首领，后来他与他的哥哥炎帝结成炎黄部落联盟，共同与东夷蚩尤部落作战，诛杀了东夷部落的首领蚩尤，结束了原始社会末期大部落之间野蛮的连年混战局面，从而告别了野蛮时代，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有共主的统一部落联盟，为中华民族第一帝。在黄帝时代远古科学事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也是被后世中医推崇的四大经典之一。现一般认为，它不是一个时期、或某一个人的著作，而是从春秋、战国开始，一直到秦、汉几百年间，由许多医书汇集，不断增补而成，其大部分内容形成于战国。至于托名“黄帝”所作，当时托名“黄帝”的书有20多种，《内经》是其中之一。《内经》集中反映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确立了我国医学独特的理论，为中医学的发展起了奠基和导向作用。历代医家的著作，有不少取材或取法于《内经》，而历史上各种医学流派的形成和倔起，其学术理论也大都滥觞于《内经》。所以《内经》是医学之宗，不但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医教学的必读教材，就是现代的高等中医院校也仍将其作为一门必修的主课。今天中医界遵奉的一套基础理论，主要也是从《内经》中提炼发展而成。甚至当代医学科学的某些研究课题，如生命科学，气功原理，经络实质，医学心理学、气象学等，也或多或少地可从其博大精深的论述中获得新的发现或有益的启迪。《内经》包括《素问》9卷和《灵枢》9卷，两部分各列专题81篇，内容非常广泛，逐步形成了中医独特的理论体系，并以此渗透、贯穿到中医领域的各个方面，用来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和指导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等。

有的人以《黄帝内经》不是黄帝本人的著作为据否定《黄帝内经》的价值的做法是很不科学的态度，很不负责任的态度。考古事实是中医已经有5000多年的历史，也就是说，炎帝和黄帝时代已经有了中医科学。传说黄帝的哥哥炎帝为医学而献身，这就说明了这样一个现实：中国的医学在黄帝时代之前已经诞生，黄帝以他的卓越的才能促进了中医事业的大发展。如果没有炎帝、黄帝等睿智的祖先的卓越贡献，那么在战国事情也不可能突然诞生一部医学科学巨著。从任何历史文化都有继承性这个特点来看，因为黄帝时代还没有令当代人释读的文字记载，所以他那个时候的所有的文化都只能以口头语言的形式世代流传，这正是民间传说的来历。在战国时代有人以黄帝的名义写出著作，这只能说明在战国时代民间流传着很多黄帝治病的传说。作为对历史负责任的后人，正确的做法是通过考古等历史研究去证明古代历史现实，而不应该以没有文字记载为由否定中华民族的历史。蠢猪没有思维，没有悲伤，它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未来到哪里去，所以吃饱了就无忧无虑地睡觉，乐呵呵地长膘，膘肥体壮以后就稀里糊涂地走上断头台，不负责任地否定一切的人与没有思维的蠢猪没有什么区别！

《黄帝内经》这部书名，最早见载录在《汉书·艺文志》里面。今天所说的《黄帝内经》，在它成书以后，又经过两汉时代或更晚一些时期的学者作了修订和补充。它的组成包括了《素问》和《灵枢》两大部分，各有文章81篇，内容非常广泛，有生理、病理、解剖、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以及预防医学思想等各个方面。《黄帝内经》的主要价值体现在科学深奥的理论方面。《黄帝内经》的伟大之处是把唯物辩证的阴阳五行思想应用到医学，它为中医科学创造了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它是中医科学的方法论。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其一，脏腑理论。

《内经》在长期医疗实践、活体观察和古代解剖学知识的基础上，讨论了人体各脏腑、组织、器官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通过经络沟通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阴阳五行思想渗透到医学领域以后，首先是用来和人体的五脏相配合，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五脏中的一脏和其他四脏的关系，以拟五行中的一行对其他四行的关系。例如肝和心、脾、肺、肾之间的关系，是以木和火、土、金、水之间的关系来比拟的。因为五行思想认为木、火、土、金、火之间有相互推动的作用，就是所谓“五行相生”；同时也有相互制约的作用，这就是所谓“五行相克”。它在中医中的运用，在说明人体内部脏器的联系时，当正常的生理状况下，便是有规律性的活动，人体就处在一个正常的阴阳平衡状态；当病理的状况下，便是正常规律性的破坏，也就是人体的正常的阴阳平衡状态被破坏。通过药物等手段恢复了阴阳平衡，于是人就康复了。将唯物辩证的阴阳五行思想应用于医学是睿智的中华民族的祖先的一个伟大的创造！人类科学和社会事业的每一步大的突破，都证明了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的正确性，所以世界上认识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和中医科学的外国人越来越多，随着现代科学对中医科学的进一步阐释，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和中医科学必将汇入为全人类的知识海洋……

其二，经络理论

《黄帝内经》在讨论了人体生理、病理、解剖形态等以外，更注意机体功能有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关系，发现了人体除了脏腑，还有精、气、津、液、血、脉、皮肤、肌肉、骨骼、五官等，各自发挥自己的功能，而且组成整体，它们在发挥各自作用的时候，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更重要的是以经络贯串了统一的整体。经络是经脉和络脉的总称，古人发现人体上有一些纵贯全身的路线，称之为经脉；又发现这些大干线上有一些分枝，在分枝上又有更细小的分枝，古人称这些分枝为络脉，“脉”是这种结构的总括概念。经络学说是祖国医学基础理论的核心之一，源于远古，服务当今，在数千年的医学长河中一直为保障中华民族的健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经络到底是什么，存在于人体何处？经络有哪些作用，是通过什么途径实现的？这些问题既是中外科学家研究的重大课题，也是老百姓非常想了解的奥秘。至今，尽管有关经络的研究已取得相当的成果，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无论是实验研究，还是假说论证，就其总体来说，仍处于百家争鸣的科学数据和理论学说的形成、积累阶段。因此，有关经络的科学结论还需要长期的、艰苦的探索与研究。

其三、养生理论。

在“天人相应，形神合一”等整体观念的指导下，《黄帝内经》还认识生理、病理现象和自然界外在环境有关以外，更指出与人体本身内在的情志活动有着密切的相互关系，《内经》提出了协调阴阳、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恬淡虚无、精神内守等一系列防病健身益寿的养生方法，其中防重于治的思想尤为可贵。在《灵枢·本神篇》写着：“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意思是说，有聪明的人，他们采取的保健方法，一定是顺着春夏秋冬四季的时令，适应寒暑不同的气候，调和自己的情志，不能过喜过怒，并能很好地适应周围的环境；调节阴阳的变化盛衰，使它相对平衡。象这样就病邪无从侵袭，于是可以延长生命而不易衰老了。《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

现代天文学、环境科学、环境地理学、现代医学等自然科学已经逐渐部分证明了养生理论的正确性。

《黄帝内经》运用天人合一的思想论述了天体运动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现代科学已经证明，天体的运动在每时每刻地影响着地球上的人类和万物生灵。我在这里仅简谈一下阳光、地磁场、太阳黑子和温度对人和动物的影响。

先谈谈阳光人和动物的影响。我了解阳光对人和动物的影响是初步深入的，了解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直接方式，那就是通过自身的感觉、观察。另一种是间接方式，那就是通过学习科学知识。我在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也就是1970年，在语文课本上学了这样一套顺口溜：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万物生长靠太阳……我从5岁就跟着姐姐到山村附近的小河中捞鱼摸虾，当然非常清楚“鱼儿离不开水”。再大一点的时候就和小伙伴经常偷桃摸瓜了，当然也非常清楚“瓜儿离不开秧，万物生长靠太阳”。我的同学当然也和我一样。记得老师是用一问一答的方式讲解这篇课文的。所以当老师说：“鱼儿能离开水吗？”我和同学就齐声回答：“不能！”老师接着问：“为什么？”我们又异口同声地说：“鱼儿离开水就死了！”老师又接着问：“瓜儿能离开秧吗？”我们又争先恐后地大声回答：“不能！”老师又问：“为什么？”我们有洋洋得意地回答：“瓜儿离开秧就不长了。”老师又问：“万物生长能离开太阳吗？”于是同学们七嘴八舌了：有的说“所有的庄家离开太阳就不长了。”，有的说“草木春天发芽，秋天落叶。”有的说：“草木秋天落叶但是没死。”有的说：“青蛙和蛇冬天都躲进地下的洞里，虽然不见阳光，但是没死。”……我没有立即吆喝，而是在沉默思考。老师见课堂发言一向积极的我没有吭声，就说：“姚有为，你是怎么想的？”我回答说：“所有的植物短时间离开太阳就不长了，但是动物没事。所以的动物和植物长时间离开太阳肯定都会冻死的，但是人没事，因为人能够做棉衣。”老师也沉默了一会，又说：“姚有为同学回答得最好，但是也不正确，因为如果从今以后没有了太阳，最先死的是植物，再是动物。植物和动物都死了，人也就没有食物了，最终人也都会饿死。所以人和万物都离不开太阳。”于是同学们连连点头，但是我说：“这篇课文没什么意思，有青山就有绿水，有水就有鱼。太阳永远存在，万物有生有死，但是世代繁衍。有的动物夏天可能会热死，冬天可能会冻死。人一般是老死，或病死，或遇到意外而死，但是与太阳没有什么关系。”于是同学们以各种方式对我表示赞赏，有的连连点头，有的说“是这么回事。”，有的说“姚有为说得对。”……老师沉默了一会，说：“姚有为同学说得很好！今后同学们都要学习姚有为这种爱思考的精神！”于是我在心里洋洋得意，但是老师说：“我么这篇课文的意义在于假设……”我很长时间为这件事情而得意，直到1985年大学毕业也为此而得意，1985年7月至1988年8月我先后当过中学、大学化学老师，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童年时代的观点是不正确的。1988年9月以后，但我从事了环境监测工作以后，通过学习环境保护专业知识，我才意识到自己以前的幼稚和愚蠢。我之所以费了这么多文字回忆童年的“趣事”，是因为我想说明一个这样的问题：现在的某些什么所谓的海归博士、教授、博导、院士等等，他们自诩为什么“著名学者”、“著名物理学家”、“著名的生物化学家”、“高智商的人”、“现代科学精英”、“反伪科学斗士”云云，他们居心叵测地全盘否定种中华文明，把天人合一的思想诬蔑为迷信、愚昧、玄学等等，其实这些人才是些像毛泽东所说讽刺的“嘴尖皮厚腹中空”蠢货，因为他们现在的对自然界的认识水平像我在二年级的认识水平一样幼稚和愚蠢！因为现代科学已经证明，太阳对人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现在科学已经证明，人体接受阳光的多少会影响人体的健康。为什么呢？随着医学的不断进步，原先司空见惯的老东西不断地被挖掘出新活力，阿司匹林如此，钙如此，维生素D也如此。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人体要想维持正常的生命代谢活动，就必须不断地获取许多必须的物质，维生素D就是其中的一种必须的物质。骨骼的健康与否，决定于人体对钙有关，但钙在体内的吸收、代谢、骨化，都离不开维生素D，所以即使膳食中不缺钙，也可能因为维生素D不足，而影响钙的利用导致软骨症。维生素D在食物中分布不广，畜肉、禽类、谷物、蔬菜和水果含维生素D很少，它只存在于一些脂肪丰富的鱼类、动物肝脏、蛋黄和奶油中，但这些食物并不被人们普遍食用，那人体如何获得充足的大量的维生素D呢？晒太阳！原来人体能够自行“生产”维生素D，其原料是胆固醇，它在肝脏转变为脱氢胆固醇，经血液运送贮存于皮肤，在阳光中的紫外线照射下就生成维生素D，所以它又被称为被称为阳光维生素。研究表明，1平方厘米皮肤经中等强度的阳光照射10分钟就能产生1国际单位的维生素D，而成年人1天维生素D的需要量是200国际单位。只要每天接受充足阳光，就可获得满足人体90%的维生素D需求量，而剩下的10%则需要从每日的饮食中获取。这是多么的奇妙呀！这与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是多么得类似！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爱美观念的偏差，城市人（特别是某些女性）越来越远离阳光，外出时身涂防晒霜，头顶太阳伞，由于玻璃能阻挡紫外线，在室内晒太阳对补充维生素D无济于事。近年来发现多例先天性佝偻病的婴儿，他们的妈妈几乎全为白领丽人，其原因就是对阳光“严防死守”。事实上，维生素D对人体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促进人体对钙的吸收上。近年来，愈来愈多的证据表明，维生素D缺乏可能具有致命影响。据认为，维生素D对心脏病、肺病、癌症、糖尿病、高血压、精神分裂症、多发性硬化等疾病具有重要作用。原理是：心脏病：维生素D可以降低胰岛素抗性，而胰岛素抗性是导致心脏病的因素之一。肺病：肺组织一生在进行修复活动，维生素D影响各种类型细胞生长，可能在肺修复过程中发挥作用。癌症（乳腺癌、结肠癌、卵巢癌和前列腺癌）：维生素D在调节细胞生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癌症患者的这种控制能力已消失。同时，维生素D能预防细胞生产过剩，因而对某些癌症患者有保护作用。糖尿病：在ⅰ型糖尿病中，免疫系统会破坏自己的细胞。维生素D可起到免疫抑制剂的作用。而且，维生素D也许能预防免疫系统过度侵略性反应。高血压：位于颈部甲状腺上的甲状旁腺会充分利用维生素D。甲状旁腺会分泌一种调节人体钙水平的荷尔蒙，反过来，钙又有助于调节血压，尽管科学家对这一过程的了解还不全面。精神分裂症：患精神分裂症的概率，可能与出生前几个月天气的阳光状况有关。日照不足导致维生素D缺乏。维生素D缺乏，有可能改变婴儿大脑在子宫的生长状况。科学家认为，遮光剂的使用和现代人户外活动减少，是维生素D缺乏越来越严重的主要原因。所以美国科学家认为：长时间从事室内工作的人，每天服用1000个国际单位即25微克的维生素D，是保持健康所必需的。地球在不停地围绕着太阳转动，所以一年才有春夏秋冬，所以在一年里每天地球接受太阳照射时间和强度也在不停地变化着。所以阳光对人体的影响每天也在不断地变化着。事实上，每年的地球气候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今年的秋天可能是长时间的晴空万里，而明年可能是长时间阴雨绵绵。所以每年的同一天阳光对人体的影响也通常是不一样的。不仅仅如此，事实上每天的阳光的成分也是不一样的，因为太阳有自身的运动规律，突出的表现就是太阳黑子……

人们平常看到的太阳表面，叫做光球，它是太阳大气最下面的一层。一些旋涡状的气流，像是一个浅盘，它的中间凹进去好几百千米。这些旋涡状气流很像大小不等的、形状很不规则的窟窿，很黑很黑，这就是天文学家所说的太阳黑子。黑子本身并不黑，它的温度一般也有四五千摄氏度，但是比起光球来，它的温度要低一、二千度，在更加明亮的光球衬托下，它就成为看起来像是没有什么亮光的、暗黑的黑子了。假设光球上百分之百地覆盖着黑子，太阳仍旧会是相当亮的，只是比现在看到的稍微暗一些罢了。黑子是由本影和半影构成的，本影就是特别黑的部分，半影不太黑，是由许多纤维状纹理组成的，具有旋涡状结构。当大黑子群具有旋涡结构时，就预示着太阳上将有剧烈的变化。人类发现太阳黑子活动已经有几千年了，我在前面说过，我们的古人对太阳黑子的描述很形象具体。黑子活动的周期平均是11年。在开始的4年左右时间里，黑子不断产生，越来越多，活动加剧，在黑子数达到极大的那一年，称为太阳活动峰年。在随后的7年左右时间里，黑子活动逐渐减弱，黑子也越来越少，黑子数极小的那一年，称为太阳活动谷年。国际上规定，从1755年起算的黑子周期为第一周，然后顺序排列。1999年开始为第23周。1859年9月1日，两位英国的天文学家分别用高倍望远镜观察太阳。他们同时在一大群形态复杂的黑子群附近，看到了一大片明亮的闪光发射出耀眼的光芒。这片光掠过黑子群，亮度缓慢减弱，直至消失。这就是太阳上最为强烈的活动现象——太阳耀斑。由于这次耀斑特别强大，在白光中也可以见到，所以又叫“白光耀斑”。白光耀斑是极罕见的，它仅仅在太阳活动高峰时才有可能出现。耀斑一般只存在几分钟，个别耀斑能长达几小时。在耀斑出现时要释放大量的能量。一个特大的耀斑释放的总能量高达10²⁶焦耳，相当于100亿颗百万吨级氢弹爆炸的总能量。耀斑是先在日冕低层开始爆发的，后来下降传到色球。用色球望远镜观测到的是后来的耀斑，或称为次级耀斑。耀斑按面积分为4级，由1级至4级逐渐增强，小于1级的称亚耀斑。耀斑的显著特征是辐射的品种繁多，不仅有可见光，还有射电波、紫外线、红外线、X射线和伽玛射线。耀斑向外辐射出的大量紫外线、X射线等，到达地球之后，就会严重干扰电离层对电波的吸收和反射作用，使得部分或全部短波无线电波被吸收掉，短波衰弱甚至完全中断。科学家研究发现，太阳的活动期也是地球地壳运动的活动期。太阳黑子集中出现以11年为周期，地球的地震和火山爆发也以11年为周期频繁出现。太阳黑子爆发越猛烈，地壳的活动也就越剧烈。自1999年太阳进入新一轮黑子活跃期以来，地球上出现的火山爆发和地震事件已经超过了地壳活动休眠期的20倍。科学家分析说，这次太阳黑子活动的高峰期是2003和2004年，2003年2003年春季波及全世界的一场大瘟疫——“SARS”病毒的出现和2004年发生的罕见的海啸证实了科学家的预言。研究表明，太阳黑子导致地球磁场发生变异。专家认为，地球上有些地区专有的某些动物灭绝与太阳黑子爆发有对应关系。专家认为，太阳黑子还能深刻引发地球气候环境在一度时期发生较大改变。比如：加速冰山融化，海洋蒸发，海水升温，海平面上升，全球气候变暖，“厄尔尼诺”现象加剧，台风和飓风活动更加频繁，洪涝和干旱更为凶猛，生态进一步恶化，粮食大幅度减产等等。一些医学专家发现，太阳黑子爆发年份，某些疾病有所上升，住院病人也较以往增多。医学专家进一步解释说，太阳黑子爆发使得大量的粒子流和射线流穿过地球大气层，漂浮于地球大气中结构极为简单的病毒基因很容易断裂而发生重组，从而病毒发生变异生成新一类更为致命病毒的几率大大增强。尤其是流感类病毒，它的变异速度快过人类自身的免疫速度。有关专家研究发现，历史上爆发的全球性灾难性流感瘟疫多是发生在太阳黑子活动的高峰期。2003年春季波及全世界的那场大瘟疫——“SARS”病毒的出现，再次证明了科学家的研究结论是正确的。俄罗斯科学院生物学家纳塔利娅·卡尔瑙霍娃经研究指出：太阳黑子活动能抑制人体内淋巴细胞抗体的产生。太阳黑子活动越强，抗体受抑制的程度也就越大，所以此时的流脑及疟疾等传染病就会大量增加，心血管疾病和心肌梗塞发病率及因此引起的死亡率也会提高。俄罗斯科学院生物研究所的科学家还对1989年太阳风暴期间3000位老人进行了观察研究，他们发现此期间妇女皮肤细胞老化速度是平时的1.5倍，而免疫细胞的能力却降低了60%以上。美国和以色列的科学家研究还发现，太阳风暴会缩短我们人类的寿命。因为在白天人体会有大量的细胞老化或损坏，而在夜晚休息时大脑能分泌出一种叫年轻态的大脑因子来修补被损伤的细胞，但在太阳风暴期间大量的宇宙射线会阻止它的分泌。另外在我们的大小肠中约有很多有益细菌用来帮助吸收营养并制止病毒侵入，但太阳风暴会大量杀死这些有益细菌，促使人体进入衰老状态。科学家还发现人的寿命同他出生那年太阳黑子多少有关，黑子多时出生的人比平常年份出生的人寿命要短三年左右。太阳风暴还是造成臭氧空洞的元凶之一。当高能粒子流沿着磁力线集中在地球两极时，会与那里的臭氧合成为水，生成臭氧空洞。此时大量的紫外线射向地球致使过敏症、眼疾、皮肤癌患者猛增。另据瑞士科学家最近研究发现，高剂量的紫外线照射还会使植物的生殖细胞发生变异，此种现象并且可以遗传给下一代，对农作物造成巨大的长期危害。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我们的睿智的祖先早就对太阳黑子进行了细致的记载。《易·丰卦》曰：“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我在前面说过，我们的古代天文学的发达程度是世界第一，我们很早就有了经学的历法，这说明我们的睿智的祖先对天体运动的规律作了长时期的细致地研究，我们的祖先虽然不知道太阳黑子是什么，虽然不知道紫外线是什么，虽然不知道维生素D是什么，但我们的祖先有锐敏的眼睛，有敏感的皮肤，有聪明的大脑，所以看到了看到了太阳对地球万物的影响，感受到了阳光对身体的影响，所以产生了天人合一的科学理念！这是多么得难能可贵！这是多么得伟大！我们的睿智的祖先的天人合一的科学理念却被外国的有识之士用现代科学研究成果逐渐证实，而我们某些什么所谓的海归博士、教授、博导、院士等等，没有几个人知道他们研究了些什么玩艺，却只知道他们喋喋不休地恬不知耻地猜测、指责自己的祖先愚蠢，这就像一个不学无术的不继承父业的儿子在猜测、训斥受到世人敬仰的成就卓著的父亲！这样的人还有羞耻感吗？还算是人吗？

虽然我们的睿智的祖先以精密的历法的形式把他们对天体周期性运动的规律告诉了子孙，但是他们不知道数千年后的人类以人定胜天的愚蠢的狂妄的理念破坏了他们对头顶上的天的科学的预测。现在的春风已不再像古代那么和煦，现在的春雨已不再像古代那么甘甜，现在的春光已不再像古代明媚。因为女娲补天的神话传说部分已经变成了可怕的现实，那就是现在的天空的确出现了很多很大的“窟窿”——那就是“臭氧层空洞”！关于“臭氧层空洞”问题，我在我的拙作环境保护科普散文集《人·成语·环境》（2006年12月由东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已经作了较详细的论述，所以我在这里仅仅简要谈一下。由于人类向大气大量排放氟利昂，从而严重地破坏了大气中的臭氧层，从而出现了许多臭氧层稀薄区，科学家称之为“臭氧层空洞”。这样一来太阳中的许多紫外线和宇宙射线便长驱直入地找到了地面，从而对人体和万物产生了伤害。对人体的伤害表现在皮肤癌。据专家预测，由于臭氧减少，英国的皮肤癌患者至少要增加15%，到下个世纪中叶，美国的皮肤癌患者可能达到4000万人。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表明，澳洲、新西兰、美国、以色列等国家和地区，皮肤癌病例在10年内增加了4倍，而这些国家是受太阳紫外线照射较强烈的地区。日本有关资料也显示，1987年，全国皮肤癌发病率开始明显增加。我国的皮肤癌患者也开始明显增多。我国人口众多，占世界人口的1/5，中国和其他国家同在一个地球上生存，随着臭氧层的不断破坏，从国家的人口比例上看，受害最大的可能是中国！科学家们证实，大气层中的臭氧每减少1%，照射到地球上的有害紫外线将增加2%，皮肤癌的发病率则增加4%左右。据我国环保监测部门监测表明，1980~1987年间，昆明和北京上空大气臭氧含量分别减少了1.5%和5%……

否定中华文明、诬蔑天人合一、诋毁中医的许多高手就住在北京。他们没有考虑自己的头顶上的天已经不是古时候的天，现在的天上的臭氧层在逐渐变薄，紫外线在逐渐增多，对人们的危害也在逐渐增强，他们也是其中的受害者。接受少了紫外线不利于人体健康，接受多了也不行，那么合适的程度是什么？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需要在对现在的臭氧层进行较精确检测的基础上，再通过对我国古代天文资料的研究，然后建立一个数学模型，才能算出一套比较科学的数据。为什么要研究我国古代天文资料？因为古代的天文资料可以作为“背景值”。如果那些高手们还有点社会责任心，还有点文化，还关注他人和自己的生命，那就不要再恬不知耻地傻侃，那就老老实实地做点实事，比如说研究一下北京的古代天文资料，然后与环境监测部门合作搞出个造福北京市民的成果。那我坚信北京的人民会像敬仰古代先贤一样敬仰你们。如果你们不接受我的建议，那会出现一个什么局面呢？局面很好描述：你们诋毁古人的时候是英雄好汉，在诋毁中医的时候你们是学者、博导、院士、学者、物理学家、化学家，但我建议你们为了自己和其他北京市民的健康研究一下北京现在的天的时候，你们却成了废物，那么当今世人会怎样说你们？我坚信会有人研究我建议的问题，并采取得力的补救措施，所以我坚信北京永在！中医永在！那么后人会怎样评价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呢？

再谈谈地磁场对人和动物的影响。

2004年，一场罕见的海啸席卷印度洋岛国斯里兰卡，有2.2万斯里兰卡人遇难。但令斯里兰卡野生动物学家大感惊异的是，他们居然没有发现一具动物的尸体。海啸来临时，高达3公里的海浪扑向位于斯里兰卡东南部的亚拉国家公园，这里是斯里兰卡最大的野生动物保护基地，有数百头野象和不少美洲豹在这里生活。野生动物专家12月29日对路透社记者说：“令人奇怪的是，我们没有找到一具动物尸体。没有一头大象死亡，我们甚至没找到一只野兔的尸体。我想，动物也许能感知到这场灾难，它们有第六感。它们了解要发生的事情。”事实上动物的“第六感”的确比人高明得多，人们早已经观察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大地震发生以前，人类感觉不到在难将要降临，但很多鸡、狗、猪、猫等家畜和蛇、蛤蟆、老鼠、黄鼠狼、鱼等野生动物会表现出一些异常的反应。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市万籁俱寂，一片宁静，整个城市正在沉睡之中。谁也没有料到，一场灾难正在向这个城市袭来。当3时42分到来时，突然，大地地激烈地摇晃起来，震惊中外的大地震爆发了……人们事先一点也不知道灾难的降临，但是事后很多人回忆震前的某些动物反常行为，就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奇。就在这次地震的前一天，7月27日上午10点钟，唐山地区滦南县王东庄的一位农民，在棉花地里见到大老鼠叼着小老鼠跑着，小老鼠依序咬着尾巴，排成一串跟着。7月25日上午，抚宁县徐庄，有人发现成百只黄鼠狼从一堵古墙里倾巢而出，大黄鼠狼有的背着小的，有的叼着小的，向村里转移。当天傍晚，又有10多只黄鼠狼围着一棵核桃树打转。7月26日和27日，黄鼠狼又陆续向村外转移。那几天黄鼠狼不停地嚎叫，很不安宁。昌黎县有一家养了二三百只鸽子，唐山地震前一两个小时，鸽子全部飞出窝，把主人和邻居都闹醒了，大家出来看究竟是怎么回事，随后又进屋睡觉，但刚一躺下，大地震就发生了。唐山市殷各庄有一条狗，临震前那天夜里，就是不让主人睡觉，主人一躺下，它就进屋来咬，主人把它赶跑，上床睡觉，它又进来咬了主人一口，主人拿起棍子出房门追打，刚出去一会儿，大地震就发生了……美国地球学家埃弗恩丹认为，因为地震前地磁场会发生异常变化，某些动物对地磁场的微小变化很敏感，所以发生震前异常行为。事实上在飓风、大雨、大雪等异常天气来临前，地球局部的地磁场也会出现异常变化。所以沂蒙山区的农村世世代代流传着这样一个谚语：“燕子低飞蛇过道，鸡晚宿窝蛤蟆叫。盐坛出水烟叶潮，大雨不久就来到。”地球在不停地围绕着太阳运动，月亮不停地围绕着地球运动。太阳和月亮对地球的吸引力在不断地变化，因而地磁场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地磁场的变化又会对人和生物产生明显的影响。月亮绕地球转一周需29.5天，对地磁场的影响也以29.5天的周期有规律地变化着。地球磁场的有规律的变化对人体的明显影响，表现在人体新陈代谢的规律性变化上，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女子28~30天的的月经周期。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男人的甲状腺素的分泌也呈现周期性变化。在女子的月经期和男人的甲状腺素分泌的高潮期，男女都表现出不舒适的生理状态和烦躁不安的心理状态。在月亮的晦朔和弦望时，太阳、月亮和地球几乎位于一条直线上。晦朔时，太阳和月亮对地球的联合吸引力较大；弦望时，太阳和月亮从几乎绝对相反的方向吸引地球。在月亮晦朔和弦望时就会严重地影响了地磁场的变化，从而影响人的情绪。不同的人对地磁场变化的抵抗和适用能力也不同，抵抗适用能力差的人会出现精神异常，暴躁的人会变得更加烦躁不安，忧郁的人会变得更加消沉，狂喜的人会变得更加放肆。早在十六世纪，德国医生帕拉策苏斯在多年观察研究的基础上，已经认识到月满时精神错乱的人数会增加。德国科隆交通专家克劳斯·恩格斯教授经过调查研究后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每当满月，交通事故就会增加。虽然现在的科学家很没有弄清楚地磁场对人和动物体的影响机理，但我认为至少两点影响是无疑的：其一，我在我的拙作《水·生命·健康》一书中已经介绍过，地磁场的变化会影响水的缔合度，而人和动物体主要是由水组成的，每一个细胞都离不开水。所以，地磁场的异常变化也会导致人和动物体的水的缔合度的异常变化，从而也必然引起人和动物体的细胞的代谢规律的异常变化，从而对人和动物体的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其二，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人和动物体内都有生物电流，大脑思维能产生生物电流，大脑正是通过神经传导生物电流指挥人和动物体的各个器官。根据物理学原理，地磁场的异常变化肯定会对人和动物体内的生物电流产生异常影响，从而也必然对人和动物体的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我在我的拙作《父亲的责任——我的育儿教子回忆录》一书中还介绍过，我国古人认为气候不良不宜求子。在月亮晦朔弦望之时，以及大风、大雨、电闪雷鸣、大寒大暑等恶劣气候环境条件下，若交合既伤大人，又害后代。古人早已非常注意这个问题了。清·伏雌教主《醋葫中》中云：“倘交媾时犯了朔望月日，或不忌月食日食，或风雨晦暝之时，年灾月熬之夕，恣意取乐，妄行不避，那时受的娠孕，生下之时，或者缺唇，或者少指，甚至驼肩跛足，眼聩耳聋，非之一件。”由此可见，某些把中医中的天人合一的观点当作封建迷信的人是多么得愚蠢！多么得无知！！

最后谈谈温度对人和动物的影响。

四季分明的温带季风区大陆性气候的动物和人对气温的敏感性最强烈。黄河中下游属于四季分明的温带季风区大陆性气候，一年四季气温变化很大。气温对动物和人体的影响也很大。最适合绝大多数动物的温度是15~25℃。生活在四季分明的温带季风区大陆性气候的动物都会以各自的本能度过四季。例如，有皮毛的动物多是通过增加、减少毛的数量以便调节体温。当春天来临的时候，动物们开始逐渐脱毛，为的是适用逐渐变暖的气候；当秋天来临的时候，动物们又开始增加体毛的数量，为的是适用逐渐变冷的气候。人类则通过增加、减少衣服，以便调节体温。像蛙类、蛇类则通过冬眠的方式度过寒冷的冬天。很多昆虫类动物则在春天出生，冬季死亡。

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人们生活在大气中，身体时刻都会受到环境温度和气压的影响。气温对肝、脾、胆以及血压、血液成分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高温环境中，人体通过蒸发汗液来散发热量，以此来维持体温的平衡。在人体出汗过程中，身体中的盐分就会随汗液流失，导致血液浓缩，血色素及红血胞增加，血液粘性增高，心脏血管负担加重，甚至引起血压下降。另外，人体皮肤大量地排汗，使肾排出的水分减少，会影响到肾功能。高温还影响到人的神经活动和运动协调等。当环境温度过高时，就会使人中暑，出现头昏、恶心和呕吐等病理现象，严重的甚至会使人休克。在低温环境中，人体为了保持肌体的热量平衡，组织代谢加强，氧气的需要量增加。如果不能满足上述条件，则人体就会消耗体内细胞的储备，从而使人体组织发生不可逆转的现象。寒冷的天气会增加肝脏内糖原的转化、肝酶的形成和肝细胞的呼吸。在冬季室外气温很低时，人体的血管容易变硬变脆，特别是中老年人要注意增衣保暖；早晨气温过低时应推迟室外晨练的时间，以免造成血管破裂而危及生命。如果天气忽冷忽热，就会通过脾脏影响交感神经系统的功能，增加红、白血球和血小板的输出。气温剧烈变化时，还可能引起胆囊代谢紊乱，形成胆结石。对于胆结石患者，反复的冷暖剧变更会诱使病情加剧。强烈的冷、暖空气活动，会伴有气压的骤升或陡降。当有冷空气入侵时，人体的血压升高，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便会增多。这时，失眠、精神分裂和心脏衰竭现象也会加剧。当有暖空气影响时，伴随着气温的上升，人体血压降低。

我们的睿智的祖先早就发现了人体内部的气机运行与大自然的运行有必然的相关性。自然界的气温升降会影响人体的气血盛衰及脏气变化，因此老子曰：“天道与人道同，天人相通，精气相贯。”因此中医把人和自然界看成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就是“天人合一”，提倡顺应大自然盛衰规律养生或施治。

事实上，四季分明的温带季风区大陆性气候的所有的植物也随着四季气温的变化而枯荣，正所谓“一岁一枯荣，春风吹又生”。某些自诩“现代科学精英”的人明明也看到了万物都随着一年四季气温的变化而兴衰，也知道随着四季气温的变化而更换衣服，但却信口开合地否定“天人合一”的科学性，这不是在睁着眼说瞎话吗？

猪瞅月亮却肯定不知道月亮的引力对地磁场的影响，狗望太阳却肯定不知道太阳黑子对它的影响。由此可见，某些自诩“现代科学精英”的人信口雌黄地诋毁中华文明、诋毁中医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的奇谈怪论，像猪狗一样愚蠢！愚蠢的猪狗虽然不知道地磁场是何物，但是还能凭着灵敏的感觉器官感知地磁场的异常变化，但某些自诩“现代科学精英”的人既没有感知地磁场的异常变化的灵敏的感觉器官，又不了解现代科学定论，所以随意信口雌黄，从这一点来看，他们比猪狗还愚蠢得多！！

其四，运气理论。

运气理论主要内容包括在《素问》7篇大论内，着重探讨自然界气候的常变对人体生理、病理影响的变化规律，并试图按照这些规律指导人们趋利避害、防病治病。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说：“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这是说，阴阳四时的变化，是万物生长、衰老、死亡的根本，违背了它，就要产生灾害，顺从了它，疾病就不会产生，这是养生保健的原则。《黄帝内经》对疾病的治疗也在《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指出：“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意思是说，只要仔细观察阴阳的所在而加以调整，达到平衡为目的。也就是说，阴阳两气在人体内能够维持正常的相对平衡，就是健康，如果失调，就会害病。

气功是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伟大创造，源远流长。现代科学已经对气功做了一些探讨研究，但还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但是硬气功师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气”对人体细胞的重要影响！前些日子我还在中央电视台看到了一个用手掌劈坚硬的粘土砖的精彩的“争霸战”。霸主在一分钟之内居然劈碎了60多块坚硬的粘土砖！我十分惊叹！因为常人即使用钢斧在一分钟之内也很难劈碎30块坚硬的粘土砖。硬气功师的手掌要是劈在任何一种动物的头上，肯定是脑浆迸裂！这是中华民族的先人在与动物进行力与力的肉搏较量中练出的一种“绝活”，我认为中华民族的先人正是靠这个绝活，才在全人类中率先击败了兽中之王——老虎，而占到了食物链的最高端，所以中华民族迅速发展壮大。硬气功师的绝活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气”对人体细胞产生了一种“超常的变化”，我坚信未来的科学必将会十分圆满地解释这种“超常的变化”。

其五，论病理论。

论病理论包括邪正理论、病因、病机、疾病传变和病症5个方面，这些内容占了《内经》大部分篇幅。邪正理论，《内经》强调“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病因，讲到了六淫、七情、饮食、劳伤致病等。病机分析也很详细，特别是提出的“病机19条”，至今对临床实践仍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关于疾病传变，《内经》从阴阳、内外、寒热、虚实来归纳，给了后世医家很大的启迪。据初步统计，全书还有侧重地对200多种病症的病因、病机、症状、诊断、治疗、预后、预防等作了具体的论述，为后世的临床各科发展奠定了基础。古代中医称糖尿病为消渴病，《黄帝内经》中提出禀赋不足、五脏虚弱、情志失调、过食肥甘、形体肥胖与消渴病的发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对后世中医预防、治疗糖尿病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其六，诊法理论。

《内经》诊法的主要内容为望、闻、问、切，尤详于脉诊，而且强调“四诊”合参，为中医诊法的渊薮。治则治法学说：提出了治未病、治病求本、标本论治、扶正祛邪、补虚泻实、调整阴阳等一整套治疗原则。还总结了许多治疗行之有效、立竿见影的治疗方法方法，如针灸、按摩、导引、薰熨、外敷、蒸浴、放血等。

《黄帝内经》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与医学的结合，还意味着中国古代唯物辩证主义哲学在医学领域中得到进一步的阐述。春秋战国时代，我国医学经历了长时期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而有可能写出符合当时科学要求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正是用唯物辩证思想来认识人体的生理现象、疾病原因、情志活动等问题，并针对迷信思想作斗争，它为后世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开避了道路。

㈡、扁鹊和《难经》

扁鹊，其真实姓名叫秦越人，又号卢医。据人考证，约生于周威烈王十九年（公元前407年），卒于赧王五年（公元前310年）。《史记·扁鹊列传》载：“舍客长桑君过，扁鹊独奇之，常谨遇之。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他年轻时便跟从当时的名医长桑君习医，学成后，长期在民间行医，足迹遍及当时的齐、赵、卫、郑、秦诸国。他为什么被称为“扁鹊”呢？这是他的绰号。绰号的由来可能与《禽经》中“灵鹊兆喜”的说法有关。因为医生治病救人，走到哪里，就为那里带去安康，如同翩翩飞翔的喜鹊，飞到哪里，就给那里带来喜讯。因此，古人习惯把那些医术高明的医生尊称为扁鹊。秦越人在长期医疗实践中，刻苦钻研，努力总结前人的经验，大胆创新，成为一个学识渊博，医术高明的医生。他走南闯北，真心实意地为人民解除疾病的痛苦，获得人民普遍的崇敬和欢迎。于是，人们也尊敬地把他称为扁鹊。

扁鹊在治学上，不满足于一技一法，而是根据客观实际需要，精通一科，兼通数科，做到一专多能。他周游列国，为人治病，常因地域不同，随俗而变。在邯郸时，听说当地妇女病多，即为“带下医”（妇科）；过洛阳，见该地敬重老人，便以治疗“耳目”等老年人疾患为主；到了咸阳，知秦人以小儿为重，则成为一名儿科医生。

扁鹊对后世的突出贡献是，在诊视疾病的实践中，继承发展了中医全面的诊断技术：望、闻、问、切。“望”就是看外形及舌苔，“闻”就是听病人说话和呼吸的声音，“问”就是询问病情，“切”就是摸脉搏。当时扁鹊称之为：望色、听声、写影和切脉。

扁鹊虽善于运用四诊，但尤其是脉诊和望诊来诊断疾病。《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述了与他有关的两个医案：一个是用脉诊的方法诊断赵子简的病，一个是用望诊的方法诊断齐桓侯的病。

有一次，他到了晋国（今山西、河北、河南一带），正碰到了晋国卿相赵简子由于“专国事”，用脑过度，突然昏倒，已五天不省人事了。大夫（官名）们十分害怕，急忙召扁鹊诊治。扁鹊按了脉，从房里出来。有人尾随着探问病情，显得很焦急。扁鹊沉静地对他说：“病人的脉搏照常跳动，你不必大惊小怪！不出三日，他就会康复的。”果然过了两天半，赵简子就醒过来了。准确地用切脉诊病是扁鹊的首创。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高度赞扬说：“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近代历史学家范文澜说扁鹊：“是切脉治病的创始人。”

又有一次，他路过齐国都城临淄的时候，见到了齐国的国君齐桓侯。他看齐桓侯的气色不好，就断定他已经生病了，便直言不讳地对他说“你有病在肤表，如不快治，就会加重。”桓侯听了不以为然，说：“我没病。”扁鹊见他不听劝告就走了。这时，桓侯对左右的人说：“凡是医生都是贪图名利的。他们没有本事，就把没有病的人当有病的来治，以显示本领，窍取功利。”过了五天，扁鹊又来见齐桓侯，作了一番观察之后，对齐桓侯说：“你的病到了血脉，不治会加重的。”桓侯听了很不高兴，根本没有把扁鹊的话放在心上。再过五天，扁鹊又来见齐桓侯，经过细致的观察，严肃地对他说：“你的病进入肠胃之间，再不治，就没救了！”齐桓侯听了很生气，当然也没有理睬扁鹊的话。等到扁鹊第四次来见桓侯，他只瞥了一眼，就慌忙跑开了。齐桓侯发觉扁鹊不理睬自己，就派人询问。扁鹊说：“病在肤表，用汤熨可以治好；病进入血脉，用针灸可以治好；病到了肠胃，用酒剂也能治愈。如今齐桓侯的病已经深入骨髓，再也没法治了，我只好躲开。”又过了五天，齐桓侯果然病重，派人请扁鹊来治，扁鹊早已逃离齐国，而齐桓侯因误了治病时机，不久也就死了。早在两千四百多年前，扁鹊就能从齐桓侯的气色中，看出病之所在和病情的发展，这是很不简单的。所以，汉代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赞赏不绝地说：“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

扁鹊不仅善于切脉和望诊，而且善于运用针灸、按摩、熨贴、砭石、手术和汤药等多种方法去治疗各种病症。有一次，他和弟子子阳、子豹等人路过虢国，虢太子恰好患病，病得很厉害，人们都以为他死了。为此，全国正举行大规模的祈祷活动，把国家大事都撂在一边。扁鹊找到了中庶子（太子的侍从官）问道：“太子患什么病？”中庶子答道：“太子中邪。邪气发泄不出去突然昏倒就死了！”扁鹊进一步了解了太子发病的各种情况，就信心百倍地对中庶子说：“你进去通报虢君，就说我能救活太子！”但中庶子不信扁鹊能“起死回生”，不肯去通报，而且嘲讽扁鹊说：“你既无上古名医俞跗的本事，反而说你能救活太子，就是不懂事的婴儿也会知道你是骗人的！”扁鹊气愤地说：“你这是从竹管里望天。老实告诉你，我秦越人不等切脉、望色、听声、审察病人形态，就能说出病的部位。不信，你试去看看太子，他此刻耳朵该会鸣响，鼻翼该会扇动，从其大腿摸到阴部也该是温热的。”听到这里，中庶子不禁目瞪口呆。因为扁鹊虽没有见过太子，但通过多次询问，对太子的病情已了如指掌，说得头头是道，说明他很有本事，不可小看。中庶子只得进去通报了。虢君得知消息，吃了一惊，赶快出来接见扁鹊，说：“我久慕先生大名，只是无缘拜见；先生路过我这小国，幸亏主动来救助，这实在是寡人的幸运！有先生救助，我儿就能活命；没有先生救助，就只有把他的尸体埋在山沟罢了。”说着，“流涕长潸”，哭得好悲切。扁鹊告诉虢君，太子患的是“尸厥”（类似今天的休克或假死）。于是，扁鹊叫弟子子阳磨制针石，在太子头顶中央凹陷处的百会穴扎了一针。过一会儿，太子就苏醒过来。接着叫弟子子豹在太子两胁下做药熨疗法。不久，太子就能坐起来。再服二十天的汤药，虢太子就完全恢复了健康。从此以后，天下人都知道扁鹊有“起死回生”之术（后世所谓的“起死回生”典故，即源于此处）。而他却实事求是地说，并非他能把死去的人救活，而是病人根本就没有真正死去，他只不过用适当的治疗方法，把太子从垂死中挽救过来而已。可想扁鹊若无高超的医术，岂敢承揽这桩风险之事。盛誉之下，扁鹊却从不以此炫耀声名，表现出他谦虚谨慎的美德，足以垂范于后人。

假若齐桓侯像圣人一样，预先察觉事物的微小变化，能让良医得以尽早地下手治疗，疾病就能治愈，身命就可存活。人们所担忧的，是担忧疾病多；而医生所担忧的，是担忧治疗方法少。所以扁鹊坚持六种人的病不愿意治疗：第一种是傲慢放纵不讲道理的；第二种是把身体看得轻却把钱财看得重的；第三种是衣着饮食不适宜于病情的；第四种是血气错乱，脏腑功能不稳定的；第五种是身体瘦弱不能承受药力的；第六种是相信巫师不相信医生的。属于上述六种人之一的，他的疾病就极难治愈。在我国的历史上，虽然唯物的无神论思想始终占主导地位，但是历朝历代都有相信封建迷信的人和利用封建迷信思想骗钱财的巫医、巫神，扁鹊是一位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一生坚持与巫医、巫神作斗争。每到一处，他都向人们宣传无神论思想和他的科学的医学思想，劝导人们信医匆信巫，以免枉送性命。

魏文侯曾经问扁鹊说：“你们三兄弟中谁最善于当医生？”扁鹊会答说：“大哥最善于当医生，二哥就次一些，而我扁鹊是最差的。”文侯说：“可以说出来听一听吗？”扁鹊说：“大哥对于疾病，看到它的‘神’还没有成‘形’的时候，就把它除去了，因此他的名声只局限在我们家里，外面的人都不知道；二哥治病，是在疾病只有细如毫毛的形迹时，就把它治了，因此他的名声只局限在我们的闾(二十五家人)之内；至于我扁鹊嘛，拿针去刺病人的血脉，拿有毒的药物去给病人服用，拿刀去剖开病人的皮肤和肌肉，病治好了，也就出名了，各个诸侯国里的人都知道我的名字。”这一段问答最精辟而形象地诠释了“良医化之，拙医败之”和“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等高层次医家的思维方法和治疗原则，其内涵是极其深刻的。

扁鹊为了捍卫祖国的医学科学，不惜豁出自己的生命。当时，秦武王有病，召请名闻天下的扁鹊来治。一天，太医令李醯和一班文武大臣赶忙出来劝阻，说什么大王的病处于耳朵之前，眼睛之下，扁鹊未必能除。万一出了差错，将使耳不聪，目不明。扁鹊听了气得把治病用的砭石一摔，对秦武王说：“大王同我商量好了除病，却又允许一班蠢人从中捣乱；假使你也这样来治理国政，那你一举就会亡国！”秦武王听了只好让扁鹊治病。结果太医令李醯治不好的病，到了扁鹊手里，却化险为夷。在这场技术高低的较量上，扁鹊彻底战胜了李醯。李醯自知“不如扁鹊”，就产生忌妬之心，使人暗下毒手，杀害了扁鹊。

扁鹊用一生的时间，认真总结前人和民间经验，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在诊断、病理、治法上对祖国医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扁鹊的医学经验，在我国医学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对我国医学发展有较大影响。因此，医学界历来把扁鹊尊为我国古代医学的祖师。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称他是：“总结经验的第一人。”扁鹊生前一共传授了九个弟子，他的高明医术就靠这些弟子传下来。到了汉代，还有《扁鹊内经》九卷、《外经》十二卷和《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十叁卷等。

现存汉代的医书《难经》就是据扁鹊的医术，尤其是关于脉诊知识而整理成的。《难经》全称《黄帝八十一难经》，也是被后世中医推崇的四大经典之一。至今仍在人类的卫生保健事业中发挥重大作用的中国传统医学，其许多基础理论都扁鹊有密切的关系。

《难经》全书以设难答疑的形式，解释经络脏腑、疾病诊法等81个难题。具体内容为：第1～22难，论脉；第23～29难，论经络；第30～47难，论脏腑；第48～61难，论疾病；第62～68难，论穴道；第69～81难，论针法。《难经》不但推演《内经》的微言奥旨，发挥至理，剖析疑义，垂范后学，而且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如首创独取寸口和分寸关尺的三部候脉法，一直沿用至今，为中医诊断的一大特色；系统地论述了奇经八脉的循行和功能，弥补了《内经》经络学说的不足；提出了与《内经》不同的三焦、命门学说等等，都对中医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难经》也是被后世中医推崇的四大经典之一，是因为它是《黄帝内经》的完善和发展，也是指导中医的方法论。正确的科学理论来自于实践，科学正确的理论又反过来指导后人正确地实践，这就是辨证唯物主义实践和理论的重大意义。

扁鹊是世界公认的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用手术治疗疾病的人。可以说，扁鹊奠定了祖国传统医学诊断法和治疗法的基础。难怪司马迁称赞他说：“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修（循）序，弗能易也。”

千百年来，扁鹊深为广大人民所爱戴和崇敬，人们称他为“能生死人”的“神医”。在他行医经过的共约四千华里的路途上，历代人民为他建陵墓、立碑石、筑庙宇、朝香火，如河北、河南、陕西、山东等地，还保存有诸如“扁鹊故里”、“扁鹊村”、“扁鹊遗迹”、“扁鹊庙”、“鹊王山”等，以此表达对他的深切敬仰和怀念之情。在伏道村扁鹊庙的墙上，有这样一首诗，概括了他的一生，同时寄托了人民对他的崇敬和哀思：

昔为舍长时，方伎未可录。

一遇长桑君，古今皆叹服。

天地为至仁，既死不能复。

先生妙药石，起虢效何速！

日月为至明，覆盆不能烛。

先生具正眼，毫厘窥肺腹。

谁知造物者，祸福相倚伏。

平生活人手，反受庸医辱。

千年庙前水，犹学上池绿。

再拜乞一杯，洗我胸中俗。

从扁鹊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中医的科学精神！现在的某些自诩“现代科学精英”的人把中医诋毁为伪科学、玄学，这是对历朝历代像扁鹊这样的献身中医科学事业的人的人格的侮辱！也是对当代献身中医科学事业的白衣天使的人格的侮辱！！

现在的某些自诩现代科学“精英”的人把中医诋毁为伪科学、玄学，还表现了他们对哲学的无知。主要表现在他们根本不懂现象和本质的辩证关系，根本不懂量变和质变的辩证关系，根本不懂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

现象和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对哲学范畴。

人们认识事物总是从接触事物的现象开始，然后在逐步深入地认识事物的本质。现象和本质是揭示客观事物的外部表现和内部联系及其相互关系的一对范畴。

现象是本质的外在表现，是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中的外在形式。现象总是停留在事物表面的，具有直观性，如树有花、枝、叶、根、茎、树干、树根，有多种多样的颜色、形状、姿式，树的叶子也不同，有大有小，有针叶、箭叶、巴掌叶、扇形叶等。

现象是多种多样的，有正常现象和反常现象，必然现象和偶然现象，真象和假象等等。我们认识事物并不应该满足于仅仅认识事物的现象，还要透过现象去认识事物的本质。

本质是对现象而言的，本质不是现象之外的另外一种特殊的东西，而是存在于现象内部，贯穿在各方面现象之中的内部的稳定的东西，本质是事物的根本性质，是事物发展和存在的根据或内在原因，是组成事物各基本要素的特殊的内在联系，是由事物内部特殊矛盾所决定的。事物的根本矛盾不解决，事物及其过程也不会完结。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现象与本质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是辩证关系。

首先，现象和本质是对立的。现象和本质有明显的差别。显现个是事物的外在方面，是表面的、多变的、丰富多彩的；本质是事物的内在方面，是深藏的、相对稳定的、比较深刻、单纯的。因而现象是可以直接认识的，本质则只能间接地被认识。

其次，现象和本质又是统一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两者是相互依存的。现象是本质的现象，本质是现象的本质。也就是说，本质只能通过现象表现出来，现象只能是本质的显现，他们之间是表现和被表现的关系。任何一方离开了另一方都是不能存在的，实际的存在总是现象与本质的对立统一。其二，两者是相互蕴涵的，在实际上也是相互包含的。本质寓于现象之中，这是非常明显的，因为现象是整体，本质是现象的一部分，固然是根本性的部分。反过来，本质也包含现象，因为现象尽管是多种多样的、纷繁复杂的，但毕竟是由本质决定的，早已潜在地包含于本质之中。其三，现象与本质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本质变现象应理解为本质表现为现象。某一具体的人无疑是本质与现象的统一体，但其本质也在不断地表现出来，即不断转变为现象。现象与本质的相互转化，正是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互转化的客观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于现象与本质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的原理的真正价值就是知道人们透过现象看本质。

我们的睿智的祖先早已经从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中发现了现象与本质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并将这一原理创造性地应用于医学。人体所患的某种疾病也通常以特有的病态现象表现出来，也就是病的症状。中医通过观察辨认病态所表现出的现象，然后根据中医科学理论作出分析判断病的本质，然后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治疗的方法。扁鹊通过“望、闻、问、切”辨认病态所表现出的现象。在此我以我少年时代患的一种病为例作这说明。我14岁初中毕业以后，有一天突然感到有点头晕头痛，很象重感冒初期，所以妈妈立即给我做了一碗姜汤。我喝了姜汤又吃了三片阿司匹林，然后盖着被子蒙头发汗，这是我童年、少年时代治疗感冒的屡试不爽的妙方。但是这一次没有发出汗，而且症状更厉害了。我爸爸认为我的头部得了什么病，于是立即带我去县医院看病，检查了半天后，一个医生对我爸爸说：“看不出什么毛病，你领着孩子到中医科看看吧。”一个中医问了我的症状后，又切了一下脉，又问我：“你是不是最近遇到了一件很生气的事？”1977年尽管14岁的我以级部第一名的突出成绩初中毕业，但是“贫下中农”没有推荐我上高中。一个造反派头子的孩子虽然毕业成绩是倒数第一，但却洋洋得意地上高中了，所以我心里很生气，所以闷闷不乐。所以我如实回答中医：“是遇到了一件很生气的事……”中医点了一下头，从抽屉里拿出一根缝衣服用的针，在我的两眉之间挑了几针，然后垫着一层卫生纸用力捏，同时为我：“你感觉很痛不？”我立即如实回答：“不很痛。”他又增加了力度，又问：“现在感觉很痛不？”我还是如实回答：“不很痛。”于是中医微笑着说：“你的病一会就好了。”过了一会，中医指着卫生纸上的很多黑乎乎的血迹，对我说：“正常人的血的颜色不是这样的深紫色，而是鲜红色的，这就证明你生病了。”他又拿出一个小镜子递给我，说：“你看一下，针挑的地方都冒出了一个小紫疙瘩，这也是病的反映，正常人没有这样的小紫疙瘩。再说，如果你没有病，用力捏的时候就会感到很痛。”我连连点头，中医又问我：“现在感觉怎么样？”我如实兴奋地回答：“感觉好多了。”他又自信地对我说：“一会就彻底好了，今后如果再遇到这种情况，就这样自己给自己放血，放出这些紫黑色的血，你的病就好了。”我立即问：“我这种病叫什么病？”中医说：“这是一种心火，是由于生气造成的，放出一点血，火就泄出来了。也与饮食有关，你今后注意多吃些苦菜、苦瓜之类的蔬菜……”我走出医院大门，头晕头痛的感觉完全消失。从此以后，我一遇到着急的事情或者很生气的事情，就犯这种头晕头痛病，每当犯病我就立即自己给自己放血，立即就好了！后来我的一些家人和同事也犯过我这种头晕头痛病，我立即给他们放血，他们立即夸奖我……头晕头痛就是我这种病的症状，也就是疾病的现象反映。那个中医通过问我。了解了这种病的症状，通过给我切脉，做出了初步判断，又问我是不是遇到生气的事了，得到了我的如实回答后，他才确定了这种放血疗法。有时我头晕头痛的时候，我认为又需要放血了，就自己针挑放血，但是血是鲜红色的，针挑的地方也没有冒出了小紫疙瘩，于是我就知道自己是感冒了。由此看来，不同的疾病有时可以表现出相同或者相似的症状。我们的睿智的祖先经过长期的观察发现，人体发生病变会通过很多现象表现出来，不同的疾病有时可以表现出相同或者相似的症状，于是中医通过“望、闻、问、切”的方式观察了解病变引发的现象，然后通过现象确诊人体病变的本质，然后根据辨证论治的原则对症下药，然后药到病除，于是人体人体发生病变的现象消失，于是患者告别了黄泉路，于是患者获得了新生。我国古代中医科学总结了许多疾病本质的现象表现形式，例如，不同的肝病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古人发现，人的情志活动，除与心藏神的功能相关外，还与肝脏有密切的关系。若肝气疏泄功能正常，气血和平，脏腑功能正常，五志安和，则保持正常的情志；反之，则可因情志郁结而变生百病。肝气郁结，则见胸胁胀满，郁郁不乐，多疑善虑，甚则闷闷欲哭；若肝气亢奋，则见急躁易怒，失眠多梦，头胀头痛，目眩头晕等症。肝之疏泄失职，常表现有精神情志异常。反过来，外界的精神刺激，特别是郁怒，又常可引起肝的疏泄功能异常，而出现肝气郁结，气机不调等病变。所以有“肝喜条达而恶抑郁”，“怒伤肝”之说。像齐桓侯那样的不了解中医的人当然不知道疾病的现象和本质的辩证关系，所以自以为是地可悲地死去了。某些自诩“现代科学精英”的人把中医诋毁为伪科学、玄学，正像齐桓侯一样无知！连现象与本质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的原理都不明白的人，还自诩为“现代科学精英”，还自诩为什么“哲学家”，真是愚蠢至极！真是恬不知耻！

量变和质变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对哲学范畴。

量变是事物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表现为不显著的变化。质变是事物由一种质态向另一种质态的飞跃，表现为根本性的显著的变化。区分质变和量变的根本标志是事物的变化是否超出了度的范围。在度的范围之内的变化属于量变，超出了度的范围的变化属于质变。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事物的量变和质变的关系也是辩证的关系。

量变和质变的辩证关系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任何事物的变化总是在一定质的基础上先从量变开始的。其二，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质变。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其三，质变又会引起新的量变。一方面，质变体现并巩固着量变的结果；另一方面，质变又为新的量变开辟道路。其四，量变可以转化为质变，质变又可以转化为量变。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体现着事物的永恒的变化和发展。

割裂量变和质变的两种形而上学观点是：一种是只承认质变而否认量变的激变论；另一种是只承认量变而否认质变的庸俗进化论。

我们的睿智的祖先早已经从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中发现了量变和质变的辩证关系，并将这一原理创造性地应用于医学。我认为中医科学的最伟大之处就是在于把疾病消灭在量变阶段。我在此再以自己的亲身体会举一个例子。1989年我患了一种病，症状是：耳鸣，头昏脑胀。因为我自从6岁以后身体一直很强壮，所以刚开始没有在意，但是症状越来越厉害，以至于影响了看书和工作，于是我意识到问题有些严重了，于是我去了医院。我向一个内科医生陈述了症状，内科医生怀疑我的脑部有了毛病，于是开出了一个系统检查的方案，于是我根据方案做了这样的一个检查流程：脑电图、心电图、B超、X光拍照、CT。折腾了一上午，我终于拿到了四张检查报告单，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将检查报告单交给了那个内科大夫，出乎我的意料的是，那内科大夫笑嘻嘻地对我说：“祝贺你，你什么病也没有！”我十分困惑地说：“我明明感到耳鸣，明显感到身体不舒服，看书的时候更厉害，怎么能说没有病？”那医生不以为然地说：“我只能依照现代科学仪器的检查结果诊断病情，检查的结果你就是没有病。可能是因为你的工作太紧张了，我给你开一个病假条，休息两个星期也许会好的。”我那时候的工作的确很忙，每天晚上又熬夜读书写作，所以我觉得医生说得也许有些道理，于是我就休息了。我彻底放松了两个星期，但是症状没有任何好转，于是我又去找那个内科医生说明情况。那个内科医生沉思了一会，说：“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给你介绍一个中医，她也许能给你治这个病。”内科医生领我见到了一个女中医，向女中医介绍了我的情况后就走了。女中医先是给我切了一会脉，又让我伸出舌头，看了一会舌头又问我：“你注意过你小便的颜色有什么变化吗？”我立即说：“以前几乎没有颜色，现在是黄色，有时候像茶叶水一样。”女中医又问我：“是不是遇到了不顺心的事，或者是生了闷气？你要说实话。”我的确因为工作上的一件事生了一个闷气，所以就如实承认了。女中医笑呵呵地说：“甭担心，是小毛病，我给你先开三服药。吃药期间不能喝酒，也不要吃油腻的食物，吃完药之后再来跟我说明一下情况。”我吃了两服药后就感到明显好转，吃了三服药以后就完全康复了，于是我向那个女中医作了如实汇报，还说了一些感激的话。女中医微笑着说：“甭客气，治病救人是我的职业。你这种病主要是因为三种原因造成的，一是因为过量喝酒，二是因为好吃油腻的食物，三是因为生闷气。是因为这三方面的原因使你的肝受到了损害，大病都是由小病发展造成的，所以今后一定注意尽量少喝酒，少吃油腻的食物，再就是今后遇到不顺心的事要想得开，任何人的人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不顺心的事就生闷气，那就等于自己伤害自己。”我又问：“我明明有病，为什么先进的现代医学仪器检查不出来？”那女中医说：“有些病当医学仪器检查出来的时候就很危险了，甚至是不可救药了。”我不解地说：“你能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吗？”那女中医沉思了片刻，又说：“比如说你这种病，如果不通过中药进行调理，那很可能就会发展成肝癌，通过B超、X光拍照、CT都很容易检查出肝癌，即时检查出来又有何用？现代医学还没有把握成功治愈肝癌，你明白了吧？”我吃惊地问：“问题会这么严重？”女中医坦然地说：“人的生命本身就是很脆弱的，所以要好好珍爱生命。不过你也不要害怕，任何人都会生病，感到身体不舒服就赶紧看医生，西医检查不出来就找中医，中医的好处就是把病解决在萌芽阶段。”后来我是识到，那个女中医的见解非常正确！女中医说的“萌芽阶段”、扁鹊说的“‘神’还没有成‘形’的时候”和“疾病只有细如毫毛的形迹时”，都是疾病的量变阶段。所以说，中医科学的最伟大之处就是在于把疾病消灭在量变阶段。

“共性”和“个性”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对哲学范畴。

共性指不同事物所共有的普遍性质。它决定这类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势。个性指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个别的、特殊的性质。它是事物具有各自的特点。

共性和个性是辩证的统一。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个性表现共性并丰富了共性。共性与个性的区别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人们研究具体的事物，要求把握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我们的睿智的祖先早已经从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中发现了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并创造性地将这一对辩证关系应用于中医科学。具体的表现形式是，既能从人体的共性方面把握疾病的规律，又能根据某个人的具体身体壮况对症下药。在用药方面，患同一种病的两个人虽然用同一个药方，但是某一种或者某几种的药材数量是不一样的。在药的作用方面，承认某一药方并非适合所有的人。某些自诩“现代科学精英”的人以某个中医药方不能治疗不同人的同一种病为理由否定中医，这恰恰是他们不了解中医的一种无知的表现。事实上，现代医学的实践也证明了人体具有鲜明的个性。比如说，有的人对青霉素等抗生素就有敏感，不同的人对同一种药表现出的副作用症状也不相同。很显然，某些自诩“现代科学精英”的人以某个中医药方不能治疗不同人的同一种病为理由否定中医，既违背了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又不尊重现代医学实践。这是一种无知！这是一种愚昧！！

现在已经不难看出，如果说世上有很多种可悲的人，那么那些诋毁中医的人至少是其中的一种可悲。他们的可悲之处不仅仅表现在对哲学的无知，最可悲的是他们愚蠢地认为现代医学手段检查不出来的病就不是病。后来我熟悉的三个人就是因为生了闷气而没有及时通过中医调治，而发展成肝癌，而走上了黄泉路。所以我非常庆幸在我的人生路途上遇到了那个女中医。某些诋毁中医的人发毒誓永远不看中医，那他们若遇到我这种情况也肯定对中医不屑一顾，最后的恶果自然就不言而喻了……明明有一条求生的路却不走，却偏偏选择黄泉路，这只能说明他们把自己的生命看得一钱不值！如果说人的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的话，难道世界上有比把自己的生命看得一钱不值的人更愚昧、更可悲的人吗？！

㈢、张仲景和《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名机，东汉南阳郡涅阳人（今河南省邓县穰东镇），约生于公元150年，卒于219年。据史料记载，张仲景天赋聪颖，勤奋好学，少年时“学医于同郡张伯祖，尽得其传”。他善于思索，逐步深刻领会了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并创造性地应用于医学。汉灵帝时，仲景被举为孝廉，继之出任长沙郡太守。他虽然身居要职，但淡于利禄，鄙视荣势，憎恶官场角逐。当时，正值灵帝后期的大疫流行，目睹村村举衰，户户号泣的惨痛局面，张仲景深切关注民众的安危，他冲破了封建等级制森的清规戒律，择定每月初一、十五两日在大堂上为民诊治疑难疾病，从而传为千古美谈，后来的药房多冠以“××堂”，就是为了纪念张仲景大堂诊病的业绩!在东汉末朝政日非，民不聊生之际，特别是在张仲景的家乡中原疫疬暴行的情况下，他毅然辞去太守之职，跃出宦海，返回故里，呕心沥血，深研医学。

张仲景博览群书，广采众方，系统地总结了汉代以前的医学精华，根据自己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著《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后世医学者称张仲景为“医圣”，奉“伤寒”、“金匮”为医经（唐宋以后将《伤寒杂病论》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伤寒杂病论》也是被后世中医推崇的四大经典之一。从魏晋及今，一千六百多年来，一直是学习中医必读的经典著作。明代《李濂医史》称：“仲景之术精于伯祖，起病之验，虽鬼神莫能知之，真一世之神医也。”他所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祖国医学伟大宝库中的灿烂明珠。自隋唐以后，张仲景的著作远播海外，在世界医学界享有很高的盛誉。从晋朝到现在，中外学者整理、注释、研究、发挥《伤寒论》、《金匮要略》而成书的已超过一千七百余家，这在世界史上亦属罕见。张仲景是中华民族悠久文明史上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他的医学理论哺育了世代名医，至今依然是“道经千载更光辉”。

《伤寒杂病论》之所以被后世中医推崇的四大经典之一，就是因为他为中医科学创造了一个新的方法论——辨证论治。辨证论治的诞生，标志着我国中医科学已经形成了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

自张仲景以后，辨证论治成为中医认识和治疗疾病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中医学对疾病的一种特殊的研究和处理方法，也是中医学的基本特点之一。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它包括了病位、病因、病性以及正邪关系，反映出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的本质，因而它比症状更全面、更深刻、更正确地揭示了疾病的本质。辨证，就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所收集的资料、症状、体征，通过分析、综合，判断为某种证。论治，就是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中医治病首先着眼于证，而不是病的异同，因此，同一疾病的不同证候，治疗方法就不同；而不同疾病，只要证候相同，便可以用同一方法治疗，这就是“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辨证论治还体现在因人而异，也就是说，不同的人患同一种病，虽然可以用同一个药方，但因为人的体质不一样，用药量也有所不同；同一个人在治疗一个病的不同阶段所用的量也有所不同，有时药方也不同。这种针对疾病发展过程中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的法则，就是辨证论治的精神实质。

在这里我顺便说一下中医的第二伟大之处——能治疗现代医学不能治疗的某些疾病。在这里我以我的姐姐给我妈妈治疗糖尿病并发症为例作个说明。我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姐姐，头脑很聪明，因为在“文革”中结束了小学中学生涯，所以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当了一名普通工人。先后当过机械厂的车床工、服装厂的缝纫工。我妈妈于1981年患了糖尿病，从此以后通过吃西药控制病情，虽然治疗糖尿病的所有的西药都吃过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病情逐渐加重，到1996年开始出现糖尿病并发症：左眼失明、高血压、尿蛋白。许许多多的西医大夫作出了一个同样的无可奈何的结论：现代医学水平已经无能为力了。亲情的力量使我的姐姐创造了一个“奇迹”。我姐夫家原来是中医世家，但我姐夫不愿意学医，所以也成了一名车工。我姐夫虽然没有成为一名中医，但是把祖上传下来的大量中医书籍和一个切脉秘诀保存下来。有一天我姐姐对我说：“反正西医已经没有什么好办法治咱妈的病了，我想业余研究中医，给咱妈治病，你看行不？”我想，如其眼睁睁地看着妈妈病情不断恶化，还不如让姐姐尝试一下，那怕仅有万分之一的希望。所以我立即鼓励道：“你自小很聪明，在小学、中学的学习成绩都一直很出色，参加工作以后又很快成为技术能手，这说明你的悟性比较高。所以我想，只要你潜心研究中医，就能够领会姐夫祖传的那个切脉秘诀……”我姐姐得到了我的鼓励后就潜心研究中医了，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在实验了数十个药方之后，终于研制了一个适合我妈妈的药方，终于治好了我妈妈的糖尿病并发症，我妈妈的虚弱身体逐渐恢复过来。十多年来我妈妈一直定期吃我姐姐做的中药。我妈妈在治疗糖尿病的二十多年中认识了很多很多的病友，她最先认识的那帮病友都相继去世了，寿命最长的糖尿病史是18年。我妈妈的糖尿病史已经26年了，但还是“健康”地活着！我姐姐之所以能够研制出适合我妈妈的药方，1/3归功于她的毅力和悟性，1/3归功于我姐夫家祖传下来的那个切脉秘诀，1/3归功于张仲景的辨证论治的医学思想。我姐姐业余研究中医两年以后，经常在我面前“炫耀”，特别是侃起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一套一套的，经常侃得我这个中医崇拜者云山雾罩。后来的实践证明了我姐姐在中医方面的“卓越才能”，因为她成了我们的“家庭名医”，她治好了我侄子的扁桃体，治好了我弟妹的肾病……更令我佩服的是她根据张仲景的辨证论治的医学思想给我找到了一个保健的妙方。后来我知道了我患的那个“耳鸣病”的病因——肝火上升，那个女中医给我开的药方名叫“龙胆泻肝汤”。因为我好吃油腻之物的，还因为我性格耿直而常常“大动肝火”，所以两年以后我的“耳鸣病”又犯了，所以我又去找那个女中医。那个女中医给我切了脉以后，轻松地说：“不需要吃汤药了，我给你开两盒成药。你的饮食习惯和性格决定了你以后还会犯这个名，以后你再犯病就自己拿两盒成药就行了。”女中医给我开的成药名叫“龙胆泻肝丸”，我吃了两盒“龙胆泻肝丸”之后果然就好了。后来应了女中医的预言，我每年都犯一到两次“耳鸣病”，所以我每年都吃两盒“龙胆泻肝丸”。后来有一次在报上看到“龙胆泻肝丸”对肾有副作用，那时我姐姐已经是“家庭名医”，于是我向我姐姐求医了。我姐姐给我切了脉之后，对我说：“你以后再犯病就吃两盒六味地黄丸。”我立即说：“能给我讲一下道理吗？”我姐姐说：“六味地黄丸是补肾的，肾水增加，就能抑制肝火。”后来我吃了六味地黄丸之后果然药到病除，于是每年又吃两盒六味地黄丸。2003年秋天的一天，我姐姐对我说：“我告诉你一个保健酒方，以后每天少喝点保健酒，不仅能舒筋活血，而且你以后再也不会犯耳鸣病了。”我姐姐告诉我的保健酒方是用白酒泡枸杞子，我姐姐说：“枸杞子能同时滋补肝肾，益精明目。枸杞子保健酒可以调理肝肾阴阳平衡……枸杞子价值得到了历代中医大家赞赏，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也专门论述了枸杞子……”因为我是学化学的，所以我决定从化学的角度探究一下枸杞子的魅力之所在。我又查了一下资料，觉得枸杞子的确是个好东西，现代药理学的分析结果是：枸杞子含有多糖、粗蛋白、粗脂肪、胡萝卜素等人体需要的多种营养物质，还含有人体需要的18种氨基酸，还含有钾、钠、钙、镁、磷、锰、铁、锌、铜、镍、锶、铬、钴、钼、锡、钒等20多种有利于人体健康的微量元素，特别是锌元素的含量非常高。床试验证明：具有免疫、抗癌、抗疲劳、抗辐射、耐缺氧、降血糖、降血脂、延缓衰老、治疗艾滋病和养颜美容等多种特效功能。国内医学实验表明，枸杞对人体癌细胞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美国加利福尼亚艾滋病防治中心经过多年临床观察之后，评定证明枸杞多糖的免疫功能可以同当前国际上用于治疗艾滋病的药物相媲美……于是我豁然开朗了……从此以后枸杞子保健酒代替了六味地黄丸，从此以后不仅没有再犯过“耳鸣病”，而且感到精力特别充沛。我在这里之所以唠叨了这么多，一是为了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张仲景的伟大，说明辨证论治的伟大！二是因为某些自诩“现代科学精英”的人诋毁张仲景和他创立的辨证论治，我在后面将用我的亲身经历分析他们的论调。

㈣、华佗和外科手术及“五禽戏”

据《后汉书》、《三国志》等史书记载，华佗，字元化，是东汉时杰出的医家，尤其出名的是他在外科方面的成就。他医术独特高明，走到了哪里，都会受到了人们热烈的欢迎。他不但精通方药，而且在针术和灸法上的造诣也十分令人钦佩。他每次在使用灸法的时候，不过取一两个穴位，灸上七八壮，病就好了。用针刺治疗时，也是只针一两个穴位，告诉病人针感会达到什么地方，然后针感到了他说过的地方后，病人就说“已到”，他就拔出针来，病也就立即好了。如果有病邪郁结在体内，针药都不能直接达到，他就采用外科手术的方法祛除病患。为了实施开胸破腹的大外科手术，他发明了世界是最早的麻醉剂——“麻沸散”。在手术前让病人服下麻沸散，他不久便会昏睡过去，不省人事了，直到手术后才会醒来，痛苦很小。而手术之后，他在缝合的伤口处抹上一种药膏，四五天就能好转，也不痛了，一月之内伤口便能愈合，医术十分高明。

华佗还是一名能运用心理疗法治疗疾病的专家。一次，一位太守请他看病，华佗认为经过一次大怒之后，他的病就会好。于是他接受了许多财物，却不给他好好看病，不久又弃他而去，并留下了封书信骂他。太守大怒，让人去追，他的儿子知道事情的真相，便悄悄拦住了去追赶他的人。太守在极度愤恨之下，吐出了几升的黑血，病很快就好了。

华佗还大力提倡养生防病。他创编了“五禽戏”，就是模仿五种动物的形态、动作和神态，来舒展筋骨，畅通经脉。五禽，分别为虎、鹿、熊、猿、鸟，常做五禽戏可以使手足灵活，血脉通畅，还能防病祛病。他的学生吴普桑用这种方法强身，活到了90岁还是耳聪目明，齿发坚固。

曹操患了头风病，每次发作都十分痛苦，闻得华佗医术超群，就把他召来，留在身边。每次发病时，华佗就用针刺他的鬲俞穴，头痛马上就停止了。但华佗心系百姓，不愿侍候王公贵族，便称妻子有病告假回家，又久不回朝。曹操十分生气，派人前去追查，发现他妻子无恙，便将华佗关进牢房，处以死刑。临刑前，华佗将一本书拿了出来，交给狱卒说：“这本书可以用来救人。”狱卒不敢收，华佗也不强求，便将书烧了。华佗被处死后，曹操头风病犯了的时候，无人医治，就越来越重，十分痛苦，但他仍在怨恨华佗，说华佗明明能根除他的病，却不一次治好，借此来抬高自己，就算不杀他，他也不会为自己治好病的。直到他的爱子仓舒病危时，才叹息道：“我后悔把华佗杀死了，否则我的孩子也不会死了。”

华佗举世公认的外科鼻祖，他在牢房中写的医书没有流传下来，这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巨大损失，也是全人类的一个巨大损失。否则中国和世界的医学科学将会是另一番美妙的景象……

㈤、李时珍和《本草纲目》

李时珍，字东璧，号濒湖，湖北蕲（今湖北省蕲春县）人，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卒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他是明代最伟大的医药学家，也是对世界医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影响最大的中国科学家之一。他的伟大之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历尽千辛万苦写出了传世名著《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之所以成为传世名著，主要是因为如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本草纲目》成为国际一致推崇和引用的主要药典。

《本草纲目》编撰于公元1578年，成书后几经周折，后初刊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全书共52卷，收载药物1892种，其中植物药计有1094种，动物药443种，矿物药161种，其他类药物194种。李时珍新补入药物374种。该书图文并茂，有药物图1109幅。作者为了增加该书的临床参考价值，于若干药的论述中附录临床处方11096个，其中8000多首来自作者临床经验之总结或多年之征集。每药之论述内容，则详之于集解、辨疑、正误、修治（炮制加工）、气味（药性药理）、主治（药效）、发明（李时珍之心得体会和研究结论）、附方等。因而成为国际一致推崇和引用的主要药典。

《本草纲目》问世后其影响面之广而深远是创记录的。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由金陵（今南京）胡承龙首次刊刻，世称“金陵本”，至今尚存有极少几部，除日、美、德均有收藏外，我国仅存两部。1603年由夏良心等刊行于江西刻本《本草纲目》，世称“江西本”，为仅次于金陵本之善本，现存于世者尚多。此后，重刻《本草纲目》者逐渐增多，如湖北本（1606年）、石渠阁本、立达堂本等，均刻于明末之前。清代刻本以张朝璘本（1657年）、太和堂本（1655）等为最早，其后刻刊者甚多。据现存国内之刻印本统计，截止1949年约有70余版次。继《本草纲目》之后，我国药物学之发展在此基础上虽不如其广博，然在发挥、深化认识上和吸收外来药物上取得了不断的进步，如赵学敏撰《本草纲目拾遗》（1765年）等，几乎都是在其直接或间接影响下完成的。

《本草纲目》不但在国内有着如此深广的影响，早在公元1606年即传至日本。据统计，日本在1637~1714年间先后出现了《本草纲目》的8种刻本，此后还先后出版了日文节译和全译本多种。日本学者研究《本草纲目》并有著作者多达30余种。《本草纲目》在朝鲜、越南等也有较大的影响。大约从18世纪开始，《本草纲目》即传至欧洲，英国大英博物馆、剑桥大学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法国国民图书馆等都收藏有《本草纲目》的多种明刻本或清刻本。德国皇家图书馆收藏有金陵本。此外，在俄国（前苏联）、意大利、丹麦等也都有收藏。美国国会图书馆也收藏有金陵本和江西本等。据英国李约瑟博士考证，1732年法国医生范德蒙德曾将《本草纲目》中部分内容译为法文，几经周折于百余年后在巴黎发表，引起著名化学家和化学史学者的注目。据研究，《本草纲目》早在18世纪及以后的年代曾被部分摘译成法文、英文、德文和俄文。

其二，《本草纲目》对现代植物分类学和现代生物进化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

李时珍独特而科学的本草分类系统是《本草纲目》最为人瞩目的成就之一，也是此巨蔷至今仍能熠熠生辉的其中的重要原因。李时珍是在唯物辩证的阴阳五行思想指导下编著《本草纲目》，他既采纳了前人的有益成果，又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

我国古代进化思想可以上溺至《老子》。《老子》中提出了一个宇宙万物的生成模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一观点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原始的宇宙进化观。《周易·序卦传》提出：“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庄子也曾猜测过生物和人的演化，《庄子·外篇·至乐》中云：“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 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这段话虽不很符合今天科学，但却寓有生物进化思想的萌芽。荀子也提出了一个宇宙发展模式，他在《王制》篇中曰：“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夫下贵也。”荀子尽管没有真正了解无机物和有机物、动植物和人类之间的进化关系，但从他对不同自然物的不同性质，以及对矿、植、动物和人的不同特点等方面的认识，可以看出他对进化思想的发展。他所提出出水火→草术→禽兽→人的发展程序和自然界从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从简单到复杂，从非生命到生命的进化过程也是相符合的。荀子的思想反殃了当时人们朴素地认识到世界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认识到世界是一个不可分割，互相依存的整体，而且这个整体有规律地分为若干个层次。荀子将其分为五个层次；初始到水火，再是植物界的草木，动物界的禽兽。人则雄踞自然界之顶端，另外一个层次是万物共有的气。生活在元前二百多年前荀子提出的这个具有重要分类意义的思想在其后一千多年里竟被众多本草分类学家所忽视。但是睿智的李时珍却吸收了前人的有益思想，并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本草纲目》共分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等16部为纲，62类为目，其分部类的原则为“从微至巨，从贱至贵”。该书又在每药物之下，标正名为纲，附释名为目，故命名其书为《本草纲目》。《本草纲目》之分类叙述方法是在前人基础上的一次创造性发展，条分缕析，使读者一目了然，其分类方法实际上已具备了现代生物进化思想的科学性。

李时珍对矿、植物药是按五行学说以水、火、土、金、术五行进行分类的。值得注意的是李时珍对五行排列顺序的改变。五行体系虽然是一个如环无端的体系，但传统的认识它是从木这一行开始，在水这一行结束。董仲舒在《眷秋繁露·卷十一》中说：“天有五行：一日木、二日火、三日土、四日金、五日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中医理论也认为五行排列次序是木火土金水(见《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李时珍在应用五行思想的同时作了一个大胆的突破，那就是他不是从木行开始他的分类，而是从水开始他的分类，再是火、土、金，最后才是木行。显然，这个分类次序不是李时珍随意而为，而是他认为整个自然界发展链上初始一环不应该是高于矿物的植物，而应该是组成自然界的最基本的物质一一水和火。他的这种分类方法显然初步蕴含了进化思想。在动物分类中，李时珍的进化思想则已经发挥得淋漓尽致。本草学对动物界的认识从《神农本草经》起就有记载。按其自然属性进行分类则滥觞于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后来又有很多分类方法，都没有明确了解动物在整个自然界里的位置，不清楚动物之问的相互关系。在他们的分类中看不出矿物、植物和动物之间及它们内部的区别和联系。李时珍没有重蹈前人的旧辙，他首先确立了动物在整个自然界中的位置，认为动物在自然界发展的序列中高于矿物和植物，首次明确地将动物作为一个完整部分安排在矿物、植物之后。动物应该怎么分类，这是分类学上的一个重大问题。在李时珍之前的《尔雅》、《考工记》、《周礼》等著作中都专门论述了动物的分类方法。李时珍曾如此评价：“旧本玉、石、水、土混同，诸虫、鳞，介不别。”李时珍创造性地将本草分为虫、鳞、介、禽、兽、人六类。特别是他认为；“猴类渐有于人，寄寓山林，故日寓属。”指出了这类动物和人类相似的特点。李时珍明确指出动物分类是按从低级到高级(从贵至贱)的进化思想进行的。

任何伟大的创造都有历史继承性，现代植物分类学和进化理论也是这样。

晚生于李时珍大约200多年的瑞典伟大的博物学家卡尔·冯·林奈，曾创立生物分类学的理论基础，被人们誉为“为自然界立法的人”。另一位瑞典植物学家拉格斯特朗，曾经将他在华期间精心采到的1000余种植物标本和《本草钢目》的中文原著，送给林奈。林奈以他睿智的眼光发现了《本草钢目》中的宝贝，所以才写出了震惊世界的论文——《自然系统》，在这片不足12页的学术论文中，多处透露着《本草纲目》的痕迹。比如说，十七世纪时，英国人雷约翰将动物分成“有血动物”和“无血动物”两大类，前者分为肺呼吸类和鳃呼吸类，后者分为大形类和小形类。而李时珍的动物分类为虫、鳞、介、禽、兽、人六部，共十九类。雷约翰没有成为现代植物分类学“之父”，其不明智之处就是没有把早他一百多年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回事。林奈的一个聪明之处是既借鉴了早他一百多年的雷约翰合理成分，又没有受雷约翰的理论束缚，又借鉴了早他二百多年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的精华，所以他将动物分为兽、鸟、两栖、鱼、昆虫、蠕虫六大类。林奈的论文《自然系统》他在植物分类学历史上的卓越地位。显然《本草纲目》成为了他建立植物分类学思想的知识源泉之一。

达尔文也是借鉴了《本草纲目》和他之前的欧洲先哲的进化思想才创立了进化论。

在达尔文之前，一些欧洲先哲和中国先哲一样，从古代就关注着发展变化的自然界，也提出过和我们古代先哲类似的进化思想。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根据当时的知识，提出了生物等级概念，认为整个自然界从非生物到生物是按由低级到高级的顺序组成的连续系列，其持点是无分支地直钱式逐级上升，从非生物到植物，从植物到动物，人类居于这个系列的顶端。十八世纪，波奈和布丰发展了亚氏的理论。按照他们的观点，自然界是逐级上升的，从火和空气开始，经过水和土到矿物，经过结晶体上升到生物；在生物中，经过菌类、植物、昆虫和蟠虫到鱼类、鸟类、哺乳类，最后到人。

与西方进化思想相比较，荀子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相似，他们不仅对自然界发展顺序的理解相似，而且对植物、动物和人类之间差异的理解也相似。而李时珍的观点则与波奈和布串的观点十分相似。李时珍也意识到了自然等级，从水火开始，经矿物向上发展到植物，植物则由低等植物到高等植物，即“从微至巨”，动物曲无脊椎动物，哺乳动物，最后到人。但是李时珍的这些观点比西方早了二百多年。

李时珍关于生物变异和进化的观点启迪了英国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在大英博物馆东方文献部主任贝契的帮助下，达尔文仔细研究了《本草纲目》，为他创立生物进化论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证据资料。达尔文在研究某些生物的变异时，从《本草纲目》中找到了许多他立论需要的历史依据。例如，达尔文在他的重要著作《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一书中论述鸡肋变种和金鱼的家化史时，就曾参考和直接引用过《本草纲目》中的内容。因为《本草纲目》不仅仅在动植物分类学等许多方面有突出成就，而且对其他有关的学科（生物学、化学、矿物学，地质学，天文学等等）也做出贡献，所以达尔文称赞它是“中国古代百科全书”。

很显然，就像如果没有费尔巴赫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不会产生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也就像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的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也就不会产生毛泽东思想一样；如果没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和雷约翰的动物分类方法就不可能产生林奈植物分类学思想，如果没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和欧洲先哲的进化思想也就不可能产生达尔文的进化论。正因如此，英国著名世界级科学史专家李约瑟高度评价《本草纲目》，他说：“无疑地，明朝最伟大的科学成就就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李时珍在和伽利略等人的科学运动完全隔离的情况下，能在科学上获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难能可贵的。”

其三，对掺杂在医学中的封建迷信等非科学糟粕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在前人的本草著作中也搀杂一些非科学糟粕，诸如迷信、鬼神观念、愚孝思想、邪恶之术等。在明代，这些非科学的东西仍然盛行于世，特别是道教宣扬的长生成仙思想影响较大。明成祖以后有几位皇帝是神仙迷，甚至置朝政于不顾，一心炼丹成仙，致使这种迷信思想弥漫社会，泛滥成灾，祸国殃民。李时珍作为有强烈社会责任心的医药学家，对这种现象痛恨不已。除了在临证实践中以实际行动破除这种迷信外，还在自己的著作中，从理论上予以揭露和批判，以警醒世人，划清科学和迷信的界限，纯洁医药科学。现举如下例：

例一：否定服食金石成仙

道教金丹派断言：服食金、银及丹砂、玉、水银等不朽之物，可以长生不死而成仙。认为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晋唐《名医别录》、《本草拾遗》等著作亦载录此说。李时珍经过考察，从物理、医理上予以彻底否定。

金是一种贵金属，其化学性质比较稳定，所以古称其“久埋不生衣，百炼不轻”。本不为医家所用，但却被道士看中。两晋之际葛洪《抱朴子·内篇》言饵黄金、金液（金汞溶液），或以雄黄、雌黄合饵，皆能成仙。又言丹砂化为圣金，服之升仙。唐人陈藏器亦言久服成仙。李时珍考溯此说之源，明确指出：“其说盖自秦皇、汉武时方土传流而来。岂知血肉之躯，米谷为赖，可堪此金石重坠之物久在肠胃乎？求生而丧生，可谓愚也矣。”又说：“亡人以黄金塞九窍，则尸不朽。此虽近于理，然亦诲盗矣。曷若速化归虚之为愈也哉？”

银是次于金的贵金属。银本无毒，但银屑有毒。医家用其入药，“亦是平肝镇怯之义”。但道士却借银长生。李时珍又尖锐地指出：“《抱朴子》言银化水服，可成地仙者，亦方土谬言也。不足信。”又说：“《太清服炼书》言，银禀西方辛阴之神；结精为质，性刚戾，服之能伤肝，是也。”

玉为“石之美者”。《抱朴子》又称玉为玄真，认为“服之令人身飞轻举。故曰：服玄真者，其命不极。”“不极”，即寿命无限。对此，李时珍指出：“汉武帝取金茎露和玉屑服，云可长生，即此物也。但玉亦未必能使生者不死，惟使死者不朽尔。养尸招盗，反成暴弃，曷若速朽归虚（太虚）之为见理哉？”

丹砂又名朱砂。实为红色硫化汞。由于它在鼎炉中可分解为硫和汞，又可还原为硫化汞（丹砂），故称还丹。变化神妙，被方士、道士看中，视为神丹。但服之丧生者不可胜数。李时珍指出：“（宋人）叶石林《避暑录》载：林彦振、谢任伯皆服伏火丹砂，俱病脑疽死。张杲《医说》载：张悫服食丹砂，病中消数年，发鬓疽而死。皆可为服丹之戒。……盖人之脏腑禀受万殊，在智者辨其阴阳脉证，不以先入为主。非妙入精微者，不能企此。”

水银又名汞，丹家称为姹女。常温下乃液态金属。“其状如水似银，故名水银。”《抱朴子》曰：“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其去凡草木远矣，故能令人长生。”南朝陶弘景亦曰：“水银还复为丹。酒和日暴，服之长生。”李时珍指出：“水银乃至阴之精，禀沉着之性。得凡火锻炼，则飞腾灵变；得人气熏蒸，则入骨钻筋，绝阳蚀脑。阴毒之物无似之者。而《大明》（《大明本草》）言其无毒，《本经》（《神农本草经》）言其久服神仙，甄权（唐代名医）言其还丹元母，《抱朴子》以为长生之药。六朝以下贪生者服食，致成废笃而丧厥躯，不知若干人矣。方士固不足道，《本草》其可妄言哉？”

李时珍从人体之生理特征和金、银、丹、汞之物性两方面，论定服食之荒谬。并以具体事实，证明服食丧生。纵使金玉能令尸体不朽，亦无益有害，徒然诲盗、招盗。不若速朽归虚。这一思想闪耀着唯物主义无神论光芒。即使在当今之世，仍有移风易俗的教育作用。

例二：戳穿“瑞草”、“神物”面目

除金丹大药外，道士们还宣扬芝、箘桂等神异之物，亦可令人长生不死。李时珍亦一一揭穿这些诳言。

芝，《尔雅》称为“瑞草”。《抱朴子》言芝有120余种，神异非常，食之令人长生。张华《博物志》亦云：“名山生神芝不死之草”。李时珍以医药学家的眼光审视这些说法，一针见血地指出：“芝乃腐朽余气所生，正如人生瘤赘，而古今皆以为瑞草，又云服食可仙，诚为迂谬。近读（段）成式之言，始知先得我所欲言。其揆一也。又方士以木积湿处，用药傅之，即生五色芝。嘉靖（公元1522~1566年）中，王金尝生以献世宗。此昔人所未言者，不可不知。”本为“腐朽余气”和“瘤赘”，却被当作“瑞草”，实在“迂谬”之极。而明世宗朱厚熜却接受如此进献，表明他亦“诚为迂谬”。李时珍竟敢不加掩饰地嘲笑皇帝，其勇于求真求实科学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

箘桂，又名小桂。《抱朴子》云：“服箘桂七年，能步行水上，长生不死。”李时珍对此批判说：“方士谬言，类多如此。唐氏（慎微）收入《本草》，恐误后人，故详记。”李时珍在此不仅斥责葛洪一类的道士、方士，还批评了宋代医家唐慎微，他把箘桂收入《证类本草》，宣扬方士观点，“有误后人”。唐氏此类错误不少，如称久服杏仁“寿至千万”。李时珍毫不留情地斥为“其说妄诞可鄙”，提醒“读者毋信其诳也”。这又充分体现了李时珍对后人负责的可贵的科学精神。

伏翼，即蝙蝠，又称天鼠、仙鼠。《仙经》称其寿至千百岁。服之令人不死。而一些医家也信以为真。李时珍指出：“（此）乃方士诳言也。陶氏（弘景）、苏氏（颂）从而信之，迂矣。按李石《续博物志》云：唐·陈子真得白蝙蝠大如鸦，服之，一夕大泄而死。又宋·刘亮得白蝙蝠、白蟾蜍合仙丹，服之立死。呜呼！书此足以破惑矣。其说始载于《抱朴子》书，葛洪误世之罪，通乎天下。”又说：“蝙蝠性能泻人，故陈子真等服之皆致死。观后治疮方，皆致下利，其毒可知。《本经》谓其无毒，久服喜乐无忧，日华（《日华本草》）云久服解愁者，皆误后世之言。适足以增忧益愁而已。治病可也，服食不可也。”李时珍并不否认蝙蝠有治病作用，只反对服食不死成仙之说，这是科学的态度。他不仅斥责道士之诳，而且批评医家之迂。连《本经》亦有迂论。

除上述所谓“神物”外，道士还将一些常见之品说成是服食可仙之物。诸如黄连、芫花等。

黄连，陶弘景称：“道方服食长生。”李时珍批判说：“《本经》、《别录》并无黄连久服长生之说，惟陶弘景言道方久服长生。《神仙传》载封君达、黑穴公，并服黄连五十年得仙。窃谓黄连大苦大寒之药，用之降火燥湿，中病即当止。岂可久服，使肃杀之令常行，而伐其生发冲和之气乎？《素问》载岐伯言：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攻。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气增而久，夭之由也。……观此则寒苦之药，不但使人不能长生，久则气增偏胜，速夭之由矣。当以《素问》之言为法，陶氏道书之说，皆谬谈也。”李时珍根据黄连的性味特征，认为久服偏胜、偏绝，非但不能长生，反遭其害。故曰陶氏、道书之说，皆为“谬谈”。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

芫花，唐慎微引《三国志》云：“魏初平（公元190~193年）中，有青牛先生，常服芫花。年百余岁，常如五六十人。”李时珍对此反驳说：“芫花乃下品毒物，岂堪久服？此方外迂怪之言，不足信也。”以芫花有毒，论定不能久服。方士久服之言，违反药理、生理，故为“迂怪”，“不足信”。

李时珍以科学家的锐利眼光，看穿了上述“瑞草”、“仙药”的荒谬性和欺骗性，还其本来面目，这在当时和后世，均有积极意义。

例三：揭露旁门、禁忌、避邪

道教不仅宣扬服食成仙，还推行一些“禁忌”、“避邪”等鬼神迷信“法术”。有的淫道、妖僧，往往凭术售奸，欺骗和坑害人民群众。李时珍对此也一一予以揭露和批判。

关于道士采阴。有一道派，盛行采阴邪术，甚至窃取童女初行经水服食。李时珍对此丑行揭露说：“今有方士邪术，鼓弄愚人，以法取童女初行经水服食，谓之先天红铅，巧立名色，多方配合，谓《参同契》之金华，《悟真篇》之首经，皆此物也。愚人信之，吞咽秽滓，以为秘方，往往发出丹疹，殊可叹恶。按萧了真《金丹诗》云：‘一等旁门性好淫，强阳复去采他阴。口含天癸（指童女初行经水）称为药，似恁洳沮枉用心。’呜呼！愚人观此，可自悟矣。”这一愚昧至极、害人害己的旁门邪道，后世逐渐被人唾弃，此与李时珍等医家的揭露、痛斥不无关系，功不可没！

关于毒药莨菪。莨菪为草本药物，有毒，《本经》言其多食令人通神见鬼，遂为后世奸人所利用。李时珍对此亦有记载和解说：“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二月，陕西游僧武如香，挟妖术至昌黎县民张柱家，见其妻美。设饭间，呼其全家同坐，将红散入饭内食之。少顷举家昏迷，任其奸污。复将魇法吹入柱耳中。柱发狂惑，见举家皆是妖鬼，尽得杀死，凡一十六人，并无血迹。官司执柱囚之。十余日柱吐痰二碗许，闻其故，乃知所杀者皆其父母兄嫂妻子姊侄也。柱与如香皆论死。世宗皇帝命榜示天下。观此妖药，亦是莨菪之流尔。方其痰迷之时，视人皆鬼矣。解之之法，可不知乎？”这一记述，大有警世之功。

关于养白雄鸡避邪。白雄鸡，寻常家禽。而陶弘景《真诰》却说：“学道山中，宜养白鸡、白犬，可以避邪。”陈藏器也说：“白雄鸡养三年，能为鬼神所使。”李时珍反对此说，提出质疑：“今术家祈禳皆用白鸡、白犬，其原本于此。是乃异端一说耳，鸡亦何神何妖哉？”关于食雉肉成遁尸的禁忌。雉，即野鸡，古今均视为美味，魏晋以后被道教涂上神秘色彩。陶弘景说：“雉非属辰，正是离（火）禽，丙午不可食，明王于火也。”孙思邈云：“丙午日勿食鸡、雉肉，丈夫烧死目盲，女人血死妄见。野鸡肉同家鸡子食，成遁尸，尸鬼缠身。”李时珍对此无稽之谈斥之曰：“有鄙人者，假黄帝为书，谓丙午日不可食，及成遁尸之说，乃不经谬谈；而陶氏和之，孙氏取之，误矣，今正其误。”李时珍批评尖锐，连陶、孙这样的医药大家，亦不给面子，毫不留情，这种科学性高于一切精神十分可贵！

例四：批判割肉疗疾

在封建社会中，忠、孝为治国之本。无论何等荒唐、悖理的行为，只要符合忠、孝之道，即为合法。历史上盛行千年不衰的孝感治病、割肉疗疾，就是突出一例。作为医药学家，李时珍对此坚决予以否定和批判。他在《人肉·发明》中引述说：“张杲《医说》言，唐·开元（公元713~741年）中，明州人陈藏器著《本草拾遗》，载人肉疗羸瘵。自此闾阎有病此者，多相效割股。按陈氏之先，已有割股、割肝者矣。而归咎陈氏，所以罪其笔之于书，而不立言以破惑也。《本草》可轻言哉？呜呼！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父母虽病笃，岂肯欲子孙残其支（肢）体，而自食其骨肉乎？此愚民之见也。按何孟春《余冬序录》云：江伯儿母病，割胁肉以进，不愈，祷于神，欲杀子以谢神。母愈，遂杀其三岁子。事闻太祖皇帝（朱元璋），怒其绝伦灭理，杖而配之。下礼部议曰：‘子之事亲，有病则拜托良医。至于呼天祷神，此恳切至情不容已者。若卧冰割股，事属后世，乃愚昧之徒，一时激发，各为诡异，以惊世骇俗，希求旌表，规避徭役。割股不已，至于割肝；割肝不已，至于杀子。违道伤生，莫此为甚。自今遇此，不在旌表之例。’呜呼！圣人立教，高于千古，韪哉如此。又陶九成《辍耕录》载：古今乱兵食人肉，谓之想肉，或谓之两脚羊。此乃盗贼之无人性者，不足诛也。”

李时珍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这一孝道之义，批判割肉疗亲这一表面行孝、实质违孝的行为。在当时，也只能如此了。他指摘陈藏器轻率地“笔之于书”而“不立言破惑”，此亦击中肯綮。本草著作不可轻言，所言应有科学根据，并要考虑社会影响。陈氏一书，为“割肉疗亲”行为提供了根据，此乃其不可推卸之责任。

李时珍还极力反对将人血入药。陈藏器书中载有：“羸病人皮肉干枯，身上麸片起，又狂犬咬，寒热欲发者，并刺血热饮之。”对此，李时珍批驳说：“肉干麸起，燥病也，饮人血以润之，人之血可胜刺乎？夫润燥、治狂犬之药夥（多）矣，奚俟于此耶？始作方者，不仁甚矣，其无后乎？虐兵、残贼，亦有以酒饮人血者，此乃天戮之民，必有其报，不必责也。”此段驳论，共分三层意思：一是，从生理、病理上予以否定。肉干麸起属燥病，即使人血可润燥，但由于此病需血甚多，而一人之血可刺取者有限，难以满足治疗此病的需求。二是，从治疗上加以排除。能够治疗燥病、狂犬病的药物甚多，不必一定需用人血。三是，从思想道德上进行鞭挞。刺取人血是非仁行为，始作方者，应该断子绝孙。此同“以酒饮人血者”的“虐兵、贱贼”一样，“乃天戮之民，必有其报。”这里所谓“无后”、“必有其报”的说法，乃儒家之言，指天之惩罚。李时珍借以批判饮人血者罪大恶极，不必认真计较其天命思想，只是表明他对这种行为是恨之入骨的。如就当今输血疗法而言，李时珍的这一观点似不可取。但不应脱离历史时代、具体条件谈论这一问题。李时珍之时尚无适当的取血工具和技术，仅以简陋的手段刺取人血，对被取血者伤害太大，实为残忍行为。在当今抽血技术十分高超的情况下，如果有人不管供血者的死活，随意抽取，也是“不仁甚矣”的行为。所以李时珍此论仍有其一定的教育作用。

总之，李时珍从“仁”的观点出发，反对把人身上的任何部分、器官、组织入药。“后世方伎之士，至于骨、肉、胆、血，咸称为药，甚哉不仁也。”这对当今防止偷盗、强买、骗取人体器官的丑恶犯罪现象，也有积极意义。

由上可知，李时珍对前人著作中的宗教方术、鬼神迷信、非仁思想等，是坚决予以否定的。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否定不是简单地一笔勾销，完全抛弃，而是经过细致分析的。其所批判的道士、医家及著作并非一无是处。只要被否定者含有合理的成分，他即予以肯定，加以发扬。《本草纲目》中所载录的不少药物、处方乃至理论观点，就是这样获得的。如此批判地继承前人的思想文化遗产，是真正科学的态度。例如水银是被道士神化的物质，服食者无不受害，但它有无药用价值呢？李时珍指出：“水银但不可服食尔，而其治病之功，不可掩也。”他的高明在于“一分为二”地分析水银，并综合“毒”、“功”两方面，没法避其毒而取其功。他认为只要“用者能得肯綮而执其枢机”，就可将水银作为“应变之兵”而治病愈疾。还有雄黄、蓬砂（又称硼砂）、乌骨鸡、五加等不少药物、方剂带有迷信色彩。李时珍一一予以分析，剥除其唯心主义有神论之外壳，吸收其合理之成分。力图划清科学与迷信、真理与谬误的界限。这一努力，不仅促进了当时及后世医药学的健康发展，而且也为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提供了科学根据。既有功于医药学，亦有功于哲学，并促进社会风俗的净化。

同历史上一切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一样，由于受当时科学知识水平的限制，李时珍的认识也有其局限性，对前人思想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也有不当之处，这是在所难免的，对此亦不必讳言。例如，在吴刚伐桂、月落桂子这一传说问题上，李时珍的思想观点就是自相矛盾的。他一方面通过考证此说的来龙去脉，认为“月中无桂”：“窃谓月乃阴魄，其中婆娑者，山河之影尔。”这一结论是其观察和推测所得，在当时可谓一大天才发现，表现了坚定的唯物主义立场。另一方面，李时珍对前人空中坠物的记载和传说则无法加以科学的解释，以致归于“妖怪所致”。“妖怪”这一概念介于鬼神与人、兽之间。承认“妖怪”的存在，就意味着鬼神的实有。李时珍把鬼神从前门坚决地赶出去，又不得已从后门引进来。这是古代科学和科学家尚不成熟的表现，但如果因此微瑕而苛求于前贤，那就不是科学的态度，那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眼光，那就是无聊的吹毛求疵。因为综观李时珍一生的科学成就和思想观点，上述局限是微不足道的。他不仅是一位功在当时、利在后世的伟大医药学家，而且作为一位难得的唯物主义者而给人们以思想启迪。

2、献身医学科学事业的伟大精神

李时珍阅读了大量古医籍，又经过临床实践发现古代的本草书籍“品数既烦，名称多杂。或一物析为二三，或二物混为一品”（《明外史本传》）。特别是其中的许多毒性药品，竟被认为可以“久服延年”，而遗祸无穷。于是，他决心要重新编纂一部本草书籍。从三十一岁那年，他就开始酝酿此事，为了“穷搜博采”，李时珍读了大量参考书。家藏的书读完了，就利用行医的机会，向本乡豪门大户借。后来，进了武昌楚王府和北京太医院，读的书就更多，成了“书迷”。他自述“长耽嗜典籍，若啖蔗饴”（《本草纲目》原序）。顾景星在《李时珍传》里，也赞他“读书十年，不出户庭，博学无所弗瞡”。他不但读了八百余种万余卷的医书，还看过不少历史、地理和文学名著及敦煌的经史巨作连数位前代伟大诗人的全集也都仔细钻研过。他还从中摘录了大量有关医药学的诗句。而这些诗句也确实给了他许多真实有用的医药学知识，帮助他纠正了前人在医药学上的许多谬误。如古代医书中，常常出现“鹜与凫”。它们指的是什么？是否有区别？历代药物学家众说纷纭，争论不休。李时珍摘引屈原《离骚》中的“将与鸡鹜争食乎”、“将泛乎若水中之凫乎”两句，指出诗人把“鹜”与“凫”对举并称，就是它们不是同一种禽鸟的明证。他又根据诗中对它们不同生活环境的描绘，证明“鹜”是家鸭，“凫”是野鸭子，药性不同。屈原的诗赋，竟成了李时珍考证药物名实的雄辩依据。在编写《本草纲目》的过程中，最使李时珍头痛的就是由于药名的混杂，使药物的形状和生长的情况十分的不明。过去的本草书，虽然作了反复的解释，但是由于有些作者没有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而是在书本上抄来抄去在“纸上猜度”，所以越解释越糊涂，而且矛盾倍出，使人莫衷一是。例如药物远志，南北朝著名医药学家陶弘景说它是小草，象麻黄，但颜色青，开白花。宋代马志却认为它像大青，并责备陶弘景根本不认识远志。又如狗脊一药，有的说它像萆薢，有的说它像拔葜，有的又说它像贯众，说法极不一致。类似此情况很多，李时珍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搁下笔来。这些难题该怎样解决呢？在他父亲的启示下，李时珍认识到，“读万卷书”固然需要，但“行万里路”更不可少。于是，他既“搜罗百氏”，又“采访四方”，深入实际进行调查。李时珍穿上草鞋，背起药筐，在徒弟庞宪、儿子建元的伴随下，远涉深山旷野，遍访名医宿儒，搜求民间验方，观察和收集药物标本。他首先在家乡蕲州一带采访。后来，他多次出外采访。除湖广外，还到过江西、江苏、安徽好多地方。均州的太和山也到过。盛产药材的江西庐山和南京的摄山、茅山、牛首山，也有他的足迹。后人为此写了“远穷僻壤之产，险探麓之华”的诗句，反映他远途跋涉，四方采访的生活。李时珍每到一地，就虚心地向各式各样的人物请求。其中有采药的，有种田的，捕鱼的，砍柴的，打猎的。热情地帮助他了解各种各样的药物。比如芸苔，是治病常用的药。但究竟是什么样的？《神农本草经》说不明白，各家注释也搞不清楚。李时珍问一个种菜的老人，在他指点下，又察了实物，才知道芸苔，实际上就是油菜。这种植物，头一年下种，第二年开花，种子可以榨油，于是，这种药物，便在他的《本草纲目》中一清二楚地注解出来了。不论是在四处采访中，还是在自己的药圃里，李时珍都非常注意观察药物的形态和生长情况。蕲蛇，即蕲州产的白花蛇。这种药有医治风痹、惊搐、癣癞等功用。李时珍早就研究它。但开始，只从蛇贩子那里观察。内行人提醒他，那是从江南兴国州山里捕来的，不是真的蕲蛇。那么真正蕲蛇的样子又是怎么样的呢？他请教一位捕蛇的人。那人告诉他，蕲蛇牙尖有剧毒。人被咬伤，要立即截肢，否则就中毒死亡。在治疗上述诸病有特效，因之非常贵重。州官逼着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去捉，以便向皇帝进贡。蕲州那么大，其实只有城北龙峰山上才有真正的蕲蛇。李时珍追根究底，要亲眼观察蕲蛇，于是请捕蛇人带他上了龙峰山上。那里有个狻猊洞，洞周围怪石嶙峋，灌木丛生。缠绕在灌木上的石南藤，举目皆是。蕲蛇喜欢吃石南藤的花叶，所以生活在这一带。李时珍置危险于度外，到处寻找。在捕蛇人的帮助下，终于亲眼看见了蕲蛇，并看到了捕蛇、制蛇的全过程。由于这样深入实际调查过，后来他在《本草纲目》写到白花蛇时，就得心应手，说得简明准确。说蕲蛇的形态是：“龙头虎口，黑质白花、胁有二十四个方胜文，腹有念珠斑，口有四长牙，尾上有一佛指甲，长一二分，肠形如连珠。”说蕲蛇的捕捉和制作过程是：“多在石南藤上食其花叶，人以此寻获。先撒沙土一把，则蟠而不动，以叉取之。用绳悬起，刀破腹以去肠物，则反尾洗涤其腹，盖护创尔，乃以竹支定，屈曲盘起，扎缚炕干。”同时，也搞清了蕲蛇与外地白花蛇的不同地方：“出蕲地者，虽干枯而眼光不陷，他处者则否矣。”这样清楚地叙述蕲蛇各种情况，当然是得力于实地调查的细致。李时珍了解药物，并不满足于走马看花式的调查，而是一一采视，对着实物进行比较核对。这样弄清了不少似是而非、含混不清的药物。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一采视，颇得其真”，“罗列诸品，反复谛视”。当时，太和山五龙宫产的“榔梅”，被道士们说成是吃了“可以长生不老的仙果”。他们每年采摘回来，进贡皇帝。官府严禁其他人采摘。李时珍不信道士们的鬼话，要亲自采来试试，看看它究竟有什么攻效。于是，他不顾道士们的反对，竟冒险采了一个。经研究，发现它的功效跟普通的桃子、杏子一样，能生津止渴而已，是一种变了形的榆树的果实，并没有什么特殊攻效。鲮鲤，即今天说的穿山甲，是过去比较常用的中药。陶弘景说它能水陆两栖，白天爬上岩来，张开鳞甲，装出死了的样子，引诱蚂蚁进入甲内，再闭上鳞甲，潜入水中，然后开甲让蚂蚁浮出，再吞食。为了了解陶弘景的说法是否对头，李时珍亲自上山去观察。并在樵夫、猎人的帮助下，捉到了一只穿山甲。从它的胃里剖出了一升左右的蚂蚁，证实穿山甲动物食蚁这点，陶弘景是说对了。不过，从观察中，他发现穿山甲食蚁时，是搔开蚁穴，进行舐食，而不是诱蚁入甲，下水吞食，李时珍肯定了陶弘景对的一面，纠正了其错误之处。就这样，李时珍经过长期的实地调查，搞清了药物的许多疑难问题，于万历戊寅年（公元1578年）完成了《本草纲目》编写工作，其中纠正前人错误甚多。

李时珍辞世后葬于湖北省蕲春县蕲州镇雨湖之畔。自古就有一个很不道德的行当——盗古墓，盗古墓的人叫盗墓贼。盗墓贼自古就被认为是最不道德的人之一。但是李时珍墓经历了400多年风雨沧桑，屡遭战乱和浩劫，却依然保存完好，墓碑字迹清晰可见，这是一个十分罕见的奇迹！！这说明了什么？这虽然与当地百姓世代相传悉心致力保护有重要关系，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盗墓贼的灵魂也李时珍的英名感化了……

1953年3月，人民的好周恩来总理赴莫斯科参加斯大林葬礼后，参观莫斯科大学，看到世界各国著名科学家的浮雕像，李时珍的头像也在其中。周恩来在李时珍的头像前默默站立了许久……周总理回国不久后李时珍陵园便开工建设。在建国初期，在国家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为一个古人建造陵园，这是绝无仅有的。李时珍陵园于1956年建成。走近陵园，映人眼帘的是一座气势巍峨的石砌牌坊。郭沫若题写的“医中圣人”四个大字，在朝霞中熠熠生辉。跨进陵园大门，是一座四壁生辉的廊院，左右两侧是堪称稀世珍宝的“本草碑刻长廊”，在100块石碑上，镌刻有李时珍画像和128种中草药图。廊院后面，是座环境幽雅的四合院——“李时珍纪念馆”。纪念馆以“伟大的一生”、“卓越的贡献”、“深远的影响”三大部分，向人们展示了李时珍生平及他的传世之作《本草纲目》。 穿过纪念馆后厅的月洞门，便看到由邓小平题写馆名的“李时珍药物馆”。这里保存着世界各地和历代的本草著作、古代医药学家神农、扁鹊、张仲景、华佗、孙思邀等形象逼真的塑像。走出药物馆经回廊步入百草园。裁种着100多种中草药，漫步在百草园，尽情地吮吸着百草的馨香，令人觉心旷神怡，流连忘返。步出百草园，便是李时珍陵墓区。墓地前面高耸着李时珍半身汉白玉塑像，他头戴纶巾，身穿布衫，深邃聪慧的大眼，深情地注视远方……李时珍的丰功伟绩和高尚的人格魅力震撼了曾经看不起中医的郭沫若，所以激发了这个近代第一大诗人激情，于是郭沫若挥毫泼墨以题词作纪念：“医中之圣，集中国药学之大成，本草纲目乃1892种药物说明，广罗博采，曾费三十年之殚精。造福生民，使多少人延年活命!伟哉夫子，将随民族生命永生。”是的，李时珍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子，他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他英名将于伟大的中华民族同在！李时珍也是为全人类作出伟大贡献的杰出科学家，他英名也将于全人类同在！他的英名是伟大创造的标志，是科学精神的标志，是高尚道德的标志，对他的英名的任何不敬都是对中华民族的不敬，都是对人类科学事业的不敬！侮辱他的伟大人格的人只有两类：一类是疯子，另一类就是中华民族的败类！

我之所以花了很长的篇幅实事求是地评价李时珍和《本草纲目》，是因为某些自诩“现代科学精英”的人怀着居心叵测心态诬蔑李时珍和《本草纲目》，目的是让不了解李时珍和《本草纲目》的人清楚事实真相，不要轻信某些居心叵测之人的胡诌傻扯。

通过缅怀古代著名中医的丰功伟绩，我们不难发现，中医科学像其它科学一样，是一门经历了不断发展、完善的科学，是在与封建迷信思想不断斗争中发展的科学，是一门开放性的科学。正因如此，中医科学必将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对人类的保健、医疗事业的贡献必将越来越大。

五、中医是一个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的“少年”

㈠、中医的优势

如果把以外科手术、化学药物、现代医疗设备等手段治疗疾病医学称之为西医的话，那么我之所以说中医具有顽强生命力，那是因为中医具有大独特的优势。下面我以我对中医科学的粗浅认识和亲身体会从五个方面谈一下中医的优势。

其一，能治疗现代西医手段无法确诊的病。

我在前面说的我的“耳鸣病”就是西医无法确诊的病，甚至西医认为那不是病。那么像我这样的情况到底算不算病？要搞明白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必要坦诚地谈谈我对病和治病的看法。

首先谈一下我对病的看法。我认为导致人生病主要有四种原因：化学因素、物理因素、细菌因素、精神因素。

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人体是由许多化学元素组成的，这是因为组成人体的各种器官的细胞都是由化学元素组成的。有的化学元素可以同时存在于不同的器官的细胞中，但是存在的数量有所不同；有的化学元素只存在于某种器官中。不同的化学元素在人体中的作用不同。一台机器由许许多多的部件组成，每一个部件都有不同的作用；缺少了任何一个部件，机器都不能正常运转。如果把人体比作是一台特殊的机器，那么组成人体的元素就是特殊的部件，它们在人体中各司其职，各自为维持人体的生命活动作着不可替代的贡献。我在我的拙作《水·生命·健康》一书中已经专门论述了这方面的问题，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再多唠叨了，仅仅简要重复说明一下化学元素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如果一个人对某种元素的摄取量不足或摄取量过多，都会导致某些器官发生病变。例如，氟离子（F^-）是人体必需的元素，若某地的水体中的F^-浓度为1mg/升左右，则基本满足了人体对F^-的需求，人若长期饮用这种水，就可以有效地预防龋齿病；若水体中没有F^-或者F^-的浓度远远低于1mg/升，人若长期饮用这种水，牙齿就会发生病变——龋齿病；若水体中F^-的浓度达到5mg/升左右，人若长期饮用这种水，就会引起牙斑和骨骼损害。这种由于化学元素导致的疾病，就是我所说的化学因素。

现代科学还证明，气温、气压、电场、磁场、声波、电磁波（包括可见光波和不可见光波）等这些物理因素也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这些物理因素若不适合人的正常需要，就会使人的某些器官发生病变。这种由于物理因素导致的疾病，就是我所说的物理因素。

某些病菌、病毒若击垮了人体的免疫体统，于是导致某些器官发生病变。这种由于病菌、病毒导致的疾病，就是我所说的细菌因素。

人是有情感的高级动物，所以有喜怒哀乐等情绪。我国古代中医和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人的情绪长期失常也会导致疾病。这种由于情绪失常导致的疾病，就是我所说的精神因素。

因为我是学化学的，不是学医学的，所以对物理因素、细菌因素、精神因素导致的疾病不很了解，所以我在这里仅从化学的角度谈一下中、西治病的原理。

人若是断绝了食物或者水，不会马上饿死、渴死，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轻度饥渴阶段→重度饥渴阶段→极度饥渴阶段→身体极度虚弱→昏迷阶段→休克阶段→死亡。人之所以死亡，是因为组成某器官的细胞死亡造成的。这就说明人体器官的细胞的死亡过程也是类似的。当人体的某种细胞缺少它所需要的化学元素的时候，处于“饥饿”状态的细胞的生理活性就会降低，当某种化学元素严重缺乏时，处于严重“饥饿”状态的细胞就丧失了生理活性，当细胞长期处于严重“饥饿”状态时就会死亡。人体的某个器官是由许许多多的同样的细胞组成的，但许许多多的细胞的生命力是不一样的，就像每一个人的生命能力各不相同一样，所以许许多多的细胞不是同时死亡，通常是生命能力弱的首先死亡，当少量细胞死亡的时候，还有大量的细胞顽强地工作着，所以某器官仍然发挥着生理作用，所以人虽然有不舒适的感觉，但感觉不明显，但大量细胞死亡的时候，某器官就大部分坏死了，这时候人就出现了病态反应，当绝大多数的细胞死亡了，某器官也就大部分坏死了，于是丧失了生理作用，于是人的生命也就结束了。

现代科学手段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某种元素在人体的某种器官中的含量。比如说，组成大脑、肾、前列腺的细胞大量需要锌元素，但是任何人也不会同意让医生挖出一块脑子或者割下一块肾化验一下。我坚信任何男人都有放纵性生活的时候，所以也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当过分放纵性生活的时候，就有精神不振、腰酸、乏力的感觉；当节制了性生活的时候，精神不振、腰酸、乏力的感觉又消失。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男人的精子中含有大量的锌元素，如果一个男人过分放纵性生活，那么就等于将体内的大量的锌元素排泄出来，于是导致体的锌元素的含量降低，那么组成大脑和肾的细胞就因为缺锌而处于“饥饿”状态，那么处于“饥饿”状态的大脑和肾的细胞的生理活性就降低了，所以人就会出现精神不振、腰酸、乏力、心慌、盗汗等症状。当人节制了性生活以后，那么人通过食物和水获取的锌元素就会逐渐满足大脑和肾的细胞对锌元素的需求，于是组成大脑和肾的细胞又恢复了正常的生理活性，于是出现精神不振、腰酸、乏力、心慌、盗汗等症状又消失。如果一个人出现精神不振、腰酸、乏力、心慌、盗汗等症状而不节制性生活，久而久之，就会出现男人的最大悲哀：阳萎！有的人还可能突然患了肾炎、前列腺炎。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体内长期缺锌造成组成肾、前列腺的大量细胞的生理活性降低，因而使肾的生理活性也随之降低。事实上，空气中经常充满了病菌、病毒，一个人每天每时每刻都通过呼吸吸入体内大量的病菌、病毒，但因为正常的人的各种器官都有免疫能力，所以病菌、病毒无可奈何。但是当某个器官的生理活性降低时，其免疫能力也随之降低，于是就给了病菌、病毒可乘之机。当肾的生理活性降低时，那么病菌、病毒就在肾上安家落户了，于是肾就发炎了……事实上组成肾的细胞还需要很多种化学元素，由于现代科学手段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某种元素在某种人体的某种器官中的含量，所以当出现精神不振、腰酸、乏力、心慌、盗汗等症状时，甚至当一个人出现了阳萎等性功能障碍以后，所有的西医用现代化的医疗设备无法确定病因，更找不到治病的合适西药。当出现了肾炎以后，虽然用抗生素等药物可以很快地治疗好肾炎，但是组成肾的细胞仍然处于“饥饿”状态，所以整个肾还是存在着病态中。

我的“耳鸣病”也是这一类的病，我的耳鸣是部分肝细胞的生理活性降低或者丧失的征兆，也就是说“耳鸣”是肝病的量变阶段，但是在这个量变阶段西医用现代化的医疗设备无法确定病因，当肝细胞受到肝炎病毒攻击，发生了质的病变以后，西医才能确诊。人患了肝炎或者肾炎那还算是幸运的，因为西医通过抗生素等方法可以很快治疗好。当细胞的话性降低时，还容易被体内的“自由基”等致癌因素诱发而发生病变，于是就形成了癌细胞，于是恶性肿瘤诞生了。因为当恶性肿瘤在生长发育初级阶段时，人很难觉察出来，所以很容易被忽视。当恶性肿瘤接近成熟阶段时，西医虽然可以通过B超、X光拍照、CT等手段确诊，但是按照目前的西医水平治愈的希望已经很小，于是死神向你伸出了手……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后悔已经晚矣！也就是说，很多疾病处于量变阶段的时候，西医用现代化的医疗设备无法确定病因，当能够确定的时候，就已经病入膏肓了。事实上任何一个县级以上医院的附近都有一些生意很红火的商店，那就是经销寿衣、花圈等丧葬用品的商店。因为精明的生意人很清楚这样一个情况：至少70%以上的人是死在医院里……

如果通过手术切除一片肝或者摘除一个肾，根除了癌细胞，这自然是很幸运的，但器官毕竟少了一部分，虽然临时治愈了，但是人体的整体健康状况已经远不如从前了。也就是说，对于很多疾病，西医的治疗手段不过是亡羊补牢的措施。这就好像发现丢了羊，才知道羊圈出了大漏洞，漏洞虽然重新修好，但是丢的羊却再也找不回来了。也可以说，现代医疗设备虽然很先进，但却发现不了“羊圈出的漏洞”。

西方国家的医学专家造出了一个新名词——亚健康，又称亚健康状态(subhealth)。

西医所说的这个亚健康的症状常常是：头晕目眩、头胀头疼、心悸不安、耳鸣多梦、面色失常、目赤面红（或苍白）、舌赤苔垢，口苦便燥（或便稀）、口干舌燥、抑郁失眠、焦躁不安、易怒易悲、精神恍惚、记忆减退、食欲（性欲）不振、呃逆胀满、阴冷梦交、阳萎遗精、腰酸背痛、倦怠无力……

西医对亚健康的解释是：指处于健康和疾病之间的一种临界状态，是介于健康和疾病之间的连续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从亚健康状态既可以向好的方向转化恢复到健康状态，也可以向坏的方向转化而进一步发展为各种疾病。这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准备阶段。一份权威调查显示：在所调查的5万余人当中，处于亚健康状态者约占被调查人群的73.6%。

西医认为造成亚健康的主要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工作压力太大。高度激烈的职业竞争，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等因素，使人思虑过度，精神状态不良，从而影响人体的神经体液调节和内分泌调节，进而影响机体各系统的正常生理功能。二是，由于偏食或者食物缺乏等因素造成营养失调，致使很多人体重要的营养素缺乏，机体的代谢功能紊乱。因为现代医疗设备无法对亚健康进行检查、检测，所以西医认为亚健康不是病，所以西医认为改善亚健康的方法也主要有两种：一是，休养一段时间放松精神压力。二是，合理调节饮食结构。但是针对某种症状的亚健康怎样调节饮食结构，西医常常只能笼统地说一些建议，却很难确切地指出应该多吃的什么食物，或少吃点什么食物。

当羊圈出现了小漏洞的时候就能发现，就及时采取措施，这样就不会丢羊了，这自然是个好办法。同样，当某器官的生理活性刚出现问题的时候，也就是西医说的亚健康状态的时候，就及时采取治疗措施，那自然令人高兴！那么有没有这样的好办法呢？有！那就是中医！中医的最拿手的好戏就是治疗西医说的亚健康！在此我举一个例子。某人的症状是：性欲淡漠，多梦遗精，腰酸背痛，倦怠无力，肢冷畏寒，头晕耳鸣，精神萎靡。尿清长，舌淡白。按照西医的看法，这是典型的亚健康，不是病。但是中医通过切脉发现：脉弱，尺脉尤甚。于是中医诊断的结果是：肾阳虚证。治疗原则是：温肾壮阳。药方是：右归饮（《景岳全书》）：枸杞子10克，熟地20克，山药10克，山茱萸10克，杜仲10克，肉桂5克，附子5克，巴戟天5克，菟丝子15克，仙灵脾15克，甘草10克。水煎服。结果是：药到病除。医生对该人的嘱咐是：平日要注意适当多吃韭菜、丝瓜……

这个药方为什么会起作用？我仅以枸杞子和韭菜做个说明。我前面已经说过枸杞子中含有锌等20多种有利于人体健康的微量元素，特别是锌元素的含量非常高。这正是肾细胞所急需要的东西！为什么平日要注意适当多吃韭菜？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写道：释名：草钟乳、起阳草。气味：韭：辛、微酸、温、涩、无毒；韭子：辛、甘、温、无毒。主治：阴阳易病（男子因房事不慎，引起阴部肿大，小腹绞痛，头重眼花）……“起阳”就是壮阳的意思，古人说得有科学道理吗？李时珍的药方有科学道理吗？现代分析化学对韭菜的分析结果是：含有钙、铁、磷、钾、钠、铜、镁、锰、锌、锡、硒等20多种有利于人体健康的微量元素，韭菜的显著特点是含锌特高（1千克韭菜中含锌0.31毫克。这些东西也正是肾细胞所急需要的……很多中药之所以能药到病除，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草药中含有人体某器官的细胞所急需要的化学元素。

当某器官的生理活性刚出现问题的时候，中医是凭着什么发现的？主要是从两方面：一是，通过西医说得那些亚健康的症状；二是通过脉搏的跳动。我们的先人经过漫长岁月的观察、实践发现，当某器官的生理活性刚出现问题的时候，就会以特有的症状表现出来，也就是西医说得那些亚健康的症状。但仅仅靠特有的症状有时无法对病情作出准确地判断，因为有时候虽然是不同的器官出了问题，但是有可能会出现同样的症状。我们睿智的祖先发现了一个真理，那就是：不同的器官出了问题，那么脉搏就会有不同的跳动方式。那么通过切脉就可以判定到底是哪个器官出了问题。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有识之士认识到了亚健康的危险，认识到了中医治疗亚健康的独特优势，所以来中国学习中医的留学生越来越多。因为亚健康的人在70%以上，也就是说70%以上的人非常需要中医的调治，所以中医有很广阔的发展空间，所以中医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其二，能治疗很多现代西医手段无法治疗的病。

有些疾病症状明显，但是西医无法治疗，据我了解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没有合适的特效药物；另一种是找不出病因。下面我分别举两个我熟悉的例子。

[例1]：1969年夏天，我家从一个周姓村庄搬到了另一个杜姓村庄。我很快与邻居家的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孩子成了好朋友，有一天我跟着他挖野菜，走到一个地方，我突然闻到一股恶臭味，觉得莫名其妙，于是就四处张望。我的朋友朝一个柳树一指，说：“是那个东西发出的味。”我发现在一个树枝上挂着一个黑不溜秋的东西，就不解地问：“那是什么东西？”我的朋友说：“是牛衣胞（即牛的胎盘）。”我立即说：“挂这个东西的人真是个混蛋！”我的朋友立即说：“你可不能这样说，那是为了给小孩治黄水疮病的。”我没有听明白，就立即问：“什么病？”朋友又说：“我们这里的小孩经常长一种疮，黄水疮，能够传染别人，必须用这个才能治好。生产队里的牛生了小牛以后，就把衣胞挂在这里。谁家的孩子得了黄水疮，就来割一块。”我立即说：“都臭了还能治病，臭烘烘的怎么吃？”朋友说：“不臭了还不能治那病，再说不是让小孩吃。前年我被一个孩子传染了这种病，我娘来割了一块牛衣胞，回家用锅熥干了，再用擀面杖擀成粉末，然后放进碗里，倒上一点香油，拌匀之后抹在疮上，三天之后就完全好了。只要用这种方法治好了病，以后就再也不得这种病了。”三年以后，这种病又在这个村的小孩流行。我的弟弟也被传染上了。我爸爸在山东大学进修过微生物，当过细菌化肥厂的技术厂长，爸爸认为这是一种病菌或者病毒性传染病，用土办法不可靠，就带着弟弟去了医院。可是医生一看我弟弟脸上的黄水疮，就立即对我爸爸说：“这是我们这一代经常流行的一种儿童传染病，用现在的西药没法根治。有一种很特效的土办法……”那个医生介绍的特效的土办法就是我的朋友说的那种办法，我爸爸回家后就采取了土办法，结果是，三天以后果然痊愈了！那种黄水疮症状是：初起时为红斑、丘疹或水疱，迅速变成脓疱，成群分布，水疱有半月形积脓现象，疱壁薄易破，破后流出淡黄色液体。病好部位多在面部（特别是下巴周围）、颈、四肢等暴露部位。特别痒，小孩用手一挠就破，黄水流到哪里，哪里就生出新疮，所以如果不及时治疗，感染面积就会迅速扩大。西药没法根治的这种黄水疮用不到半两香油就解决了，多好！多妙！！

不知道现在抗病毒药能否治疗这种病了，即使能，也不如这种办法好，因为即使有，人们也不会用。小孩都害怕打针，能有一种不打针就能治好病的办法，小孩绝对拒绝去医院打针。没有多少文化的大人虽然也许不知道所有的抗生素和抗病毒西药都有副作用，但他们很清楚一个道理：怀里没有500元人民币很难买到医院的床位。大人也不会选择西药治疗。事实上在沂蒙山区的民间世代流传着很多类似的价廉物美的“灵丹妙药”。所以我在此真诚奉劝那些“反中医斗士”，如果你们想去沂蒙山区做“反中医科普”，必须随身携带三件物品：盔甲、盾牌、一瓶云南白药。为什么要带这三件物品？因为有些嫉恶如仇沂蒙汉子有时不很文明，常常对招摇撞骗的坏人大打出手，如果他们把你们误解为摇撞骗的坏人，你们就立即穿上盔甲，同时手拿盾牌抵挡。若为了“反中医科普”事业不幸流血，就立即用云南白药止血。这样就万无一失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样的化学药物的止血效果比云南白药还好，所以向你们推荐了中成药云南白药，请原谅我的孤陋寡闻。

[例2]：我童年所在的那个地方，当时有一个姓房的闻名遐迩的老中医，他的最大的特长是治疗男女不育症。他治病有一个特点，要求病人必须去大医院做过检查，而且医生明确表示没法治，然后病人拿着病历去找他。他看了医院的诊断后会对病人作三种答复：一种是，你这是生理的先天缺陷，我没法治。他通过“四诊”之后又有两种答复：一种是，不用担心，我一定能给你治好；另一种是，我没有把握一定能给你治好，如果你想让我治，我就试试看。结果是，他说能治好的都治好了，他说没有把握的，治好了多半。什么是中医科学？多年生不出孩子的人生出孩子了，这就是中医科学，证据就是：一个个健康的小生命出生了。如果鲜活的生命不能证明科学，那还有什么比生命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因为那个老中医还治好了我二舅的肝病，所以我当时很崇拜他。后来我看了一些中医古籍，发现有很多治疗男女不育的药方，于是失去了对那个老中医的崇拜，因为我认为他不过是一个传统中医科学的好的继承者而已。

在此我说明一点，那个老中医早去世多年了，所以我没有给他做广告的嫌疑。虽然老中医去世了，但是证据尚存，那些小生命已经长大了，我所知道的都三十多岁了……如果有人想调查，我可以立即告诉你那个老中医的名字和他所在的村的名字。我想，你找到那个村，一说出那个人的名字，40岁以上的人都会向你如实诉说你想知道的事情……

既然现代医学还没有达到保治百病的水平，既然中医能治疗现代医学手段无法治疗的病，所以中医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有许许多多的人被西医大夫无可奈何地拒之门外了，是中医大夫向他们伸出了温暖的挽救的手，又还给了他们健康，如果有人不怀好意地诋毁中医，必然遭到许许多多的人强烈反对。像我这样的比较文明的讨论是很客气的方式。某些没有多少文化的嫉恶如仇的耿直的沂蒙汉子可没有我这么多文明的词，如果你当着他们的面进行“反中医科普”，他们很可能会说：放你娘的屁！要是20年前就取消了中医，我就断子绝孙了！你妈那个臭×的，是不是吃饱了撑得难受了？是不是老婆子上树——欠撮了？！沂蒙人说的“撮”，就是“揍”的意思，特此说明……某些自诩“现代科学精英”的人也许认为我的这个预言是臆想，不是“真理”，这很好办，我随时愿意奉陪你们去沂蒙山区进行一次“反中医科普”实践活动，但我有两个条件：一是必须由公证机关介入；二是，你们必须保证我和公证人员的人身安全。沂蒙山区的人民是善良的人民，也是爱憎分明的人民，他们曾经以鲜血和生命支持了英勇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当年的日本鬼子害怕沂蒙山人民，当年的卖国求荣的汉奸害怕沂蒙山人民。虽然岁月的长河又流过了五十多年，但沂蒙山人民的善良也随着岁月的长河流传下来，爱憎分明的气质也流传下来。只要你们真是坦荡无私的好人，那就不用害怕沂蒙山人民，哪位“现代科学精英”敢去沂蒙山区尝试一次“反中医科普”实践活动？哪位敢？！

其三，有些病用中医治疗比西医效果更好。

我在现实中发现，有些病用中医治疗比西医效果更好。

我首先以我和我儿子治腮腺炎为例作个说明。

后来我通过看一些医学资料才知道腮腺炎是由一种比细菌更小的腮腺炎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对儿童的生命有严重威胁。该病虽然一年四季都有发生，但以冬春季发病最多。由于该病病毒是借飞沫通过呼吸道进入人体，所以常在幼儿园或中小学校引起流行。腮腺炎病毒进入人体后，首先潜伏在上呼吸道及邻近的淋巴组织进行繁殖，大约需要20天左右的时间，通过血流侵犯全身的腺体组织，如腮腺、胰腺、睾丸、卵巢和中枢神经系统，引起腺体和神经系统发生非化脓性炎性改变，其中最常见，外观症状又较明显的就是腮腺炎。腮腺炎的主要症状是腮腺发生肿胀疼痛。肿大的腮腺以耳垂为中心点向周围扩展，表面发热，按压时疼痛加重，张口受限，一般情况肿胀可持续1周左右。腮腺肿胀开始时常伴有发烧、头痛、呕吐、食欲不振等全身症状。多数孩子是先出现一侧腮腺肿大，1～2日后对侧也开始肿大，也有两侧同时肿大者，但较少见。有少数孩子在腮腺肿大的前两天有类似感冒的症状，因症状较轻，多不被家长重视。有些家长认为，腮腺肿胀消退后不留任何后遗症，而且得过一次腮腺炎后可获得终生免疫，所以对孩子得腮腺炎常持不在乎的态度。实际上腮腺炎虽然对腮腺体本身无多大危害，但由腮腺炎引起的并发症却常常严重危害孩子的健康，有的甚至会造成男孩终生不育或死亡。其中最常见的并发症有以下7种：1、脑炎。腮腺炎病毒对中枢神经系统有较强的亲和力，孩子受到腮腺炎病毒感染后，约有1/3会出现脑部受侵害的症状，主要表现为头痛、发烧、恶心、呕吐、颈项强直、嗜睡等。有少数孩子可出现惊厥、昏迷、偏瘫、说话不清、舞蹈样动作。如果病毒侵犯脊髓还可出现四肢瘫痪、肢体感觉消失。病变发生在脑神经还可引起眩晕、耳鸣、口眼歪斜、视物不清等症状。如果化验脑脊液，大约有2／3会出现异常。有的孩子在腮腺肿大之前先出现脑炎症状，有的孩子脑部症状与腮腺肿大同时出现，还有的是在腮腺肿大消退后2周左右出现脑部症状，少数只发生脑炎症状而无腮腺肿大现象。当然，腮腺炎病毒引起的脑炎绝大多数都能在10天左右痊愈，个别孩子会发生脑积水甚至死亡。2、睾丸炎和卵巢炎。睾丸炎和脑炎一样，有时可发生在腮腺肿大之前、之中和之后。主要症状是睾丸疼痛肿胀，用手触摸时睾丸变硬，肿大的阴囊皮肤增厚，皮皱明显减少，鞘膜内也可产生少量积液。全身症状有发烧、寒战、头痛、下腹部痛。如果是右侧睾丸肿大可引起右下腹痛，产生类似阑尾炎样的症状。所幸的是80％左右的孩子为单侧睾丸发炎肿大。双侧同时肿大者，有报导说可能会引起不育。青春期女孩得腮腺炎后可并发卵巢炎，主要表现是腰背痛、月经失调等。症状轻微时不易觉察，不影响受孕。3、肾炎。腮腺炎病毒可以直接损害肾小球和肾小管，发病多在腮腺肿大消退时出现，只有少数孩子与腮腺肿大同时发生。主要症状是腰痛、小便量减少，有时出现血尿，常有眼皮和下肢水肿。此时测血压，可有血压升高。病程一般需20天左右才能痊愈。4、心肌炎。在得了腮腺炎时，有的孩子还伴有多汗、面色苍白、心慌、气喘、口周发青、四肢发凉、吐泡沫样痰、不能平卧等症状。这就是腮腺炎病毒侵犯心肌后，引起部分心肌细胞溶解所致的心肌炎症状。查心电图可见明显的心电图改变，个别病情严重的孩子可因心功能衰竭而死亡。5、胰腺炎。由于腮腺炎病毒对腺体组织的亲和力较强，作为腺体之一的胰腺常不能幸免。当孩子的胰腺受病毒侵犯发炎时，可出现高烧、上腹部疼痛、按压上腹部时疼痛加剧、腹壁紧张，有的孩子有腹泻、恶心、呕吐等症状。病程大约1周左右。6、腮腺炎病毒性眼病。孩子受腮腺炎病毒感染后，可引起眼部急性炎症，如泪腺炎、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等，其中最多见的就是泪腺炎。受侵犯的泪腺发生水肿充血，有时在眼眶上缘外下方可摸到肿大的泪腺。泪腺炎多数与腮腺肿大同时发生，少数孩子可先出现眼部炎症表现，然后再出现腮腺肿大。此病预后良好，只有个别孩子可发生视神经萎缩。7、腮腺炎病毒性耳聋。感染腮腺炎病毒后，如果病毒侵犯听神经可引起孩子不同程度的耳聋，这种耳聋约有70％为单侧，也有少数双侧同时受损的。耳聋可发生在腮腺肿大之前或腮腺肿大消退之后。发病时孩子有头晕、耳鸣、恶心等症状，较小的孩子常因不善表达被忽视，有的可造成永久性耳聋。

在我儿子3岁的那年冬天，他患了腮腺炎，因为我已经知道腮腺炎的厉害，所以立即带儿子去了医院打吊瓶。医生主要用了三种药：一种是青霉素，另一种是抗病毒的药，还有增强抵抗力的维生素。儿子很快退烧了，所以我心里很感激现代医学的先进。但是当我看到望着那“滴答滴答”的输液管的时候，我又情不自禁地回想起了我小的时候用蛤蟆治好腮腺炎的事。

我为什么想起往事？那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我知道所有的抗生素和抗病毒药物都有副作用；二是，我从化学的角度认为，医用食盐水的质量再好，还是含有杂质，直接输入血管，总是对血液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虽然我不知道蟾酥的毒性有多大，但是既然蟾酥丸可以内服，那外敷的副作用肯定很小。所以，如果我还是生活在沂蒙山区的农村的话，我还是会选择用蛤蟆给儿子治腮腺炎。即使在冬天我也能够从地下挖出7个蛤蟆，因为我非常了解蛤蟆冬眠的地方。遗憾的是，我生活在城市，只能选择打吊瓶。

有意思的是，儿子又让我尝试了一次用中医治疗腮腺炎的方法。有一次我和一个中医聊天的时候，我说了用蛤蟆治腮腺炎的事。他立即告诉我另一个治疗腮腺炎的验方：将仙人掌和白矾放进蒜臼捣成泥状，然后将这种泥状“混合物”涂在发炎的部位即可。我立即对这个验方表示赞赏，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我是学化学的。白矾又叫明矾，化学名字叫硫酸铝钾，以前作为城市自来水净水剂。二是，查了一下资料，得到了这样一些信息：我国仙人掌的药用价值是民间从长期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仙人掌做为药用首载于我国清代赵学敏所着的《本草纲目拾遗》。据该书记载：仙人掌味淡性寒，功能行气活血、清热解毒、消肿止痛。健脾止泻、安神利尿，可以内外服用治疗多种疾病。《贵州民间方药集》载：仙人掌为健胃滋养强壮剂，又可补脾、镇咳、安神，治心胃气痛、蛇伤、浮肿。现代医学研究表明，仙人掌可增强人体免疫力，对某些癌症、心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有一定疗效。墨西哥人已仙人掌为主菜，据世界卫生组织考察，墨西哥的癌症、心脑血管疾病和糖尿病发病率在世界各地为最低。现代科学分析研究证明，仙人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胡萝卜素、十多种氨基酸及钾、钙、铜、铁、锰、锶等十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于是我由此得到这样一个结论：这个验方没有任何副作用。听说小孩患过一次腮腺炎以后，就有了免疫能力，就不会再重患。可是我儿子却出了一个例外，第二年春天又患了腮腺炎。我立刻联想起了我的一个同事有一盆仙人掌，于是立即去一家化工商店买了1元钱的白矾，于是回家如法炮制，于是药到病除。于是我不仅节约了200元钱，儿子还免受了一次皮肉之苦，还免受了抗生素和抗病毒药物副作用伤害。多好！多妙！！

下面我再以我弟弟和他的儿子治扁桃体为例作个说明。

我弟弟在3岁的时候患了扁桃体发炎病，从此以后每次感冒扁桃体就跟着发炎，所以每次都不得不打吊瓶，而且打吊瓶的时间越来越长，用药量也越来越大。在我弟弟5岁的时候，有一次扁桃体又发炎了，打了很长时间的吊瓶也没有效果，医生说扁桃体已经化脓了，必须通过手术切除扁桃体，于是我弟弟的身体从此缺少了一个部件。

也许因为遗传的因素，在我弟弟的儿子两岁的时候，患了扁桃体发炎病。我弟弟长大以后的身体免疫能力比我差很多，表现形式是：我弟弟每次感冒必须打吊瓶，而我从5岁到现在只打了两次吊瓶，一次是因为食物中毒，一次是在2004年献血之后感冒了。所以当我弟弟的儿子患了扁桃体发炎病的时候，我弟弟很担心。我姐姐知道后立即自报奋勇给侄子研制中药，因为侄子年龄太小，所以我对姐姐说：“你用的药材必须告诉我，我查一下有关资料以后再作决定。”我姐姐调整了5次药方就根治了侄子的扁桃体发炎。

有的人认为像扁桃体这类的小部件对人体作用不大，认为有无皆可。我虽然是一个现代医学外行，但是我认为，人类经过了漫长岁月的进化才保留了现在这样的身体，所以每个部件都是有用的，保全每一个部件总是比少一个部件好。虽然现在的医学对扁桃体的作用还没有作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但我坚信未来的医学家会研究清楚的。所以我认为，只要对生命没有危险的病，能用中医治好，就不要采用手术切除。我坚信我的这上述观点会得到绝大多数的人的赞赏。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当然包括科学，所以检验科学的标准也只能是实践。我和我儿子、我弟弟和他儿子治病的实践自然是中医实践的一部分，所以也自然能证明中医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其四，有些病能作为西医治疗手段的辅助作用。

如果病人做了大手术，身体通常很虚弱，如果根据中医的建议针对性地通过药膳调养，非常有利于身体的迅速恢复。在此我以我爸爸的例子作个说明。

1992年，我父亲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十九医院做了肠肿瘤切除手术后，身体非常虚弱，我姐姐决定用药膳给我爸爸调理身体。我当时还不知道药膳是什么，我姐姐给我做了一番解释，又解释了她准备的10个药方，我查了一下资料，确定了5个。结果是效果非常好。

药膳是以药物和食物为原料，经过烹饪加工制成的一种具有食疗作用的膳食。它是中国传统的医学知识与烹调经验相结合的产物。它“寓医于食”，既将药物作为食物，又将食物赋以药用，药借食力，食助药威；既具有营养价值，又可防病治病、保健强身、延年益寿。因此，药膳既不同于一般的中药方剂，又有别于普通的饮食，是一种兼有药物功效和食品美味的特殊膳食。它可以使食用者得到美食享受，又在享受中，使其身体得到滋补，疾病得到治疗。因而，中国传统药膳的制作和应用，不但是一门科学，更可以说是一门艺术。药膳食品，不是一般的营养食品，是现代所称的功能性食品。中药与食物相配，就能做到药借食味，食助药性，变“良药苦口”为“良药可口”。所以说药膳是充分发挥中药效能的美味佳肴，特别能满足人们“厌于药，喜于食”的天性。药膳既是一种功能性食品，也可以说它是中药的一种特殊的、受人们喜爱的剂型。按药膳作用可分为3类：滋补强身、保健益寿、治疗疾病。

有的人一看到“药膳”中的“药”字就有点毛骨悚然，其实这是对药膳的误解，您看一下《本草纲目》以后就会明白，事实上我们日常吃得很多粮食和蔬菜都是中医眼里的药。事实上绝大多数的滋补强身、保健益寿的药膳多是可口的美味佳肴。在此我以我姐姐给我爸爸作的一个滋补强身的“草鱼、仙人掌汤”药膳为例作个说明。

“草鱼、仙人掌汤”就是先将草鱼用砂锅炖一会，然后再加入仙人掌，开锅后即可食用。仙人掌汤的功效和现代化学分析结果我已经在前面说明了，我在这里仅简要说明一下草鱼。小草鱼的样子虽然不怎么好看，但它是淡水鱼中的上品，除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1、维生素B2、核酸和磷、钙、锌、铁等十几种微量元素，有增强体质、延缓衰老的作用。

事实上在科技水平比较发达的国家，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肥胖症、高血脂、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富贵病也随之而来，所以很多营养学家已经认识到了科学饮食的重要性，所以纷纷通过著书立说等方式宣传科学的饮食理念，并已经被许多人接受。虽然在我国古代没有科学这个名词，但是现代的科学的饮食理念正是对药膳这个名词的最好的诠释。随着我国人民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随着外国人对中医科学认识的不断深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明白：现代的科学的饮食理念=药膳。正因如此，所以中医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其五，能预防疾病。

说白了，现代医学的先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诊断疾病的手段现代化了，另一方面治疗疾病的手段现代化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医院不是游乐园，医院再好，任何人也不愿意光顾医院，因为医院是病人不得不去的地方。也就是说，现代医学再先进，也只不过是亡羊补牢的措施，最好的措施是不“亡羊”。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人类能用理性认识世界的历史只不过是极其短暂的一瞬，人类未来的发展岁月还很漫长。我们现在的人看1000年前的某些著名数学家、物理科学家，就会发现他们的那些伟大发现不过是些小儿科，1000年以后的人看今天的我们，也是这样的。1万年以后呢？1亿年以后呢？10亿年以后呢？10亿年以后的以后呢？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现代科学对世界的认识还不过是处在“小儿科”阶段，现代医学对人体的认识也是处在“小儿科”阶段。最突出的表现形式是，可以说所有的疾病在量变的初级阶段（或者说在亚健康状态），现代医学都不能发现。比如说，如果当人体中产生了第一个癌细胞时，现代科学就能发现的话，那么任何人也就不会谈癌色变了。如果当人体中的任何一个细胞缺少了（或者多余了）一个原子的时候，现代科学就能发现，那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事实上根本做不到。然而任何疾病都是从某个细胞缺少了（或者多余了）一个原子开始。显而易见，最好的办法是防患于未然，也就是说未雨绸缪。有未雨绸缪的好办法吗？有！那就是中医预防疾病的理论。我们的古人早就找到了一系列未雨绸缪的好办法，中医预防疾病的理论和验方博大精深，我仅从三个方面简要谈一下这个问题。

一是，制订了一整套合理调理饮食的方法。

我前面说的增强体质、延缓衰老的药膳就是一种很好的未雨绸缪的好办法。在还没有疾病的时候就通过药膳增强体质、延缓衰老，这就达到了防患于未然的目的。“草鱼、仙人掌汤”既是一种美食，也可以说是一个防患于未然药方。某些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自诩“现代科学精英”的人肯定也会怀疑“草鱼、仙人掌汤”疗效，所以我在这里再以野菜的例子作个说明。

我在我的拙作《父亲的责任——我的育儿教子回忆录》一书，回忆了我通过野菜给儿子增加营养的时。我在那本书明确指出吃野菜至少有三大好处：一是，没有农药污染。二是，营养丰富。三是，有药用价值。我还以潍坊九龙涧的一些野菜为例谈了一些野菜的营养和药用价值。我在这里再以沂蒙山区的野菜对人体和动物的好处为例作个说明。

我对野菜的认识是从6岁开始的，因为我6岁的时候妈妈给了我第一个家庭重要工作——挖野菜。挖野菜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因为我家养了很多兔子，野菜是兔子的食物；二是因为家里缺少粮食，野菜可以为家人充饥。因为我一开始不认识什么样的野菜能吃，什么样的野菜不能吃，什么样的野菜好，什么样的野菜不好。所以只能跟着比我大的孩子挖野菜，大孩子挖什么样的野菜，我就挖什么样的野菜。所以很快就认识了很多野菜。在我10岁的时候，我对野菜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因为我从10岁的时候有了第二个重要的家庭工作——挖山药。挖山药是为了换钱填补贫穷的生活。这个工作使我明白了：原来很多野菜是中药材。比如说，我经常采的一种名叫“泥姑头”的野菜的红色的根就是中药材丹参。在1977年我对野菜又有了一个“重大发现”。因为我初中毕业后失学了，于是我成了一个牧羊少年。这时候我产生了一个困惑。漫山遍野什么样的野菜都有，什么草都有，其中有很多有毒的野菜、野草。但是羊却从来不吃有毒的野菜、野草，所以从来没有中毒。我感到很奇妙，我认为羊在辨别野菜方面比我聪明多了，因为我6岁的时候什么野菜也不认识，所以只能跟大孩子学，尽管如此，我也仅仅认识了二十多种野菜，而羊能保证不中毒，这说明他们能辨别数不清的野菜、野草。不久以后我又发现了一个秘密和两个奥秘：一个秘密是，刚出生的小羊是跟着妈妈学习辨别野菜、野草的，原来羊辨别野菜、野草的本领是世代相传的！一个奥秘是，嫩的青草是所有的羊都感兴趣的主食，但是羊对吃野菜却是有选择的。比如说，有的羊有时候吃苦菜，有时候不吃。再比如说，少年羊和青年羊对一种名叫“泥姑头”的野菜不很感兴趣，但是老年母羊却对这种野菜很感兴趣。我当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所以对此十分困惑。另一个奥秘是，人通常会患很多疾病，但是羊却很少因为疾病而死亡。这个现象更令我十分困惑。后来又有一种现象令我非常困惑，那就是，随着我国城市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成为了城市老年人的主要病种。但是我童年所在的沂蒙山区的老年人很少患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后来因为我对“泥姑头”这种野菜的新认识，从而使我豁然开朗了……

我母校的一个博士专门从事对中药材的化学成分的分析研究。我通过他真正明白了丹参的药用价值和化学成份。原来，丹参（别名：血生根、赤参、血参、红根），经现代分析化学测定，其中含有丹参酮Ⅰ、ⅡA、ⅡB（tanshinoneⅠ、ⅡA、ⅡB）异丹参酮Ⅰ、ⅡA（isotanshinoneⅠ、ⅡA）、隐丹参酮（cryptotanshinone）、异隐丹参酮（isocryptotanshinone）、甲基丹参酮（methyItanshinone）、羟基丹参酮等。另含丹参素，鼠尾草酚，原儿茶醛等酚类分。此外，含维生素E，B一谷甾醇，甾体衍生物提果皂甙元等。在我国医疗上应用历史悠久，功效甚广。传统医学记载，丹参性寒、味苦，归心经、心包经，专走血分。丹参能通血脉，功擅活血化瘀，故俗称“一味丹参抵四物。”常用的制剂有丹参片、复方丹参片、丹参心舒片、丹参注射液和复方丹参注射液。现代医学研究和临床实践表明，丹参有扩张冠状动脉，增加冠状动脉血流量、减慢心率，改善心肌缺氧之功效，常用于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胸闷、心悸等症。可治疗心肌梗塞、心肌炎，可改善急性症状和心电图缺血性改变。丹参可抑制血小板凝集、抑制血小板的释放反应、降低血粘度、降低血脂，可治疗高粘滞血症。丹参能对抗红细胞聚集、减轻动脉粥样硬化、可抑制纤维蛋白元转变成纤维蛋白，因此，具有防止血栓形成和抗凝作用。丹参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对心、脑、肾、四肢、肠系膜血管以及动静脉或毛细血管都有扩张作用，并使血流加速、聚积的血细胞解聚和增加开放性毛细血管的数目、可治疗血栓形成和血栓闭塞性脉管炎。丹参有凉血作用，又能养血安神，补心定志，安神宁心，起镇静和安定作用，可除心烦、用于高热、烦躁不安。丹参通脉养血，活血化瘀，调经血，故可治疗妇女月经不调、闭经、产后瘀滞腹痛以及肢体疼痛等症。丹参具有降低血糖作用，常服可预防和治疗糖尿病。丹参能改善肝功能，对早期肝硬化、肝脾肿大、肝炎皆有一定疗效。丹参有凉血散瘀功能，和清热解毒药配伍，可治疗疮痈肿胀，能增加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可祛瘀生新，促进组织修复。

我们的先人在没有检测设备，没有精确计算的年代，完全依靠中医理论和临床观察，就得出了如此精确的结论，实在令人惊叹!我由此终于明白了，我童年所在的沂蒙山区的老年人之所以很少患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就是因为他们从小就把丹参的叶当作野菜吃，所以我十分庆幸曾经有过一段吃丹参叶等野菜的经历。老年母羊之所以对丹参叶很感兴趣，或者是因为它们祖先让它们知道了丹参的妙用，或者是因为它们的身体对丹参有一种特别的感知。从这一点来看，老年母羊比现在的那些诋毁中医的博士、博导聪明多了！！

我国古代中医经典中介绍了很多常见的粮食、蔬菜、野菜的药用价值，现代分析化学已经对很多粮食、蔬菜、野菜的化学成分作出了明确的分析结果。很显然，根据我国传统中医科学理论和现代化学分析结论应用和探讨科学饮食的方法才是真正尊重科学的人，才是明智的人。否则就是一种愚昧和无知，或者说他们连老母羊都不如！！

二是，制订了一整套养生保健理论和验方。

我在我的拙作《父亲的责任——我的育儿教子回忆录》一书中介绍了一些优生方法，其中的“气候不良求子不宜”就是古人的一个养生保健理论。古人认为，在月亮晦朔弦望之时，以及大风、大雨、电闪雷鸣、大寒大暑等恶劣气候环境条件下，若交合既伤大人，又害后代。古人早已非常注意这个问题了。清·伏雌教主《醋葫中》中云：“倘交媾时犯了朔望月日，或不忌月食日食，或风雨晦暝之时，年灾月熬之夕，恣意取乐，妄行不避，那时受的娠孕，生下之时，或者缺唇，或者少指，甚至驼肩跛足，眼聩耳聋，非之一件。”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在上述“异常”气候环境条件下，地磁常会发生异常变化，所以会对人体产生不良的影响。古人还提倡根据一年四季的气候的变化调整饮食结构。这些观点都已经被现代科学所证实。所以我们不为自己的先人而骄傲是不应该的，某些自诩“现代科学精英”的人否定中华文明，诋毁中医，如果不是恬不知耻的无知，那就是不自量力的轻狂！可悲可叹呀！我在我的拙作科普散文集《水·生命·健康》一书中的“水疗之妙”中介绍了我用过的很多中医验方，其中很多验方就是养生保健方面的。我之所以介绍给广大读者，是因为我坚信广大读者肯定会从中真正感受到水疗之妙。

在我国源远流长的气功是古人发明的一种养身健体的好方法，虽然现代科学还没有研究清楚气功健身的奥秘，但是绝大多数科技人员对气功能够健身的事实是不否认的。我是一个气功爱好者，我的体会是，气功的最大作用就是调理人的不良情绪，也就是说气功的精华是养心静气，是让人的精神处于一种心平气和的最佳状态。至于某些道教、佛教玄论说练气功可以成仙、成佛，那就是封建迷信了，那就是胡诌傻扯了！气功还能治愈某些西医没法治好的慢性病。我妈妈原来患了肩肘炎病，通过练智能气功治好了。

三是，明确阐述了不良情绪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不良情绪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已经被现代心理学、现代医学所证实。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感或心情，在正常范围内，对健康影响不大，也不会引起什么病变。《黄帝内经》里说：“有喜有怒，有忧有丧，有泽有燥，此象之常也。”意思是说，一个人有时高兴、喜笑，有时发怒、有时忧愁、有时悲伤，好像自然界气候的变化有时候下雨、有时候干燥一样，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是，内外刺激引起的七情太过，则能导致人发生多种疾病。

喜，指狂喜。旧时有所谓“四喜”：十年久旱逢甘露，千里他乡遇故知，和尚洞房花烛夜，捐生金榜题名时。这种突然的狂喜，可导致“气缓”，即心气涣散，血运无力而瘀滞，便出现心悸、心痛、失眠、健忘等一类病症。大家熟悉的范进中举时的异常表现就是乐极生悲的一种。清代医学家喻昌写的《寓意草》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昔有新贵人，马上扬扬得意，未及回寓，一笑而逝。”有一个患急性心肌梗塞的女病人，经过住院治疗，病情已经好转。出院的那一天，她突然见到远在千里之外的女儿从外地赶来接她，兴奋过度而倒在地上死了。这些例子皆说明，暴喜、大喜、狂喜同样不利于健康。

忧，是指忧愁、苦闷、担心。表现在情绪上，失去欢乐，悲伤恸哭，气怯神弱。轻者，愁眉苦脸，闷闷不乐，少言少语，忧郁寡欢，意志消沉，独坐叹息；重者，难以入眠、精神萎颓或紧张，心中烦躁，并会导致咳喘、噎逆、呕吐、食呆、失眠、便秘、阳痿、癫痫等症，甚至诱发癌症或其他疑难重症。

怒，指暴怒或怒气太盛。它是由于某种目的和愿望不能达到，逐渐加深紧张状态，终于发怒。可表现为暴跳如雷、拍桌大骂、拳打脚踢、伤杀人畜、毁坏器物。轻者会肝气郁滞，食欲减退；重者便会出现面色苍白、四肢发抖，甚至昏厥死亡。《三国演义》中周瑜虽然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名将，但好生气发怒，被诸葛亮“三气”之下，大怒不止而死。当然，若是轻度的发怒，有利于压抑情绪的抒发，有益于健康。

思，思是集中精神考虑问题，但思虑过度也会导致多种病症。其中最易伤脾，脾胃运化失职，则食欲大减，饮食不化，故中医有“思虑伤脾”之说。据《吕氏春秋》记载，齐闵王因为思虑过度，损伤了脾胃功能，以致积食内停，久治不愈，后经文挚用激怒的方法，令其吐出胃中积食而告愈。现代医学研究证实，长期从事脑力劳动，大脑高度紧张的知识分子，易患心脑血管疾病和消化道溃疡病，这和中医学的“思虑损伤心脾”的理论是一致的。

悲，是指悲伤、悲痛、悲哀。如幼年丧母、中年丧偶、老年丧子；或者是失恋；或者是遭劫受灾，等等，都会感到非常难过和伤心，伤心到极点便会变成沮丧和绝望。若悲哀太甚，可致心肺郁结，意志消沉。正如《黄帝内经》所说：“悲则气消。”悲痛欲绝还能引起昏厥或突然死亡。现代医学专家通过临床调查发现，容易悲伤的人比其他人更容易得癌症或别的疑难重症。

惊，是指突然遇到意外、非常事变，心理上骤然紧张。如耳闻巨响、目睹怪物、夜做噩梦等都会受惊。受惊后可表现为颜面失色、神飞魂荡、目瞪口呆、冷汗渗出，肢体运动失灵，或手中持物失落，重则惊叫，神昏僵仆，二便失禁。几乎谁都有这样的体验，惊慌时会感到心脏怦怦乱跳，这是由于情绪引起交感神经系统处于兴奋状态的缘故。血压升高，也是最常见的表现，有人特制了一张靠背椅，一按电钮，椅背便立刻向后倾。让受试者紧靠椅背而坐，并测量血压；随后突然按动电钮，椅背立刻倒下，这人突然受惊，血压便骤然上升。科学试验表明，由惊恐所致血压升高，大多表现为收缩压升高，其机理是心脏搏出的血量增加。

恐，是指恐惧不安、心中害怕、精神过分紧张。例如临深渊、履薄冰、人将捕之等。严重者亦可导致神昏、二便失禁。中医认为，恐惧过度则消耗肾气，使精气下陷不能上升，升降失调而出现大小便失禁、遗精、滑泄等症，严重的会发生精神错乱，癫病或疼厥。恐与惊密切相关，略有不同，多先有惊而继则生恐，故常惊恐并提。然惊多自外来，恐常由内生。

自古以来历代不少中医大家研制了很多治疗七情太过产生的疾病。我再依我的亲身体会举一个例子。初中阶段我的学习成绩虽然始终是级部第一，但是“贫下中农”没有推荐我上高中，所以我非常生气，所以我非常愤怒！因而患了一种“嗝气病”，主要症状是胸闷、烦躁、食欲不振。一个中医大夫给我治好了这个病。后来我又考上了高中、大学，成了“时代的骄子”……所以再也没有犯过这种病。2006年因为生了一个闷气，所以又旧病复发。我姐姐给我切脉以后，让我吃北京同仁堂生产的中成药“舒肝和胃丸”。于是我买了一盒，于是药到病除。如果没有伟大的中医，我很可能会生更可怕的肝病。我是学化学的，专业训练培养了我良好的科学态度和素质，中医是实实在在的能治病救人的科学，所以谁诋毁中医，我就认为他或者是愚昧无知，或者是心术不正！！

事实上心理学等现代科学理论已经揭示了很多不良情绪致病的机理。例如，有的人因受到过度的惊吓、恐惧会导致精神失常。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曾经从事过民政工作，所以接触过很多各个时期的荣誉军人，其中有两个是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荣誉军人。这两个人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高中毕业生，在学校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所以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那个年代，年轻人以能参军为自豪。但是这两个人因为战场上的恐怖刺激而精神失常了。我还发现性格与某些疾病也很有关系。比如说，患精神抑郁症的人多是性格内向、少言寡语的人，因为这样的人常常多情善感，常常因为一件小事而长时期思虑过度或悲伤。多数山东人肯定都知道一句俗语：山东人十人九痔。这话的意思是说，在10个山东人中就有9个人患痔疮。这个俗语虽然有点过分，但现实情况是山东人患痔疮的人特别多，这是山东人都公认的一个事实。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认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多数的山东人比较直爽，性格比较耿直，不了解山东人的人可以从施耐庵在《水浒传》中对梁山英雄好汉性格的细腻描绘中发现这一个特点。正是因为多数的山东人比较直爽，性格比较耿直，所以好生气、好动怒，所以患痔疮的人较多。我不是医学专家，对痔疮的发病机理没有任何研究，但我在生活中发现，很多人是因为一件偶然的事情生了气，从而引发了痔疮。总之，我国古人关于不良情绪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的观点是科学的，是难能可贵的！

综上所述，七情太过可致病。太过，主要指两种情况：一种是情绪波动太大，过于激烈，如狂喜、盛怒、骤惊、大恐等突发性激烈情绪，往往很快致病伤人；另一种情况是七情持续时间太长、过久，也会伤人致病，如久悲、过于思虑、时常处于不良的心境，皆可积而成病。

现代中外许多医学专家和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了预防疾病的重要性，而中医有一整套成熟的预防疾病的理论和验方，正是因为中医具有这个优势，所以中医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总之，正是因为中医具有许多西医无法替代的优势，所以中医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㈡、我对中医的局限性、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方向的看法

可以说中医伴随了中华民族的整个文明过程，虽然已经有了5000多年的发展历史，但是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5000年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中华民族还要世世代代地发展下去，所以我说中医还是一个“少年”。既然是一个“少年”，那就是还有很多不成熟。也就是说中医还有很多局限性和存在的问题，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下面我从十一个方面谈谈这个问题：

其一，中药材化学成分分析方面的工作有待于全面加强。

有一次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今年生理学或医学诺贝尔奖得主是澳大利亚科学家巴里·马歇尔和罗宾·沃伦。因为他们发现了导致人类胃炎、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的罪魁——幽门螺杆菌，革命性地改变了世人对这些疾病的认识。看了这则消息后是既高兴又惆怅。高兴的是这两位澳大利亚科学家用他们的科学研究成果进一步证明了中医科学的伟大，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溃疡病和慢性胃炎属于祖国医学“胃脘痛”、“痞满”、“吞酸”、“嘈杂”等病症的范畴，中医对其诊治堪称历史悠久，经验丰富。首先，对于上述两种疾病的发病原因，中医早就认识到与感受“病邪”有关，如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即将“心下痞”列入外感病的范畴，指出其发病原因及机理是太阳病误下，“热邪”内陷于胃而成，显然已将“热邪”作为致病的重要原因。李东垣在《兰室秘藏……中满腹胀论》中云：“湿热郁于内而成胀满。”朱震亨《丹溪心法·吞酸·附录》中说：“湿中生热，故从火化，遂作酸味。”……可见“湿热”与其发病关系十分密切。现代中医对溃疡病和慢性胃炎的发病机理，亦不忽视湿热等病邪的致病作用，如有报道认为慢性胃炎活动期其病机为“湿热蕴结中焦，气机枢转失畅。”尽管湿热有外源性和内源性之分，但同属“邪气”，当无疑义。由是观之，“热邪”和“湿热”之邪在溃疡病和慢性胃炎发病学上有着重要地位。在溃疡病和慢性胃炎的治疗上，《伤寒论》对“心下痞”用：大黄黄连泻心汤、半夏泻心汤、甘草泻心汤诸方，因其主药有大黄、黄连、黄芩，其作用重点在于“清热泄痞”。朱氏治疗“吞酸”、“嘈杂”的主方左金丸，虽意在调和肝胃，但方中黄连与吴萸剂量比例为6：1，其清热解毒作用自不待言，又如治疗“痞满”，朱氏也喜用黄连、黄芩等药。对于溃疡病和慢性胃炎引起的“呕血”、“便血”，中医运用大黄黄连泻心汤或单味大黄止血，亦由来已久。现代中医治疗上述两种疾病，继承了前人的经验，在幽门螺杆菌发现以前，亦不忽视祛邪解毒。如浙江省已故名老中医吴士元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对溃疡病和慢性胃炎的治疗，就习用蒲公英之类清热解毒药物。中医早已认识到“病邪”感染在溃疡病和慢性胃炎发病学上的重要意义，那么我们的中医和西医研究者可曾经考虑过“病邪”是何物？为什么大黄、黄连蒲公英之类清热解毒药物能有效抵制这个“邪”？现在人家澳大利亚科学家发现了这个“邪”原来是“幽门螺杆菌”，水落石出了，问题自然也就变得很简单了，大黄、黄连、蒲公英之类清热解毒药物能有效地杀死“幽门螺杆菌”这个“邪”！原来伟大的发现就包含在这个“很简单”之中……我不清楚现在的中医老师在讲《伤寒论》中的“心下痞”病例时是否还用“病邪”这个带有“迷信色彩”的术语，如果还用的话，那就十分可笑了！十分荒唐了！我觉得科学的讲法应该这样：在古时候，古人不知道病菌是何物，所以用“病邪”，后来澳大利亚科学家巴里·马歇尔和罗宾·沃伦发现这个“热邪”是“幽门螺杆菌”，“幽门螺杆菌”的生物活性情况是……大黄、黄连、蒲公英之类清热解毒药物能有效地杀死“幽门螺杆菌”这个“邪”呢？通过现代化学分析，大黄中含有……黄连含有……蒲公英含有……所以……我为什么又惆怅呢？这是因为这次证明炎黄中医伟大的还不是炎黄子孙。诺贝尔奖的价值不在于金钱，而是在荣誉。诺贝尔奖是对一个人的科研成就的一种最有说服力的证明。从事被列入诺贝尔奖范围内的科学工作者，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不想往诺贝尔奖。虽然我们的教授很多，虽然我们的博士很多，但我们还没有实现诺贝尔奖“0”的突破。有的人埋怨科研经费不足，有的人抱怨科研设备落后等等，不错，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这些方面的差距很大，而且这些差距还会保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据我粗浅的认识，我国的目前的任何一所医学院的显微镜应该都能看到“幽门螺杆菌”，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看到呢？一个重大的问题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存在问题，我们没有从现代科学的角度对“病邪”这个带有“迷信色彩”的术语多思考几个“为什么”。我坚信，古代中医科学中的很多“病邪”这一类的术语，将逐一被“幽门螺杆菌”这样的现代科学术语代替，而且每一个代替都是伟大的发现，都有获得诺贝尔奖的资格！谁突破了经络，不但能获得诺贝尔奖，而且将是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比爱因斯坦要伟大得多！！还标志着科学又回到了龙的故乡！！一言以蔽之，中医是我们冲击诺贝尔奖的突破口！搞清楚中药材的化学成分非常重要，这对于深入了解致病机理，深入了解药材的治病药理和对人体的副作用很重要，虽然已经有很多科研人员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而且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但与我国发达的中医科学相比较，还是远远不够的。近年来发现了一些马兜铃科药材中含有对肾有严重副作用的马兜铃酸（aristolochicacid），这不仅对某些人造成了伤害，而且严重影响了中药的声誉。只有中药材化学成分分析方面的工作出现了大的突破，中医科学才能有大的突破和发展，才能使更多的国人和外国人正确地认识中医科学，才能使中医科学融入现代科学。所以目前中医科学工作者要主动与分析化学工作者进行联合攻关。今后为了培养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我觉得很有必要在中医学院专门设立中药材分析专业。

其二，分析化学工作者和中医科学工作者要对含铝、铅、汞的作为中药的无机物进行深入研究。

含铝的无机物是白矾（明矾），其化学名字叫硫酸铝钾，分子式是：KAl(S0₄)₂·12H₂0。

含铅的无机物主要有：铅霜，含醋酸铅[Pb(Ac₂)·3H₂O]；密陀僧，主含氧化铅(PbO)；铅丹，主要含四氧化三铅（Pb₃O₄）；

含汞的无机物是：水银，即汞（Hg）；朱砂，主要化学成份为硫化汞（HgS）。

我为什么呼吁对这些无机物进行研究呢？人在不受环境污染的情况下，现在的分析化学没有在人体中检出铝、铅、汞，所以目前的分析化学界普遍认为铝、铅、汞这三种元素是人体不需要的化学元素，但是这些化合物却被广泛地应用于一些中药中。所以我认为这是一对矛盾，一种可能是，人体需要铝、铅、汞这三种元素，但是由于分析仪器及分析方法的原因没有检出，所以建议进一步加强对这三种元素的监测工作。另一种可能是，人体的确不需要这三种元素，但是这些无机物起了特殊的作用。如果是这种可能，那就很有必要把作用原理研究清楚。

其三，要求中医大学生必须系统地学好基础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至少要达到化学专业专科以上水平。我在自序中说过，我又看了一些维护中医的文章，看这样的文章只有两种心情：看到题目感到万分惊喜，看完内容又感到十分遗憾！我之所以十分遗憾，是因为在这场反击反中医的论战中，几个老中医专家的发言中表现出了基础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功底的不足，因而不能对反中医者进行有针对性地有力地揭露和批判。基础无机化学和有机化学知识狭窄，就不能很好地认识中药材的药性，甚至看不出中医经典中的错误。例如，《本草纲目》中说铅霜“甘、酸、冷、无毒”，说铅丹“辛、微寒、无毒”。而事实上所有的铅的化合物都是有毒的。我在我的拙作《水·生命·健康》一书中介绍过，铅对人（特别是儿童）的大脑有严重的毒害作用，但是古代中医却认为他们没有毒，所以很有必要对中医经典中的使用铅的药方进行慎重的研究。包括李时珍在内的历代中医大家都是在鉴别前人的错误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创造，所以我们当代的中医工作者更应该利用现代科学知识对前人的定论进行必要的鉴别，只有这样，才能对前人的观点有清醒的认识，才能使中医科学有大的突破和提高。某些中医工作者的头脑中有对现代科学的抵触情绪，这是错误的，很不应该的，这样的认识是肤浅的，根本上违背了用全面的联系的观点看问题的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科学的发展历史已经有力证明，没有一门学科是独立存在的，而总是与相关学科有必然的联系。人体是由化学元素组成的，现代分析化学和医学已经搞清楚了很多元素在人体中的生理功能，这极大地促进了化学药品在医学中的应用，化学的发展也促进了新化学药物的合成工作。许多化学物质直接作为中药材应用于中药，这正是我们古人的一个难能可贵之处，在化学已经高度发达的今天，若不重视化学对中医科学的重大作用，这就不是科学的态度。现代医学已经对很多病的发病机理作出了科学的认识，中医科学若不及时吸收现代医学成果，那就是因循守旧的表现，那就是固步自封的表现，那就是断送中医科学的表现。任何一门科学都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中医科学也是这样。

其四，化学、物理、人体科学、生命科学等方面的专家，很有必要组成联合攻关队伍，加强疾病与脉搏跳动相关性的科学机理的研究，对针灸、拔火罐、刮痧、按摩、放血等疗效显著的传统的中医疗法，进行深入研究，尽快弄清治疗疾病的科学原理。我认为中医科学不仅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人类，因为科学是没有界限的。我们的先人创造的很多科技成就影响了整个人类的文明进程，中医科学也最终会成为全人类的科学，这仅仅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我们的先人创造了中医科学体系，当代和今后的炎黄子孙的任务有两个：一个任务是，用现代科技成果解读中医科学，使全人类都像认识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一样，认识中医科学，自觉运用中医科学理论指导自己的生活，及时通过中医科学将疾病消灭在量变的萌芽阶段。另一个任务是，及时吸收现代科学成果，不断丰富发展中医科学。事实上已经有不少中医工作者和有关方面的科技人员在这两个方面作出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工作，正因如此，近年来中医在国外有了一定的影响和发展；正因如此，来我国学习中医的留学生越来越多。但这两方面的工作还没有出现大的突破。比如我和我的一些家人、同事患的那种头晕头痛病，当是病态反应的时候，放出的血是深紫的，这就证明血液出现了异常变化。潍坊还有一个人祖传一种治疗扁桃体的放血妙方，方法是用针在耳垂的某个部位扎一下，放出一点点血就行了，据说有效率在80%以上。中医肯定还有很多通过放血治疗某些疾病的方法，如果通过先进的化学、物理手段研究清楚血液颜色变化的根本原因，这将是一个了不起的突破！！一个伟大的发现就在这个熟视无睹的现象之中！！！对针灸、拔火罐、刮痧、按摩、放血等疗效显著的传统的中医疗法的研究一旦出现了大的突破，那将是对人类医学事业的伟大贡献！我非常自信炎黄子孙的聪明才智，所以我坚信中医科学必将成为全人类医学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这里顺便声明一下，我每年患1~2次需要放血的那种头晕头痛病，如果有人愿意从事这方面的科学研究，我甘愿无偿提供血样！

其五，在环境污染极其严重的当代，中医界、化学界和现代医学界要联合攻关，全面加强对中药材排毒机理的研究工作。在古代可以说环境污染很轻，没有超过环境的自净能力，正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而且环境中更不存在人工合成的对人体有毒有害的物质。正因如此，古人生病多是因为偏食、吸收能力差、营养缺乏等原因导致身体中缺少了某种维生素等有用的物质或某种化学元素，很多中药的作用是为了弥补人体缺乏的物质，从而达到恢复健康的目的。但是在水污染、大气污染极其严重的当代，水体和大气中存在着很多人工合成的对人体有毒有害的物质，这些物质对人体产生了严重危害，我在我的拙作环境保护科普散文集《人·成语·环境》已经较详细地描述了我国及全球的环境污染状况，在这里我仅仅以砷污染为例作个说明。我国大陆地区在很早以前就已发现了饮水型砷中毒的存在，远早于倍受国际关注的孟加拉国及印度西孟加拉地区灾难性的水砷污染。早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新疆自治区的部分地区就已经报告了井水砷污染对人群造成的毒害效应；继之又在内蒙、山西、吉林、宁夏、青海等地发现大面积砷中毒病区。我国政府于1994年正式将砷中毒列为重点防治的地方病进污管理，并在全国开展普查。直至目前，已有至少十个省、自治区发现了饮水型砷中毒，中毒地区范围之大已经远远超过孟加拉。而日随着调查研究的逐步深入，中国饮水型砷中毒病区还在逐年扩大：在2003年7月27~30日于南京召开的中华医学会第五次全国地方病学术会议上，有报告指出云南、河南、浙江等地也发现了疑似砷中毒病例，一旦经深入研究进一步确定，这些省份将很可能成为下一批受灾地区。按照WHO的水砷标准，中国砷中毒危害病区的暴露人口高达1500万之多；已确诊患者超过数万人。事实上我国的环境污染形势非常严峻，污染物种类极其复杂，有时候因为很难确定污染物的成分，所以很难选用排毒化学药物。在我国中医典籍中记载了许多被作为排毒药材的食物，很多已经被现代科学证实。例如，我在《人·成语·环境》一书中介绍过，大蒜和苹果可以吸收人体中的铅。事实上，黄瓜、荔枝、木耳、蜂蜜、胡萝卜、苦瓜、海带、茶叶、冬菇、绿豆等也都是古代中医认为有排毒作用的食物。现代医学已经证明，胡萝卜是有效的解毒食物，它不仅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而且含有大量的维生素A和果胶，与体内的汞离子结合之后，能有效降低血液中汞离子的浓度，加速体内汞离子的排出。通过食物排毒既有效又安全，所以很有发展前途，所以非常有必要研究中药排毒制剂。这方面若出现了突破性的进展，那将是中医科学对全人类的一个了不起的新贡献。

其六，哲学界和中医科学界的专家要联合攻关，全面加强对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的研究工作。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何一个原理都能在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中找到对应的解释。坦率地说，在毛泽东以后，中国没有再出现一个世界级的哲学家，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博大精深，谁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谁就成为世界级的哲学家。所以必须怀着理直气壮的心态深入研究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使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成为指导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方法论，如果达到了这个目的，不仅能会极大地促进了全人类对中医科学的正确认识，也将对其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其七，要全面加强中药治疗病菌、病毒传染病的研究。至少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对已知的成功疗法进一步研究，弄清楚治病机理。比如说，为什么蟾酥能治腮腺炎？为什么仙人掌和明矾也能治腮腺炎？我虽然不清楚沂蒙山区的儿童患的那种黄水疮的医学名字叫什么，但我可以肯定是一种病毒或者病菌，为什么儿童容易患那种病？为什么腐败的牛衣胞和香油能根治那种传染病？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那不算是聪明的人。同样，仅仅知道治某种病的方法，而不清楚治病的机理，那仅仅算是个好医师。只有搞清楚治病的机理，那才算是科学家。也许就像柳树中含有水杨酸一样，也许蟾酥、仙人掌、腐败的牛胞衣中有某种化学物质，如果能找到这样的物质，那肯定也是对医学科学事业的一个伟大的贡献！二是，进一步加强对现代西医手段无法根治的某些病菌、病毒性皮肤病的研究工作。坦率地说在对付某些已知病菌、病毒传染病方面中医不如西医。特别在对付病菌感染、流感病菌、病毒性传染病方面，现代医学已经研制出了许多疗效显著的抗生素和抗病毒药物。中医工作者必须承认这个现实，否则那就是不明智的。所以我认为对付这一类的病菌、病毒传染病不是中医的主攻方向。但是像某些牛皮癣一类的皮肤病，现代西医手段无可奈何，但是某些中医在这方面有成功的方法。潍坊皮肤病医院就是专门研究用中医方法治疗皮肤病的，每年都治愈了很多病人。三是，全面加强对加强对艾滋病的研究。艾滋病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越来越迅猛，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与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到1998年初，全球累计约有3000万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已有1170万人死于艾滋病。艾滋病的流行正在以每天约16000个新感染者的速度增长。我国的艾滋病流行近几年来也呈加速上升趋势，每年增幅在30%。截止到2006年9月底，全国的31个省、市、自治区已都有艾滋病病毒（HIV）感染者，据专家的保守估计，人数已经超过40万。我国人口众多，如果在10年内还是找不到治疗艾滋病的有效方法，那后果很可怕！现代医学对付病菌、病毒的的手段就是研制一种新药，这种方式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就像是青霉素的发现是一个偶然一样。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偶然的奇迹，则有点守株待兔的味道。我发现在对付病菌、病毒方面某些官员和“现代科学精英”陷入了这样一个误区：用老中药材能治疗新病菌、病毒？病菌、病毒等微生物早在人类诞生以前就已经在地球上逍遥自在了，也就是说，人类的祖先从诞生那天起就和病菌、病毒打交道了。在人类进化的漫长岁月中，并没有医学。但是人类之所以不断发展壮大，就是凭着自身的免疫力。免疫能力弱的人成了病菌、病毒的美餐，病菌、病毒对免疫能力强的人无可奈何，可见人体人体自身的免疫力潜力是多么的伟大！我们的先人虽然不知道病菌、病毒是何物，但是他们发现了人体的免疫能力，并研究出了一整套提高免疫力的药方，也就是说，中药的其中的一个独特的优势就是挖掘人体自身的免疫力潜力，正是因为这个优势，我们的先人才一次又一次地成功地遏制数不清的瘟疫。中医的这个优势被现代中医科学工作者进一步发挥出来。20世纪90年代，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CDC）对上海1988年以中医为主治疗乙肝重叠甲肝与1983~1988年美国本土西医药治疗同类疾病的死亡率进行了统计对比，结果为1∶234，即中医治疗如果死一个人，美国西医治疗要死234人。2003年春，“SARS”肆虐南国。西医认为，这是从未见过的新疾病，尚未有针对性疗法，所以只能被迫实验性大量使用激素、抗生素和抗病毒药物。88岁高龄的邓铁涛老先生挺身而出，率领中医同仁与“SARS”抗争，取得了举世关注的成就。据悉，中医在对付艾滋病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还是不够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很多艾滋病患者不了解西医和中医而拒绝与中医配合，宁肯在西医治疗中走向黄泉路，也拒绝中医疗法。任何正确的科学的认识都是来自于实践，中医科学也是这样。所以明智的艾滋病患者都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目前现代医学对艾滋病毒还是无可奈何，中医在与各种病毒斗争的历史中发展到今天的，中医有治疗所有病毒的成功经验，由于一些明智的艾滋病患者的配合，中医在治疗艾滋病方面已经积累了很多成功经验，只要有更多的明智的艾滋病患者的配合，被现代科学武装起来的中医肯定能有突破性的成果。所以，如期在渺茫中等待死亡之神的到来，还不握住中医伸过来的救命的温暖的手……在这里我想顺便提醒一下艾滋病患者不要听信某些自诩“现代科学精英”的人的诋毁中医的胡诌傻扯，他们不过是一群既不懂西医也不了解中医的乌合之众。在“SARS”威胁中华儿女的时候，当西医和中医精英以勇敢的献身精神联手向“SARS”作殊死搏斗的时候，这群乌合之众却像缩头乌龟一样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当“SARS”被歼灭以后，他们又不知从哪个阴暗的角落里钻出来了，又张着一张恬不知耻的嘴说三道四了！他们不仅居心叵测地诋毁当代中医，还忘恩负义地恶毒诬蔑许多受到举世敬仰的古代医学大师。什么是民族英雄？人们是民族败类？当民族面临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的是民族英雄，当缩头乌龟的则是民族败类。什么是民族的科学精英？什么是民族的科学败类？当需要用科学挽救、振兴民族的时候而敢于挺身而出的人才是民族的科学精英，而当缩头乌龟的责任民族的科学败类。在“SARS战争”中，那些敢于用现代医学和中医科学与“SARS”决斗的中华儿女就是中华民族的科学精英，就是中华民族的医学精英。那些在“SARS战争”中英勇献身的中华儿女就是流芳百世的中华民族的英雄！那些在“SARS”威胁中华儿女的时候是缩头乌龟，当“SARS”被歼灭以后，又以“现代科学精英”自居诋毁中医的人就是中华民族的败类！！如果没有中医，就没有我，自然也就不会有我的后代。任何人都会生病的，在古代只有中医，没有其他的选择，所以那些诋毁中医的乌合之众的祖宗肯定被中医救过命。所以让我说，如果古代中医有什么错的话，那么最大的错误就是中医曾经救了这群以怨报德的乌合之众的祖宗，否则今天就不会有这样的恩将仇报的民族败类了！！如果说愚蠢有很多种的话，那么听信恩将仇报的居心叵测的民族败类的胡诌傻扯肯定是一种愚蠢，所以我怀着一颗同情之心真诚奉劝艾滋病患者们不要受那些乌合之众的疯言疯语的影响，不要在西医这一个树上吊死。

其八、进一步加强对无法通过手术治疗的癌症的研究。某些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的肿瘤等方面的疾病，现代医学治疗手段比中医更可靠。比如说，目前还没有可靠的成熟的中医手段能有效治疗肿瘤等方面的疾病，但是在肠癌、胃癌、肺癌、乳腺癌等方面，手术治疗成功率比较高。明智的患者在患了这样的疾病时，不会选择中医方法。但是在治疗血癌（白血病）时，没有哪一个西医有可靠的把握。肝癌虽然可以通过手术切除治疗，但是实践证明成功率极低！因而对于像血癌（白血病）、肝癌这样的癌症，中医就很有必要加强研究工作。据说近年来我国在利用雄黄、砒霜治疗白血病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特别是砒霜治疗白血病已经得到了美国很多医学家的赞赏，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也已经批准以砒霜（三氧化二砷）治疗某种类型的白血病。这是一个可喜的突破，只要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我坚信会有更多的突破。

其九，中医科学科普工作有待于全面加强。中小学生只知道“四大发明”，但是我认为“四大发明”远不如中医。从历年来中国留学的留学生所选择的专业情况来看，中医科学始终是一个热门专业，这说明中医科学是外国人对中国最感兴趣的学科之一，所以我认为非常有必要将中医基础科学知识编进中小学教材。普及中医基础科学知识的重大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利于人们自觉根据中医科学理论进行保健防病，治疗亚健康，治疗某些西医无法治疗的疾病；二是，有利于人们根据病情合理选择治疗手段。比如说，1991年开始潍坊的电视台、报纸连篇累牍地宣传潍坊市寒亭区的一个治疗癌症的中医，吹得玄乎其玄。1992年我爸爸在老家被确诊患了肠瘤以后，我立即毫不犹豫地选择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十九医院做手术，因为我清楚通过手术切除肠瘤的治愈率是很高的，而八十九医院有全国一流水平的外科医生。结果手术果然很成功。1993年我因公去寒亭区，顺便去看了一下那个治疗癌症的“中医专家”，果然门庭若市。拿药的人排着长队，“中医专家”看一眼病人的病历，立即喊出药价，拿药的人交上钱以后，“中医专家”就对身边的人喊“三包”或“四包”或“五包”……一大包药足有五六斤重，必须用大铝锅熬制。我一看这种“盛况”，就断定是一个骗局，结果1994年以后那个“中医专家”就销声匿迹了，所以我非常庆幸自己在关键时候做出的果断的明智选择。我之所以能做出的果断的明智选择，正是因为我对中医科学略知一二。许多病人和其家属之所以上当受骗，就是因为对中医科学一窍不通。很显然，中医科学科普工作是一件人命关天的大事！

其十，呼吁国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中医行业管理机构采取得力措施切实全面加强对中医行业的监督管理。正是因为任何事物都有阴阳两个方面，所以任何社会都有好人和坏人，任何行业也都有好人和坏人，中医行业也不例外。中医骗子自古就有，但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医骗子特别多。像胡万林那样的中医败类不仅严重败坏了中医科学，而且可以说是图财害命！医学是人命关天的行业，所以必须对中医骗子进行严厉的处罚。也很有必要通过立法的形式加重追究中医骗子和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其十一，慎重把好以中药为原料的保健品的生产关。近年来保健品的生产行业的某些厂家，采取虚假广告等形式，过分夸大保健品的疗效，对很多消费者产生了误导，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也败坏了中医科学。所以强烈呼吁有关部门也要采取得力措施切实全面加强对保健品的生产行业的监督管理。

总之，正是因为中医还有很多局限性和存在的问题，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所以我说中医还是一个“少年”。要想让这个“少年”健康成长，还需要做很多工作。也就是说，中医科学的发展还任重而道远……

六、中西医结合的必要性和发展方向

㈠、毛泽东的医学思想

我国的历史证明，谁能对中国的国情有深入的研究，并作出英明的决策，并不屈不挠地付诸于伟大的实践，谁就成为影响中国历史的伟大人物，毛泽东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正因为毛泽东作出了一系列英明的决策，指引着龙的传人经过长期不屈不挠的斗争，才赶走了日本侵略者，才推翻了压在人民都上的“三座大山”，才彻底结束了中国屈辱的近代史。正因如此，毛泽东成了举世公认的20世纪的伟人。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留给炎黄子孙和全人类的一笔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而医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毛泽东不仅对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做出过许多英明决策，他对我国的医药卫生事业也十分重视，在对待我国的医学事业方面，他也有自己的思想，并指导新中国的医学事业有了重大发展。在新时期探讨毛泽东的医学思想，对新时期发展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的医学事业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毛泽东的医学思想的英明之处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正确评价中医药的地位和作用。

毛泽东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认识，包括中医药学。毛泽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谈话、讲话的方式，以尊重科学的态度，正确评价了我国传统医药———中医药的地位和作用。早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针对当时蒋介石集团的围困，根据地缺医少药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就指出：“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李经纬·中国革命战略时期中医工作史略·中医杂志，1986，（8）]正是因为中医药救活了很多红军指战员。1949年9月，他在接见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代表时，从保护和发展中医药这一宝贵的祖国文化遗产出发提出：“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技术，搞好中医工作，发挥中医力量。”1953年，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谈到：“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 [张存悌·毛泽东与中医·辽宁中医杂志，2002，29（12）]同年，他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中国对世界是有大贡献的，我看中医是一项。”[张存悌·毛泽东与中医·辽宁中医杂志，2002，29（12）] 毛泽东在肯定中医药的地位的同时，也指出了中医药有明显的局限性，所以他在1953年底又明确指出：“看不起中医是错误的，把中医提得太高，也是不适当的。中医宝贵的经验必须加以继承与发扬，对其不合理的部分要去掉。”[毛泽东·对卫生工作的指示，1953年底]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接见音乐工作者时说：“应该学外国的东西，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光明日报，1977，9，9，第七版] 1958年，毛泽东在中央卫生部的一个文件上批示，非常明确地指出：中国医药学“包含着中国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和理论知识，它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必须继续努力发掘，并加以提高。”［张文康·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中医药政策，把中医药学的继承和发展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中医药管理杂志，1994，4（2）］这是毛泽东对中医药的根本肯定和全面评价。

其二，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团结中西医，为人民服务。

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提出：“中西医合作，洋医生和土医生合作。”1939年，为了克服中西医文化相互轻视的现象，毛泽东对卫生事业作了“打破宗派主义”的题词。1944年4月，毛泽东正式提出“中西医合作，开展群众卫生运动”的思想。他进一步提出：“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到1945年3月，延安成立了中西药研究会，根据毛泽东“中西医合作思想”，提出了“实现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的口号。建国后，毛泽东多次谈到了中西医结合的问题，深刻论述了中西医结合创造中国新医药学的问题。他指出：“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三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毛泽东认为，这里首先要提倡的是西医学习中医。他在1956年8月的一次谈话中说：“学了西医的人，其中一部分人又要学习中医，以便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人民日报·1978.11.12］

正是在毛泽东的医学思想指导下，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医科学事业得到了迅速健康发展。西医是建立在发达的化学工业和机械制造业基础上的，但是新中国是建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的，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贫穷落后的革命老区沂蒙山区农村还是缺医少药的局面。“感冒发烧，阿司匹林一包”这句口头禅很好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如果新中国成立后取缔了中医，我和我的很多小学同学早就在1969年春天因为腮腺炎夭折了。所以我很感激中医，非常崇敬毛泽东的医学思想的英明！

事实上中医挽救了无数的像我和我的小学同学这样的幼小的生命。如果挽救了无数炎黄子孙的伟大的中医可以被诋毁为玄学，那么玄学与科学还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当今世界上哪一位玄学大师能让因患腮腺炎而发烧的小生命立即退烧？手按《圣经》进行就职宣誓的哪一位美国总统能让因患腮腺炎而发烧的小生命立即退烧？不尊敬生命的人，就属于道德败坏的人；中医挽救了无数的生命，诋毁中医就是道德败坏的人！所以当今那些诋毁中医的乳臭未干的小狂徒纯是一种不自量力的表现，纯是无知愚昧的表现！所以当今那些诋毁中医的老朽纯是些患了健忘症的老糊涂！或者是心理变态的老混蛋！

毛泽东的医学思想不仅促进了中医的大发展，也促进了现代医学的大发展。邓小平继承发展了毛泽东的医学思想，在实施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同时，通过财政扶持等政策又使中医和现代医学有了突飞猛进了发展，从而使我国的医学事业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正因如此，中医和现代医学同时成为现在外国留学生来华深造的热门专业。

㈡、中西医结合的必要性

有一个十分令人欣慰的现象，在这次“诋毁中医”的浪潮中，没有一个有名望的现代医学家，只不过是一群对中医科学一窍不通的乌合之众。尽管如此，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甚至是国际影响。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在这里谈一下中西医结合的必要性。

中西医结合势在必行，是因为中西医结合可以相互取长补短。

因为中西医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舍弃任何一方都是一种不明智。只有相互结合，相互取长补短，才是一种完美。事实上，在毛泽东的医学思想的英明指导下，我国的中西医结合发展得比较好，最明显的标志是综合性的大医院都是中西医同时并存，同时汇集了中西医精英。很多外国人只能在疾病的中后期才能享受到现代医学的亡羊补牢是的挽救，而我们炎黄子孙不仅沐浴到了现代医学文明的阳光，还享受到了中医科学的雨露。这是我们作为炎黄子孙的一个特别的幸运！但也毋庸讳言，在一些人的心中也存在着相互不服气的现象。我真诚希望一些人能够现实地理智地思考问题，既看到自己的长处，也必须看到自己的短处，否则就不是用全面的观点看世界，就是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一个人要是拿自己的长处比别人的短处，就会成为固步自封的人，就会成为自高自大的人，就会成为无所作为的人。相反，如果敢于拿自己的短处比别人的长处，就会成为一个积极进取的人，就会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人。因此，明智的中西医工作者都要把中西医结合作为一种自觉的行动，并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中西医结合作出应有的贡献。

㈢、中西医结合的发展方向

我认为中西医结合的发展方向至少必须明确三个方向：

其一，医学管理官员和中医工作者都必须明确一个大的目标，中医既然是一门科学，它最终的归宿是汇入人类科学的大海之中，因为没有一门科学是有国界性的。既然如此，中医工作者必须积极主动地吸收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医学）的成果，并创造性地用于中医科学的研究。只要这样才能使中医科学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才能使中医科学与时俱进，才能使中医科学走向现代化，才能使中医科学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其二，中西医工作者要联合攻关，不断探索中西药联合治病的新路子。我的体会是，中西药联合治病是一个相互取长补短好办法。比如说，目前现代医学还没有可靠的办法根治糖尿病，现在所有的手段不过是维持和控制，所以糖尿病患者一般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病情逐渐加重，到了晚期就会出现不可避免的并发症，到了这个地步现代医学就没有招了。我姐姐的中医疗法实践证明，中药可以治疗并发症。同样，现代的所有中药也没有可靠的办法根治糖尿病，如果仅用中药，根本不能有效地控制血糖和尿糖。我姐姐研制的中药的功效主要通过养肾改善肾功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这正是利用了中药的长处。我姐姐继续让妈妈按常规服降糖的西药，这就发挥了西药降糖的长处，避免了中药降糖的短处。道理就这么简单。有的人竭力反对中西药合用，这是完全错误的，是极其愚蠢的！也是不尊重现实的变态行为！！之所以这样说，就是因为不符合医疗实践结论。如果我相信某些人的鬼话，我妈妈早就去见如来佛了。所以我非常鄙视那些竭力反对中西药合用的人，因为我认为他们如果不是无知，那肯定就是心怀鬼胎。之所以说竭力反对中西药合用的论调是完全错误的，还因为这种论调违背了唯物辩证法。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为了达到治疗某一种疾病良好效果，通常也不是仅用一种（西药）化学药物，而是通常一起用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化学药物。比如说，在治疗病毒性流感时，通常同时用三类药：维生素、退烧药、抗病毒药。维生素的作用是增强人体的免疫能力。事实上有很多中药本身就是食物、无机化合物，只要清楚药理，中西药物完全可以联合使用。我在日常生活中就是用中西药联合使用的办法治疗家人的感冒，效果非常好！姜汤加红糖是中医治疗感冒的一个传统良方。我的治疗一般性的感冒的方法是：姜汤加红糖水+阿司匹林（一至两片）。若是病毒性流感，再加抗病毒药（如现在的感康、感冒灵等）。这种中西药联合使用的办法之所以很有效，那是因为他是很科学的。现代分析化学研究标明，姜中所含的挥发油、黄酮类、姜素、山奈素、山奈酚等物质能有效地杀死感冒病菌，而且姜和红糖中富含数十种人体所需要的维生素、氨基酸和微量元素，这些东西正是增强人体免疫力所需要的！阿司匹林的化学名字叫乙酰水杨酸（Acetylsalicylic acid），不与姜和红糖中所含的营养物质发生任何化学反应，感康、感冒灵等常见抗病毒药物是人工合成的有机物（感康的化学名叫盐酸金刚烷胺）也不与姜和红糖中所含的营养物质发生任何化学反应。这样的有效的中西药联合使用的办法有何不妥？既然完全可以用现代科学解释清楚这样的中西药联合使用的好处，那么很显然，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中西药联合使用才是伪科学！不难看出，使用中西药联合治病才是取长补短的好办法，才是明智的选择。

其三，中西医工作者要联合攻关研究应对像“SARS”、禽流感那样的病毒性传染病预案。我在前面说过，提高人体免疫力是中医的一个拿手好戏，正是我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2003年“SARS”猖狂时期，我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号召家人注意休息；二是，每天每人喝一碗姜汤。我做的这两件事情就是为了提高家人的免疫力。所以中医有必要研究一些以中药材（包括某些粮食、蔬菜、野菜）为原料的，能快速大批量工业化生产的，能迅速提高人体免疫力的中成药方，一旦像“SARS”、禽流感那样的病毒性传染病暴发，则由国家出钱并迅速组织大批量生产，让国人在病灾来临之际能迅速享受到现代中医科学带来的安全感。对已经感染病毒的患者也要坚持中西医结合的方式，西医发挥综合运用激素、抗生素、抗病毒药物对付病毒的优势，中医从挖掘人体免疫力的潜力入手，这样的中西医结合互不矛盾，优势互补，这正是中华民族的独到优势！当全世界的绝大多数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了中华民族的这个独到优势的时候，这个独到优势就变成了全人类的优势！

总之，中西医的完美结合才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医学，才是目前中国医学的优势，才是未来的全人类医学的发展模式。

七、中医对世界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医科学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医科学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我在此仅从三个侧面作简要介绍。

首先从2003~2005年来华的留学生情况来看。

2003年全年在华的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共计175个国家的77715人，与2002年相比，国家数不变，人数减少了9.45％（笔者注：因受“SARS”影响），分布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53所高等院校和其它教学机构（以上数据均不含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按学科类别统计。文科59059人(含汉语类53126人、艺术类918人)，占留学人员总数75.99％；医科7184人(含西医3001人、中医4183人)，占留学人员总数9.23％；经济3091人；工科2693人；历史482人；法学2053人；管理1547人；教育725人(含体育类467人)；理科465人；农科241人；哲学175人。

2004年全年共有来自178个国家的110844名各类来华留学人员在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台湾省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420所高等学校和其它教学、科研机构学习。按学科类别统计，文科83,266名(含汉语类75,270名、艺术类1,291名)，医科10,971名(含西医4,688名、中医6,283名)，经济4,525名，工科3,519名，管理2,838名，法学2,438名，教育992名(含体育类708名)，理科555名，历史742名，农科298名，哲学700名。

2005年全年共有来自179个国家的141,087名各类来华留学人员在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台湾省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464所高等学校和其它教学、科研机构学习。按学科类别统计，文科99,816名(含汉语类86,679名、艺术类1,537名)，医科18,032名(含西医9,605名、中医8,427名)，经济6,665名，工科4,455名，管理3,555名，法学2,906名，教育3,236名(含体育类547名)，理科741名，历史755名，农科380名，哲学546名。

不难看出，除了来学汉语的之外，2003和2004年中医名列第一，西医名列第二；2005西医第一、中医第二。这说明了什么？这只能说明外国人最敬仰的是我们的中医科学和西医科学！据悉来华学习哲学的多是冲着中国古典哲学而来的，没听说哪一个西方的留学生来中国学习自然辩证法，来中国学习实证主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场诋毁中医风波中没有一个西医专家，倒是有所谓的物理博导、哲学（自然辩证法）博导，请问，你们导了几个外国留学生？都导了些什么玩意？外国留学生没有把你们这些物理博导、哲学博导放在眼里，是不是心里不平衡？是不是吃醋了？！

因为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是逐步深入的，所以所有的科学都是有缺陷的，都是要不断发展完善的，中医科学也是这样。任何人都可以从不同的学术角度对目前中医科学存在的问题进行学术批评，这样的善意的科学的批评对中医的发展大有好处。中医专家都是在批评前人的基础上才有所建树的，所以也肯定能以大度的态度对待善意的学术批评。但是这场诋毁中医风波意在毁灭中医！越来越多的外国人都怀着对中医科学的敬仰来到中国留学，我们有些人自己没有作出半点领令外国人瞧得起的事情，却喋喋不休地对中医说三道四，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不是居心叵测？如果不是居心叵测，那只能是卑鄙的妒忌心理导致的心理变态！！

再从美国的中医高等教育看一下。

中医进入美国的初期阶段是20世纪的70年代。这个时期美国的中医教育多局限于诊所里的师带徒形式。到80年代，美国开始出现了小规模的中医学院，此后，中医学院的数量和规模迅速发展。90年代，在中医学院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中医教育开始走进了著名医学院的课堂，走进了西医医院和大的医疗中心，并且越来越多地被列入西医师继续教育的课程。1996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在全国的替代医学研究中心设立了中医博士后项目。由此美国的中医教育形成了目前的如下4种形式：

1、中医学院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出现小规模的中医学院后，美国的中医学院迅速地发展起来，目前已成为培养美国中医、针灸师的主要途径。据不完全统计，从80年代至今短短的20多年里，美国已有80所中医学院，而且其数量还在增加。这些中医学院的名称各不相同，有的叫college 或institute，有的叫school，有的称为中医学院或针灸学院，有的称为东方医学院。这些中医学院总共每年有大约2000名毕业生。学院的规模大小不一，较大者如新英格兰针灸学院（New England School of Acupuncture）、太平洋中医学院（Pacific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ine）、美洲中医学院（American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等，各校的学生数在400～500名左右，主要集中在加州、麻州和纽约地区；中等规模的学生数在200～300名左右，主要分布在中部、西部和南部。小规模的学生数则有30～100名不等，遍布美国各州。

2、医学院的中医教育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的著名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康奈尔大学、加州大学等的医学院相继开设了中医课程，中医教育迅速走进全美的医学院课堂。哈佛大学医学院于1993年开设替代医学课程，刚开始作为选修课，随后改为必修课。1997年，美国公共卫生协会（APHA）和美国医学院协会（AAMC）相继专门成立了替代医学特别工作小组，鼓励所有医学院的学生了解并学习替代医学知识。根据哈佛大学医学院替代医学研究中心1998年对美国125所医学院中的117所作的调查，117所医学院中的75所（占64%）有提供必修课或选修课的替代医学课程。其中31%的课程由家庭医学系提供，14%的课程由医学系或内科学系提供。教学课程主要包括中医的针灸和中药疗法、以及西方的替代医学如脊椎按摩（chiropractic）和同类疗法（homeopathy）等。中医课程在医学院里的开设为中医在美国主流社会的普及和让美国的西医医生了解中医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西医对中医的排斥，从而帮助了美国中医的发展。

3、美国西医师继续教育的中医课程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医课程被越来越多地纳入美国各地主办的西医继续教育课程，并几乎成为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和抢手的热门课程。近几年来，哈佛大学医学院替代医学中心举办的包括针灸、中药、推拿，以及同类疗法、脊椎按摩等的替代医学继续教育课程已在美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这个课程每期一般4～5天，学费大约800美元。每期都吸引全美各地大量的西医师前来参加。近年来，美国的一些知名大学如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专为西医师开设医疗针灸课程 (Medical Acupuncture Course for Physicians) 。一般每期为6～9个月，上课时间为300小时，学生毕业后可在其临床上使用针灸疗法。

4、美国NIH的中医博士后项目

1996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设立了替代医学博士后项目，这些项目于每年的4月、8月和11月接受申请，鼓励美国医生进行高水平的替代医学研究。针灸和中药在这些项目中占很大比重。这些项目的主要执行机构集中在NCCAOM的国家替代医学研究中心，参与者绝大部分是持有美国西医执照的医生。哈佛大学医学院替代医学中心每年招收2～3名替代医学博士后，进行中医及其他替代医学研究，在美国产生很大的影响。

我之所以以美国为例，那是因为美国是举世公认的世界第一科技强国，所以美国对中医科学认识的逐步提高，最有说服力，对世界其他国家认识中医也最有影响力。

美国人之所以对中医科学的认识的逐步提高，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在全美一流科技人才中华人特别多。据《欧洲时报》报道，在80年代后期，在全美一流科技人才中，有1／4是美籍华人。美国机械工程学会12个分会，有6个由华人担任主席，美国著名的电子计算机企业——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800余名工程师中，华人占了一半，美国电脑研究中心有4000余名中国血统的研究人员，在19个部级主任中，华人占了12个。美国是当今世界吸收外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目前，世界上每三个留学生中就有一个在美国留学。在纽约大学一年级研究生中美国人仅占1／15。这些留学生毕业后留美不归的占60％以上。目前，在美的各国留学生中，以中国大陆留学生最多，为44000多人，如加上台湾的留学生则达8万多人。在这些一流的科技人才中有很多人了解中医，所以他们能够以现代科学理念认识中医科学，能认识到中医有现代医学无法替代的独特的优势，于是这些一流的科技人才通过各种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于是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识到了中医的好处。比如说，在三位著名美籍华人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杨振宁、李政道等著名科学家的建议下，1989年11月，国家科委将“经络的研究”列为国家《攀登计划》首批12个项目之一，1992年正式启动，投入了巨额的科研经费。经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生物学家、北京经络研究中心经络学家祝总骧教授等科学家的努力下，已经取得了很多成果。丁肇中、杨振宁、李政道等世界著名科学家对中医科学的这种热心关注和支持，在不自觉中为中医科学作了一种有特别意义的“宣传”。美国人从这些著名科学家的身上看到了经络的科学价值，看到了中医的科学价值。

有些人在美国吃了多年西餐，居然没有看到中医科学在美国的迅速发展。这难道不是两眼出了毛病？如果不是，那就只能是精神出了什么毛病，所以才睁着眼说瞎话！

最后再从张仲景被英国伦敦维尔康医史研究所尊为世界医学伟人来看。

1913年英国威尔康爵士（Sir Henry．S．Wellcome）创建维尔康医史研究所，他为了提醒英国人向那些对人类的医学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医学家表示敬仰，所以在阅览大厅楣梁上刻有29位世界医学伟人的名字。1993年重修后调整名单，增选张仲景。中国古代医学家居于希波克拉底、盖伦、阿维森纳之列，此为国际医学史机构之首举。依伟人生存年代，张仲景排在第五位。仲景与其他医界泰斗同样，留下非凡业绩，在世界医学宝库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国际医学交流活动的发展，这也逐渐得到国际医学界的广泛承认。这一举措，标志的西方医学界对中医科学的认识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

为什么现代的英国人那么敬仰张仲景？这个问题我在《解读李约瑟和他的难题》一文中再作解释。

英国人以这样的特别的方式向张仲景表达敬意之情，但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却以各种奇特的方式侮辱张仲景，这样的人不是民族败类是什么？要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这样的人肯定是一流的汉奸！

综上所述，中医的历史是在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的指导下不断发展的历史，是与封建迷信思想斗争的历史。就像唯物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一样，在唯物辩证的伟大的阴阳思想指导下的中医科学也是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唯物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会不断发展的，在唯物辩证的伟大的阴阳思想指导下的中医科学也会是不断发展的。古代的中医科学曾经拯救了中华民族，对人类的生物学、人体科学、化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现代的中医科学为炎黄子孙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使不少外国人尝到了中医科学的甜头；未来的中医科学必将全人类的科学的大海，为全人类做出不朽的贡献……

解读李约瑟和他的难题

为什么现代的英国人那么敬仰张仲景？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因为英国出了一个举世闻名的中国科学史大师——李约瑟。

一、李约瑟和《中国科技史》

1、李约瑟其人和他对人类科学事业的卓越贡献

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1900~1995年）是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中国科技史大师、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英国文学院院士、前英中友谊协会会长，被中英两国人民誉为中英文化交流的“人民友好使者”。

李约瑟在37岁以前对中国一无所知。他自己说：“我和中国或东亚之间，并无家庭方面的联系，也无传教活动的联系。”当时，他是英国剑桥大学一位有前途的生物化学家兼胚胎学家，在冈维尔—凯厄斯学院（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 ）德里克·高兰·霍普金斯爵士（Sir 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的生物化学实验室工作。

1936年，三位年轻的中国学生鲁桂珍、王应睐和沈诗章来到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李约瑟与他们朝夕相处，开始从身边的中国同行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科学文化背景、中国语言文字传统。这些成绩优异、聪明机智的中国学生使他发现在地球的另一边，中国的古代文明有些与西方相似，中国人不象某些西方人所说的属于“不开发人”之列。李约瑟开始对中国产生浓厚兴趣，从37岁起决定学习中文，以便阅读中国原著。他每周抽出时间，单独跟著名汉学家夏伦教授（Gustave Haloun）学习汉语。他读的第一部中国原著是《管子》。扎实的古汉语知识，为李约瑟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2年，李约瑟接受英国政府派遣，作为皇家科学院代表，前往中国援助受日军封锁的中国科学家。李约瑟最初任英国驻华使馆科学参赞，后负责筹建“中英科学合作馆”（Sino-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为中国科学家、工程师和医生提供援助，包括提供科学文献、仪器、化学试剂，传递科学信息和沟通中国与外国（尤其英美）之间的科学交流。在中国工作期间，李约瑟实地考察了大半个中国，东到福建，西至敦煌的千佛洞，并结识了中国各行各业的学者，开阔了眼界。这些学者有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工程学家、医学家、天文学家、史学家、考古学家、语言学家、经济学家、思想史家、社会学家。他们同他讨论了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科学发展和社会经济等一系列学术问题。他们告诉他读什么书、买什么书和每门学科史中的关键问题。李约瑟逐渐积累了足够数量的中国典籍。他由此产生了关于中国文明的一些重要认识，萌发了撰写《中国科技史》的想法。

李约瑟后半生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对中国古典思想和科学的研究，后来由他主编的七卷本英文版《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简称SCC）从1954年开始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被认为是是二十世纪完成的重大学术成果之一，是欧洲人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他因此而饮誉世界。他是第一个全面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外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巨大成就享誉国际学术界，1968年在巴黎第12届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上被授予乔治·萨顿奖章，1974~1977年当选为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的科学史分会主席。

二、《中国科学技术史》简介

第一卷：总论

首先介绍全书总的计划，考察汉语及汉字结构，论述中国地理概况和中国的历史，最后阐述几个世纪的中西科学技术交流。1954年出版。由李约瑟与王铃合作完成。

第二卷：论中国科学思想史和科技发展的思想背景

论述了中国古代哲学各流派（如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名家、释家及宋明理学）和科学思想的演变发展，讨论了有关自然的有机论哲学概念和自然法思想的地位，对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给予高度评价。1956年出版，由李约瑟与王铃合作完成。

第三卷：论数学、天文学、气象学和地学

1959年出版，仍由李约瑟与王铃合作完成。

第四卷：论物理学及相关技术

分三个分册。第一分册详细论述了物理学的基础声学、光学和磁学在中国的发展，1962年出版，由李约瑟与肯尼斯·罗宾逊（Kenneth Robinson）执笔。第二分册论述了中国传统机械工程的发展历史，探讨了畜力、水力及风力在机械中的开发与应用，并论述航空的史前时期、水运机械钟在六百年间的发展，1961年出版，由李约瑟与王铃合作完成。第三分册论述中国古代的土木工程、水利工程、建筑、航海和远洋航行技术，1971年出版，由李约瑟与鲁桂珍执笔。

第五卷：论化学及相关科学技术

是全书最大的一卷，共有13个分册。第一分册讲造纸术及印刷术，由美国芝加哥大学的钱存训执笔，1985年出版。第二分册讲炼丹术的起源，讨论中国的长生不老思想，由李约瑟与鲁桂珍执笔，1974年出版。第三分册研究炼丹术（外丹）的发展与早期化学史，从古代的丹砂一直讲到合成胰岛素，由李约瑟、何丙郁与鲁桂珍执笔，1976年出版。第四分册比较研究中西化学仪器的发展、中国炼丹术的理论基础及其在阿拉伯、拜占庭及欧洲的传播，以及对文艺复兴时期斯帕拉塞斯（Paracelsus）药化学学派的影响，由李约瑟、何丙郁、鲁桂珍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席文（Nathan Sivin）执笔，1980年出版。第五分册讲生理炼丹术（内丹）、原始生物化学及中世纪性激素的制备，由李约瑟与鲁桂珍执笔，1984年出版。第六分册讲军事技术，由李约瑟、王铃、果里柯夫斯基（K. Gawlikowski）与叶山（Robin Yates）共同执笔，1994年出版。第七分册研究火药与火器史，由李约瑟、何丙郁、鲁桂珍和王铃共同执笔，1984年出版。第八分册为军事技术的续篇，由耶茨·迪安（Albert Dien）和美国加州大学的罗荣邦执笔。第九分册研究纺织技术，包括纺纱与纺车技术，由德国的库恩执笔，还包括制盐及深钻技术，由李约瑟与罗荣邦执笔。第十分册讨论织造与织机技术，由库恩执笔。第十一分册为有色金属及冶炼，由富兰克林（Ursula Franklin）与贝思朗（John Berthrong）执笔。第十二分册讲钢铁冶炼，由瓦格纳（Donald Wagner）执笔。第十三分册讲陶瓷，由台北屈志仁执笔。

第六卷：是生物科学及相关技术

包括农业和医学。第一分册谈植物学及古代进化思想，由李约瑟与鲁桂珍执笔。第二分册讲农业，讨论了农业区、古农书、大田系统、农具及技术、谷物系统，最后讨论农业变化与社会的关系，由白馥兰女士执笔，1984年出版。针灸分册由李约瑟与鲁桂珍执笔，1979年出版。

第七卷：分析传统中国文化社会和经济结构，讨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特殊思想体系的作用，刺激或抑制科学发展的各种因素，最后回答为什么中国没有自发地产生近代科学。这一卷的合作者有卜德、卜鲁、卜正民等人。

李约瑟在认真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和考察中国科学技术的现状后，做出了以下结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是世界领先的。中国人是有能力发展出世界一流的科学技术的。过去把中国看作一个农业文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因此断定中国是一个没有对世界的科学技术做出任何贡献的国家，“这种总的概念是错误的，是误导西方人民的。”

三、李约瑟的七大难能可贵之处

李约瑟作为一个西方著名科学家，我认为他的难能可贵之处主要体现在七个方面：

1、他怀着对中华古代文明的敬仰之情研究研究中华文明

在每一卷《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字里行间都流露了他对中华古代文明的神情赞誉，作为一个在中国仅仅生活了4年的西方科学家，能对中华古代文明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

2、他是世界上第一个高度赞扬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的西方科学家

他以一个大科学家、大学者不凡的洞察力发现了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的伟大之处，突出表现在他对道家思想的推崇和赞誉。

他对道家思想的推崇表现在，他洋洋自得地自称“名誉道家”，并皈依了道家，取字“丹耀”，号“十宿道人”和“胜冗子”。真是道味十足啊！

他《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中则把道家和道教统称为“Taoism”，并给予很高的评价：

道家思想乃是中国的科学和技术的根本。

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象似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了的大树。

Taoism哲学虽然含有政治集体主义、宗教神秘主义以及个人修炼成仙的各种因素，但它却发展了科学态度的许多最重要的特点，因而对中国科学史是有头等重要性的。此外，Taoism又根据他们的原理而行动，由此之故，东亚的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和药物学都起源于Taoism。……Taoism深深地意识到变化和转化的普遍性，这是他们最深刻的科学洞见之一。

他反复明确地强调指出：

不能拿 西方科学熟悉的概念和方法去理解中国古代科学思想。过份自信的西方人以为西方学术中什么都有了。中国古代的东西要么与西方符合，要么就是错误的没有道理的神秘主义的。这种 想法不仅西方有，在当代中国人中间也还很流行。

中国认同并感激他，不仅因为他向外国介绍了中国，而且是因为他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及其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的独到的理解！

坦率地说，李约瑟对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理解还是不够深刻的，对道家思想的理解也有很多片面之处，但是作为一个在中国仅仅生活了4年的一个外国学者，能够达到如此高的境界，已经是十分难能可贵了！！他渊博的知识、严肃的科学态度和高超的学术水平是很难超越的。我认为，作为国内的学者只能怀着对他的崇敬之情，善意地指出他的学术缺陷，然后完善之，不能对他有丝毫的诋毁。对李约瑟这样的举世公认的中国科学史大师的任何不敬，都是一种无知的表现，都是一种不自量力的表现，都是一种狂妄的表现，都是一种没有良心的表现！

3、采用模拟实验与技术复原的方法研究我国的古代科技

用模拟实验与技术复原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科技是李约瑟的一个突出特点。《中国科学技术史》之所以得到了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的嘉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李约瑟的许多重要的学术观点是建立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在这里我以他研究中国古代火药为例作个说明。

李约瑟在英国皇家军备研制局配制了一些火药，以检验中国古文献中记载的火药配方。

李约瑟通过对整个火药史的研究，得出结论：火药中硝的成分是逐渐增加的，很可能最初硝、硫、炭的比例相等，或硝的比例还少一些，越到后来，火药的威力越强，燃烧速度越来越快，最后硝的成分逐渐上升到百分之七十五或八十。这是理论上的最佳数量。为了论证这一点，他与他的合作者说服英国皇家军备研制局专门配制了一些火药，含硝量由百分之二十到九十不等。有一天，他们去研制局所在地肯特郡的海思戴德堡（Fort Healthstead of Kent），把这些火药逐个点燃来进行观察。

李约瑟设法把历史文献记载中的火药不同成分整理出来，用图表进行比较观察。从《武经总要》、《火龙经》及十四、十五世纪以前中国更早的古籍记载中发现，硝、硫、炭的成分平衡点散在表上各处，表明当时还在进行各种不同配方的试验，后来的配方也围绕在硝的成分为百分之七十五左右。从早期阿拉伯及欧洲记载中，发现这种平衡点一律集中在硝的成分为百分之七十五的中心附近，似乎阿拉伯人和欧洲人一开始就知道该怎样配制最佳的火药了。火药是由中国传入西方的，在火药知识传入欧洲的同时，基本配方的知识也同时传入了欧洲。

4、用中西比较研究科技成就

 用中西比较研究科技成就是李约瑟的另一个突出特点。站在世界科学史、比较科学史和中外科学交流史的高度，把中国科学文明置于世界史中应有的地位，从而纠正了西方过去对中国科学文化的各种错误看法、误解和严重低估。他所做的中西对比重要发现如下：

⑴、解高次方程的霍纳法是法国数学家霍纳（W.G. Horner，1786-1837）于1819年建立的，但是宋代数学家秦九韶在1247年提出的方法实际上与霍纳法一致，却早于霍纳572年。

⑵、当西方人争论谁在1615年左右最先发现太阳黑子时，中国早在公元前18年以来便系统记录了太阳黑子，比欧洲早了1500年。公元前1400年至公元1600年间，中国有90项超新星记录，其中1054超新星是近代射电天文学家感兴趣的蟹状星云的残迹，而西方过去对此闻所未闻。中国早在公元前1361年就有日食记录，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1600年间有581项彗星记载，公元前467年记到哈雷慧星。

⑶、近代科学革命的关键仪器就是时钟，而其灵魂是擒纵装置，过去认为是十四世纪欧洲人的发明。中国在723年僧一行已制出这种装置，1090年苏颂在开封研制的水运仪象台构造中便有机械钟。这种中国时钟由英国人坎布里奇（John Cambridge）复原后，每小时误差仅在20秒以内。

⑷、当西方人对磁极性一无所知时，中国人已在关心磁偏角及磁感应性了。在英国人尼坎姆（Alexander Neckam，1157-1217）于1190年在欧洲首次提到磁极性和磁感应之前，沈括（1031-1217）已于1080年对磁针作了描述并指出磁偏角。欧洲人知道磁偏角是在十五世纪。指南针知识是在十二世纪通过西辽经陆路传到西方的。

⑸、西方人在十三世纪以前还不知道硝石为何物，而中国早在850年的《真元妙道要略》就记载以硝石、硫黄和木炭制成火药混合物，1044年的《武经总要》更给出最早的军用火药配方。

⑹、1380年前，欧洲人还无法制造出一小块铸铁，而中国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已在工业规模上生产铸铁了，到公元一世纪中国人已是铸铁大师，欧洲人相比之下落后了1500年。他还根据考古资料，将中国古代的冶炼炉与后来西方的冶炼炉作了对比，得出结论，中国古代和中世纪在钢铁冶炼技术方面长期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⑺、在植物学方面，明代朱橚于1406年刊行的《救荒本草》列举可供救荒食用的野生植物414种，对其生态特征、地理分布和处理方法都作了说明，并附有精美的植物插图。欧洲直到十八世纪布雷安特（Charles Bryant）才开始注意到野生植物的食用价值，比中国晚400年。西方第一部印刷的植物图出现于1475年德国人康拉德（Conrad）的《自然志》中，但比《救荒本草》晚了69年。

⑻、中世纪中国从人尿中提制性激素，是一项最大的生物化学成就。西方认为尿为污秽之物，直到1927年阿什海姆（S. Aschheim）和宗德克（B. Zondek）才从尿中获得性激素。在中国，叶梦得（1077-1148）在《云水录》中已描述了从尿液中提制性激素的方法。

⑼、近代医学科学中最伟大、最有益于人类的一个学科——免疫学，产生于人类为预防天花而进行的种痘实践中。葛洪于300年最早记载了这种疾病，在1000年已经发明天花预防接种，1500年中医已公开著书介绍这种疗法。这时欧洲人对此一无所知，许多患者因此失去生命。中国种痘法西传后，1700年经土耳其传到英国（1722年，英国驻土耳其伊斯兰堡朝廷大使夫人沃尔斯莱·蒙塔古夫人（Madam Mary Wolseley Montagu）让自己的孩子们全种上痘，并把种痘术带回英国，在欧洲广为宣传）。十九世纪初，爱德华·真纳（Edward Jenner，1749-1823）发现了牛痘苗可安全预防天花。

(10)、中国至迟在公元前200年的汉初，就有了有效的胸带挽具，公元六世纪有了更进步的颈圈挽具。这两种有效的挽具直到公元1000年欧洲才开始出现。西方过去用颈肚带挽具，拉力来自颈部，极易使牲畜窒息

5、他发现了我国古代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是我国古代科技的指导思想

在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许多章节中体现着他对对我国古代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钦佩，具体表现在他对《易经》的研究和赞扬。他在研究中国古代科技的时候，发现了《易经》对中国古代科技的重要影响，因而对《易经》发生浓厚的兴趣，并进而在研究莱布尼兹的二位进制数学与中国《易经》相互关系后，对《易经》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同时，他对易经卦象用于练丹术极为倾心，特辟十二消息卦与纳甲、《周易参同契》、外丹说与丹术等章节进行论述。他研究了莱布尼茨的二进位制数学远远不仅是一种历史的古玩。他说：“我们看到他的关于代数语言或数学语言的概念也是受到中国的影响，正如同《易经》的排列系预示二进制一样。”[剑桥英文版《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

6、他以科学的态度高度赞扬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伟大成就，批评西方没有认识到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对世界文明做出的伟大贡献

他说：“西方人似乎通常认为中国是一个纯粹的农业与艺术文明，其实不然。中国人对世界科学技术也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在全世界首先发明了磁性指南针、炸药、造纸术和印刷术，以及接种牛痘。他们是世界上最先认识到营养缺乏症的国家，最先发明冶炼铸铁的国家。在他们的传统药物中，在今天仍有几种具有巨大的价值和用处。”李约瑟上述关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对世界贡献的评价基本上是正确的。李约瑟是第一位明确指出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西方人。此外，李约瑟还在各种场合，对中国的其他先进的科学技术，如冶铁、中医和中药等给予了肯定。

7、他晚年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医科学的精神像中医科学一样万古不朽！

在原来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没有专门的“医学卷”，仅仅是作为第六卷中的一部分。随着李约瑟对中医科学认识的不断加深，他为没有能专门列一个“医学卷”而深感遗憾，于是晚年深入研究中医，为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医学卷》做准备，于是发表了很多与中医有关的文章，在《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中，三分之二是与中医有关的文章。他在临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给李约瑟研究所留下遗嘱，让他们在他和鲁桂珍已经发表的论文的基础上完成《中国科学技术史·医学卷》。受李约瑟研究所委托，由席文教授选择若干李约瑟和鲁桂珍业已发表之论文，并附以长篇“导言”与“编者注”而成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医学卷》，终于在李约瑟去世后5年的2000年问世。

我认为李约瑟对中医科学的伟大贡献不仅仅是他以一个西方著名生物化学家的身份怀着对中医的敬仰之情向西方介绍中医科学，最大的亮点是他的“百川朝宗”理论。

人类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在5大文明发源地都孕育了自己的科学。然而，世界是一个整体，关于世界的各种科学认识，都必然地汇聚为一个统一体，李约瑟用“百川朝宗于海”来形容，他说，不同文明的古老的科学细流，正像江河一样奔向现代科学的汪洋大海。从多元到统一，这是科学发展的一种历史规律。李约瑟根据这个规律分析了中国许多古代科学汇入现代科学的汪洋大海时间，同时做出了这样一个断言：中医科学最终也会像其它科学一样汇入现代科学的汪洋大海，成为人类的共同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认为，中医科学之所以现在还没有汇入现代科学的汪洋大海，那是因为现代科学还没有能力对中医的诸多科学奥秘做出解释。事实上，现代医学、现代化学、生物学、医学、物理学、人体科学等科学的重大发现已经陆续证明了中医科学的正确性，所以，我认为李约瑟的这个观点是有远见卓识的，是非常英明的，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在这里我再顺便议论几句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不仅是中国的事情，也是全人类的大事。我呼吁全世界尊敬科学的人们能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认真研读一下李约瑟关于中医的论述，深刻理解他的“百川朝宗”理论，李约瑟是一个治学严谨的著名的生物化学家，他的科学理念必须认真考虑，否则就不是真正热爱科学的人。一方面，首先西医工作者必须转变观念。西医工作者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承认没有有效的办法治疗70%以上的人的“亚健康状态(subhealth)”。我在前面已经论述过，亚健康是疾病的量变阶段。在这个阶段，有的人可以不治而愈，那是因为通过休息等方式使自身的抵抗能力和免疫能力恢复，但更多的人发展到了疾病的质变阶段——西医手段能查出的阶段。既然西医没有可靠的办法治疗亚健康，但是治疗亚健康是中医的一个拿手好戏。所以中西医结合是人类科学事业中最完美的结合，最伟大的结合！另一方面，中医工作者更需要不断转变观念，与时俱进，与现代科学俱进。中医工作者必须一边以现代科学理论研究中医科学，一边必须及时吸纳现代科学研究成果，不断完善中医科学。当中医还没有100%的把握治疗某种疾病的时候，而西医已经有100%把握法治疗该种疾病的时候，中医就必须明智地放弃传统的中医办法，否则就是保守的，不明智的。比如说，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伤寒病是由伤寒杆菌（Salmonella typhi）引起的急性传染病，现在的各种各样的抗生素有100%的把握解决它，但是中医还没有100%的把握解决它。现在每年都有伤寒病患者，所有的伤寒病患者都是明智地选择西医治疗，那是因为谁也不会把自己的生命交给没有100%的把握的人。如果中医再去研究张仲景治疗伤寒病的药方，那就是太不明智了。明智的做法是研究他的辨证论治的思想精华，研究他的防病健身的理论精华。再比如说，澳大利亚科学家巴里·马歇尔和罗宾·沃伦已经发现了幽门螺杆菌，那么张仲景使用的“热邪”这个名词就没有意义了，如果现在的中医还不放弃“病邪”这个名词，那就是一种愚蠢了！正确的做法是通过研究张仲景等人使用过的大黄、黄连、蒲公英之类清热解毒药物，看看能不能从这些药物中找到对付“幽门螺杆菌”的特效成份。

总之，要想让天下的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医学的好处，那么中西医就必须完美结合，反对这种完美的结合就是无知，就是对天下人不负责任，就是对全人类的犯罪！中西医的完美结合需要西医和中医都转变落后的观念，为早日实现李约瑟“百川朝宗”的断言而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

李约瑟是一个外国学者，对中国的情况了解是有限的，所作的结论也还有许多值得推敲的地方。但他对人类科学事业做出的卓越成就将永远载入史册，他的英名会永远伴随着中华文明和全人类的科学事业流传千古！！

四、李约瑟幸运的巧遇

几乎所有人的一生中都有一些巧遇，有的是不幸的巧遇，有的是幸运的巧遇。不幸的巧遇给人带来的是厄运，幸运的巧遇给人带来的是好运。我发现在人类科学的历史中，也有很多幸运的巧遇，很多科学家正是因为那幸运的巧遇而创造出了卓越的成就。在李约瑟之前，就有两个英国人因为巧遇而成为举世闻名的科学家，一个是牛顿，另一个是达尔文。牛顿是因为幸运地遇到了他的导师伊萨克·巴罗博士，而达尔文是因为遇到了他的医学老师汉斯教授。李约瑟之所以因《中国科学技术史》而誉满全球，那是因为他巧遇了两个优秀的中华儿女，一个是鲁桂珍，另一个是王应睐。

1、中华民族的一个优秀的女儿——鲁桂珍

我在网上找到了一篇署名纪树立写的题为《旷世奇缘——李约瑟与鲁桂珍的一段情》文章，觉得这篇很张写得不错，就原文抄录如下，算是介绍李约瑟与鲁桂珍的巧遇：

李约瑟，曾是一个西方人的方式，穷其毕生之力发掘了一个几乎不为人知的东方神秘世界，并以其超乎常人的意志和精力写出了卷帙浩繁的旷世奇书——《中国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简称SCC）。这些早已世所周知。但世人未必知晓，李约瑟所取得如此成就，起因于同一位中国姑娘的旷世奇缘。用李约瑟自己的话说，她是这一番震古烁今事业的“荷尔蒙和激励者”。

鲁桂珍生于1904年，祖籍湖北蕲春，其父鲁茂庭（字仕国）[笔者住：一个精通中医科学的药商]。鲁桂珍早年在金陵女子大学学生理学，后在上海一家医学研究所专攻生物化学。抗日战争期间，未婚夫马革裹尸。当时鲁桂珍年逾而昌，遭此巨痛，遂断念于婚姻，拟远走海外留学，获得父亲的支持。

鲁桂珍1937年进剑桥攻读营养学博士学位，导师就是约瑟夫·尼达姆，即李约瑟的夫人多罗茜·莫耳（Dorothy Moyle）。她和丈夫原是同学，年长夫君4岁。结婚13年来，夫妻恩爱，事业上又志同道合，合作无间。人到中年的尼达姆正处于婚姻美满、事业有成的巅峰状态。恰当此时，出现了鲁桂珍。这位青春未逝的中国姑娘身材娇小，聪敏活泼，个性鲜明，虽称不上美人，却也端庄慧秀，深得夫妻二人的喜爱，经常邀来喝茶吃饭，说地谈天，但这改变了李约瑟后半世的人生行程。

一天，闲谈之中李约瑟提到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如此落后？鲁桂珍听后不禁大为激动，扬声抗争：“什么科学落后，完全是‘西方中心论’的偏见，你们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吗？”小女子咄咄逼人，竟然把李约瑟给问住了。37岁的李约瑟虽已是功成名就的皇家学会[笔者注：应该是皇家科学院。]院士，却从未到过中国，不认得一个汉字，家族中的人也从没有任何人同这个文明古国有过任何交往。对于世界另一面还有一种文明足以媲美希腊罗马，他还毫无所知。李约瑟产生了探究中国文化的强烈冲动。他后来回忆说：“那时，我发生了信仰上的改宗转向——我极为审慎地使用Conversion这个词，就像圣保罗在前往大马士革搜捕基督徒时因为耶稣显灵而改信基督教一样。”

从这时起，这位生物化学家开始学习汉语汉字。鲁桂珍就像是教幼儿一样教这个年近不惑的“幻儿”怪腔怪调地学说阴阳上去，一溜歪斜地学写横竖撇捺。“幼儿”却乐在其中，感到摆脱了早已习惯了的字母的束缚，进入了一个一目了然的表意文字的天地。

其后他又从一个捷克汉语教授那里接触到《庄子》[笔者注：应该是《管子》]，由此一见倾心地迷上了道家。夫人多罗茜为表全力支持，居然也夫唱妇随，不仅改姓为李，还把芳名Dorothy改译为中国化的“大斐”。现在，原来的角色有所调整，小字辈的鲁桂珍反成了李约瑟的良师益友。二人密切合作于1939年写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科技史处女作：《中国营养学史上的一个贡献》。嗣后，鲁桂珍奉派去美国从事医学研究，但仍与李约瑟书信往还，不断讨论共同向往的高远目标。

1942年，大战正酣，李约瑟以粗通中文得以参加“英国文化科学使团”，代表皇家学会，偕夫人赴华进行文化交流。天赐良机，他可以直探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绝对金矿”了。1943年在河南大学初识多达5485卷的道家经典《道藏》，使他进一步沉迷于道家。1945年初他所写的《中国的科学与文化》，已粗具未来巨著的雏形。为了完成他的鸿篇巨制，李约瑟把远在美国研究营养学的鲁桂珍召到重庆，共襄大业。大斐于抗战结束先期回国后，二人遍游上海、北平和南京，寻师访友，广搜资料。1942年至1946年的中国之旅，使李约瑟加深了对中国的认识。他自己说，这次中国之行“注定了我今后的命运，除了编写一本过去西方文献中旷古未有的中国文化中科学、技术、医药的历史专书，我已别无所求”。一朝相许，终身不渝，并且一入宝山即乐而忘返，从“一本”变成七卷，再变成三十几本，一发而不可收拾。

1946年夏，李约瑟应邀出任UNESCO自然科学部副主任。在他的推荐下，鲁桂珍也于次年任职该部秘书处。新的工作虽使巨著稍有停顿，但李约瑟往来于伦敦和巴黎之间，仍致力于中国文化研究。1948年从联合国返回剑桥，李约瑟名义上回归旧职，还是生物化学教授，但已心有旁鹜，确切地说，已完全专注于他的新皈依了。1954年初SCC第一卷《导论》问世。在书的扉页上，李约瑟不忘旧情，郑重其事地写下了：“谨以本卷敬献给南京药商鲁仕国。”车子一经发动即不断加速，又两年，第二卷《科学思想史》出版。

这两卷，主要合作者是他战时的四川结识的王铃。1956年王铃离去，以下四卷都是具体学科，特别是四、五、六物理、化学、生物三卷，都涉及鲁桂珍的专业，更离不开她。回中国还是回剑桥？这位年过半百的中国姑娘不无犹疑。想到李约瑟对中国文化的一片痴情，怎忍心绝裾而去？最后的选择还是从联合国提前退休，回俭桥与李约瑟同甘共苦。鲁桂珍从此断绝一切尘念，从头啃起她作为一个科学家并不熟悉的三坟五典、百宋千元，成了李约瑟这位中国文化皈依者须臾不离的工作伴侣，跟着这个昼夜不分的工作狂，足足连轴转了30年，献出了她整个的后半生。

从第三卷开始，她的作用日益凸显。李约瑟后期所沉溺的中医、炼丹术和火药，都是她之所长。可以说，鲁桂珍不遇李约瑟，固无女史家鲁桂珍其人；李约瑟不遇奇女子鲁桂珍，也绝成不了史家李约瑟。1984年二人联袂访台，台湾报纸的报道说是“光荣归李约瑟，功劳在鲁桂珍”，虽不中亦不远矣!

奇缘之成，不可遗漏大斐夫人的一份。“三人世界”融洽无间，情同手足，一起工作、旅游以至玩拼字游戏，可谓古今罕见。大斐是研究肌肉生长的权威，也是皇家学会的院士，自有她自己追求的天地。她性情温良，深识大体，对夫君事业全力支持，无怨无忧。但毕竟道不同，不能深入李约瑟的精神世界，自然隔了一层。李约瑟是个血性男儿，情绪易于激动，又是个不折不扣的书呆子，时时都需要一只女性的手抚慰。大斐年事更高，身体欠佳，60年代初已因白内障而眇一目；又因肺癌切除左肺；到70年代已隐入老年性痴呆，以至失去记忆，生活难以自理。1972年最后一次大陆三人行，时时需人扶持，以后只好退出这三人行列，鲁桂珍也只好义不容辞地代行大斐的某些职责。

这段旷世奇缘，到1989年9月15日终于有了一个完满的结局。婚礼上李约瑟动情地说“娶中国人为妻，最能说明我对中国文化的挚爱”。其实盛年相许，皓首结缡，更足以象征李约瑟献身中国文化生死不渝的深情。令人痛心的是好景不长，1991年11月28日，鲁桂珍溘然仙去，画完了这个句号。据报载，李约瑟博士已于1995年3月去世，享年95岁。

2、中华民族的一个优秀的儿子——王应睐

王应睐1929年毕业于金陵大学。1941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1年至1945年在英国剑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回国后，曾任中央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筹备处研究员。建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名誉所长，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中科院生物学部委员，中国生物化学学会理事长，比利时皇家科学、文学和美术院国外院士，匈牙利科学院名誉院士。是第三、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四十年代初与英国基林教授一起，以完整证据证明豆科植物根瘤中存在有血红蛋白，引起科学界对其在固氮机制中的作用产生极大兴趣。五十年代起同合作者一起对琥珀酸脱氢酶作了深入研究，首次用正丁醇抽提法进行了分离纯化及其性质的研究，澄清了国际上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在其组织和领导下，先后于1965年和1981年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了具有完整生物活力的牛胰岛素和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使我国人工合成生物大分子居国际先进水平。人工合成牛胰岛素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具有完整生物活力的牛胰岛素的合成使全人类对生命的认识从此产生了一个转折点！我个人认为，牛胰岛素的合成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对世界科学事业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它虽然因为历史等种种原因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但是它对现代生物化学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对人类科学事业的重大贡献远比发现一个粒子、一种细菌重要得多！！

我在《南京大学百年校庆特别网站》上看到了一篇题为《使李约瑟“发生了信仰上的皈依”》的文章，我在此完全抄录这篇文章，算是介绍李约瑟与王应睐的巧遇：

经过四个春秋的苦心攻读，王应睐于1929年从金陵大学毕业了，并且获得纽约大学颁发的学士学位证书。因为金陵大学系教会所办，早在1911年即在美国立案，学生可获得由纽约大学和金陵大学合发的毕业证书。王应睐成绩优异，毕业后即被留在金大化学系任教，先当助教，后升讲师。1937年前往英国留学，成为剑桥大学威廉·邓恩营养学实验室的研究生。

与王应睐同来该实验室留学的还有燕京大学的沈诗章和上海雷土德医学研究所的鲁桂珍(南京药商之女，后成为李约瑟夫人)。过了不久，他仨便同室内“剑桥大学威廉·邓爵士生化讲座”高级讲师李约瑟十分熟悉了。

学习、研究之余，李约瑟同三位中国留学生经常聚在一起喝喝咖啡，聊聊天。有一次，李约瑟问他们：“我只见中国人来英国学习，没听说欧洲人去东方学习，是不是你们中国没有科学？”问得十分坦率，却令他仨十分尴尬。难堪的沉默之后，王应睐答道：“的确，中国目前的科学还很不发达。不过，历史上中国曾经在许多方面领先于世界。”李约瑟反问道：“真的吗？难道比英国还要先进吗？”这句反问，让他仨顿时来了精神，于是便你一言他一语地讲了起来：张衡观测气象的“相风铜鸟”比欧洲的“候风鸟”早了一千年，华佗在1700年以前就发明了“麻沸散”、切除阑尾炎，李时珍的百草能治百病，当然谁也没有忘记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说到兴头上，王应睐拿出笔来，不时地在纸上画着。他告诉李约瑟：“1400多年前，中国的祖冲之已算出圆周率π的值在3.1415926－3.1415927之间，它的密率是355/113的值，可先简单地写成奇数的重叠数‘113355’，再从中断开，去除。这一领先成果曾在世界上保持了一千年。”最后还拉出郑和来，把西方人心目中的大探险家哥伦布也给比了下去。这一番“神侃”，对于王应睐他们来说，可能是图一时之快，别无深意；而李约瑟却听得如醉如痴，心驰神往。

鲁桂珍、王应睐他们从遥远的东方给李约瑟带来了中国古代文明的信息，从而使他对这个文明古国刮目相看。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完全沉醉于探索中国古代文明之中，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发生了信仰上的皈依”。李约瑟形容自己的这种转变“颇有点像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的皈依那样”。

李约瑟自与王应睐、鲁桂珍、沈诗章深谈过古代中国辉煌的科技成就之后，就一直在苦苦思考这样几个问题：为什么近代科学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首先在西方迅速兴起？为什么在公元1－15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比西方更为有效并遥遥领先？中国究竟有哪些科技成就与贡献？为什么中国的传统科学一直处于原始的经验主义阶段，而没能自发地产生近代科学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李约瑟难题”(Needham Puzzle)。于是，他立志要写一册(当时只是想写一册)叙述中国科学、技术及医学历史的专著，以亲手解开这些令人困惑的问题。

从此以后，他发愤学习汉语，由Joseph Needham变成了“李约瑟”。世界文化中因有李约瑟而诞生了彪炳千古的30多册卷的系列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李约瑟(1900－1995，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及多个国家科学院院士)也因《中国科学技术史》而誉满全球。

我认为鲁桂珍和王应睐对李约瑟的巨大影响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鲁桂珍和王应睐卓尔不凡的聪明才智镇服了李约瑟。如果鲁桂珍和王应睐的学术造诣平平，已经是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的李约瑟是不会把鲁桂珍、王应睐和沈诗章的“神侃”当回事的。如果李约瑟遇到的是今天那些诋毁中医、诋毁中华文明的胡诌傻扯的愚蠢之徒，李约瑟肯定会放出嗤之以鼻的嘲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对李约瑟来说就是不幸的巧遇了，因为他与一个伟大的成功的机遇擦肩而过了。

其二，鲁桂珍和王应睐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民族自尊心和人格魅力震撼了李约瑟心灵。坦率地说，我对鲁桂珍的家庭背景了解得不多，但我从《旷世奇缘——李约瑟与鲁桂珍的一段情》这篇文章中看出了鲁桂珍的强烈的爱国心。她的爱人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而英勇战死，这说明她的爱人是中华民族英雄的一员，她决心为爱人守节一生，表明了她对民族英雄的爱人崇敬和深沉的爱恋。王应睐放弃了在国外的先进的科研条件和优厚的生活待遇而投身一穷二白的新中国的怀抱，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就是靠着像王应睐这样的不很多的爱国博士起步的！如果李约瑟遇到的是今天那些诋毁中医、诋毁中华文明的无知之辈，他们肯定会把今天诋毁中医、诋毁中华古代文明的肮脏论调抛给了李约瑟。那么李约瑟的聪明才智就会被那些肮脏论调污染掉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对李约瑟来说也就是不幸的巧遇了，因为他与一个伟大的成功的机遇擦肩而过了。

其三，鲁桂珍个人对李约瑟的影响是她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成了李约瑟的得力助手。另外，她作为一个杰出的知识女性，她的爱国思想和学术思想肯定对李约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其四，王应睐个人对李约瑟的影响主要是因为他的杰出的成就。李约瑟作为一个著名的生物化学家，他肯定清楚具有完整生物活力的牛胰岛素的合成对人类科学事业的重大意义。李约瑟从王应睐的身上看到了炎黄子孙的杰出的创造才能，正因如此，王应睐的杰出成就成了李约瑟终生探索中华古代科技文明的另一种动力。

另外，李约瑟还幸运地得到了很多像鲁桂珍那样的既有民族自尊心又才华出众的学者的帮助。如果李约瑟遇到的是今天那些诋毁中医、诋毁中华文明的愚蠢之辈，那么这些人对李约瑟来说就是丧门神了。

五、李约瑟的难题

李约瑟在研究中国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的时候，他产生了这样一个困惑：“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就非常伟大，但是中国的古代文明为什么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技术？”这就是“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为什么会提出上述问题呢？其主要原因是他通过对中国的了解，不同意西方人通常所持的“中国古代只有人文科学，没有自然科学”的观点，不同意西方忽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对世界近代文明所作的贡献。这可以从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评价和对战时中国科学技术现状的考察中看出来。李约瑟认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证明中国人具有聪明才智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对于这一点，李约瑟在与中国科学家和中国人民的接触中感受特别深。他高度赞扬战时中国科学家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所进行的科学工作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称赞中国人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他特别认真地考察了战时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认为中国的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所做出的成绩是世界一流的。他特别提到在昆明的“中央研究院生物研究所”和“清华大学一般生物学和植物病理学研究所”，称赞它们是世界一流的，这两个所的科学家们写了大量非常有价值的论文。李约瑟本人是生化专家，他的评价应该是比较权威的。

关于“李约瑟难题”提出的时间有各种说法，例如有的人认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然而根据史料，李约瑟首次提出这个问题的时间应是在1944年2月，当时他在给英国政府的正式工作报告中提出这一问题。这份报告的名称是“中英科学合作馆第一年工作报告”（Report of the First Year's Working of the Sino－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Bureau），署名是英国文化委员会中国科学办事处（British Council Cultural Scientific Office in China）。在这份报告中，李约瑟说，“中英科学合作馆”已安排人把一些中文书籍译成英文，其重点是翻译有关中国科学技术的书籍。为什么要做这一安排呢？李约瑟引出了被后人称之为“难题”的一个重要问题。他说：“这是因为中国在这方面的贡献，使人感到西方过去被误导了。中国人在科学实验发明上的确非常伟大。问题是：它们为什么没有继续上升到理论，构筑起其理论体系，或如西方那样，发展出现代科学。”1946年7月16日，李约瑟返回伦敦后，在“英国中英协会”欢迎他归国的午餐会上，发表了题为“关于中国的一些思想”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再次提出这一问题。

李约瑟本人对“李约瑟难题”做了两种解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近代却落后了的根本原因有两点：第一，在中国，真正的封建主义并不存在，中国大统一以后的封建制度是一种“官僚封建制度”，束缚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第二，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上述情况的发生。

李约瑟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与西方不同。从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早期的城邦（statecity）到现代城市，如安特卫普和里昂，西方的历史根本离不开城市国家。而在中国和印度，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与之对应。与西方的城市国家即“城邦”或自由城市相比，中国古代的城市，主要是农业地区的中心，这些城市没有与矿山或航行活动相联系；没有选举的市长和高级市政官、市议员，其官员都由中央政府任命，也只对朝廷负责。这是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的根本不同。

李约瑟认为，古代中国在实现首次统一（可能指的是秦的统一）后，不是实行商业资本主义，而是实行“官僚封建制度”。他进一步说，官僚思想深刻地渗透到整个中国人的复杂思想中。甚至在民间传说中，也充满了这种思想。李约瑟说，在西方，科学技术的兴起与商业阶级的兴起相联系。但在中国，商业阶级从未获得欧洲商人所获得的那种权利。中国有许多短语，如“重农轻商”等，表明了在那些年代的官僚政府的指导性政策。在中国，反对科技发展的阻力太大。而在欧洲，科技的发展却能冲破这些阻力，取得现在的成就。李约瑟在谈到中国古代实行的是“官僚封建主义”时，自问自答道，“如果你要问，为什么在中国真正的封建主义并不存在，答案可能与极其重要的水利网有关。”他说，欧洲没有季风气候，以及没有中国所有的那些特别的河流与山脉，因此欧洲人不需要建造巨大的水利网。而中国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得去修建水利网，而且必须从整体治理，才能解决水患问题。水利网超出了任何一个封建领主的领地，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封建主义让位给中国官僚式的文明。李约瑟从气候、雨量、地理、经济和社会环境等因素分析了中国文明不同于欧洲文明的原因。最后他做出结论：“如果中国人有欧美的具体环境，而不是处于一个广大的、北面被沙漠切断，西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丛林，东面是宽广的海洋的这样一个地区，那情况将会完全不同。我将大胆断言，情况将完全改变。那将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将是中国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顿和哈维等人的名字。”李约瑟甚至说，如果那样，将是欧洲人学习中国的象形文字，以便学习科学技术，而不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语言。

学者们对李约瑟对自己的问题的解答大致持两种观点：大多数的人认为他的解释基本正确；有少部分人对他的解释持否定态度，于是提出了五花八门的很多解释。

如果说自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官僚封建制度”束缚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那么就无法解释秦始皇以后的中国创造的发达的古代文明，事实上中国的科技水平一直领先世界，只是近代落后了。那问题出在哪里呢？

六、解读李约瑟的难题

我认为，中国的古代文明之所以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技术，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宋朝以后的科举制度，另一个是清朝政府的实施的愚民政策。

科举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始于隋朝，考试的内容不仅仅是儒学，所以唐朝时分秀才、明经、进士等科，用考试的办法分科举士，选拔各科管理人才，故称科举。宋朝以后才将考试内容专用儒家经义。明朝开始采用僵化的八股文。

八股文的基本特点，大致为三个方面：一是，、题目一律用《四书》、《五经》中的原文。二是，内容必须以程朱学派的注释为准。三是，体裁结构有一套固定的格式。全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大结等部分组成。

八股文的字数也有限定。明初制度：乡试、会试，用《五经》义一道，500字。《四书》义一道，300字。清康熙时要求550字，乾隆以后一律以700字为准。书写亦有格式。

明清两代，八股文是几乎所有官私学校的必修课。从童试到乡试、会试都要用它。不会写八股文，就无法通过科举考试，就难以做官。而八股文的惟一用途，即在于应付科举，此外毫无实用价值。

宋朝以后的科举制度把大量的聪明的年轻人吸引进了儒家经义，从此以后出现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局面。尽管如此，因为在14世纪以前，其他各国的人民都受着神权和封建专制皇权的双重压迫。特别是神权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科学的发展。所以14世纪以前我国的科学技术还是世界第一的地位。

14世纪以后，文艺复兴运动擂响了欧洲向科学进军的战鼓。欧洲文艺复兴是一次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运动，其主要锋芒首先指向天主教神权，目的是使人们从宗教神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最早产生于14至15世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从15世纪开始，文艺复兴从佛罗伦萨传到了罗马、米兰、威尼斯和阿吓勒斯等城市，以后又从意大利传到了法国、西班牙、德国和英国。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为文化思想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大大加快了这一传播进程。16世纪随着西欧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和人民反封建都中的高涨，文艺复兴达到了全盛阶段。新兴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要求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开展反对教会神学和封建主义文化的斗争。他们呼唤古典文化的复兴，注重对人的关心和尊重，用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思想观念对抗神学思想和经院哲学，以推动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由此而形成了文艺复兴运动。其实质是欧洲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这一历史阶段的过渡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是资产阶级为自己登上历史舞台而最终夺得统治地位而进行的舆论准备。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特征是人文主义，具体表现在科学、宗教、文学、艺术和教育等诸多方面。这些方面的作品和思想无不称颂世俗以蔑视天堂，标榜理性以取代神灵，反对来世和禁欲，肯定人本身和现世生活。人文主义者要求文学艺术表现人的思想感情，要求科学为人生谋福利，要求教育发展人的个性，即把人的思想、感清和智慧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所以他们提倡人权反对神权，提倡人性反对神性，提倡个性自由反对中古时期的宗教束缚。他们的这些思想和行为都在当时的历史时期里冲击了宗教和封建文化，有力地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对于继承古代优秀遗产、打破教会权威、消除封建愚昧进而拓宽近代科学、文化、艺术和思想的发展道路，都具有无与伦比的历史意义。在这个时期产生了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意大利思想家科学家布鲁诺等。文艺复兴运动极大地动摇了西欧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天主教，为资产阶级革命做了舆论准备。从文艺复兴运动开始，西方科学加快了发展速度。17世纪开始资产阶级革命的风暴从英国开始，迅速在欧洲各国展开。欧洲进入资本主义以后，科学得到了更快的发展。

14世纪的时候，我们国家进入了明朝，于是从明朝开始无聊的甲骨文熄灭了无数的中华儿女的创造的火花，于是科技落后就不可避免了。李时珍最先也是想通过攻读八股文出人头地。李时珍的祖上世代业医，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名医。李家常受官绅的欺侮。他的父亲李言年轻时想通过科举出人头地，为李家光宗耀祖，但屡试不第，于是将仕途的希望寄托在李时珍的身上，而李时珍对八股文不感兴趣，而对医学特别酷爱。可是在“父权”时代，儿子只好从命，攻读八股文。李时珍自小体弱多病，然而性格刚直纯真，对那些空洞乏味的八股文，怎么也学不进去。自十四岁中了秀才后九年，三次到武昌考举人，都名落孙山。李时珍清楚自己不喜欢八股文，刚直的性格也不适合做官，于是求父亲说：“我今年24岁了，老是考不上，浪费了年华，您还是让我学医吧！”并且表示了这样的决心：“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望父全儿志，至死不怕难。”李月池在事实面前终于醒悟了，同意儿子的要求，并精心地教他。不几年，李时珍果然成了很有名望的医生……李时珍的幸运是迷途知返，才没有成为科举制度的牺牲品。但是有数不清的像李时珍这样的睿智的炎黄子孙的创造才能被科举制度无情地扼杀了！正是因为李时珍使我联想到了科举制度的罪恶！

清朝政府销毁古代科技百科全书《天工开物》的愚昧行径使我联想到了清朝政府长期实行的愚民政策。

清朝政府长期实行的愚民政策更严重地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在这里必须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谈起。

八百多年以前，蒙古草原崛起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于是他发动了三次远征，于是蒙古人的马蹄踏垮了俄罗斯、匈牙利、波兰、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建立了横跨欧亚的“大蒙古国”。成吉思汗作为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他的英明之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做到了知己知彼。他知道自己的民族的落后，所以积极向汉族学习华夏文明，所以他笼络很多掌握了先进技术汉族的能工巧匠，这些能工巧匠帮他制造了火炮等先进武器。尽管他有了这些东西，但他十分清楚，他的这些东西在高度文明的华夏族面前不过是小儿科，他很清楚徒弟是很难与师父较量的。他还十分清楚，华夏族武林高手比比皆是，削铁如泥的宝剑数不胜数，所以根本不把蒙古人的马刀放在眼里。他更明白，不信鬼神的高度文明的华夏族是不会把愚昧的蒙古人放在眼里的，即使获得了局部胜利也不能维持长久的统治。只因如此，所以他不敢南征近在咫尺华夏。但他看透了欧洲和中亚人的思想被宗教神权桎梏了，没有形成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他坚信他的马刀和从汉族学来的火炮等先进武器能够使欧洲和中亚人闻风丧胆。事实正如他所料，例如，他在第二次西征结束后，留下大儿子治理中亚。当时的中亚面积很广，人口也很多，但是留下的蒙古人却很少。原来蒙古人是利用这些国家的僧侣集团来统治中亚人民。那些宗教主在自己的人民面前道貌岸然、威风凛凛，但在蒙古人面前则像哈巴狗一样。这就是欧洲和中亚文明被宗教神权桎梏的共同悲哀。二是，他能深谋远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为了让蒙古人摆脱愚昧，组织人创造了蒙古文字。其二，让蒙古人（特别是他的后代）学习汉族文化。公元1215年，成吉思汗攻下中都，得到了一个名叫耶律楚材的博学的契丹人，此人精通汉族文化，掌握了天文、地理、历法、数学、医学等多方面的汉族文化。成吉思汗如获至宝，非常尊敬耶律楚，让他帮助蒙古人（特别是他的后代）学习汉族文化。成吉思汗死后，他的儿子窝阔台继位。耶律楚材就按照中原王朝的统治模式制定了礼仪制度。窝阔台接受了耶律楚材的建议，按照儒家思想治理国家，让耶律楚材选拔了很多儒生担任各级官员，让耶律楚材请有名的儒生给皇子和大臣的子孙讲授儒家经典。华夏文明武装了成吉思汗的后代，于是成吉思汗的一个名叫忽必烈的孙子依靠刘秉忠、张文谦、王鹗、郝经、姚枢等一大批有学问的汉族知识分子的帮助夺得了汉位。郝经还直言不讳地对忽必烈说：“谁要是重用士大夫，又能用中原的统治方法治理国家，谁就能当中原的皇帝。”于是忽必烈首先联合南宋剿灭了金王朝，最后又灭了腐朽的南宋王朝，统一了中原，建立了元朝。华夏文明培养出来的“徒弟”忽必烈完全按照中原王朝的统治模式，并且十分重视农业、科学技术和与外国的交流，因而得到了汉人的认可，因而促进了中华文明。但是元朝后期的统治者明目张胆地推崇喇嘛教，每个皇帝继位后都要修建很多佛寺，每年要做很多佛事，而且愈演愈烈，这项开支居然占到了国家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二！所以对老百姓的剥削也越来越残酷，后来还实行了民族敌视政策，于是引起了不信鬼神的龙的传人的愤恨，于是龙的传人把元朝的统治者赶回了草原。元朝后期的统治者失去统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企图用喇嘛教对抗流传千古的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

满族是金政权进入中原后留在东北故土的女真人的后代。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1636年，他的儿子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在这个时期，明朝宦官专权，朝政极其腐败，很多有才能的人无用武之地。聪明的皇太极趁机笼络了一大批有才能的汉人，委以重任。皇太极还让汉人的饱学之士作皇子和大臣的子孙的老师，学习汉文化。这些汉人帮助清朝迅速强大起来。皇太极死后，其六岁的儿子福临继位，改年号为顺治。努尔哈赤的十四子多尔衮任摄政王主持朝政。具有雄才大略的多尔衮更重视有才能的汉人，让很多有才能的汉人出任朝廷要职，让饱学之士汉族大学士范文成教顺治皇帝学习汉文化。多尔衮的弟弟豫亲王多铎想霸占范文成的美丽的妻子，结果受到了多尔衮的严厉处罚。于是范文成立即上书多尔衮，分析关内形势，严明军纪，笼络人心，进兵中原，同李自成争夺明朝天下。就这样华夏文明再次自己给自己培养了一个强敌。多尔衮在明朝叛将吴三桂的帮助下击败了李自成。多尔滚进北京以后，立即下令：“所有将士不许私闯民宅，对百姓要秋毫无犯，违令者严加惩办！”清朝入关之后，照搬了明朝的法律，但政治却比腐朽的明朝开明多了，因而也得到了汉人的认可……

清朝政府的高明之处是将儒、佛、道巧妙地糅合在一起，作为麻痹人们的心灵的手段，以达到维护专制统治目的。1644年清兵入关，建立了清朝封建王朝，他们非常重视佛教对人民心灵的麻痹作用，从巩固封建专制集权统治的利益出发，将利用佛教作为一项基本国策。

佛教经过唐朝的极兴之后，国人逐渐认识到了佛教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所以，相信佛教的人越来越少，历经宋、元、明三朝之后，佛教走入低谷期。清朝建立之后，为了达到利用佛教愚弄人民巩固其封建统治的目的，实行了尊崇佛教的政策，虽然将尊崇佛教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但因许多汉族官员反对尊崇佛教政策，所以清朝初期的康熙的崇佛态度是很有节制的。正如他所说：“一切道僧原不可过于优崇，若一时优崇，日后渐加纵肆，或别致妄为〔《清圣祖实录》卷111〕”。康熙将弘扬佛教的“重任”交给了精明的雍正。精明的雍正摸透了他老子的心理，所以从少年时代就学会了学佛用佛的高明手段，终于赢得了父皇的欢心，因而在众皇子争夺皇权的残酷的斗争中，他成了胜利者。夺取皇位之后，大肆弘扬佛教，使佛教成为巩固其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康熙的众皇子争夺皇位的斗争是非常激烈残酷的，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雍正的高明之处是，暗地里不择手段地十分周密地实施夺权计划，表面上却以佛教掩盖其争夺皇权的野心。他表面上一方面装作潜心读书，另一方面与僧道来往频繁，把自己打扮成“天下第一闲人”，他专门抄录了一些他认为有利用价值的文字，编成了《悦心集》一书。在此书中他收集了一些阐发佛家出世思想的文字，其中有一无名氏的《醒世歌》：“南来北望走西东，看得浮生总是空。天也空，地也空，换了多少主人翁。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大藏经》中空是色，《般若经》中色是空。朝走西来暮走东，人生恰是采花蜂。采得白花成蜜后，到头辛苦一场空。夜深听得三更鼓，翻身不觉五更钟。从头仔细思量看，便是南柯一梦中。（《悦心集》卷３）”他还作《集云白问》论佛旨。所以那时的狡猾的雍正表面上以信佛崇佛自居，以此向其他皇子表明自己是一个看破红尘的与世无争的皇子，以此掩盖他争夺皇权的野心。继位后他大倡佛、道两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自比“释主”。雍正五年（1727），当群臣庆贺“黄河清日”时，蒙古王公进宫朝贺，并要求诵经祈福。雍正说：“朕亦即释主”。十一年（1733）他在宫中举行法会，召集天下高僧赴会。雍正亲自说法，并收门徒十四人。并给其门徒赐了法号，如，大学士鄂尔泰叫坦然居士，大学士张廷玉叫澄怀居士。其儿子宝亲王弘历（乾隆）也是十四门徒之一，并赐法号为长春居士。其二，拨巨资大肆修缮、扩建古刹名寺。其三，大力表彰他认为的“圣僧”。赐以封号。授鸠摩罗什高足僧肇为大智圆正圣僧禅师。沩仰宗的创始人灵佑及其弟子慧寂分别封为灵觉大圆禅师、真正智通禅师。他说这些高僧弘扬佛旨、功在千秋。其四，利用道教。他经常到京城白云观，该观道士罗清山于雍正五年（1727）初死，他命内务府官员为老道士料理后事，并追封老道士为真人〔《雍正朝起居注》〕。他还封道士娄近垣为“妙应真人”。雍正崇佛是假，用佛是真。他是一位勤政的君王，敢于革除旧弊，有改革精神，办事雷厉风行，不能不说是位政治家。但他又是一位屠戮功臣、打击兄弟、实行特务统治的残忍暴君。从他的一些话中便知他崇佛倡道的目的了。他说：“三教〔笔者注：指儒、佛、道。〕之觉民于海内也，理同出于一源，道并形而不悖。”他的意思是说，儒、佛、道有共同特点，就是教育百姓如何做人。他深知佛教对于稳定封建秩序的作用。他宣扬佛教，就是让被压迫的受苦受难的百姓相信今生的不幸是前世作孽的报应，要甘心受苦受难，以求来生富贵。他特别欣赏的是佛教中的禅宗，而禅宗是把佛性灌输到人的内心，给人的心灵套上精神枷锁，使俗人也变成了僧侣。乾隆也是用佛的“明君”。乾隆熟练掌握了他老子的用佛技巧。不过，他比他老子更高一招的是封禅泰山，而且任命郑板桥为“书画吏”。自命不凡的爱心觉罗·弘历，为了显示他的所谓的才华和书艺，到处留下了“乾隆御笔”。

雍正、乾隆爷俩玩弄的儒、佛、道糅合的伎俩非常高明，于是很多国人的思想被麻痹了，于是封建迷信泛滥成灾。清代文化名人郑板桥写的《城隍庙碑记》就是对当时泛滥成灾封建迷信的严厉批判。

郑板桥（1693~1765），名燮，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华人。自幼聪明过人，才华横溢，是著名的“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他以其诗、书、画“三绝”闻名于世。其诗词：直书胸意，格高思远。其书法：笔走龙蛇，挥洒自如，潇洒流畅，自树旗帜；其绘画：注情注性、墨色淋漓，豪气纵横。其为文：标新立异、开心明理，情深语挚、恳切动人。其为人：狂放不羁，笑傲尘俗。其为官：清正廉明，不畏强暴，泽加于民。他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他胸怀济世韬略，但因其恃才傲物，故不受无才昏庸的高官赏识，空怀鸿鹄之志，却无施展机会。直到51岁才到贫穷落后的山东范县当了个七品县令。乾隆十一年（1746），54岁的他授命于危难之际，来到了多灾多难的山东潍县（今山东潍坊市）。他来到潍县，面对惨不忍睹的灾情，冒着掉“顶子”的风险，未经上批，立即开仓赈灾，救灾民于水火。

乾隆17年，潍县经他几年的治理，已是一派繁荣景象。但由于受雍正、乾隆迷信佛道的影响，全国掀起了空前的迷信风潮，当时的潍县更甚全国。在连年大灾之际，迷信之风一度消减，但是刚走向富足，迷信之风又起，各家极重丧葬。一具木棺，满堂吊客，缟衣素华，白蜡摇红，排场惊人，耗费资巨。郑板桥的《潍县竹枝词》中有这样一首诗：“席棚高揭远招魂，亲戚朋交拜墓门。牢醴漫夸今日备，逮存曾否荐鸡豚。”此诗的意思是说，在新搭的灵棚中举行隆重的吊唁仪式，亲朋好友纷纷登门吊丧。祭祀物品琳琅满目，祭祀办备的这些好东西曾给死者生前享用过吗？为移风易俗，郑板桥决定重修潍县城隍庙，工峻，他撰写《潍县修城隍庙碑》，刻石于庙内。此碑现存潍坊市博物馆内，是我国十大“三绝”碑之一。早已被国务院明文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板桥生性狂放不羁，一生都写他的“六分半书”，他总是控如掾之笔，随意挥洒，恣意汪洋。写出的便是：长长扁扁，偃仰翻飞，歪歪斜斜，大小不一，浓淡不等，洋洋洒洒。他写的“城隍庙碑”四个字正是用的这种“怪书”。而《碑记》全文从头至尾891字，通篇用楷书一气呵成。通篇写得严谨潇洒，刚健隽永，寓飘逸于端庄，寄险绝于老辣。真正是一笔一字兼众家之妙，横眺竖瞅，无半点瑕疵，堪称是中华楷书瑰宝。

为什么性格一向奔放不羁、嬉笑怒骂的写了一生“六分半书”的郑板桥，在写《碑记》正文时，却突然正襟危坐、一丝不苟地以精湛的技艺、庄严的态度写起了正楷字呢？这是因为他的891字的《碑记》是一篇向虚无的神宣战的檄文，他用辩证的思想，开合纵擒的笔法，严肃庄重地向世人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的无神论思想。《碑记》议论了四个主题：

其一，神不过是人创造的。

板桥一起笔便写道：“一角四足而毛者为麟，两翼两足而文采者为凤，无足而以龃龉行者为蛇，上下震电、风霆云雷，有足而无所可用者为龙。各一其名，各一其物，不相袭也。故仰而视之，苍然者天也；俯而临之，块然者地也。其中之耳目口鼻手足而能言、衣冠揖让而能礼者，人也。岂有苍然之天而又耳目口鼻而人者哉？”

这段话译成现代汉语的意思是：有一个角四条腿而没有毛的是麒麟，有两个翅膀两个脚而身体五彩斑斓的叫凤，没有足而靠伸缩摇摆爬行的叫蛇，能上下翻腾、打雷闪电、翻云覆雨有脚而不用的叫龙。每个物都各有个的形态，各有个的名字，互不雷同，互不错讹。仰头看，天的形态是苍苍茫茫，低头看，地的形态是一大板块，而在天地之间有耳目口鼻手脚而能穿衣戴帽还能懂得礼仪的为人，难道还有苍色的天空也有耳目口鼻的人的形态的东西存在吗？值得注意的是，板桥举的例子中有实物也有虚物，麒麟、凤凰、龙都是人们虚构之物。板桥的意思是说，即使人们虚构的东西，也是各有各的名字和形态。

这段的意思是说，世间万物各有各的名字和形态，苍天也不可能和人一个样子。但为什么神却和人一个样子呢？板桥是这样解释的：“自周公以来，称为上帝，而俗世人呼为与玉皇。于是耳目口鼻手足冕旒执玉而人之。而又写之以金，范之以土，刻之以木，琢之以玉；而又从之以妙龄之官、陪之以武毅之将。天下后世，遂裒裒然而人之，俨在其上，俨在其左右。”

这段话译成现代汉语是：但是，自周公（西周时的政治家，是周武王之弟。）以来，人们称苍天为玉皇大帝。于是人们大兴土木，给想象中的玉皇大帝建起了宫殿一样的庙，将想象出的玉皇大帝赋予有耳目口鼻手和脚，还给戴上礼冠和手中捧上玉板，于是就象人中的帝王。在玉皇大帝塑像两侧塑有年轻美貌的官吏，又陪塑威风凛凛的武将。这样一来，后人就把玉皇大帝当神看待。而且觉得这个万能的东西无处不在。

郑板桥在这一段向人们说明了玉皇大帝产生的来历，那就是人模仿人中帝王的样子造出了玉皇大帝。玉皇大帝是人造出的，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了，那么“城隍”这个大神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板桥接着写道：“至于府州县邑皆有城，如环无端，齿齿啮啮者是也。城之外有隍，报城而流，汤汤汩汩者是也。又何必乌纱袍笏而人之乎？”

这段话译成现代汉语是：各府州县都有城墙，城墙不过是一只无头无端的圆环，只不过露着一排“牙齿”罢了，那绕城而流动的护城河（隍），无非是哗哗啦啦地流动罢了，是自然的物质，为何塑像戴上世间官吏的乌纱帽、官服，手里拿着朝拜皇帝时用的笏板，扮成人的模样呢？

人类社会没有城时，也就没有城墙，有了城才有城墙，为保护城又修了护城河，有了护城河，人们又象造上帝那样造出了一个象人中的大官一样的“城隍神”了。为什么造这个“城隍神”呢？

其二，造神的目的。

板桥接着说：“而四海之大，九州之众，莫不以人祀之；而又予之以祸福之权，授之以死生之柄；而又两廊森肃，陪以十殿之王，而又有刀花、剑树、铜蛇、铁狗、黑风、蒸鬲以惧之。而人亦裒裒然从而惧之亦。非人惟人惧之，吾亦惧之。每至殿庭之后，寝宫之前，其风吸吸，吾亦发竖栗，状如有鬼者。乃知古帝王神道设教不虚也……”

这段话译成现代汉语的意思是：全国各地的人都祭祀城隍神，人们又给城隍神以掌握人们祸福权利和生死的权利。城隍神两廊森严肃穆。塑着十大阎王（是佛教和道教造出的神），面目狰狞恐怖，有塑着无数闪着寒光的刀剑、铜铸的蛇、铁铸的狗、黑色的风、用火烧鼎沸水。在庙中塑这些物象造成阴森恐怖的气氛，人们无不害怕，我也害怕。走道大殿之后和寝殿之前，窗户阴森，凉风习习，就是我也觉得毛骨悚然，好像这地方真有鬼一样。我这才明白帝王设立宗教的道理……

板桥明白了什么道理？那就是宗教将世间的自然现象和物质的东西给予神化，造成威烈、庄严、阴森、恐怖的气氛，使人们诚恐诚惶，不得不信，不得不作精神俘虏，不得不由宗教任意愚弄。

其三，神好看戏吗？

板桥接着说：“新立演剧楼一所，费及千金，不且多事乎哉？岂有神而好戏者乎？是又不然，《曹娥碑》云：‘盱能抚节安歌，婆娑乐神。’则歌舞迎神，古人已累有之矣。诗云：‘琴瑟击鼓，以迓田祖。’夫田果有祖，田祖果爱琴瑟，谁则闻知？不过因人心之报称，以致其重叠爱媚于尔大神尔。今城隍既以人道祀之，何必不以歌舞之事娱之哉！况金元院本，演古劝今，情神刻肖，令人激昂慷慨，欢喜悲号，其有功于世不少。至于鄙俚之私，情欲之昵，直可置可弗论耳。则演剧之楼，亦不为多事也。”

这段话译成现代汉语的意思是说，在祭祀城隍神的地方建演剧楼，花费了很多钱，是不是多此一举之事？难道城隍神还喜欢看戏吗？不是这样的，东汉的《曹娥碑》上说：“曹娥的父亲曹盱能按照节拍歌舞来娱乐神灵。”用歌舞迎接神自古以来就有了，《诗经》中记载着人们弹着琴瑟、敲着鼓迎接农神田祖的事。如果田地真的有祖宗的话，谁会知道农神田祖是不是真的爱好歌舞？只不过是人的心里想着报答而已。为了报答以至于历史绵久的娱神，以此向神献媚罢了。演金、元时代的好的剧本，演古戏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当代人，这些好的戏曲刻划肖妙传神，情节感人，以至于令人激情昂扬，大喜大悲。因为这些好的戏曲达到了教育当代人的目的，所以有功于当代。至于在剧情中存在的一些社会陋习及色情的糟粕，只要不影响大局，便不要去理它。

由此看出，修城隍庙而又建戏楼，是以娱神为名，借助戏曲教育当代人是实。人们先造出神，后娱神，沿古就习，报恩施爱，这对神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揶揄嘲笑！

其四、神能吃喝吗？

板桥又说：“虑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人而神者也，当以人道祀之；天地、日月、风雷、山川、河岳、社稷、城隍、中溜、井灶，神而不人者也，不当以人道祀之。然自古圣人亦皆以人道祀之矣。夫茧栗握尺之牛，太羹玄酒之味，大路越席之素，瑚琏簠簋之华，天地神祗岂尝食之饮之驱之御之哉？盖在天之声色臭味不可仿佛，姑就人心之慕愿，以致其崇极云尔。若是则城隍庙碑记之作，非为一乡一邑而言，直可探千古礼意矣。”

这段话译成现代汉语的意思是说，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这些有功于社会，有功于国家的人中的佼佼者，赢得人们的敬仰崇拜而成神，应当以祭祀人的方式来祭祀他们。而天神、地神、日神、月神、风神、雷神、山神、河神、土神、谷神、井神、灶神，这些不过是大自然或者人为的自然物象罢了，不是人，但人们却以祭祀人的方式来祭祀它们，这是不应该的。然而古代的“圣人”却以祭祀人的方式来祭祀它们了。人们用小牛、肉、素食、以水代酒、帝王乘坐的车等作为祭祀品，用名贵华丽的祭祀器具盛着这些祭祀品，那些天地神灵难道还能吃喝、驾车、利用吗？因为神是些虚无飘渺的东西，人们难以捉摸和知道，所以人们祭祀时就以人的情状、想象来报答对神的崇敬之情。由此而撰《城隍庙碑记》之作，其意义不单纯对一县一域而言，可以直探远古以来建庙、塑神、祭祀的意义。

郑板桥撰写的《城隍庙碑记》讲述了神的产生、形成，不过是统治者为了愚弄、教化、顺服人们而创造出来的。给虚构出来的神以威风凛凛的装扮，造成至高无上的气氛，又赋予无实际功能的神以主宰人间祸福的权利，使人们诚恐诚惶，不得不敬，不得不信，使们人不得不作了神的精神俘虏，统治者是借虚无飘渺的所谓的神的力量来统治人民。由于清王朝把崇佛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从而使奉神迷信活动的内容和形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郑板桥在这样的一种形势下，逆流而上，以犀利的言辞，严密的逻辑，淋漓尽致地戳穿了主宰天地万物、人间祸福的玉皇大帝和主宰一县一域命运的城隍神的老底。在奉神活动猖獗的当时，板桥的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郑板桥主持修建演剧楼，目的不在于娱神，而是为了“演古劝今”，他处在浓烈的封建迷信的气氛之中，他作为一个七品“芝麻官”是难以大树“灭神”的旗帜的，于是他决定以演现实生活为素材的戏曲教育人民，其用心之良苦可窥一斑。郑板桥仅是个“七品芝麻官”，尽管他有坚定地表达了无神论思想，但其影响微乎其微，所以最后落了个罢官回乡的结局。

乾隆之后的嘉庆、道光、治国安邦韬略一个比一个差劲，但却把用佛的“光荣传统”传了下来。于是国人在封建迷信中沉睡不醒。道光为国人的愚昧感到高兴，他想，只有把祖宗传下来的愚民政策这个法宝再传下去，大清的江山就会传至千秋万代。可是，被科学武装起来的西方列强的轰击国门的“隆隆”炮声，却惊醒了道光的美梦。

当嘉庆沾沾自喜地用佛教愚弄中国百姓的时候，英国大发明家詹姆斯·瓦特却发明了先进的蒸汽机，并迅速在工业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蒸汽机的应用使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故称工业革命，又叫产业革命。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工场手工业过渡到使用机器生产的工厂制度的变革过程。蒸汽机首先在英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英国首先发生了工业革命，至十九世纪中叶完成。当被清朝昏君愚弄了的国人正做着成佛成仙的愚蠢的梦的时候，法、德、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正纷纷实施科学兴国的战略，争先恐后地从英国引进了蒸汽机，所以仅步英国之后不久，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也迅速完成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迅速增长。大机器生产的工业，造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产品的过剩。于是，被科学武装起来的西方列强开始向仍被宗教愚弄的愚昧落后的国家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就是向仍被宗教愚弄的愚昧落后的国家倾销他们的工业产品，掠夺满足他们工业生产的原料。

伟大的中华民族曾以自己的繁荣和文明而雄居世界的东方。然而，这一切不过是与封建的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农业文明，不可能永远是时代文明的象征，终归要成为过去。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西方列强，都不把“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华民族放在眼里了，而是纷纷向仍被佛、道两教愚弄着的愚昧落后的中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野蛮的侵略战争。1840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转折的界碑。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世界各国人民都被五花八门的宗教愚弄着，但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工业革命之后，中国人民却仍然被佛、道两教愚弄着，还在做着成佛成仙的愚蠢的梦的愚昧的中国人的头脑里连一点现代科学的概念都没有。于是，愚昧落后挨打，遭受屈辱便不可避免了。1840年2月，英国政府仅派了4000多名侵略军，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用洋枪洋炮的几千英国鬼子就把使用大刀长矛的百万清兵打得落花流水，那些以前自称神通广大的神气活现的老和尚和老道士们，却吓得象缩头乌龟一样躲在庙观里苟延残喘。弄神弄鬼的道光皇帝也吓得屁滚尿流，立即下令投降，并派出钦差大臣于1842年8月29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1843年7月10日又签订了《虎门条约》。鸦片战争铭刻下了迷信佛、道的中国人在洋枪洋炮的逼迫下走入近代的最初一步，从此以后，中国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社会中过着屈辱的生活……愚昧的清朝政府的愚民政策使神、佛、仙取代了流传千古的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于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患了一种共同的“精神病”——东亚病夫。

一少部分深入研究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的炎黄子孙，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找到了共鸣，从而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人的缔造者之一毛泽东以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又唤醒了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于是绝大多数的中华儿女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于是甩掉了东亚病夫的破帽子……

不难看出，我们的先人之所以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那是因为在愚昧的清朝政府之前的漫长岁月中，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始终处在主导的地位。中国的古代文明之所以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技术，其中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因为愚昧的清朝政府的愚民政策使神、佛、仙取代了流传千古的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拒绝了现代科学，错过了工业革命。

结 论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产生于远古，代代相传，世代发展，它不仅是中医的理论的源泉，是中医的根，也是中华民族古典科学理论之父，还对全人类的古代科学和现代科学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现在还正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对未来还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若否定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就无法合理解释中华文明为什么源远流长，就无法解释某些现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中华文明和某些现代科学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的科学性是毋庸置疑的，不仅是绝大多数的炎黄子孙的共识，也是全世界有识之士的共识。很显然，那些以各种方式诋毁中华文明的人，如果不是孤陋寡闻的无知之人，那就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之辈；如果不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之辈，那就是心怀叵测之徒；如果不是心怀叵测之徒，那只能就是心理变态者！许许多多的外国学者尚能深入研究中华文明，并取得了很多突破性的成果，真正睿智的炎黄子孙更应该用自己的智慧发扬光大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为中华民族和全人类做出新的贡献。我们的祖先靠着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以卓尔不凡的睿智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只要绝大多数的炎黄子孙继承和发扬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坚决抵制封建迷信，不久的将来，中华民族还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文明的民族！东方巨龙会仰起高傲的头，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有人指责民族主义，我坦率地承认，我就是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因为我敬仰毛泽东那样的伟大的中华民族英雄，我是中华民族的儿子，我热爱我的民族，所以我为中华文明而骄傲！我为炎黄中医而自豪！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万岁！中华文明万岁！炎黄中医万岁！中华民族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