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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把“天之骄子”变成了“现代盲流”
我是1981年考上大学的，我们那个时候的大学生的所有费用（包括医疗费）全部由国家承担，而且还有助学金、奖学金，一个勤奋学习、成绩优异的节俭的大学生不用花家里的一分钱就可以顺利完成学业。大学毕业后由国家安排到急需人才的单位，而且是国家干部身份。一参加工作，就成为各用人单位教学、科研的主力军，工资收入就进入了当时社会的中上层收入水平。国家为了让高校发点“外财”，还给了高校一小部分“拍卖”大学生的“计划外”指标，急需人才的单位需要向高校缴纳巨额资金才能“买”到“计划外”大学生。所以当时的社会给了我们大学生一个共同的自豪的“荣誉称号”——天之骄子。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不到二十年后，许许多多的大学生毕业意味着失业，目前已经有数百万的大学生加入了失业的队伍，这支特殊的失业大军在城市里迷茫地徘徊，绝望地奔波……于是当今社会又送给这些大学生一个共同的含有鄙夷色彩的“绰号”——现代盲流。是谁把“天之骄子”变成了“现代盲流”？？
当代中国大学生就业难的严峻现实
根据教育部统计，大学本科毕业生待业人数年年增加。2001年是34万人，2002年是37万人，2003年是52万人，2004年是69万人，2005年是79万人。2006年4月27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一季度就业形势分析的报告。报告引用人事部的调查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413万人，比上年增长22％；而全国对高校毕业生需求预计约为166.5万人，比去年实际就业减少22%。这意味着，将有六成的应届毕业生面临岗位缺口。上述官方的这些统计数字是从各大学统计上来的。 有良知的大学老师是怎样看这些官方数字的呢？一位大学老师说： 我供职于某高校，对自己学生的就业压力有切肤的感受，而这种就业压力却完全不能体现到就业率上来。2005年，本人供职的院系的学生就业率反映到纸面上是94％，当系领导自鸣得意地念出这个数字时，下面的老师们顿时哄堂大笑，当然我也跟着笑了。据事后反思，这笑声无非表达了两种意思：一是“鬼才相信呢”；一是“有关部门竟然信以为真”。或许是那天的笑声太刺耳，也或许是出于自己也跟着笑的无比自责之情，总之，我患上了“怀疑癫狂症”，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怀疑论者”，像祥林嫂一样逢人便说:千万别相信大学生就业率，现实比数字要严重得多！更要命的是，我对我的康复不抱希望，因为我注意到，比虚报掺水更可怕的事情就是有些教育主管部门明知道下面的学校、院系在作假，仍然视而不见。事情明摆着，这就是他们的政绩所在。而为了他们的政绩，谁还会在乎那一个个只在纸面上就业的孩子啊？
大学生是怎样看待这些官方数字的呢？天津X大学的一名大学生在2006年毕业前夕如是说： 我是今年的应届毕业生，2002年以高于天津市重点分数线的成绩考入天津X大学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在毕业之际，遇到了一件很普通的事，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很多年，并且在今后将继续发生很多年。
事情的开始是这样的，四月中旬，我在家中接到教学办老师的电话（那时还没找到工作），他先询问了我的就业问题，得知我还没有找到工作后，询问我的档案归属问题，回答不知道后，他给了我两种处理途径：1、档案归到大中专（默认，未就业大学生档案的归宿），会按照毕业后无业处理，会影响到大学毕业生在以后工作中的干部身份（现在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好像只有进入事业单位或机关才会有这类问题）；2、自己把档案托管到一些人力资源公司。我当时不明就里，但还是很感激老师对我们这些即将离开大学校门的毕业生的关心。
五月，学校陆续通知没有就业或外地的学生参加一些人力资源公司的宣讲会，我参加了一个，感觉还好，档案托管收费不高，一年120~180元，户口问题解决起来比较贵，一年500~600元，对外地或郊县的学生比较有利，凡是没有就业的同学，都能暂时解决户口所在问题，也就是留在了天津。并且，在一年以后，给予助理工程师的职称。
这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美好，但他们解决档案或户口问题的方法却引起了我的质疑，他们是通过自己虚构的公司和学生签订就业协议，也就是所谓的三方协议来将学生档案挂到自己的人力资源公司，并收取费用。至此，学生就算正式就业了。
大家都知道，大学生的就业率是根据学校签发的三方协议在五月底的统计数量计算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么多年来，大学生的就业率都是虚假的，不真实的，全国辛辛苦苦盼望儿女能够上大学，以后找到一份好工作的父母们，全部被欺骗了。更为难以接受的，是大学领导层本身也默许并参与了这种欺骗行为。
我询问了一下人力资源公司的职员，他们每年和很多大学都有合作，人数极多，随着大学不断扩召（因为大学生向国家要钱时，是根据大学生招收人数来确定的，所以天津各大学连续几年扩召），每年不能及时就业的学生数量也大量增加，他们这个行业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这种以靠未就业大学生结局档案户口问题的人力资源公司如雨后春笋，竞争非常激烈，他们也是依靠和学校领导的关系以及他们的降价，才争取到这次开宣讲会的机会。
五月中旬，老师再次拨通了我的电话，再次询问我档案归属问题，这一次，我明确地回答，我就按照未就业处理吧！他劝说我：如果以后在公司上班提拔干部时，档案上的大学毕业直接就业和大学毕业未就业后很大区别的，最好别让档案归到大中专，我心里一紧，告诉他我再考虑一下。他和我约定五月底在给我打电话。
我心中有中难言的哽咽……
青岛出版社主办的《招商周刊》2006年第13期发表了该刊首席记者孙玉敏的一篇题为《毕业了！失业了？》的文章，文中说： 一个本科生的求职遭遇
“我这个月一定要找到工作！”走在青岛六月的街头，赵晓倩（化名）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
从2005年2月开始，赵晓倩就辗转于青岛各个人才招聘会，不停地寻找机会。但长达500天的求职生涯并没有给她带来一份像样的工作，她至今“漂”在青岛。
赵晓倩家在农村，2001年考入青岛某综合性大学。赶上了高校扩招大潮上了本科，也赶上了大学生就业难而备受找工作之苦。
“现在的生活只能用一个‘惨’字形容。”尽管同学一直帮忙垫付合住房子的租金，还不是借给她点生活费，赵晓倩还是觉得惨到了极点。现在，青岛人才市场每年360元的档案保管费，对她也成了很大的一笔支出。
据了解，像赵晓倩这样“漂”在社会上的毕业生目前还有很多。从2001年到200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始终只有70%左右。2005年山东省这一数字为74%。按照官方的统计数字，有30%的毕业生是“漂”着的。实际上，真是数字比这还要高出许多。像赵晓倩在官方的统计数字里，赵晓倩是找到工作的那一类，因为她已经通过人才市场签订了就业协议。为了拿到毕业证，为了户口不被打回原籍，许多学生选择像赵晓倩这样“假就业”，通过人才交流市场与一家企业签订一份假的就业协议，然后由人才市场帮助落户并代为保管自己的档案。
本科生的实际就业率可能不过半
“根据我们班和我所知道的其它班级的情况，我觉得真实的就业率不到50%。”赵晓倩这样告诉记者。
相比官方统计数据，这一数字也许更能真实说明2005年本科毕业生就业难的状况……
《南方周末》记者傅剑锋在《大学生就业调查》一文中是这样描述“现代盲流”的凄凉境况的： “我们鞋厂数我学历最高。看仓库的本科大学生，不知道我算不算全国头一个？”
站在广东佛山市南海区平洲精旺鞋业有限公司的仓库门口，这个一头长发、颇有点艺术气质的大学生不忘给自己幽上一默。胡良奎是学广告专业的，当过安徽财经大学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学生会副会长，自诩在大学里算是个才气纵横的另类人物，简历中，他声称著有长篇小说一部。
其实，他去年在合肥曾找到过几份工作，最高的一份给他1400元/月，但他觉得像他这样的大学生至少也值2000元/月。此后他从合肥折腾到广州，又从广州、福州、深圳一路折腾到佛山。广州不少广告公司只给600元/月的底薪，深圳的一些广告和销售公司更狠，底薪一分不给，只拿业绩提成。他两手空空来到在佛山打工的父母身边，进了这家鞋厂。现在，他的工资是每月800块钱。
近几年，中西部应届毕业生洪流，正在以越来越庞大的规模涌向北京和东南沿海大城市。这一涌流与大学扩招直接相关。200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只有114万，2003年，第一批扩招本科生进入就业市场后毕业生成倍增长，逾212万。2005年和2006年的高校毕业生各增长到330万与413万，分别是2001年的近3倍、近4倍。
然而，中西部的经济社会条件显然无法吸纳成倍上涨的毕业生。于是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民工潮”之后，21世纪初，一股来自中西部的“大学生潮”开始形成，大规模地涌向吸纳能力相对较强的北京和东南沿海大城市。国家人事部最近公布的数据表明，2005年仅北京、广州、上海、深圳4城就接收了人事部抽查的15个省市10.9%的高校毕业生。更有论者指出，近年北京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每年至少吸纳了全国高校一半的大学毕业生。
然而一个城市的吸纳力是不可能极速膨胀的。
随着毕业生数量的增长，这股就业洪流由此变得曲折起来，一些就业支流甚至正在演变成胡良奎式的大学生找工“新盲流”。
……
历经几番找工，今年3月6日，胡良奎入住深圳宝安北路人才市场附近的一家每天只需10元住宿费的“十元店”。在那里，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和其他一些大学生正在陷入找工“新盲流”中。
他应聘的十几家广告公司和营销公司几乎都不给底薪只给提成，远没有他在合肥放弃的那份工作理想。他认为大学生就业价格的这种“贱卖”，与来深圳、广州找工的大学生太多有关。人才市场和“十元店”附近到处都是背着包、拿着地图、脸色沉重的大学生，他住在一个挤了14人的小房间里，空气中弥漫着脚臭味。整栋“十元店”旧楼里，聚集了几百名来深圳找工的应届大学生。
一天中午，找工失意的胡良奎在“十元店”旁吃快餐时，看到一个漂亮女孩坐在对面一个劲儿地喝免费汤。胡良奎从旁人那里得知这是一位找工的大学生，现在没钱吃饭。胡良奎给她买了份快餐，结果女孩看着快餐就扒，痛哭失声。
女孩是成都某高校的应届专科生，父母已为她找了一份教师的工作。但她不满意，就辞工来深圳找梦想。结果工没找到，手机又被偷，身无分文。胡良奎劝她回家，“既然有跨出一步的勇气，为什么就没有退回一步的勇气呢？”可她始终摇着头。
“这事儿对我触动挺大，我发现不少大学生，包括我，来南方都是很盲目的。”于是胡良奎回到了在佛山打工的父母身边。“现在先在鞋厂做几个月，等五六月份回学校拿学位证时，我就辞工。这也是为了磨磨身上的浮躁气吧。”身处逆境的胡良奎还是想得很从容。
但广州南方人才市场附近的“十元店”里，不少从外地赶来的大学生并没有胡良奎那样的从容与洒脱。
“十元店”里的应届生赵某，西安一所金融学院经济学本科专业，是河南商丘的农村孩子。他说自己已在一家没有底薪只有提成的融资公司跑了一个多月，但还没拉到一单业务。“还想撑一个月，如果还没业务，那我真就弹尽粮绝了，只能先回学校再说。”他的大学4年是靠父亲刨地撑下来的，自己还申请了1万元的助学贷款。他这些天一直睡不好，同班28人才签掉4人，并且找到工作的都不如意，“找不到工作，我无脸见江东父老啊”。
上海浦东新区最繁华的陆家嘴地段，也汇聚了100多名和广州、深圳“十元店”里相似的外地大学生。他们住在一幢破旧大楼第12层的简陋房间里，名称更时髦些，叫“求职村”。他们入住短则几天，长则一两年。吃3块钱一份的蛋炒饭，住15元一天的架子床，早出晚归，出门光鲜，归来垢面。几十人共用一台热水器，甚至栖身门板之上……
3月31日夜，1205房间的年轻人各怀心事。从内蒙古结伴而来的包头财经学院的两位同学，蜷缩在架子床上蒙被而睡。两人甚至连简历还没做好，就冒失地来闯上海滩。这是他俩继天津后的第二站，给自己限期一个月。事后记者知道，当天他们按照报纸的招聘启事去徐汇区一家公司应聘，结果没找到，却晃到徐汇公园抽了半天烟。
同一房间里的徐州师范大学应届生任志杰，入沪4天来找到的最好一份工作是服装销售，底薪1000元外加提成。而去年毕业于燕山大学国际金融系大专班的宋国明，工作从天津找到上海，一个月薪千元以上的工作都没找到，几番在“十元店”里搬进搬出。
3月30日中午12时，钱财耗尽的宋国明将再次离开“驿站”。记者去送他，他一直低着头走路。在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他想起了在上海最后悔的一件事，当时有家公司愿给他一个月900块钱，包住，他没去，“在上海长时间找不着工作，人会疼的”。
陈示富，毕业于山东工商学院，整整在1204房间住了一个月，面试24次，参加13场招聘会，简历递出不计其数，结局还是空手而归。
在宋国明离开的那个晚上，陈示富喝醉了，躺在花圃里满怀哲理地说了一句：“这城市与我有关吗？”记者捶了他两拳，说，再喊两声吧。这山东汉子竟真扯开嗓子喊了起来…… 我回想起我们那个时候的大学生，戴上大学校徽是一种自豪，是一种优越……人们投向我们的目光中含的是羡慕，含的是敬仰……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今天的大学生的境况竟如此的凄惨，如此的悲凉…… 大学生的实际就业率到底是多少，谁也不知道，只有天知道，但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那就是大学生的实际就业率肯定比官方统计的要小得多。事实上是，全国各地都有失业的大学生。我根据调查和收集的有关资料估计，面前我国的失业大学生在300万以上。所以说这已经是一个十分严重的复杂的社会问题，这个社会问题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生计，关系到国家的安定，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衰。如果不采取全方位的得力措施有效控制、解决，那将会出大乱子！
中高级技工奇缺的“怪现象”
拥有13多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在有数百万大学生加入失业大军的同时，还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中高级技工奇缺。所以现在很多企业不得不以高薪吸引高级技工，于是出现了很多高级技工的工资比大学教授的工资还高的“怪现象”。我之所以把这个现象称之为“怪现象”，那是因为这种现象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很少见。 据了解，高级技工已经成为目前我国装备制造业奇缺的关键性人才之一。北京市每年技工缺口达33万人，而技校、职高、中专等学校每年毕业的技工只有7万人左右。即使在装备制造业基地沈阳市，缺口最大的10个岗位中技工就占7席，分别是镗工、铣工、车工、钣金工、安装工、氩弧焊工、机械技工。而现有的技工存量也有断档之忧，年龄结构偏高，多在40岁以上，技能水平偏低，初级工过半。沈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职业技能开发处处长常青说，沈阳装备制造业企业中现有的35万名职工中，技术工人只占23%，而技术工人中初级技工占60%，中级技工占35%，高级技工只占5%；而高技能人才年龄偏高，高级技师几乎全在45岁以上，断层现象严重。有的专家指出，沈阳技工至少有10年的断档期。 这种情况在全国具有普遍性。许多媒体纷纷报道各地中高级技工奇缺的状况。据有关人士初步统计，我国各类制造业中，仅数控加工人才缺口就超过了60万人，而且需求日益增加。山东每年需要技术工人240万人，而该省技工学校每年的培养能力仅有7万多人。南京的一项调查表明，南京对技能人才需求越来越大，中高级技工缺口高达16.66万人；绍兴市中高级技工缺口高达也在16万人以上，而宁波市中高级技工缺口高达68%……不久前南通市的一次中、高级人才招聘会上，一民企开出年薪20万元的价码物色高级技工，意想不到的是不但符合要求者凤毛麟角，大多数人甚至连上来咨询的勇气都没有，招聘单位最后空手而归。“现在是本科硕士成堆，钳工车工难求。”南通市人事局一负责人这样形容职场上技工断层现象。 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统计，我国的1.4亿职工中具有中级工职称的仅占35%，高级工更少，仅占5%左右，与发达国家高级技工占工人总人数40%的比例相差甚远。于是就出现了许多企业高薪聘请离退休老技工的现象。沈阳航天新光集团有限公司是我国生产航空航天动力装备的重点企业。该集团党委副书记周茂顺说，集团中35岁以下的工人有545名，技师只有19人，高级技师一人，由于高技术人才出现断层，许多关键岗位不得不返聘已退休的老工人把关，有的关键工序只有一名70多岁的退休老工人可以胜任。 据测算，到“十一五”末，我国技能劳动者需求总量将增长20%至25%，特别是技师、高级技师的需求将翻一番。青年技工断层问题亟待重视和解决。据媒体介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15%左右，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29%，与发达国家60%至80%的水平相差甚远。企业产品的合格率仅为70%，每年因不良产品造成的经济损失达2000多亿元，占到了GDP的2%。而产生这些问题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缺少一支高素质的技术工人队伍。我国火箭技术世界一流，但20世纪90年代的几次发射失败，原因竟是焊点没有焊好，给国家造成了经济和名誉的双重损失。同样的飞机部件，由美国工人组装飞机可以飞1200小时，由俄罗斯工人组装可以飞800小时，由中国的工人组装只能飞400小时。 我虽然不是社会学家，虽然不是经济学家，但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我还是看出来了，如果把那些“现代盲流”培养成中高级技工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那么是谁把本应该成为中高级技工的人才变成了“现代盲流”？
某些“经济学家”的馊主意
不久前，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一句“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的话，引起了舆论对经济学家公信力问题的高度关注。有的“经济学家”愤愤然，有的“经济学家”巧妙诡辩，有的官员进行了婉转辩解。我虽然不精通经济管理，但事实上是，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国家政策都是缘于某些“经济学家”的馊主意。本应该成为中高级技工的人才之所以变成了“现代盲流”，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教育产业化”政策，而“教育产业化”政策就是缘于某些“经济学家”的馊主意。 从1998年开始我国城乡居民储蓄率大幅度上升，同时经济增长速度大大减缓，城市人口失业率大大增长。于是某些所谓的“经济学家”的两只愚蠢的眼睛便盯紧了平民百姓的腰包，他们想，只要想方设法把平民百姓的腰包的钱掏出来就可以刺激经济增长速度。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挖空心思，终于想出了一个“高明”的主意，那就是：让高等学校扩大招生，让百姓掏腰包供孩子上大学，这个主意之所以“高明”，那就是因为一举三得：其一是，使本来可能失业的高中生走进了大学，这样就有效地降低了失业率；其二，政府可以把办学的包袱潇洒地甩给了百姓；其三，大学大幅度扩招必然需要大搞基础建设，大学用百姓的钱大搞进本建设，必然刺激经济的增长。于是朱镕基为总理的政府愉快地接受了这个“高明”的主意，于是一个美妙的新词语就诞生了——教育产业化，于是从1999年开始高校大幅度扩招，于是很多学习成绩不佳的学生的家长欢天喜地地掏出自己的血汗钱让孩子走进了高等学府。于是每年数千亿元的资金流进了大学，于是各大学争先恐后地建设高楼大厦。对“教育产业化”这个词语通俗的解释就是把教育作为国家赚钱的一种方式。“教育产业化”政策果然刺激了经济增长。于是某些“经济学家”们洋洋得意了，满面春风了；于是某些政府官员们摇头晃脑了，挺胸凸肚了。
很多学习成绩不很好的学生的家长当初之所以欢天喜地地掏出自己的血汗钱让孩子走进了高等学府，那是因为他们认为经过高等教育培养的孩子会成为社会精英，会挣更多的钱回报父母的投入。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四年以后，他们的美好的理想变成了梦幻，投入巨额资金的结果是让孩子变成了“现代盲流”！
事实上从1998年以后城乡居民储蓄率大幅度上升并不是因为大多数的人有钱花不了了，是因为大多数的百姓不敢花钱，大多数百姓不敢花钱也是缘于某些“经济学家”的两个馊主意：一个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减员增效；另一个是，医疗卫生市场化。这两个馊主意导致了两个恶果：一是，许许多多的工人失业了，许许多多的国有企业被许许多多的蛀虫吞噬了。这样一来，产生了大批新的穷人，也产生了大批新的暴发户。二是，垄断的医疗卫生市场化导致了医疗系统的整体腐败，从而导致了医疗费用的迅猛上涨。失业的人变成了穷人没有钱消费。未失业的人有钱不敢消费了，因为谁也说不定自己那天要失业，谁也说不定自己那天要得病。没办法，只能靠储蓄攒点养老钱，攒点救命钱。富人们虽然拥有巨额的金钱，但是富人们仅仅是极少数，所以他们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富人们因为有钱花不了而将钱存进银行。于是导致了银行储蓄率大幅度上升。 “教育产业化”虽然刺激了经济增长，但是带来了如下的新的严重的社会问题： 表面上的社会问题是产生了数百万的“现代盲流”。但还产生了很多“隐形”的社会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贫富悬殊进一步拉大
数百万的家庭把省吃俭用积攒的养老钱、救命钱慷慨地献给了大学，但是大学培养出来的是“现代盲流”，于是许许多多的家庭加入了贫穷的队伍。有钱有权的人在高速增长的经济中又狠狠地捞了一把钱，于是贫富悬殊进一步拉大。 国际用来综合考察社会成员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名叫基尼系数，由意大利经济学家于1992年提出。其含义是，在全部社会成员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的数值介于0到1之间，数值越大，说明收入分配越不公平。国际上将收入分配越不公平的警戒线定为0.4，也就是说当基尼系数大于0.4时就可能因为贫富不均而引发社会动荡。我国的基尼系数1981年是0.288，1990年是0.343。实施“教育产业化”的第一年（1999年）的基尼系数是0.397，这一数值已经接近了国际警戒线。实施“教育产业化”的第二年（2000年）的基尼系数已经突破了0.4的国际警戒线。从此以后迅速增长，2003年高达0.46。有关专家表示，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2005年10月12日，面对日益逼近的严冬，地处黑龙江的杨老汉正在为如何再挣80元钱犯难，这80元钱他打算为生病的老伴再添点御寒的被褥。与此同时，在上海，湖润白富榜正式发布。太平洋集团的严介和以125亿元的身价坐上了第一富翁的宝座。80和125亿，这就是我国目前穷与富的鲜明对比！有关资料介绍，目前，中国20%的最贫困人口收入份额只有4.7%，而20%最富于人口收入份额则高达80%以上！ “教育产业化”的政策若不作适当的调整，大学扩招规模越不适度控制，则势必会进一步拉大贫富悬殊。我国古代历朝历代的改朝换代都是因为严重的贫富不均造成的，历史已经证明：当贫富不均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会产生大的社会动荡。 贫富悬殊进一步拉大的直接后果是：一方面导致了社会道德水准的进一步大幅度下滑；另一方面是导致了犯罪率的不断上升。调查表明，现在人们社会安全感普遍降低。 二是，现在的种种迹象已经证明，“教育产业化”的政策是一种杀鸡取卵的手段
政府实施“教育产业化”的原意是刺激消费，也就是说让百姓把存在银行里的钱拿出来消费，降低居民储蓄率。但是十分遗憾的是，近年来中国的储蓄率反而越来越高，已经达到了45%的高水平！而美国的储蓄率只有2%。连中央银行行长周小川都不可思议地说：“总不能再高到50%吧？”我的观点是，如果不尽快采取调整措施，不久以后会一定超过50%！富人们把钱存到银行的原因很好理解，那就是富人的钱多得花不了了，也就是说富人的消费水平已经达到了饱和状态。穷人和社会中间阶层的人为什么不敢消费？在这里先探讨一下美国人为什么敢消费，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据统计，美国人2004年的税后收入大约为86470亿美元，而当年就花掉85320亿美元，它们存入银行的钱很少，储蓄率只有1.3%。也就是说，美国人挣100美元只存进银行1.3美元。美国人之所以敢如此“挥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在花钱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对绝大多数的美国家庭来说，退休之后可以领取退休金和社会保险金；生病住院有完善的医疗保险制度和政府救济制度；失业可以领取数额十分可观的救济金；孩子到公立学校上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家庭不用掏一分钱；孩子上大学可以先贷款后换钱，孩子大学毕业后靠自己的能力就可以在短时间内换上银行贷款。也就是说，美国人没有必要为将来退休、看病、以及孩子上学等问题村很多的钱。目前中国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的人口覆盖面只有百分之十几，城镇人口不足50%，农村人口基本上没有覆盖。这样一来人们就必须通过储蓄相当多的钱用来养老和应付意外的病灾。“教育产业化”政策又导致了教育费用的大幅度攀升，这样一来，每个家庭在养老资金和医疗保障资金以外，还必须存储相当多的资金应付孩子上学的费用。这就是中国人不敢消费的根本原因！！ 人们不敢消费的后果是导致经济增长迟缓，长期不敢消费的恶果是导致经济危机！现在的某些自以为是的所谓的“经济学家”早已把马克思著作抛进了垃圾堆，已经忘记了“经济危机”这个词语的含义，而事实上我国已经走到了经济危机的悬崖边！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周期爆发的“生产过剩”的危机。危机一到，大批商品找不到销路，生产下降，工厂停工，工人失业，整个社会经济陷入瘫痪状态……我们现在所有的商品都出现了供过于求的局面，各种商品应有尽有，但是由于贫富悬殊越来越大，相对贫穷的人越来越多，从而使社会购买能力严重降低，“生产过剩”的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这正是经济危机到来的可怕的不祥预兆！！！ 三是，加剧了社会不公现象
现在的社会现实是，一方面：每年亿万富翁、千万富翁层出不穷，很多富人和有权的人的孩子虽然学习成绩不佳，虽然能力有限，但凭着金钱和权力高高兴兴地进了大学，在大学里混了一张文凭以后，又凭着金钱和权力安排了优厚的工作。另一方面：很多学习成绩优异的孩子因为家庭贫穷而失学，丧失了接受教育的权利。每一个公民有平等的享受教育的权利，这才是公正的社会。平等地接受教育是民主国家保证的基本的人权之一，但是在目前我国，许许多多的孩子因为家庭贫穷而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权利…… 四是，大学生就业难的压力已经使很多大学生产生了十分严重的心理障碍
前不久我从媒体惊悉广州市某大学一周之内有４位大学生自杀身亡，我在感叹生命脆弱的同时，就大学生自杀现象进行分析，发现近几年来我国大学生自杀现象呈愈演愈烈的趋势。仅仅对近年北京高校大学生自杀的不完全统计，就可以发现以下触目惊心的结果：2003年12月6日中国人民大学一男生留下遗书，赤裸跳楼身亡；2004年4月16日北京师范大学一名研究生跳楼自杀；2004年5月18日中国政法大学男生半夜跳楼自杀；2004年7月1日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管理系一研二女生坠楼身亡；2004年7月15日北京大学医学部一名大二女生从宿舍楼九层跳楼身亡；2004年8月30日北京师范大学地理楼前一女研究生坠楼身亡；2004年9月15日北京理工大学经管学院一新生在教学楼跳楼自杀；2004年9月22日北京大学女博士从13楼坠下身亡；2004年11月7日北京林业大学18岁女大学生先割腕后跳楼自杀身亡；2004年11月11日北京师范大学一毕业生不堪就业压力自杀；2004年12月19日中国矿业大学一名21岁的女子在科技楼坠楼身亡；2005年2月18日中国传媒大学一女研究生在家中跳楼身亡；2005年4月22日，北京大学一女生在理科2号楼跳楼；2005年5月3日，紫竹院南路4号院内一来京找工作的女大学生从五楼跳下身亡；2005年5月7日，北京大学数学系博士跳楼身亡；2005年5月13日，北京大学医学部大三学生张金金在成都双流机场跳天桥自杀……根据北京联合大学信息学院02级学生程小龙对大学生自杀状况的调查，他在北京联合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和北京化工大学发放了200张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6%的大学生曾经有过自杀念头。根据上述的数据可以推知全国大学生自杀现象已十分普遍，由于高校通常对大学生自杀的消息进行封锁，因而大学生实际自杀的人数要远远高于新闻报道的数字。因此大学生自杀问题日益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另据《中国青年报》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14%的大学生出现抑郁症状，17%的人出现焦虑症状，12%的人存在敌对情绪。 我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促使大学生发生心理障碍的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一个无庸置疑的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就业难的思想压力。就业难的思想压力使一部分大学生产生了自卑、悲观、焦虑等心理，这些不健康的心理因为得不到及时调理而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 大学生是知识层次最高的年轻的社会群体，如果这个群体的心理长期发生障碍而得不到有效的调理，那么就会对中华民族的未来产生严重的不利的影响！ 很多官员和所谓的学者对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发表了诸多冠冕堂皇的“高见”。但我认为，不管怎么说，让学生的家长掏出了通过省吃俭用积攒的巨额的血汗钱给了大学，但是大学培养出来的是有知识的失业者，大学断送了很多鲜活的年轻的生命！这就是对大学生和大学生家长的极大的不负责任！是对大学生和大学生家长的丑恶的欺骗！所以我强烈呼吁：必须立即停止“教育产业化”的错误政策，必须立即压缩高校招生规模，必须对高等学校进行一次革命性的整顿！ 我希望某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不要光在书房里胡思乱想，不要只用两个愚蠢的眼睛盯着老百姓的腰包，信口雌黄地为政府出馊主意，而应该走出书房，观察社会，了解人民的疾苦，倾听了解人民的呼声，为政府决策当好合格的参谋和助手。只有这样，才能不被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那样的学者嗤笑……
某些高校只爱金钱不爱人
本应该成为中高级技工的人才之所以变成了“现代盲流”，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教育产业化”政策使某些高校只爱金钱不爱人。 某些高校是在怎样办学的？最有发言权的自然是大学生，我通过调查和媒体上了解了很多大学生对高校的各种看法，现摘录一部分： 大学生A说：“其实大学生不好找工作也不能全怪社会。我觉得自己在大学里也没学到什么真东西！大学教的是一套，社会需要的又是一套，这个矛盾不解决，大学生找工作以后更难。”
大学生B说：“在大学里学的是套，而社会上需要的又是另一套，我们的前途在哪里？”
大学生C说：“我觉得是中国的大学与市场严重脱节了，.看看现在大学的老师把，他们平时除了了在外面想方设法地捞钱，还做过什么？学校除了收钱，想法设法弄学生的钱还会做什么？”
大学生D说：“我们平时在学校除学习了又在做什么呢？大多数时间都在做一些无聊的事情。我们没有去接触社会，以至于一下子要我们进入社会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学校应该尽量给我们提供实习的机会，让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能够经常接触社会，这样我们才不会在这个时候不知所措。我们的教育体制不象国外的样子，他们的学生平时都是经常去一些单位实习，单位也往往乐于接受他们，而我们的学校却往往不能把我们介绍出去实习。国外的学校强制性地要自己的学生出去实习，而我们的学校呢？却似乎从来没有给我们提过什么醒。”
大学生E说：“大学你真正学到了什么呢？本已育人为宗旨，现在变成了商业性质。”
大学生F说：“现在读大学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用的。首先大学扩招后，现如今绝大多数大学不是以育人为目的的，国家既然将大学产业化，那么，作为资本必然是以逐利为目的，所以表现在教育上就是急功近利和浮躁，所以现在所有的学校不是在规划为社会培养人材而是在规划怎样将学校升级，从而为学校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所以扩招后，大学生是多了，但其基本素质确降了，在大多数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而培养费居高不下的情形下，最终将会导致有钱人读大学，而绝大多数家庭将放弃子女在求学中的投入，从而从根本上损害整个教育，形成新的读书无用，妨碍国民素质的提高。”
大学生G说：“在就业的竞争中，关键是能力问题，是金子总会发光，有实力才是最总要的。如今的社会需要的是高素质精英，然而大学教育模式仍然停滞不前，不能适应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其结果是浪费国家资源，浪费年轻人的青春。国内大学如此之多，却没有几所是有存在的意义的，希望大学办学要有责任感，不要像养鸭子一样，赶走一群，再养一群，好像不出什么差错就已经万事大吉。希望有一个能促进大学间良性竞争的机制，使各大学更重视培养实力型人才，发挥中国这个庞大的高校群体的作用。”
大学生H说：“现在的大学冠冕堂皇地说什么‘宽口径、厚基础’，结果浪费我们宝贵的两年去学了一推毫无用处的公共课，一些平时学不到什么，最后要考试的时候随便背背应付了算的科目，最后我们都成了厚基础不务实务的废物……” 大学生I说：“大学生就业困难是中国社会特有的国情造成的，是一种非正常的、畸形的现象，原因有很多种，但是许多人说的扩招却不是根本原因，大规模的扩招确实可以造成鱼龙混杂，使许多低素质的学生进入大学，但是如果大学实行的是像国外那种‘宽进严出’的体制，那些低素质、混日子的学生同样无法毕业，而真正拿到毕业证的学生则是真才实料，从而从根本上杜绝了大学学历水份过多的现象。”
大学生J说：“我觉得高校的教育体制才是根本原因，现在普遍存在教育与实际严重脱节，重理论、轻实践；教材编制大大落伍于时代发展，以经济学为例，当国外已经发展到了资本运营的高级商业模式时，中国的教材却还停留在极其低级的阶段，八十年代的案例或是小作坊式的经营案例在课本中随处可见；教育方式还停留在原始的填鸭式教学，不能启发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许多著名的跨国公司在招聘时就曾经直言不讳地表示虽然中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数量庞大，但是符合他们标准的只有不到0.5%，一家著名的物流公司甚至自己出资，花费一到两年时间培训招收进来的大学生。中国在学费、招生上采取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模式，而在教育体制等方面却依旧在重复以前的老路，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做法在对接时产生了激烈的碰撞，中国社会微妙的政治大环境和仍处于原始阶段的经济体制，又从客观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学生就业难’正是这一现象的畸形产物。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可以预见的是，这种非正常现象在短期内绝对不能得到缓解，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大学生k说：“为什么找不到工作了，是上大学无用吗？还是教育产业化的结果？为收钱而扩招，使教育成为商业的买卖，来认证教育的成败。而不管市场的需求，专业可用？只管赚钱，这样上学有用吗？当然无用！读书无用是自然的。”
大学生L说：“为什么找不到工作了，是上大学无用吗？还是教育产业化的结果？为收钱而扩招，使教育成为商业的买卖，来认证教育的成败。而不管市场的需求，专业可用？只管赚钱，这样上学有用吗？当然无用！读书无用是自然的。”
大学生M说：“高校扩招，要数量不要质量。”
大学生N说：“我是物理系的，培养的目的是为国家输送科学研究人才。但是最后我们班只能有20%进入科研机构。不知道学校招那么多人干什么？这是我们的问题吗？想当初，有几个高中生对大学很了解呢？还不是看哪个专业名字好听点，现代点就报什么专业，谁知道那些专业的毕业生去向是什么样的。这是我们的错吗？这是我们的错吗？这是我们的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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