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把《剖析李洪志的欺世谎言》（现更名为《二十评李洪志》）在我的网站发表以后，“法轮功”邪教组织就没有停止过向我的电子邮箱“传法”，刚开始我还有兴趣与他们辩论。但当他们在他们的地下报纸和“明慧网”上公然采用无中生有的伎俩侮辱我的时候，我才明白，与“法轮功”邪教徒讲道理，那纯是对狼弹琴，于是每当我受到李洪志“传法”的电子邮件，我就立即采取“垃圾邮件防护墙”措施，并删除。但无耻的“法轮功”邪教组织很狡猾，经常更换电子邮件地址，所以我还是经常受到李洪志的“传法”邮件，没办法，我也就只能不断地重复着采取“垃圾邮件防护墙”措施。前不久我又收到了内容为“九评共产党”的“传法”邮件，我一看题目就采取“垃圾邮件防护墙”措施。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在很长时间内都是同有内容的“传法”邮件，久而久之，我又有了好奇心，我想，是不是李洪志找到了高水平的理论家？于是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终于静下心来读完了“九评”全部内容。原来“九评”的作者不过是李洪志花钱雇用的不学无术的三流文痞（以下简称“九评文痞”）。当我看到九评文痞用极其下流的语言丧心病狂地咒骂共产党，侮辱农民、工人的时侯，我觉得不能再沉默了。九评文痞的无耻下流之言，不值得一驳，所以我决定仅将九评文痞的愚蠢告诉大家。九评文痞的用心有两个：一是败坏共产党的声誉，二是讨好李洪志。但由于九评文痞的愚蠢，所以一次次弄巧成拙了。“九评”处处充斥着九评文痞的愚蠢，在此我仅仅选了十七大愚蠢：

第一大愚蠢——不择手段地歪曲中国传统文化

九评文痞为了给“法轮功”披上一件文化皮，采用不择手段的伎俩歪曲中国文化。九评文痞不知羞耻地说：“佛家和道家的思想是传统文化‘出世’的部分。佛、道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影响可以说无处不在，与道家思想渊源甚深的中医、气功、风水、算卦，以及佛家天国地狱、善恶报应等思想与儒家伦理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唐代的鼎盛时期，佛家思想、基督教和其他西方宗教都可以与道家思想和谐相处，真正的传统文化对于现代西方文明也必然保持开放和包容的姿态……”我虽然不敢狂言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在哪里，但我清楚，中国最灿烂的文化时代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共同创造了这个灿烂的时代，而儒家、道家思想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况且，当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改革家管仲（~公元前645年）以自己的杰出才华和卓越政绩为中华古代文化增光添彩的时候，释迦牟尼（公元前565～486年）还没有出生！我在《二十评李洪志》中已经说过，中国是对佛教进行了全面改造以后接受了佛教，而不是以“开放和包容的姿态”。据历史记载，在唐朝，还没有出现除佛教以外的其它西方宗教。后来进入中国的西方宗教，官府和国人也不是采取“开放和包容的姿态”。后来第一个进入中国的西方宗教是犹太教。十二世纪宋代，一些犹太人来到我国的经济文化中心首都开封，设立教堂，传授犹太教，他们还给犹太教取了一个神秘而又好听的中国名字“一赐乐业教”，但没有多少人接受，于是犹太人灰溜溜地走了。为什么传统文化不以“开放和包容的姿态”接纳犹太教？明末万历年间（1573年以后），一些基督教传教士来到我国传教，但受到了人们的冷遇，于是他们用眼镜、钟表、药品等西洋产品贿赂朝廷官员和皇帝，于是马窦、南怀仁、汤若望等一些有名的传教士得到了一部分接受了贿赂的朝廷官员和皇帝青睐，但还是受到绝大多数官员和老百姓的抵制。后来清朝的雍正皇帝一道圣旨把所有的基督教传教士都赶走了。为什么传统文化不以“开放和包容的姿态”接纳基督教？

九评文痞为了给“法轮功”披上一件文化皮，居然采取颠倒历史黑白的卑鄙伎俩，这种无耻的小伎俩只能蒙骗一些不学无术的愚昧的人，而绝大多数了解中国历史的炎黄子孙却因此进一步看清了李洪志及其走狗的丑陋的本来面目，所以说这是九评文痞的一大愚蠢。

第二大愚蠢——从历史的垃圾堆里又捡出了庸俗天命论的破烂货

九评文痞又不知羞耻地说：“传统文化是敬畏天命的，孔子认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九评文痞为了兜售天命论的破烂货，“聪明”地打出了孔子的招牌。事实上的孔子崇拜庸俗天命论吗？

春秋时期是中国社会处于新旧交替的大动荡大变革时期。“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周天子名存实亡，天下出现了诸侯争霸、大夫擅权、陪臣执国命的混乱局面。孔子正处于“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史记·孔子世家》）、“王纲解纽”、“礼崩乐坏”的春秋晚期，是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大裂变大冲突大组合的时期，是对三代以来神权政治观念、人文思想进行理性检讨和反思的时期，同时也是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时代。在这一历史转型时期，涌现出了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如齐之管仲、晏婴，郑之子产、邓析，鲁之孔子，楚之老聃、范蠡，齐之孙武，宋之墨翟，等等。他们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及政治立场，对传统与现实进行了理性的检讨和深刻的反省，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改造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法律、道德的方案，成为中国“轴心时期”政治、军事、思想领域最早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他们以自己的政治智慧和才智为中国源远流长的政治思想文化增添了绚丽的光彩，为中国早期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深厚的思想基础。而孔子以其关注问题的全人类性，以其思想的包容性、普适性而成为这一思想群体中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天命论，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种：即神学决定论、道德决定论和自然决定论。我在题目中所说的庸俗天命论就是指神学决定论。在殷商统治者那里，天命被用来解释现存政 权及 君主权力存在的合法性与至上性，属于典型的神学决定论。西周时期，在价值层面上，已经开始了由神学决定论向道德决定论的过渡，从神学政治框架中已经突涌出人性、道德的内容，但仍以神学决定论形态为主，道德决定论只处于附庸的地位。自西周末年以来，随着恨天、骂天思潮的出现，传统的天命价值观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特别是春秋中后期以后，神学、道德决定论在社会政治舞台上互相消长，扮演重要意识形态角色的同时，从其母体中衍生出第三股趋向——即向自然决定论转换的趋向，这一方面表明了人类对自然现象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同时也表明了人的主体意识的进一步加强。因此，重新评判和估价传统的天命观已成为春秋时期鲜明的思想潮流之一。但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当时绝大多数人的思想观念里仍然笼罩在浓郁的天命鬼神形态中，一般人只能在现存的思想观念形态中思考或行为，要轻易怀疑或否定它简直是不可能的。孔子对天命鬼神观念是由信奉变为怀疑，由怀疑直至超越，由神学、道德天命观向带有自然倾向的天道观念转化，不但是对殷周以来天命神学的改造与创新，而且还表现出了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无畏的思想品格。

天命虽不是孔子政治思想的主要范畴，但它对了解和把握孔子政治思想之内在本质却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孔子对天命的理解和体认，是在对殷周时期对天的基本价值观批判继承与创造发展的基础上完成的。孔子的天命观虽存在着前后不一致的矛盾，当我们把孔子的天命观放在一个发展变化的思想背景下，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而不是静止的固态的眼光来看待这种矛盾时，就会对孔子的天命思想有一个历史的把握和合理的诠释。孔子曾对殷周以来的天命思想深信不疑，他关于天命的用语和表述，还明显带有殷周天命论思想的痕迹和影响，这与他早年所受的文化熏陶及仕途多舛、经历坎坷有关。孔子幼年就“多能鄙事”、并“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孔子认为天是有意志的人格力量，具有主宰一切的伟力，孔子相信人的命运都是天命安排的，并借子夏的话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还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在孔子看来，一个人贫贱富贵夭寿完全与天命有关，绝非芸芸众生之力量所能改变，孔子认识到人的生命中潜藏着某种人事所无能为力的客观限制。正因为天是有意志有威严能主宰操纵一切，若获罪于天，即使祷告也无补于事；这一时期孔子对天命还完全沉浸在盲目的崇信意识中，在心理层面上完全接纳了殷商时期的天命价值观，他所标榜的“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与商纣王“我生不有命在天”在思维路径上可谓如出一辙，毫无新意可言。然而孔子虔信天命，天命并没有给予他应有的回报。相反，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孔子对天命有了新的思考，陷入了深深的肯定与否定、笃信与怀疑、崇拜与理性的矛盾冲突之中。“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祗，’”子曰：“丘之祷久矣。”（《论语·述而》）“有诸”的反问及“丘之祷久矣”的慨叹，透露了孔子对天命矛盾犹豫怀疑的心理，与孔子曾经对天命的深信不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特别是其弟子颜渊与子贡的不同命运遭际（颜渊遵天命，却穷困潦倒；子贡不受命，却财货满箧），更加深了孔子对天命的怀疑情绪。若孔子对天命的疑虑仅此为止，则孔子在天命观上并没有任何新奇创新之处，而只是在重复、重弹殷周以来的天命观老调而已，并没有跳出殷周天命思想的藩篱。孔子之为孔子就在于他毕竟是站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家，他睿智独到的思想智慧使他在对传统的天命观进行怀疑的同时并没有沉溺纠缠于天命观，没有局限在怀疑传统天命思想的范围内不能自拔，而是在借鉴春秋时期自然科学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及其他各派思想发展的基础上，从此不再言说天命如何如何，不再把天命作为言说的重点，而是对自己的思想辐射点做出了重大抉择，实现了价值层面的两大重大转向：一是超越殷周以来天命具有权威和人格力量的层面，初步完成了由旧的天命观向自然天道观的过渡和转换（尽管这种转换是非常不完善不彻底的）；二是超越殷周以来的神权政治框架，初步完成了由天命神学向人学（现实人生、人道）、由外在向内在、由彼岸向此岸方面的价值转换。正是由于孔子完成了这两项价值观的转换，他的恢弘广博的理论体系皆由此价值转换的基础上衍伸推展而来，从此奠定了他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不朽功勋和地位。但是，应该指出的是，由于思想体系的限制，孔子对自然现象（天道）并没有做过多的探究，而是把全部理论热情转向了社会人生（人道）方面，因此，孔子的天命观尽管已经出现了向自然天道观的转换，但这种转换还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彻底性，还带有很大的思想局限性，处处显示出信仰与理性的矛盾冲突。可以说，直到战国末期的荀子，才最终完成了由天命向天道的形态转换。相反，孔子对社会人生（人道）方面的思考和观察则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自孔子开始，天命鬼神被悬置起来，天命、鬼神不再是关注的焦点，不再是支配一切的人格神，人们只是偶尔把天命鬼神作为一种形而上的思想背景和价值依据，采取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态度。人们把关注的重心由天命鬼神转移到了社会人事人生（人道）方面，并在人道领域提出了一系列震古烁今、具有永恒价值和意义的概念和命题，一系列影响中国政治思想数千年的思想观念和政治主张，使儒家最终没有走上宗教之途，完成了儒家政治理论的一个重大价值转折，成为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发展演进的一大里程碑。诚如牟 宗三 先生所言：“孔子在《论语》里，暂时撇开从天命天道说性这一老传统，而是别开生面，从主观方面开辟了仁、智、圣的生命领域；孔子未使他的思想成为耶教式的宗教，完全由于他对主体性仁、智、圣的重视。这是了解中国思想特质的最大窍门。”以至于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人们还认为，要解决一系列社会现实问题，还必须回到孔子时代，从孔子思想中汲取思想智慧。

孔子天命观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体现在他对鬼神的态度问题上。孔子的鬼神思想与其天命思想一样，同样存在着前后不一致的矛盾。在孔子所处的时代，很多人鬼神的存在，鬼神迷信思想还是社会上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一。由于人们认识水平的局限，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一切无法解释的现象统统归之为鬼神。那么，应如何评价孔子对“鬼神”的态度?孔子对鬼神的态度，最容易引起歧义的是两段话：一段是“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有些学者据此来证明孔子具有无神论思想倾向。还有一段是“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实际上，这两段话并不能证明孔子不信鬼神，由于历史的局限，在孔子时代要做到完全不信鬼神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这两段话只是表明了孔子对鬼神摸棱两可的态度而已。孔子对鬼神存在与否采取的是一种非常理智的态度，一种信仰而非拒斥的姿态。他既不盲目肯定，也不盲目否定，既要诚敬严肃不能亵渎，又不可陷溺其中难以自拔，反映了孔子对鬼神的理性的态度。当然还有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孔子一直主张，鬼神问题并不是一个容易弄清楚的问题，因此他对鬼神问题是慎之又慎，不随意回答（见《论语·述而》）。对千百年来作为一种人们普遍心理认可的鬼神的存在，孔子在无法证实或证伪的情况下采取了“阙疑”的态度，可以说是一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的实事求是的实证态度。他认为，对待鬼神，最明智的处理方法就是“敬而远之”、“祭神如神在”，这一话语把孔子那种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展露无遗。或许，孔子通过对三代思想文化的整理和研究可能已经完全意识到鬼神迷信的不可信，但他为了使自己的思想言论通行于世而又不可能采取非常过激的方式，于是，孔子便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摸棱两可的态度来对待鬼神之事，当季路问事鬼神之事时，孔子不直接给予回答，而是以反问的方式回避了问题，孔子的回答显然不能使季路满意，他更深一层追问：人死之后又如何？孔子仍旧以同样的方式予以回答，指出要关注人生之事，而不要一味追究人死之事（参见《论语·先进》）对子路试图通过祭祀鬼神来医治自己疾病的想法也以“丘之祷久矣”（《论语·八佾》）给予了否定。这一模棱两可的话语及态度为后世理解孔子的天命鬼神思想留下了极大的争论空间和思想空间。孔子对鬼神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是受到在他以前的了坚定的无神论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影响。如，鲁桓公六年(前712)楚武王侵随,季梁对随侯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鲁庄公三十二年(前662)据传有神降于虢国莘地,史嚚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孔子并没有陷泥于“鬼神”有或无的泥潭，以至避免了像中世纪西欧神学家、哲学家们花毕生精力讨论所谓“针尖上可以站几个天使”、“上帝到底是几天把人给造出来的”这类问题的发生，而是让人们首先考虑“人事”上的事情，孔子主张智者应把“务民”之事放在首位，而不可把主要精力放在鬼神之事上。其“敬鬼神”最终落脚于“人道之所宜”，落脚于世俗道德实践上，这正是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奥秘所在。自孔子以至荀卿、韩非,他们的政治学说都建筑在人性上面尤其是儒家，把人性扩张得极大。他们觉得政治的良好只在诚信的感应；只要君主的道德好臣民自然风从，用不到威力和鬼神的压迫。这叫做“德治主义”。这种人本主义的传统在思想观念上起着抵制、消解宗教和宗教思想的作用，限制了宗教在中国的发展和影响，使得任何宗教在中国都不可能在政治上、思想上占有统治地位，任何宗教和宗教信仰都不可能超越居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上。

现在已经不难看出，九评文痞的这一愚蠢表现在，他们根本不真正了解孔子的思想。他们的叫喊的庸俗天命论是从殷商统治者那里捡来的神学决定论。九评文痞举着孔子招牌叫喊庸俗天命论，这种无耻的小伎俩还是只能蒙骗一些不学无术的愚昧的人，而绝大多数了解中国历史的炎黄子孙却因此又进一步看清了李洪志及其走狗的丑恶的本来面目，所以说这又是九评文痞的一大愚蠢。

第三大愚蠢——不知羞耻地又举起了“君权神授”的肮脏旗

九评文痞不知羞耻地说：“传统文化中包含‘有神论’和‘天命论’。承认天命就得证明自己是‘有道 明 君’、‘奉天承运’；承认有神论就得承认‘君权神授’……”

周王朝的统治思想中最具影响力的一大特点是“天命论”。就是把“天”视为有意志的最高神，王权乃是天所授予，这样就为王权统治找到了神学依据，从此，神权政治成为统治理论的先验前提。而战国之后，许多布衣策士开始出将入相，礼崩越坏的乱世局面令“天命论”不攻自破。秦王朝在其短暂的统治中，也未将“天命论”过分提倡。到了汉武帝时代，权力钻营高手董仲舒又重提“天命论”，并将其理论化、规范化，明确提出君权神授的马屁理论。这样就使朽烂的周朝观念重获生机，并赖此泛滥开去，影响朝野两千年。所以有许许多多的封建帝王在泰山留下了一幕幕“封禅泰山”的闹剧，我在《二十评李洪志》中已经对此进议论过，现将那段议论照搬到这里：

如果你登过泰山，你就会发现许多装神弄鬼的昏君留下的千古笑柄。在石经峪的一条飞瀑下，在一片一亩多大的整块石坪上，刻上了一部《金刚经》，经历了千百年风风雨雨，仍然完好无损，这就给泰山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自从秦始皇发明了把玩泰山称作“封禅”，并且堂而皇之地隆重庆典以来，两千多年来，竟然有70多为帝王仿效！封建帝王封禅五岳独尊的泰山，不过是祈求泰山神保佑他们的江山万古长青，不过是借助封禅泰山装神弄鬼欺骗人民。当年，老秦伫立在泰山极顶的探海石上，昂首天宇，信誓旦旦，向泰山神发誓要把他创立的帝业传至千秋万代，可是泰山神并没有保佑他，转瞬间，那万世基业便断送在酒色 暴 君“二世”手里。自命不凡的汉武帝老刘也来到了泰山，他站在泰山脚下，仰望矗立云端的岱岳大观，激动说：“高矣、极矣、大矣、特矣、壮矣、赫矣、骇矣、惑矣。”举行完隆重的封禅庆典之后，他仰首挺胸想抒发一下心中那澎湃的激情，但是他捻断了若干根胡子，也没有从他那武夫的肚子里搜出一点什么文采，只好只在玉皇上竖立起一块一丈多高的灰不溜秋的大方石，片言只语未留，还美其名曰什么“无字碑”！那位“扒灰”高手、和胖妞鬼混连“早朝”都忘了的风流昏君李隆基，却棋高一招，他借助那些无聊的御用文人之手，写下了洋洋996字的《泰山铭》，刻满了四丈多高的一面绝壁，真可谓琳琅满目，蔚为大观，以至于连那刻碑文的无名山峰，也因宠得荣，成了“大观峰”。似乎只要有了那块镏金的大摩崖碑，昏君的小白脸就变成了金脸。从此以后，天下人就称他为“明皇”，可是就是这个装神弄鬼的酒色之徒葬送了开元盛世，唐朝国运从此衰落……老赵发动兵变篡夺了人家的江山之后，好景不长，接着就成了中国历史上 盛产昏 君最多的朝代，传到赵恒之后，即外患内忧，民贫国弱，危机四伏。这个 赵昏 君不学 历代明 君的治国安邦的韬略，却产生了仿效那个“扒灰”高手的想法！奸臣王钦若虽无治国安邦之才，但有察言观色之能，于是他趁机上奏道：“唯封禅可镇服四海”，按历代惯例，必须“四海统一，天下太平”，帝王才有资格封禅泰山，即司马迁所说的“睹符瑞见”。于是， 赵昏 君与他的几个奸臣王旦、王钦若、陈尧叟等人经过一番密谋之后，演出了一幕“流芳千古”的装神弄鬼的闹剧！大中祥符六年（1008）六月初， 赵昏 君派王钦若秘密前往泰山，不几天，王钦若就派人禀报朝廷说：泰山已见祥瑞，乾云观内发现了醴泉，锡山出现了苍龙，泰山上生出灵芝，长出了三脊草（封禅祭祀用的所谓的神草）。这个醴泉是如何出现的？传说痈相王钦若（因其脖子上长了一个大痈而得名）奉命到泰山后，有一天，几个小道士在乾云观北挖土，挖出几枚铜钱，互相追逐抢夺，一枚铜钱滚到一个干枯的石泉内，小道士便竞相挖石取钱，由于震动了积石，涌出了清清泉水，王钦若听说此事后，立即有了灵感，他和乾云观的老道士密谋一番后便创造出了醴泉。原来，王钦若让老道士偷偷向石泉内扔进一些古币、水果，还有几条鱼。又指使老道士散布天降醴泉的奇闻，奇闻迅速传出，观者甚多。王钦若装模作样地请地方官员前往观看“奇观”，王钦若又借机让人品尝泉中水果。煞有介事地说：“此比是盛世祥瑞的吉兆，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圣上要来泰山封禅，泰山之神灵应所致。”于是王钦若立即上奏 赵昏 君。 赵昏 君心领神会，立即下圣旨建造了”灵液亭”。与此同时，王钦若接着又制造了符瑞——天书降于泰山的骗局。根据《宋史》记载：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曾有黄帛一条曳于左承门的南鸱尾上， 赵昏 君说是“天书”，于是改元为“大中祥符”。这次，王钦若又故伎重演伪造“天书”降于泰山。王钦若让乾云观的老道士伪造了黄素书（即所谓的“天书”）偷偷挂在乾云观北面树林的一棵大树上。王钦若立即派人将“天书”送往朝中， 赵昏 君立即编造了一个“夜梦神人秘语泰山将降天书”的谎言，胡说什么“虽蒙神人降告，却不敢泄露，唯谕王钦若秘去泰山敬侯，嘱其发现祥异，火速禀报，今果得天书，正与梦境符合”云云。王旦等奸臣立即奏请 赵昏 君封禅泰山，大中祥符元年七月， 赵昏 君率领文武百官，不远千山万水，车载“天书”，浩浩荡荡东行封禅，走了三个多月，来到泰山。举行完盛况空前的隆重的封禅庆典仪式后， 赵昏 君立即掏出御用文人早已写好的底稿，装模作样地挥毫泼墨，写下了臭名昭著的《登泰山谢天书述二圣功德铭碑》，命人刻于大观峰东壁上，与唐摩崖并列，这就是遗笑千古的“宋摩崖”。那个“扒灰”高手封泰山神为“天齐王”， 赵昏 君则封泰山神为“仁圣天齐王”。第二年，奸臣们又为纪念 赵昏 君封禅刻了“三坛颂碑”，即王旦撰文的《封祀坛颂》、陈尧叟撰文的《封禅朝觐坛颂》、王钦若撰文的《禅社首坛颂》。 赵昏 君为了表彰乾云观的老道士伪造“天书”的功劳，拨巨资改建了乾云观，并将乾云观更名为“天书观”，作为保存“泰山天书”的地方。为了达到欺骗天下人的根本目的， 赵昏 君降旨把泰山降“天书”之日（ 6月6日 ）定为“天贶节”。为了答谢上天赐“天书”的厚恩， 赵昏 君又拨巨资在岱庙内建了一座大殿，取上天赐予之意，命名为“天贶殿”，又命翰林学士杨亿撰写了《大宋天贶殿碑》。大中祥符六年（1013）， 赵昏 君又晋封泰山神为“天齐仁圣帝”……但历来的编造谎言的人都怕遭到后人的唾骂，据说，王旦临死的时候忏悔道：我参与伪造天书之事，我对不起上苍！ 赵昏 君临死的时候也没有忘记留下遗嘱，让他的儿子（宋仁宗）把“天书”殉葬于陵墓，他想以此了结这一幕伪造的历史闹剧。史学家对此嘲弄曰：“呜呼贤哉！”，《宋史》中云：“及山澶渊之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 国 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有 关赵昏 君封禅泰山的石刻，虽然只不过是 赵昏 君和他的奸臣们及那些老道士装神弄鬼的罪证，但也给历史学家研究宋代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这也算是 赵昏 君和他的奸臣们及那些老道士的一点历史“功绩”吧！1983年我登上泰山，当我浏览着那些装神弄鬼的封建帝王留下的千古笑柄时，正当风华正茂、书生意气的我，一时心血来潮，就步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词的韵脚，作了这样一首词：

沁园春

泰山感封禅

春胜十秋，

黄河东去，

岱宗之头。

瞰群山绿遍，

草木尽染；

九天碧透，

涧水奔流。

鹏抟长空，

燕翔山底，

万物韶光皆自由。

苍穹廓，

眺九州大地，

几度沉浮？

多少帝王曾游，

叹往昔悠悠岁月稠。

祈江山万年，

盛世永茂；

不知国气，

衰败难遒，

苍苍泰山，

千古文字，

巍巍古松嘲王侯。

神有否？

到处长流水，

未见神舟。

这些封禅泰山的封建帝王就是通过封禅泰山“证明自己是‘有道 明 君’、‘奉天承运’；承认有神论就得承认‘君权神授’”但给后人留下的是千古笑柄……九评文痞把千古笑柄当作论据，这实在又是一大愚蠢！我不知道九评文痞是否登过泰山，更不知道当他们浏览那些装神弄鬼的封建帝王留下的千古笑柄时，在想什么……

回顾李洪志的所作所为，他的狐狸尾巴是逐渐暴露的。他最先只是举着传授气功不问政治的招牌，继而又打出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招牌，继而又打出了人权的招牌，继而又公开与共产党叫板……李洪志的狐狸尾巴现在终于完全暴露出来了，把以前的各种招牌全扔了，最后一边叫喊着庸俗天命论一边举起了“君权神授”的肮脏旗。原来他把自己美化成大佛、大觉者、大神仙的根本目的是想当中国的“君”！一个连初中科学知识都没有学好的糊涂虫，居然想通过装神弄鬼控制一个正在崛起的科技强国？控制崇尚龙凤精神的炎黄子孙？简直是白日作梦！简直是痴心妄想！简直是不自量力！简直是不知羞耻！

第四大愚蠢——披着“天人合一”的外衣兜售宿命论垃圾

九评文痞理直气壮地说：“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文化的血脉……‘天人合一’代表着我们祖先的宇宙观……”一看这些话，的确有点学者的味道。但接着从“天人合一”的外衣里便抛出了宿命论垃圾：“长江大坝，南水北调，都是准备以万亿计的金钱，图谋改变自然生态……”原来，他们是把三峡工程、南水北调作为攻击中共破坏自然生态的两支“利箭”。

按照九评文痞的“天人合一”的观点，就那是，即使长江洪水把长江下游的人全部淹死，也不能动长江一根毫毛；即使所有的北方人因为缺水都渴死了，也不能随便从南方调水！否则就是违反了天意！我们的祖先是这样理解“天人合一”的吗？

我国近代著名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等科学家研究证实：地球的气候曾发生多次冷暖期的交替变化，从5000年前的仰韶时代到3000年前的殷商时代，正遇上了地球变暖的时期，气温高、降水多是这个时期的气候特点，这个特点决定了洪水灾害频繁。世界上的许多古代文明就是毁于频繁的洪水灾害。我们龙的传人之所以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的祖先以大无畏的精神和智慧治理洪水灾害。

我在《二十评李洪志》中讲述过女娲补天的神话故事。女娲时代的洪水泛滥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在那个时代所有的外国古人的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的祖先因为得到了神的恩典才在洪水灾难中幸运地逃生了。这就表现了外国古人对洪水灾难的恐惧和无奈，因此加剧了对神的崇拜。女娲补天的神话则表现了我们的祖先与神斗争、与洪水斗争的顽强的精神。

女娲治水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后人勇敢地与洪水斗争。在中国民族的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治水英雄。大禹就是女娲之后的治水英雄的第一个杰出的代表人物。在我国，大禹治水的故事家喻户晓，不仅山东潍坊流传着大禹治理潍水的神话故事，不仅不仅潍坊有禹王台，很多地方也流传着大禹治水的故事，也有禹王台。

孔子就是从大禹治水的方法中悟出了“中庸之道”，又反过来指导了后人治水。孔子认为，“中庸”是处理问题最好的方法，所以强调“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所谓“中”，指“正道”，其反面是“过”和“不及”，二者都是走极端的邪道。“庸”即常，常道，指规律。“中庸”指办事要切合时宜，把握分寸，实事求是地选择能够中道的好办法和解决问题的好途径。孔子以“中庸”为处世要旨，强调人们在思考判断问题时要“执中”。后世儒士把中庸之道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秘诀。孔子的中庸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呢？孔子是在总结大禹父子治理水患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产生中庸思想的。尧命大禹的父亲鲧治水，鲧一味采用“堙”(土挡、堵塞)的办法，结果治水九年不但没有制服水患，反而造成了更为严重的水灾，于是被尧的继承人舜王斩首。鲧死后，禹继承了父亲的治水事业，并吸取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改用以疏导为主的办法，结果取得了成功。到了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堤防已普遍存在，且已成为人们与洪水斗争的主要手段。有了堤防，遏制洪水的主动性大大增强了。由治水过程中鲧的“堙”，到大禹的“疏”，再到春秋时“堤”的大量出现，标志着治水理论和技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堤”也是“堙”，但堤防的“堙”与鲧采用的“堙”有本质的区别，是从单纯消极的防洪进入到积极防洪的飞跃。同时，“疏”与“堙”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采用哪种治水方法为主，要因时、因地制宜。治水理论和实践中呈现出的“堙——疏——堤”的辩证发展过程，这就给孔子的理论思考以极大的启迪，使他深刻认识到：人类要改造自然，必须优选成功的正道。这就为“中庸”方法论的出台开拓了道路。另外，历史上周厉王采取堵塞民口的“弥谤”政策，导致于无声处突起惊雷，国人暴动的事实，使孔子从中得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流尚不可塞，民口岂能去堵的警示，于是促使孔子提出了“中庸”思想。孔子多次赞颂大禹治水为民造福的伟大历史功绩，缅怀他“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论语·泰伯》）”，一心扑在治水事业上的奋斗和奉献精神，并奉大禹为“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的仁人、圣人。这一方面表达出孔子对大禹的无限的敬仰之情，也说明孔子把除水害、兴水利的治水活动视为治国安邦的大事。

在我国还广泛流传着一个治水英雄的神话，那就是李冰和他的儿子的治水神话。历史上许多典籍记载了许多李冰和他的儿子的治水神话。传说在战国末期秦昭王时代，李冰被派往蜀地作太守。他一到任，就听说蜀地泯江水的水神贪淫好色，每年都要选娶两个年轻的姑娘做他的新妇，稍不遂意，便兴波作浪，为害人民。李冰得知这一情况后，便下决心要为当地人民除害。《太平御览》卷八八二引汉代应劭的《风俗通》记述了“李冰斗犀牛”的传说：“秦昭王伐蜀，命李冰为守，江水有神，岁取童女二人为妇，主者自出钱百万以行聘，冰曰：‘不须，吾自有女。’到时装饰其女，当以沉江。冰径上神坐，举酒酹曰：‘今得传九族， 江 君大神，当见尊颜，相为敬酒。’冰先投杯，但澹淡不耗，厉声曰：‘ 江 君相轻，当相伐耳。’拔剑忽然不见。良久，有两苍牛斗于岸。有顷，冰还谓官属令相助曰：‘南向要中正白是我绶也。’还复斗，主薄刺杀其北面者，江神死，后无复患。”这是李冰诛除泯江水神的最早传说。稍后一些，便演化为李冰入水斗蛟的传说：“李冰为蜀郡守，有蛟岁暴，漂垫相望。冰乃入水戳蛟，己为牛形，江神龙跃，冰不胜。及出，选卒之勇者数百，持强弓大箭，约曰：‘吾前者为牛，今江神亦必为牛矣，我以大白练自束以辨，汝当杀其无记者。’遂吼呼而入。须臾，风雷大起，天地一色。稍定，有二牛斗于水上。公练甚长白，武士乃齐射其神，遂毙。从此蜀人不复为水所病。”《灌志文征》卷五《李公父子治水记》：“秦灾蜀，秦王命李冰为蜀郡守，二郎亦偕其父同至蜀。时蜀地多水患，二郎奉父命往寻洪水祸源，思有以治之。二郎跋山涉水，自秋徂冬，从冬及春，沓无消息。一日入山林，遇猛虎，二郎射虎死，方割取虎头。七猎人出，二郎举虎头示之，七人咸惊。乃求共往侦水患，二郎允之。遂同至灌县城边一小河，闻茅屋内有哭声，觇之，乃老妪哀其幼孙将往祭水怪孽龙者，知洪水患害，乃在于斯耳。遂与七人同往白父，李冰授以擒龙之法，众人依计而行。至祭日，二郎持三尖两刃刀，与七友同入江神庙，伏神座后。顷之，孽龙随风雨入庙攫祭物。二郎率七友遽出，齐战孽龙，龙不支，窜出庙。四山锣鼓喧天，人声如潮。龙惧入水，二郎与七友亦俱入水；龙上岸，亦俱上岸，遂擒孽龙。二郎与七友斗疲，暂憩于王婆岩下，而置龙于河中。河有龙洞，通崇床州河，孽龙乃伺机逃。二郎以三尖两刃刀置河上，倾耳近柄而听之，惊曰：“龙遁矣！”乃与七友急往觅龙，终复擒之于新津县童子堰。方返至王婆岩，遇前日茅屋泣孙老妪，持铁锁链来谢赠之。二郎即以此锁链锁孽龙，系之于伏龙观石柱下深潭中，后遂无水患。”

据史料记载，公元前三世纪，战国末期秦昭襄王时，李冰出任蜀郡大守。那时，岷江每年都要发生洪涝灾害，人民深受灾害之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李冰带着儿子二郎等人，沿岷江考察，终于搞清了水患的成因。原来，每年春末夏初的岷山积雪融化，雪水汇入岷江，导致岷江涨水，进入灌县以后，江水冲决堤岸，淹没农田、村庄，而汛期一过，人民又遭受干旱之苦。为了解决水患与灌溉成都平原，李冰采用火烧岩石，再泼凉水使岩石爆裂的方法，组织百姓在灌县东边的玉垒山脚下凿开了一个口子（即宝瓶口），又修一段河道，把岷江与沱江连接起来，从而把岷江之水引向了成都平原。因为宝瓶口地势高，分流的岷江水太少，李冰又在江心筑一个分水堤，把更多的岷江水引到宝瓶口来。筑分水堤时，为了解决单块卵石被水流冲走的问题，李冰让人们把卵石装入竹篮内，依次沉入江心，一道分水堤就这样筑起来了，这道分水堤被称为金刚堤。金刚堤的东侧称为内江，江水经宝瓶口流入成都平原，西侧为外江，江水仍从岷江故道流走。为了适应岷江流量的变化，洪水来时不让太多的水流入成都平原，李冰又在分水堤尾向内江岸边修建了一道飞沙堰，起泄洪排沙的作用。当内江水太多时，多余的江水就从飞沙堰上漫出外江。为了避免泥沙淤积在飞沙堰前，李冰十分巧妙地让飞沙堰与江水流向之间有一个夹角，使得水流在这里产生漩流，江水中的泥沙、卵石就被卷起来越过飞沙堰抛入外江。宝瓶口、金刚堤、飞沙堰构成了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三大主体。为了保证工程的长期正常运行，李冰还制定了一些有关使用和维护的规则。为了观测和控制内江水量，又雕刻了三个石人，置于水中，让人们知道“枯水（低水位）不淹足，洪水（高水位）不过肩”。还雕刻石马一匹沉入江心，以此作为每年最小水量时淘滩的标准，并把“深淘滩、低作堰”的要求刻在江边的石壁上。这就是造福后代的著名的都江堰治水工程。

《史记》对都江堰工程作了这样的记载：成都平原从此“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2000年，都江堰被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并评价都江堰为全世界至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为了纪念李冰父子，人们在都江堰东岸建起了气势恢弘的二王庙。传说 阴历6月24日 、26日分别是李冰父子的生日，每到这几天，都江堰都会出现以纪念李冰父子为主题的庙会。近几年来，前来祭祀的人们有时高达10万，媒体曾这样描写当时的盛况：从二王庙到安澜桥（都江堰处的一座铁索桥）几百米的范围内，挪动一步都十分困难。后人把李冰父子的治水事实编成了神话，还建庙祭祀之，这并不是封建迷信思想，而是表达对李冰父子的无限的敬仰和感激之情，这正体现了中华民族饮水不忘掘井人的感恩思想和传统道德观念，并成为华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李冰父子治水既有史书记载，又有物证，但后人还是把治水的事实编成了神话，这又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大禹治水的真实性。

事实上我国的历朝历代从来没有停止过治水活动。李冰之后又出了很多治水英雄，元朝时的天文学家、水力学家、数学家郭守敬（1231~1316）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为了治水，潜心研究数学、天文学，革新创造了许多天文仪器，其先进水平领先世界300多年。他指挥了惠通河和黄河流域的治理。他是炎黄子孙值得骄傲的杰出的古代科学家之一。

在此值还得一提的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的使用，在治水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

虽然历朝历代从来没有停止过治水活动，但真正制服了水患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新中国成立以后，实施了大规模的治水运动，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洪水灾害。正在建设的世界第一水利工程——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是大禹治水精神的一个延续，而且这种精神还会延续下去……

许许多多的被宗教迷昏了的古老民族，他们以万分虔诚的心对待神，但他们却被无情的洪水吞噬了！正是因为我们龙的传人世世代代继承发扬大禹的治水精神，所以我们中华民族才得以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壮大，中华文明才得以延续至今！

显而易见，李洪志及其走狗的观点是宿命论垃圾！

假如让李洪志当上中国的“君”，如果当洪水泛滥的时候，他肯定会叫喊：“宇宙中有这样一个里，常人中的事情，按照佛家讲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你们所以遭洪水，是因为你们前生或者是今世前半生做了坏事，你们就等着死吧……”如果北方的一个城市没有水喝，他肯定又会叫喊：“你们不能违反天意，耐心地等着天神降雨吧，如果天神不降雨，那就说明你们前生或者是今世前半生做了坏事，那你们就耐心地等待死神来接你们吧……”炎黄子孙能拥护这样的神当“君”吗？能拥护以歪理邪说糊弄人民的混蛋当“君”吗？

第五大愚蠢——不要脸皮地谈论古典文学名著

九评文痞以文艺理论家的口气道貌岸然地说：“儒、释、道信仰给中国人建立了一套非常稳定的道德体系，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套道德体系是社会赖以存在、安定和谐的基础。/属于精神层面上的道德常常是抽象的，而文化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对道德体系进行通俗化表达。/以四大名著为例，《西游记》本身就是神话；《红楼梦》开篇是大荒山无稽崖上空空大士、渺渺真人和灵通宝玉的对话，这段神话是贯穿《红略梦》的线索；《水浒传》……《三国演义》开始讲天灾示警……这绝非是小说家们在创作时的巧合，而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自然界以及人生的看法。他们的文化作品对后人存在着深远的影响。”

九评文痞的这一愚蠢表现在，他们只是断章取义地看到了文学作品表面上的某根毫毛，由于他们素质的低下，没有看到作者的真正的写作意图。我在《二十评李洪志》中已经专门论述过，吴承恩是借《西游记》尽情地嘲笑封建统治者，无情地讽刺神、佛、仙。所以在这里我不想再对《西游记》多言，在这里我想重点谈一下《红楼梦》。

先从“天不变，道亦不变”谈起。这个论点是汉代的一个名叫董仲舒的人的“高论”。董仲舒这位所谓的汉代大儒，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馊败文化的霉味，他集中了中国无耻文人的丑陋或丑恶。董仲舒以研究儒学经典、主要是《公羊春秋》闻名当世，汉景帝 时作了 博士官，收学生讲诵经典，曾经“三年不窥园”，也就是说，三年间闭门读书、教书，其实不过只是为了求取一个功名。据说他“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又专门研究“天人感应”，对祈雨、驱邪一类巫术似乎特别在行，可见此人酸腐气、头巾气多么浓郁。董仲舒这位所谓的大儒事实上与孔子相去甚远。孔子无论如何是一位有着清澈理智的人物，比如他“不语怪力乱神”的风格，就值得欣赏。而董仲舒却打着儒家的幌子，贩卖了一整套充斥迷信色彩的玩意，这套玩意就是“天人感应”学说。他在《举贤良对策》中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无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又说：“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上下不和，则阴阳谬戾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起也。”这老夫子把灾异与政治联系起来，整出这套“天人感应”的理论，用“天威”吓唬“天子”，从此，灾异现象就被赋予“天”的意志，有了制约人的“神气”。在他的代表作《春秋繁露》中，还整出一套祭“天”的程式，把求雨、止雨与阴阳、男女分工结合起来，虽然很混帐，但很认真。在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封建社会里，科学匮乏的国人，一直遵从这种灾异观。尽管有不少探索科学、反对迷信的猛士，探索自然灾害的科学理论，但没能动摇根深蒂固的传统灾异观。他的一部《春秋繁露》，混合了庸俗天命论及民间巫术，成了一部乌烟瘴气的大杂烩。莫怪后来有人耻笑董仲舒，制造谶言假托孔子说：“董仲舒，乱我书！”（参《论衡·案书篇）董仲舒至为丑陋的一段公案是向汉武帝刘彻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学”几乎成为“儒教”，中国文化暗中完成了一大变化——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已成昨日黄花；中国知识分子只有“读经”一条独木桥可走！这件事的直接后果是抑制了读书人独立思考的冲动与可能性，遮蔽了人性中至为高贵的自由精神，以一种毫不宽容、异端的文化霸权姿态桎梏着思考者的理性和想象力，把民族推向愚昧的深渊，统治者赖此有了控制思想、以思想定罪的理论依据。进一步说，中华民族从文化动因角度看，有了一个丑陋的逻辑——天是有意志的，道是永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一切真理已在儒学经典中完成，异端邪说等同于旁门左道；文人的前途（乃至于国人的前途）在于做官，做官就要读书，读书就要读圣贤书，圣贤书就是所谓“六艺之科、孔子之术”，除此之外，生活再无别的意义。从此以后，在漫长的两年的封建社会中，再也没有出现过像春秋战国时期的那样的思想家。董仲舒的人口思想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把孔子的男尊女卑思想推向极端，加以绝对化。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之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春秋繁露·基义》）。认为男的为阳，女的为阴，是“尽取之天”（同上），由上天所决定，而且阳的永远是主体，阴的永远是附庸，“阳之出也，常悬于前而任事；阴之出也，常悬于后而空守处”（同上），男尊女卑完全是天经地义的、永恒的。董仲舒在男尊女卑问题上，贯以阴阳五行之说，作为永恒的自然规律来看待是荒谬的。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对重男轻女思想的广泛流传和把广大妇女压在社会最底层，起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再介绍一下《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其人。曹雪芹，名霑，字梦阮，“雪芹”是他的别号，又号芹圃、芹溪。约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卒于乾隆二十七年（1763）除夕或次年除夕。曹家的祖上本是汉人，约于明永乐年间迁到辽东，后被编入满洲正白旗。清初时他的高祖曹振彦随清兵入关，立有军功，曹家成为专为宫廷服务的内务府人员，家族开始发达起来。他的曾祖曹玺的妻子当过康熙的保姆，而祖父曹寅小时也作过康熙的伴读。　　由于这种特殊的关系，康熙登基后，曹家得到格外的恩宠。康熙二年（1763），暂玺授江宁织造，此后曹寅及伯父曹颙、其父亲袭任此职，前后达六十余年。江宁织造名义上只是一个为宫廷采办织物和日常用品的小官，但实际上则是康熙派驻江南、督察军政民情的私人心腹，康熙六次南巡，其中四次由曹寅接驾，并以江宁织造府为行宫；同时江宁织造还控制着江南的丝织业，从中获取极大的利益。曹雪芹就是在这种繁盛荣华的家境中度过了他到十三岁为止的少年时代。康熙死后，曹家的境况发生了急剧变化。经过激烈的宫廷斗争才获得皇位的雍正，急于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也包括肃清其父亲的内外亲信。雍正五年（1727），其父亲以解送织物进京时“苛索繁费，苦累驿站”、“织造款项亏空甚多”等罪名被革职，家产也被抄没，全家迁回北京。最初，曹家还蒙恩稍稍留下些房产田地，后于乾隆初年又发生一次详情不明的变故，遂彻底败落，子弟们沦落到社会底层。曹雪芹本人的情况现在了解得还很少，只能从他的好友敦诚、敦敏和张宜泉等人留下的不多的诗中以及其他很少的零散材料中探知些许。回京后，曹雪芹曾在一所宗族学堂“右翼宗学”里当过掌管文墨的杂差，地位卑下，境遇潦倒，常常要靠卖画才能维持生活。但作为一个经历过富贵繁华而又才气横溢的人，他很难放下自己的尊严；他的个性豪爽旷放，朋友们比之为示俗人以白眼的阮籍。他的一生的最后十几年，流落到北京西郊的一个小山村（《红楼梦》就是在那里写成的），生活更加困顿，已经到了“举家食粥酒常赊”（敦诚《赠曹芹圃》）的地步。乾隆二十六年（1762）秋，爱子夭亡，不久，他也伤感谢世，留下一个新娶不久的继妻和一部未完成的书稿。敦诚《挽曹雪芹》诗以“孤儿渺漠魂应逐，新妇飘零目岂瞑”这样哀切的句子，写出其最后的凄凉。在封建时代残酷的权力斗争中，像曹家那样由盛而衰的剧变，并非罕见。但只有亲身经历这种剧变的人，才会对人生对社会对世情产生一种不同寻常的真切感受，这和旁观世事变幻者的感受不同。在饱经沧桑之后，曹雪芹的郁结的情感需要得到宣泄，他的才华也需要得到一种实现，从而，他的生命才能从苦难中解脱而成为有意义的完成。他选择了艺术创造——被不幸的命运所摧残的天才重建自我的唯一方式。《红楼梦》第一回记述道：“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而后又题一绝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也许可以说，中国历史上除了司马迁作《史记》，再没有人像曹雪芹这样以全部的深情和心血投入于一部著作的写作。但他去世时，全书仅完成前八十回，并留下一些残稿，这些残稿后来也佚失了。从《红楼梦》的第一回来看，曹雪芹对这部小说似乎考虑过好几个书名，文中提及的有《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梦觉主人序本正式题为《红楼梦》，在此以前，此书一般都题为《石头记》，此后《红楼梦》便取代《石头记》而成为通行的书名。

事实上是，《红楼梦》是曹雪芹含着辛酸的眼泪，写的一部回忆录，是一部很具有历史深度和社会批判意义的爱情小说，是对虚伪的封建道德的血泪控诉。它颠倒了封建道德观念，把人的情感生活的满足放到了最高的地位上，用受社会污染较少、较富于人性之美的青年女性来否定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士大夫阶层，从而表现出对自由的生活的渴望。从而，它也前所未有地描绘出美丽聪慧、活泼动人的女性群像。虽然《红楼梦》始终笼罩着一种宿命的伤感和悲凉，但也始终未曾放弃对美的理想的追求。在引导人性毁弃丑恶、趋向完美的意义上，它是有着不朽价值的。谋划了封建道德规 范的伪 君子董仲舒把女人贬在了脚下，曹雪芹却用深情的笔细腻地讴歌女子的种种美德；董仲舒赞赏的君子，在曹雪芹笔下的贾赦、贾珍、贾琏、贾蓉等人却都是些道德堕落的家伙；董仲舒提倡男子读儒家经书取功名，但聪睿的贾宝玉却对儒家经书不屑一顾……

现在已经不难看出，九评文痞本想用古典文学名著为他们的歪理邪说提供论据，但由于他们不学无术，所以没有真正理解古典名著的精髓，所以又弄巧成拙了，又一次表现出了可悲的愚蠢。

第六大愚蠢——狂妄地咒骂农民、工人是痞子、流氓

九评文痞狂妄地咒骂农民、工人是痞子流氓，这是一种丧心病狂的愚蠢。

即使在封建社会，明智的思想家和封建统治者也没有一个敢这样谩骂农民，因为他们都清楚“民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为他们明白，农民是社会群体中最多的人，得罪了农民就等于失去的天下。不仅如此，很多明智的思想家和封建官僚还对农民给予了高度评价。上至两千多年前的孟子对齐宣王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他的意思是说，真正能爱人民的人，他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二百多年前的范县县令郑板桥认为“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他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中说：“我想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农夫上者种地百亩，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种收获，以养天下人。使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织女，衣之源也；牵牛，食之本也，在天是为最贵，而人反不重乎？”

李洪志及其走狗，他们自称是万能的神仙，却大口地吃着农民种的粮食；他们一边大口地吃着农民种的粮食，一边谩骂农民是痞子。他们自称是万能的神仙，却穿着工人做的衣服；他们身上穿着工人做的衣服，却谩骂工人是流氓。他们的道德底线已经沦丧到不可理喻的地步了，他们是败类！他们是垃圾！

“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一个真理，现在的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党、组织都没有敢轻视工人、农民的，唯独李洪志及其走狗敢这样狂妄！实在是愚昧至极！实在是愚蠢至极！因此，退一步说，即使中国共产党退出了政治舞台，任何明智的政党执政，也永远不会为了讨好李洪志而背叛广大的工人、农民！李洪志及其走狗这一丧心病狂的愚蠢永远断送了他们在中国的光明正大的立足之地……

第七大愚蠢——肆无忌惮地反对“耕者有其田”

九评文痞肆无忌惮地说：“建国仅三个月，共产党就着手在全国全面开展土地改革。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鼓励无田的农民斗争有田的农民……中国农村有一套根深蒂固的土地宗族制度，是共产党建立政权的根本障碍。农村社会本来是和谐的，土地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