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有为余秋雨借我一生文革中华文明-读《借我一生》随感集-第一卷第1章


	读《借我一生》随感集姚有为著第一卷诠释“文革” 余秋雨先生花了很多笔墨追述了他的家人和他在“文革”中经受的苦难，对一些受“文革”后遗症影响的无聊文人对他的诬陷进行了不厌其烦的辩解。短暂的十年“文革”是一段十分荒唐的岁月，已经被历史的长河无情地淹没了，所以我认为现在再捕风捉影、喋喋不休地指责某个人在“文革”中的表现“如何，如何”是很无聊的。我认为，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应该本着对社会、对未来负责的态度，根据自己的学识和专长诠释“文革”，给当代人和后人留下一点值得思考的东西。一个国家在某个时期发生的巨大事件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人性的人共同制造的，这样的巨大事件又对各种各样的人的人性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再说，一个国家在某个时期发生的巨大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而是既有历史原因，又受当时的某些国际因素影响。发生在我国的“文革”也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人性的人共同制造的一场人为的灾难，这场灾难又对各种各样的人的人性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文革”的产生也不是孤立的、偶然的，也是既有历史原因，又受当时的某些国际因素影响。我作为“文革”的一个受害者，曾经想用现成的古今中外著名的人性理论诠释“文革”，但没有找到正确答案。于是我在反思自己的人性的基础上创立了一个人性公式，我用这个人性公式解释自己的人性，答案比较满意；我又用这个人性公式解释制造“文革”的形形色色的人的人性，答案还是比较满意；又用这个人性公式解释某些历史现象和“文革”时期的某些国家发生的事件，答案还是比较满意；又用这个人性公式解释“文革”和“文革”以后的社会中仍然存在的某些“类文革”丑恶现象，答案还是比较满意。于是我认为我发现的人性公式能够较好地诠释“文革”。为了便于诠释我自己的人性，为了引出我的人性公式，为了便于诠释“文革”，我觉得有必要首先将我经历的一些与“文革”有关的终生难忘的事告诉大家。第一章追忆“文革” 每一个人都有一些难忘的事情，每一个人都会把难忘的事情珍藏在人生的记忆里，每当回忆的浪花在脑海里翻卷的时候，它们总是首先跳出来，令人难以忘怀。俄国心理学家巴甫洛夫的心理学理论中有一个的重要的观点，那就是强烈的刺激能加深记忆。在我的难忘的事情中，与“文革”有关的事情最多，也许就是因为“文革”对我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三岁幼童看“文革” 我在三岁的时候，也就是公元1966年，我开始用自己的“作品”表达对社会的认识。我的第一件“作品”是一幅用铅笔画的画，画面是一个带着一个特制的大纸帽子的男人，面露微笑，昂首阔步，十分威武。我把自己的第一件“得意之作”交给了妈妈，希望得到妈妈的夸奖。妈妈兴奋地说：“儿子画得真像样！你画的是谁？”我自豪地说：“我画的是爸爸！”没想到妈妈脸上的兴奋之情骤然消失，两行眼泪从妈妈的眼里夺眶而出，我立即问：“妈妈，你为什么伤心了？是我画得不好吗？”妈妈苦笑着摇了一下头，我又急切地问：“那是为什么？”妈妈说：“等你长大了以后妈妈再告诉你。” 我画的是爸爸在“文革”被批斗游街的形相…… 我的祖籍是山东胶州，爷爷青年时代凭着聪明的头脑，赤手空拳闯荡青岛，进入了当时青岛的“中流社会”。我奶奶生了9个孩子，到1945年的时候只剩下7个了。那就是我大姑，我大爷，我爸爸，我爸爸下面还有四个弟弟。在日本鬼子撤离青岛的时候，爷爷的家产被日本鬼子抢掠一空。不久内战爆发，为了躲避战乱，爷爷把房产和奶奶珍藏的首饰变卖了，带领一个大家庭回到了故乡胶州。爷爷回胶州后，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在胶州城西南关顺德街建了一个磨房。磨房的规模不算小，有三匹马、一头骡子。由于爷爷本着诚信、薄利的原则经营，所以生意不错。我爷爷满怀信心地想，在两年之内就能还清亲朋好友的“赞助费”。但是不久以后，又一次灾难降到了聪明的爷爷的头上。淮海战役前夕的一天，一个国民党军官带着一辆卡车和五个士兵来当了爷爷家。把磨房里所有的粮食全部装上了卡车，还说要无偿征用爷爷的三匹马和一头骡子。爷爷与那个军官论理，结果被五个士兵拳打脚踢一顿。爷爷只好默许了国民党的强盗行径。可是在国民党兵去牵三匹马和一头骡子的时候，有一匹马突然扬起后蹄，把一个国民党兵踢倒在地，然后由长啸一声，做出了再次决战的姿势。那个国民党军官立即对我爷爷说：“征用你的牲口，是给国军运送军粮，你的牲口不听使唤，你必须随牲口一起跟我们走！”我爷爷祈求说：“我走了，一大家人就没法活了。”那个国民党军官十分强硬地说：“你不去也可以，但你必须从你家派一个能使唤牲口的人！”当时能胜任这个“差事”的人选只有我大爷和我爸爸，爷爷很清楚把还未成年的儿子送上炮火连天的战场意味着什么，所以在心里做艰难的选择。我爸爸立即挺身而出，对爷爷说：“现在咱家里已经一无所有了，今后的日子很难过，我还小，不能帮你养家，你就留下大哥，让我去吧。”爷爷只好默默地点了一下头。就这样，我14岁的爸爸含着眼泪与家人告了别，怀着对国民党的仇恨牵着牲口走上了炮火连天的战场。我爸爸的“差事”是为国明当部队运送军粮，每个牲口驮着两麻袋我家磨房的小米，沿着胶济铁路向西而行。因为日夜兼程，所以牲口的速度越来越慢，所以官民党兵就用皮鞭狠狠地抽打牲口。我爸爸想，这样下去，牲口不久就会全部累死，于是思考脱身之计。在一个漆黑的夜里，运量队经过一片高粱地，爸爸观察了一下地形，觉得逃跑的机会来临了。我爸爸原来想偷偷卸下牲口身上的麻袋，带着牲口钻进路旁的高粱地里逃生，但又一想，不能把小米让这些可恶的国民党兵吃了，于是就用随身带的一个铅笔刀把每个麻袋划了一个口子，于是小米慢慢地洒在了路上。小米漏完了，我爸爸立即牵着牲口钻进了高粱地。但走了一会，我爸爸就听见后面有人喊：“妈的！你小子敢逃跑！老子已经看见你了，快住下！要不老子就开枪了！”爸爸一听这话，就率领牲口拼命奔跑。三匹马和一头骡子在高粱地里奔跑发出了“哗哗”的响声，这就真被追来的国民党兵发现了，于是他们开枪了。我爸爸想，带着牲口是没法逃生了，于是就撇下牲口，机智地改变了逃跑方向。爸爸逃回家，爷爷已经成了一个小厂主的会计，薪水很低，所以全家生活非常困难。我爸爸发现，这次家庭灾难改变了我爷爷的性格，我爷爷由一个开朗健谈的人，一下了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不久以后，全家人发现爷爷逐渐消瘦，气色也越来越不好，但一家人认为是生活不好所致，所以都没在意。淮海战役以腐败的国民党惨败而告终，所以不久以后胶州解放，爷爷所在的小厂的产品全部被人民政府包销，因而爷爷的薪水也多了，因而家庭生活也有了一点转机，爷爷的脸上又浮现出了久违的笑容，话语也逐渐多了起来，但爸爸听爷爷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好好学习，将来报答共产党，报答人民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山东在胶州设立了昌潍专署。专署在胶州选拔一批有文化的年轻人充实刚刚诞生的人民政权，当时我爸爸正在读高中。有一天爷爷突然单独对我爸爸严肃地说：“爸爸告诉你一件事，但不要对家里的任何人说。”爸爸急切地问：“什么事？”爷爷说：“爸爸得了肝病，但我一直瞒着家里的人，我预感着我活不长了，仅靠你大哥没法支撑这个家，现在专署正在选拔有文化的年轻人——”我爸爸立即流着眼泪说：“我不上学了，立即参加工作。” 爸爸回学校把要求退学的原因告诉了老师，因为爸爸的学习成绩突出，表现很好，所以学校给我爸爸写了一封举荐信，于是我爸爸成了新中国的人民政府的一名国家干部。我爸爸参加工作的第三天，爷爷就躺在了病床上。爸爸见爷爷的病情日益恶化，就期盼着能造发工资，买点好东西给爷爷吃。爸爸第一次拿到工资，立即买了一些爷爷最喜欢吃的东西跑步回家。但爸爸兴高采烈地跑回家的时候，爷爷已经在弥留之际，爷爷见到爸爸后，断断续续地说：“爸爸毁在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的手里，是共产党救了咱这个家，你今生要永远报效共产党！你要善待每一个弟弟，如果有可能的话，将来让你的弟弟都参加解放军，为解放台湾做贡献……”就这样，四十多岁的爷爷怀着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带着对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的仇恨，离开了这个世界。年轻的爸爸牢记爷爷的遗言，怀着满腔热情，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勤奋工作。1951年，专署决定派一批文化水平较高的干部到各县帮助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我爸爸立即报了名。于是我爸爸来到了属于沂蒙山区的落后的五莲县。我爸爸在镇压反革命运动显露的才干赢得了县委领导的赏识，请求我爸爸留在五莲工作，于是我爸爸成了五莲县供销社的主管会计。我爸爸在很短的时间内研究了一套快速珠算法，而且能用双手同时打算盘，又快又准，只要两手打出的数一样，那就绝对正确。不久以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国家招募空军，我爸爸立即报了名。经过严格的体检和政审，我爸爸顺利地拿到了由当时国防部长彭德怀签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兵役证。一个领兵的军官对我爸爸说：“美国空军是世界一流的，你不怕牺牲吗？”我爸爸毫不犹豫地说：“我恨不得现在就驾驶战鹰飞到朝鲜与美国佬决一死战！但是我有一个母亲和四个弟弟还有靠我养活，如果我牺牲了，国家能不能照顾他们的生活？”那个军官拍了我爸爸一掌，说：“好！你不愧为炎黄子孙！对于你的家庭情况，我再与地方政府协商。不过，该死的是美国侵略者，而不是我们炎黄子孙，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战无不胜的！”我爸爸焦急地期待着那个军官与地方政府协商的回音。但有一天，一个领导突然找我爸爸谈话：“组织考虑到你的家庭情况，不同意你入伍，再说，你走了，县供销社一时还找不出能胜任你的工作的人。这是组织对你的照顾，也是组织的决定，你必须服从。”于是我爸爸只好服从了组织的决定。爸爸还有一次离开五莲的机会。我爸爸双手打算盘的水平在当时的山东供销系统很有知名度，所以1958年山东省财政厅调我爸爸去帮助一项突击工作，工作完成后，财政厅的领导决定留下我爸爸，我爸爸同意，于是那位领导写了一封信交给了我爸爸，让我爸爸回来以后交给县委领导。我爸爸回到五莲以后立即把信交给了一个县委领导，那个领导对我爸爸说：“县委已经决定上一个细菌化肥厂，派你到山东大学进修，回来之后负责建厂，工厂建成后，你负责技术、生产。投产后会极大地提高粮食产量，你就为贫穷的五莲人民做出了杰出贡献，五莲人民忘不了你，县委忘不了你。”我爸爸又一次服从了组织的决定，但从此把一生毁在了五莲。五莲县细菌化肥厂建成以后，组织上派了一位仅上了三年小学的姓刘的转业军官出任支部书记（当时的工厂，书记是一把手。就是这个人后来采取无中生有的手段葬送了我爸爸的一生，为了便于叙述，就叫他刘氏吧！）。工厂又招收了一批学生做工人，经过考试，取前三名做该厂的核心技术工作——化验员，第一名就是我未来的妈妈。我爸爸发现刘氏是一个很和气的人，年龄又比我爸爸大，所以我爸爸很尊敬他，因而和刘氏合作得很好，在工作空闲之际还互相谈一些知心话。但不久以后爸爸和刘氏产生了隔阂，原因就是产量问题。那是“大跃进”岁月，是“潇洒吹牛”的岁月，农民的粮食有的“越了黄河”，有的“跨了长江”，化肥不大幅度提高产量能行吗？于是刘氏要求我爸爸大幅度增加产量。现在懂点科学的人都知道，在生产设备不增加的情况下，生产能力有一个极限。有一次刘氏又让我爸爸增加产量，我爸爸说：“设备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了极限，没法再增加产量。”谁知刘氏居然说：“难道增加产量比打蒋介石还难么？”我爸爸说：“打仗我不明白，但是要增加产量，只有两种方式：一是再上设备，二是偷工减料。”两天以后，我爸爸被通知参加“大炼钢铁”工作组。那时候“大炼钢铁”用的原料是千家万户捐献的各种铁器，用的燃料是砍伐森林得来的木柴，设备是土“工程师”设计的用砖砌的窑炉。大批森林被砍伐，无数的“炼钢炉”烧了无数的树，成果是炼出了一堆堆灰不溜秋的东西，那些下来检查的官僚们却不知羞耻地说那就是优质钢铁……我爸爸回到厂时，见厂院里都是积压的产品，我爸爸问我妈妈是怎么回事，我妈妈说：“你走了以后，刘书记就让工人采取偷工减料的方式不断提高产量，产量上去了，但质量下来了，社员发现咱厂的产品不管用了，也就不愿购买了，所以产品卖不出去了。”于是我爸爸就把工场偷工减料的事一级一级地向上级反映，但是都石沉大海…… 1959年我爸爸和我妈妈结婚了，1960年我姐姐出生了。那正是“大跃进”后遗症迸发的时期——全国人民陷入了空前的饥饿状态。生产队没钱购买化肥了，工厂随之倒闭了，工人没有了工资。于是上级决定，国家干部和原是非农业户口的工人由组织统一重新安排工作，原是农业户口的工人一律回原户口所在的农村。那时我爸爸每月工资43.5元，我妈的工资仅仅19元，我爸爸每月还得向家里寄20元钱。当时“黑市”的地瓜干3元多一斤！饭量很大的爸爸不得不饮水充饥，所以得了水肿病。我爸爸听人说，五莲南部偏远山区可以挖野菜充饥，于是决定到那里逃生。我爸爸将这个想法告诉了妈妈，妈妈看了看饿得“娃娃”直哭的姐姐，就同意了爸爸的意见。组织安排是：我姐姐的户口随我爸爸，仍然是非农业户口，我爸爸到基层供销社工作，我妈妈的户口落到爸爸工作单位附近的农村，组织上不给安家费，由我妈妈落户口的大队（村庄）无偿安排房子，待形势好转再给我妈妈安排工作。就这样我爸爸被安排到五莲县西南部的一个名叫石场公社的基层供销社工作，我妈妈被安排到公社驻地附近的一个周性村庄，这个村庄的成年人大多是文盲，因为妈妈有文化，又热心村里的工作，所以不久以后就担任了一个名叫“妇女主任”的职务。 1963年1月，我姐姐还不到三周岁，我又出生了，于是我成了农业户口的“小社员”，我这个吃奶的“小社员”与身强力壮的“大社员”分一样多的口粮，于是我家生活明显改善，于是爸爸和妈妈都为到农村的选择感到庆幸。我家安安稳稳地过了三年日子。1966年春天，那个刘氏调到了我爸爸所在公社的供销社任一把手（党支部书记兼主任），又成了我爸爸的顶头上司。他一到任就把我爸爸调到了一个偏远的王姓村庄的门市部，于是我爸爸成了一名普通的售货员，于是我全家又跟着爸爸来到了那个偏僻的王姓村庄。不久以后，众所周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很快县供销社和所有基层供销社的一把手都被造反派夺了权，但唯独刘氏安然无恙，因为它是部队转业军官，而且还有战功。我爸爸经历过镇压反革命和“三反”、“五反”等大运动，我爸爸在历次运动中都是积极分子，所以一开始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新运动并不感到惊讶。但我爸爸的很多同事一夜之间居然就变成了“现行反革命”，罪名五花八门，于是我爸爸感到有些茫然。有一天晚上，一群胳膊佩带“红卫兵”的人拿着一个写着“打倒现行反革命份子姚秉善”的大“纸帽子”闯进了我家。我爸爸立即十分恼火地说：“凭什么说我是现行反革命？”一个为首的人大声说：“有人揭发，在淮海战役期间，你们家向反动的国民党部队捐献粮食和牲口，你还亲自赶着牲口为国民党部队向前线送粮食。给反动的国民党部队送粮食打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难道不是反党、反人民？难道不是反革命？”我爸爸愤愤地说：“简直是岂有此理！告诉我，是谁揭发的？我和他当面对质！”那个为首的说：“好！那现在立即跟我们走！”从此以后我爸爸就成了“现行反革命”，我爸爸先是无休止地写申诉材料，但换来的是无休止地批斗、游街。那时候我们那里要求被游街的人必须面带微笑，否则就是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会受到各种名堂的刑罚。有一次我和小伙伴在街上玩，正好看到我爸爸被游街的情形，我觉得爸爸的形象很威风，我感到很自豪，于是突发奇想，于是回家画了那么一幅画。我的家史和我爸爸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的经过，是爸爸在我六岁多的时候才告诉我的。我小的时候反复看过几个战斗故事片，如：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南征北战、奇袭等。那时候的我和我的小伙伴还弄不清日本鬼子、国民党兵和美国鬼子有什么区别，只知道他们都戴着“铁帽子”（钢盔），所以都是坏蛋。那时候我们农村的小伙伴经常做一个“当中国当美国”的游戏，“中国”代表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游击队。美国代表戴“铁帽子”的坏蛋。游戏的规则很简单，小伙伴自由组合分成“中国”、“美国”两个队，当“中国”的头戴柳树枝编的帽子，当“美国”的头戴葫芦做的瓢或者西瓜皮，然后两队进行战斗，最后“美国”的必需败。因为当“美国”的最后必须投降或者装死，所以都不愿意当“美国”。确定角色的办法是各队推举一个代表，两个代表用“包袱剪子锤”决胜负，胜的一方当“中国”，败的一方当“美国”。有一次我当“美国”了，激烈“战斗”了一会，我就按规则的要求“啊”地一声，倒在地上装死，其它的当“美国”的也倒在地上装死。这样，按规则要求，游戏应该结束，但是当“中国”的五个孩子却向来对我拳打脚踢，一边拳打脚踢，一边说：“打死小坏蛋！打死小坏蛋！……”我受不了了，立即站起来强烈抗议：“闹玩，怎么真打？”那五个孩子相互使了一个眼色后，最大的一个孩子理直气壮地说：“你是真的小坏蛋，所以我没真打！”我火了，立即用农村流行的一句脏话骂道：“您娘那个×，你才是真小坏蛋呢！”谁知他说：“你爸爸在旧社会给‘美国’送粮食打‘中国’，他是不是大坏蛋？你是大坏蛋的儿，那你是不是小坏蛋？”我气哭了：“放屁！我爸爸是国家干部！”他又说：“嘿！还哭了，真会装佯！” 小的时候爸爸在我心中的形象很伟大，他只要有空就给我讲故事，每讲完一个故事都总结一下：这个故事说明了撒谎的坏处，你应该做个诚实的孩子……这个故事说明了好人有好报，坏人有坏报，你应该做个好人……这个故事说明奸臣最终没有好下场，你将来应该做个忠臣……这个故事是教育每一个人都应该热爱自己的祖国……这个故事是教育人不应该打人、骂人……别人的爸爸都没有文化，我为自己有一个有文化的、能讲很多故事的爸爸感到十分骄傲。我走在回家的路上想，爸爸不可能是坏蛋，是他们故意气我，我决定今后不和他们玩了。可是过了没几天，那个孩子就在我家门口，叫着我的乳名，喊：“××！你这几天怎么不出来玩了？再出来玩吧！”我立即跑到院子里大声骂道：“您娘那个×！今后我再也不和你们玩了！”那天正好我爸爸在家里，我爸爸立即从屋里窜出来，喝斥我：“混账！我经常教育你不要打人、骂人，你为什么用脏话骂人？”我第一次顶撞了我崇敬的爸爸：“他骂你是大坏蛋，骂我是小坏蛋，还合起伙来打我，我为什么不能骂他？”我爸爸立即低声和气地说：“到屋里去，跟爸爸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回到屋里我就那天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我爸爸卷上一支烟闷闷地抽起来，眉头紧锁，显出十分悲伤的神情。我第一次看见爸爸这样的形象，就怯生生地问：“你真给‘美国’送过粮食？你是特务？”爸爸的眼里滚出了两滴眼泪，长叹一声，说：“爸爸把事情的真相全部告诉你……以前你小，所以爸爸不想让你知道这些事情。爸爸是冤枉的，就像岳飞一样。”我立即说：“你为什么不给毛主席写信告他们？”爸爸说：“我已经写了很多信，但是没有用，现在是奸臣当道。” 绝大多数的父母都是自己默默地咽下灾难的苦酒，而用笑脸面对天真无邪的孩子。我爸爸、妈妈就是这样的父母，所以六岁以前的我是一个性格开朗、好动、活泼的孩子，一切事物在我天真无邪的眼里都是美好的，所有的人在我的天真无邪眼里都是好人，所以我的嘴特别“甜”，不管是认识还是不认识的人，我都主动问好，所以我一出门总是“爷爷吃饭了？——奶奶干么去？大爷……大娘……叔叔……婶婶……”地叫个不停，所以大人都说我是一个有礼貌的好孩子。但是自从我知道爸爸被冤枉的真相以后，我不再是一个性格开朗的孩子，再也不主动向人问好，因为我每看到一个人的时候，大脑里就立即产生这样一个疑问：这个人是不是诬陷人的坏人？就是以前很熟的人笑嘻嘻地逗我，我也会愣愣地望着他不说话，因为我脑子里在想：这是不是不怀好意的笑？这是不是皮笑肉不笑？…… 对此，当时我产生了这样的困惑：大人都教育小孩不要撒谎，为什么大人却撒谎呢？为什么还要诬陷别人？为什么好人遭到陷害却无可奈何？五岁儿童眼中的“棒子队”英雄我老爸的单位为了对“现行反革命”实施严厉的“无产阶级专政”，聘请了一个“棒子队”英雄指导造反派对付“现行反革命”。 1968年，五岁的我目睹了一幕“棒子队”英雄的壮举。一个“棒子队”英雄带领造反派对“现行反革命”实施武斗，那个“棒子队”英雄指挥造反派将“现行反革命”包围在一个圈子里，然后就像踢足球一样将“现行反革命”踢来踢去，“现行反革命”们在地上惨叫着滚来滚去，那个“棒子队”英雄的却发出一阵阵狂笑。那个“棒子队”英雄在我的眼里就像电影中的日本鬼子官一样残暴，所以我当时在心里默默发誓，我长大了一定宰了这个残暴的家伙！事后我问爸爸：“棒子队是什么部队？”爸爸说：“离咱这里不远的西南方向有一座山，叫马陵山，文化大革命以来，一些干部群众为了躲避造反派的折磨，纷纷逃进了马陵山，省造反派头子从全省各地抽调了一大批武装起来的‘棒子队’对躲藏在马陵山的手无寸铁干部群众进行血腥屠杀，‘棒子队’的口号是‘不打则已，打则必歼’，他们动用了手榴弹、机关枪、大炮。来咱这里的那个‘棒子队’英雄就是在马陵山屠杀干部群众的刽子手。”我不解地问：“解放军叔叔为什么不救他们？”爸爸说：“解放军叔叔也被他们打了。”我又愤愤地问：“毛主席为什么不救他们？”爸爸说：“你别问了，现在发生的很多事情爸爸也搞不明白了。” 当时我想，“棒子队”与杀人不眨眼的日本鬼子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后来每当我在电影中看到日本鬼子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的镜头时，我的脑海里就会浮现出那个“棒子队”英雄的狰狞面目…… 1978年12月2日《大众日报》揭露了“棒子队”的暴行：有40000多干部群众被抓捕、关押、惨遭毒打，其中569人被打死，有9000多人被打伤致残。当地驻军因不支持“棒子队”，有2000多官兵也横遭毒打，有的被活活打死！有为上学当我读到余秋雨先生描写他背着他妈妈写的“秋雨上学”的书包高高兴兴地去学校的时候，我羡慕极了，因为我走进学校门纯是一次偶然。 1969年我已经6岁了，我家又搬到了另一个周姓村庄。那时我家所在的那个周姓村庄的孩子都是7岁以后上学，大多是8岁，所以爸爸没有打算让我上学。这年秋天的一天，我跟着比我大两岁的房东的女儿到野外挖野菜，走到村学校，我从窗户里看到老师正在领着学生一遍又一遍地朗读黑板上的字。这个老师是本村的，我认识他，他也认识我，他的名字叫周××。我感到很好奇，就趴在窗户上默默地跟着念，念了四遍我就记住了，周老师在黑板上写的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周老师又领着朗读了数遍之后，突然让一个学生站起来认黑板上的字，但那个学生仅认识几个字。爸爸、妈妈被“文化大革命”搞得精神恍惚，从来没教过我识字。我知道那个孩子比我大两岁，所以我认为，我比他强多了，就脱口而出：“真笨！”周老师听到我的声音发现了我，就走到窗前问我：“黑板上的字你能认识几个？”我回答：“都认识了。”周老师又问：“你爸爸、妈妈教过你认字了？”我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老师又问：“你姐姐教过你认字了？”我说：“没有，我刚才是跟着你学的。”老师用吃惊的眼神注视了我一会，又问我：“你愿意上学不？”我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愿意了，但我还不够上学的年龄。”周老师又说：“你今天回家让你爸爸给你起个大名，明天就来上学，自己带着板凳。”我立即跑回家把这事告诉了妈妈。那天爸爸很晚才回家，见我还没有睡觉，就对妈妈说：“这么晚了，怎么还不让他睡觉？”于是妈妈就把我对她说的话转告了爸爸。我本想爸爸会夸奖我几句，没想到爸爸沉思了一会，却从布袋里摸出一张小卷烟纸，在上面写道：“姚有（）（）”然后爸爸指着字向我解释道：“这个字读‘姚’，这是咱家的姓，这个字读‘有’，这是你的辈，明天你把这个纸条交给周老师，就说爸爸让他在这第一个‘（）’里填上个字，在这第二个‘（）’里填上买课本用的钱数。”我立即不满地说：“我是你的儿子，你应该给我起名。”爸爸立即说：“起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你先让周老师给你起个名临时用一下，等我考虑成熟了再给你起个正式的名。” 第二天我带着一个马扎和那张小卷烟纸早早地去了学校，我将小卷烟纸交给周老师，然后把爸爸说的话转告给他。周老师接过纸条，看了一眼，说：“让我好好想想再说。”我问：“我这就成了正式学生了吗？”周老师立即说：“那当然了。”我急切地说：“那你现在就给我课本吧。”周老师说：“课本都是提前预订的，你今年没有报名上学，所以没有你的课本。” 我到周老师给我安排的位置坐下。这天学的内容还是昨天的内容，所以我感到很无聊，就站起来说：“周老师，为什么不学习课本上的内容？”周老师说：“上了学就是学生了，学生就要听老师的话，老师让学什么就学什么。”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坐在马扎上，周老师继续领着同学念那“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我跟着读了几遍后，视线就被院子里的一棵梧桐树上的一只喜鹊吸引了……我突然感到我的后脑勺被人轻轻地拍了一下，我急忙收回视线，发现周老师已经站在了我面前，脸上的表情很严肃，我立即站起来检讨：“我错了，今后保证不看喜鹊了。”周老师说：“知道错了就好，但必须接受处罚。”我立即说：“你再用力打我一耳光吧。”谁知周老师说：“我罚你到讲台领着同学们朗读这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于是我胆怯地走上讲台，周老师坐到了我的马扎上。我领着同学一遍又一遍地朗读那“最高指示”，周老师突然站起来说：“停下！”我感到莫明其妙。周老师走到讲台，从衣袋里摸出那张小卷烟纸，在第一个‘（）’里填上了“为”字，然后对我说：“今后你就叫姚有为，下去吧，今后有问题问老师，要先举手。”我下去以后，周老师开始给我们讲那“最高指示”的意思：“毛主席的这个最高指示的意思是说，有文化的城里的青年人，到我们农村来，让贫下中农教育他们是很有好处的，在我们中国，农村的地盘比城里的地盘大得多，有文化的城里的青年人到我们农村来一定会有大出息的。”我听了这话，立即举起了手，周老师点了一下头，我站起来说：“你解释的这个最高指示我不明白。”周老师说：“你怎么不明白？”我说：“我们同学没文化，你有文化，所以你给我们当老师，对吧？”周老师立即说：“那是当然。”我又问：“反过来，我们同学能给你当老师吗？”周老师立即生气地说：“笑话！你们能给我当老师？你有什么问题直接说吧！”我又说：“咱们村的贫下中农大多是文盲，怎么教育有文化的城里的青年人？”老师吃惊地看了我一眼后，没有再给我讲解，而是倒背着手在讲台上来回踱步。过了一会周老师又说：“你们现在都还小，有些问题我怎么讲你们也不会真明白，姚有为同学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问题。但是明天公社的大干部来我们学校检查，他们要是提问哪一个同学，你们都必须按照我解释的那样说。” 第二天，我们全体同学都早早地来到了学校，周老师对我们说：“今天由姚有为同学领着同学们朗读‘最高指示’，我到学校门口迎接公社的大干部，没有我的话，你们不能停下，声音要大。”于是我又领着同学一遍又一遍地大声朗读“最高指示”，老师站在学校门口向外张望。但是朗读了很长时间公社的大干部也没有来，我和同学们都累了，所以都有气无力地瞎哼哼，周老师在校门口一支接一支地抽自卷的旱烟。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实在没有力气了，就对班长说：“你去问一下周老师，我们歇一下行不？”班长出去以后，接着又回来说：“周老师说，可以不朗读了，但是不能离开教室，想去茅房的自己出去。” 我们全班同学在教室里等着公社大干部的来临，但快到中午了也没见公社大干部的影子。又过了一会，周老师突然飞快地跑进教室，说：“公社的大干部来了，快跟着我朗读，声音要大，一定要大！”周老师一边领着我们朗读，一边不停地瞥校门口，所以我也一边朗读一边向校门口张望，我想最先看看来检查的公社的大干部是什么样。不一会，大队支部书记领着四个穿着干净的白衬衣、手腕上带着明晃晃的手表的人走进了校园，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黑乎乎的矮胖子，大队支部书记还低三下四地对说着什么。周老师拍了一下桌子用紧张而又严肃的表情说：“停下！”周老师快步出去迎接，满脸堆笑、点头哈腰地说：“欢迎各位领导莅临检查指导工作！欢迎！欢迎！”那个黑乎乎的矮胖子，一走进教室，就扬起左手腕，看了一眼手腕上的明晃晃的手表，说：“呀！快十二点了，我太忙了，来晚了。”在他旁边的大队支部书记立即笑嘻嘻、甜蜜蜜地说：“饭已经准备好了，是不是先吃了饭再检查？”那个黑乎乎的矮胖子立即严肃地说：“那怎么行？先干完了革命工作再吃饭！”周老师立即点头哈腰地说：“还是领导干部的思想觉悟高，怎么个检查法，您下指示吧。”那个黑乎乎的矮胖子说：“你找一个年龄最小的学生，年龄最小的学生没问题了，其它学生肯定没问题了。”我心里非常想借这次检查显示一下，因为我想以此证明我爸爸不是坏蛋，所以一听这话，立即用急切的眼神望着周老师。但是令我不解的是，周老师根本没看我，而是用祈求的语气笑嘻嘻地说：“找个年龄中等的孩子，行不？”那个黑乎乎的矮胖子立即强硬地说：“不行！必须按我说的办！”周老师立即转身向我走来，而且对我使了一个眼色，走到我跟前，拍了一下我的头，说：“周×，你年龄最小，你起来朗诵我们学的‘最高指示’。”“周×”是我同桌的名字，我一时没有反应过了，所以没立即站起来，而是用困惑的眼神望着周老师，周老师又对我使了一个眼色，说：“甭紧张，你年龄最小，快站起来朗诵吧。”我没再多想什么，就立即站起来一字不错地朗诵了一遍。那个黑乎乎的矮胖子又板着脸对周老师说：“你把这个‘最高指示’写在黑板上，我任挑十个字让他认一下。”那个黑乎乎的矮胖子快速地任挑了十个字，我还是一字不错，那个黑乎乎的矮胖子又板着脸问我：“你知道毛主席这个最高指示是什么意思吗？”我立即按照周老师说的，一字不错地背诵了一遍。那个黑乎乎的矮胖子的长满横肉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说：“好！今后要好好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那个黑乎乎的矮胖子说完这话，又转脸对周老师说：“你教得不错，明天开始就可以学课本了。”另外三个人也随声附和：“不错！不错！确实不错！”大队支部书记立即对周老师说：“周老师，领导们为了咱学校很辛苦，今天你陪着吃饭，向每个领导们敬几盅酒，算是答谢。你对学生说，今天下午不上课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反复琢磨这样几个令我困惑的问题：⒈大队支部书记在贫下中农面前凶得很，为什么在公社大干部的面前就低三下四呢？⒉周老师为什么多次向我使眼色呢？他每个眼色是什么意思？⒊我的名字是周老师起的，他为什么在那个黑乎乎的矮胖子面前却不叫我的名字？⒋为什么必须先学好最高指示，然后才能学课本呢？⒌贫下中农大多是文盲，怎么教育有文化的城里的青年人？怎么教育？怎么教育……？我们学校的“课桌”是全部用石头做的，就是在两个用石头砌的基座上盖了一块大石板，可以用粉笔在石板上写字，所以家里穷的学生上学只带一块抹布和一支粉笔就行了。我爸爸的工资被扣发，所以我就加入了穷孩子的行列。因为我没有课本，所以就用一块破抹布包着一支粉笔装在衣袋里即可，所以在别人看来，我只是带着十个指头上学。我就是这样开始了我的学生生涯…… 老爸的一字之差 1969年，我们那里出了一个闻名遐迩的风云人物——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这个人的名字叫刘×臻。这是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五莲出的唯一的一个党代表，所以这个人成了令五莲县人骄傲的伟大人物。能出席党的代表大会绝非等闲之辈，这个人诞生在哪里？他因什么壮举而当选党代表？他当上党代表与我老爸有什么关系？他当上党代表的表现怎么样？我老爸还有一个能画宣传画的小本事，所以1968年秋天的一天，公社革委会主任、第一书记对我爸爸说：“党准备交给你一个光荣而艰巨的特殊的任务，你要是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就可以摘掉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我爸爸一听这话，万分激动，立即保证：“我一定认真完成党交给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公社革委会主任接着笑嘻嘻地说：“其实这个任务对你来说也不难，就是发挥一下你会画宣传画的特长，宣传一个先进典型，其实这个先进典型你也认识，你看一下这些材料就知道了……”那个革委会主任说完这话，就交给了我老爸一叠早已准备好的材料。公社革委会主任让我爸爸宣传的先进典型是谁呢？那时在五莲县有一个最小的独立的村庄，名叫李固寨，当时就隶属石场公社。这个小村庄隐藏在一片原始的深山老林里，当时只有17户人家，有5户人家住在一个山沟里，其它12户人家七零八落地分布在周围的数座山上，这个村的支部书记叫刘×臻。为了方便群众购买油盐酱醋、火油、火柴等小商品，也为了方便群众出售山药、牛皮、狗皮、羊皮、兔皮、狼皮、黄鼠狼皮、狐狸皮等山货，当时基层供销社在一些偏僻的村庄都设立了代销点，由各大队推荐一个社员作代销员。代销员先是从供销社以优惠价格批发小商品，但不交现钱，下次代销员带着从社员手中收的山货再去供销社批发小商品，供销社按山货的收购价格与代销员结算，按多退少补的原则结账。也就是说，若山货的价钱比小商品的价钱多，则供销社就补给代销员钱；若山货的价钱比小商品的价钱少，则代销员就以现金补交差额部分。在那时这是一个肥差，只有“有头有脸”的社员才能得到这个肥差，一般是大队书记的亲朋好友。刘×臻向供销社的一位分管此事的人恳求在他的小村设立一个代销点，自己兼作代销员。分管此事的人认为这个村太小，利润太小，不想找麻烦，就拒绝了他的恳求。刘氏来上任以后，立即满足了刘×臻的要求。因工作关系，我老爸认识所有代销点的代销员，自然也认识刘×臻。公社革委会主任让我老爸宣传的先进典型就是这个刘×臻。在我老爸的印象中，在代销员中只有几个人是朴实、厚道型的，大多是油头滑脑型的。油头滑脑型的代销员都经常为山货的等级问题嬉皮笑脸地与供销社的收购员斤斤计较，这个刘×臻就是属于嬉皮笑脸型的。我老爸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急于想知道这样一个嬉皮笑脸型的代销员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值得宣传的先进事迹，于是一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就匆匆阅读公社革委会主任交给他的材料，于是立即在一堆材料中找到了宣传要点：刘×臻同志自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深山沟里刻苦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自觉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思想觉悟直线提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刘×臻同志每天晚上坚持用马列、毛泽东思想教育全体社员，所以全体社员的思想觉悟也直线提高……刘×臻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把自己的房子贡献出来做了供销社的代销点，自己兼作了供销社的代销员，多年来没赚社员一分钱，他的这一高尚的共产主义品德，令全体社员非常感动，深受教育。为了让刘×臻同志挤出更多的时间聚精会神地深入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全体社员自己动手建造了新瓦房，并将代销点更名为“李固寨共产主义无人商店”……全体社员一致请求刘×臻同志将商品价格和山货价格写在墙上、准备一个盛钱的盒子、敞着商店门就行了。就这样，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培育出来的新生事物——“李固寨共产主义无人商店”诞生了。“无人商店”就是没有售货员的商店：社员们带着山货去“无人商店”，然后自己挑选所需的商品，根据商品价格和山货价格自己找钱。若山货的价钱比小商品的价钱少，则社员自己把需要补的差额部分放进盛钱的盒子里；若山货的价钱比小商品的价钱多，则社员自己从盛钱的盒子拿钱。刚开始刘×臻同志每天核算一次，结果分毫不差；后来十天核算一次，结果还是分毫不差；再后来一个月核算一次，结果还是分毫不差；一年后又核算了一次，结果还是分毫不差，于是不再核算了……“李固寨共产主义无人商店”的诞生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走到了共产主义的门槛！说明了毛泽东思想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说明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资产阶级阴谋已经彻底破产！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沿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奋勇前进！！最后让我们敬祝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再敬祝天才的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我老爸匆匆看完了那些材料以后，立即在心里产生了这样两点怀疑：一个经常为山货的等级问题嬉皮笑脸地与供销社的收购员斤斤计较的油头滑脑的代销员会不赚社员的一分钱？一个上了三两年小学的住在与世隔绝的深山老林的人能看懂砖头一样厚的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尽管有这样的疑问，但是为了甩掉遭罪的“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老爸还是立即激动地投入了“党的工作”。根据“党的要求”，每一幅宣传画的后面还要用毛笔写一段说明文字。老爸日夜挥毫泼墨，忙活了几天，终于按时完成了“光荣而艰巨的特殊的任务”，经那个公社革委会主任过目后，贴在了指定的大街的墙上。前来参观的人都连连点头赞叹，我老爸虽然不知道参观的人是赞叹刘×臻的事迹感人，还是赞叹他画的宣传画好，但是他看见那个公社革委会主任的脸上始终露着得意的微笑，于是就凑到他的身旁，低声问：“什么时候能给我摘帽？”他板着脸，打着官腔，说：“我与你们县社领导研究研究再说，你耐心等待吧。” 我老爸恨不得立即甩了那遭罪的“帽”？所以做不到耐心等待，而是焦急地等待着领导的研究结果。老爸等了很长时间没等着领导对他的摘帽问题的研究结果，却等来了一个令他难以置信的天大的好消息——刘×臻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老爸听到这个天大的好消息以后，立即浮想联翩：自己为宣传党代表的先进事迹做出了一定贡献，不仅摘帽不成问题，而且可能从此……于是从此真的耐心等待了。我老爸耐心地等待了一段时间，结果没等到摘帽的好消息，却等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新的灾难：有人揭发我老爸在宣传画的说明文字中把刘×臻的“臻”字写成了“真”字！新的罪名是：故意侮辱党代表！我老爸后悔当初没有仔细看材料，后悔自己太粗了，后悔…… 当时我这知道这件事以后，也埋怨老爸：“你一向对工作认真负责，为什么做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却粗心大意了？”老爸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又叹了一口气，但是什么话也没说。老爸就是因为这样的因粗心造成的一字之差而获得了一个新罪名，并由此经受了更残酷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 C国翻译官在中国的深山老林出丑 “李固寨共产主义无人商店”出名以后，去李固寨参观的人整天络绎不绝，有国内的各地各级领导，有红卫兵代表，有红小兵代表；还有国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因为去李固寨参观的人很多，所以从李固寨传出了很多轶事。“C国翻译官在中国的深山老林出丑”就是很多轶事中的一则。有一天，一个C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其翻译官的陪同下到李固寨参观刘×臻的“李固寨共产主义无人商店”。刘×臻一见到那个C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就热情地与他握手，一边握手，一边问：“吃饭了吗？”C国翻译观看了一下手表，就茫然地望着我国的一个陪同人员“叽里呱啦”一番，我国的那个陪同人员说：“就是‘欢迎您的莅临’的意思。”那C国翻译官立即转脸对那个C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叽里呱啦”一番，那个C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微笑着对刘×臻“叽里呱啦”一番，他身旁的翻译官立即对刘×臻说：“我是来向您学习的，我是来向中国共产党学习的。” 刘×臻热情向C国友人介绍“李固寨共产主义无人商店”。因为刘×臻用的是五莲土话，所以尽管他熟练地不停地侃侃而谈，但是C国翻译官却因为没有听明白而急得抓耳挠腮，C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非常恼火，就板着脸对那翻译官“叽里呱啦”一番，翻译官羞愧地低下了头。我国的一个陪同人员立即将一个宣传材料交给了C国翻译官，那翻译官立即照着宣传材料“叽里呱啦”一番，C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参观完毕，刘×臻诚恳邀请C国友人品尝李固寨深山老林的野味，C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宴席开始了，刘×臻敬了一盅酒，自己豪爽地一扬脖子，一饮而尽，但见那个C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仅仅喝了半盅酒，于是刘×臻就笑嘻嘻地望着那个C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说：“抓乎了点。”C国翻译对刘×臻说：“请您再说一遍。”刘×臻立即得意洋洋地又滔滔不绝介绍其它的“李固寨共产主义无人商店”，C国翻译官立即不耐烦一摆手，说：“我只让你再重复一遍刚才说的那一句话！”刘×臻笑嘻嘻地说：“我刚才说，抓乎了点。”C国翻译官又急得抓耳挠腮，C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又非常恼火，又板着脸对那翻译官“叽里呱啦”一番。C国翻译官又红着脸难为情地问我国的那个陪同人员：“刚才他说的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国的那个陪同人员摇着头，无可奈何地说：“我也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于是宴席不欢而散…… “抓乎”是五莲土话中的一个应用很广泛的多义词，刘×臻在这里说的“抓乎了点”是劝那个C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多喝点酒”的意思。如果在酒席上客人不好意思多吃酒肴，主人就会说：“抓乎了点。”那这时候的意思是劝客人“多吃点酒肴”的意思。如果一个社员正在割麦子，生产队长对他说：“抓乎了点！”那就是在命令那个社员“要卖力气”的意思…… 当我听到这件轶事的时候，我想：要是我给刘党代表作翻译，那桌丰盛的筵席就不至于浪费了，也许我就能为我老爸将功补过了…… 老爸被“后补反革命”出卖了在这里首先向大家介绍在任何词典中都查不到的“后补反革命”这个名词的意思。这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我爸爸的单位诞生的一个名词，也可以说是计划经济衍生出的一个名字。在计划经济时代，为了领导全国的经济，国家首先不厌其烦地制定十分繁多的五花八门的各种指标，然后又不厌其烦地将指标分解到各部门、各地区。各地区、各部门又进行如法炮制，对指标进行进一步分解，于是全国就出现了层层分解五花八门的指标的局面。全国的指标分解看起来是一项艰难、浩繁的庞大的系统社会工程，但各级官员都十分娴熟地摸出了一个真理性的“好放大、坏缩小定律”，在这个真理性的“好放大、坏缩小定律”的有力推动下，国家的各项指标被迅速逐级放大或缩小。至于什么样的指标需要放大，什么样的指标需要缩小，是一门各级官员都能熟练掌握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学问。比如：若国家提出亩产粮食要达到200公斤，那么这个指标就会被各级官员心领神会地逐级放大，到了最小的粮食生产单位——“生产队”时，粮食的亩产量就可能达到2000公斤，甚至更多。若国家提出血吸虫病发病率要控制在1%的范围之内，那么这个指标就会被各级官员心领神会地逐级缩小，到了最小的行政单位——“大队”时，血吸虫病发病率就可能缩小成了0%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全国各地、各单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挖出了第一批“现行反革命”，我老爸就十分荣幸地成了他单位的第一批“现行反革命”。但是我们那里在搜寻“现行反革命”的时候，有人突然把计划经济管理方式创造性地运用到搜寻“现行反革命”这项工作中，所以下达了挖掘“现行反革命”的指令性指标，这个指标被各级“革委会”心领神会地逐级放大，指标到了基层单位，就会出现两种类型情况：一种类型的单位揪出的“现行反革命”人数已经超过了指标下达数目，这样的单位的“革委会”的头目们自然就洋洋得意了；另一种类型就不言而喻了，有些单位揪出的“现行反革命”人数少于上级下达的指标数目，这样的单位的“革委会”头头们为了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指令性指标，就纷纷全方位地采取了深挖措施，于是纷纷超额完成了指令性指标，于是“现行反革命”的队伍得到了进一步壮大，于是人们把后来加入“现行反革命”队伍行列的人称之为“后补反革命”。在我老爸的单位的“后补反革命”中有一位是我老爸的原来的朋友。 “文化大革命”以后，不管是放映什么电影，在放映电影之前，都要放映一个小片子——“新闻简报”。“新闻简报”在内容上就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电视台播放的“新闻联播”，不同的是，现在的“新闻联播”每天都要更换新内容，但那时候的“新闻简报”小片子大多是在较长时间才更换一次，所以有时在一个阶段放映好几部不同的电影，但却是放映同一个“新闻简报”。在“新闻简报”中出现最多的人物自然是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革命的接班人、瘦长脸的林彪。林彪虽然经常在不同的场合出现，但在不同场合表现出来时的形象却是基本是一样的：紧紧地跟在魁梧高大的毛泽东的屁股后面，不断地点头哈腰，右手拿着一本“红宝书”不断地上下挥动，嘴里一遍又一遍地机械地叫喊着同一句话“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而且脸上始终露着一种令人难以琢磨的笑容：是低三下四的卖笑？是得意忘形的狂笑？是虚伪的奸笑？是阴险的冷笑？是…… 我老爸成为“现行反革命”以后，老爸的那位“后补反革命”朋友主动疏远了与老爸的朋友关系，为的是表明已经与老爸划清阶级界限了，当他成为“后补反革命”以后，因为阶级界限消除了，所以又与老爸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了。有一次老爸与他的那个“后补反革命”朋友一起看电影，首先看的是已经放映了无数次的毛泽东与林彪一起会见红卫兵的“新闻简报”，当老爸再次看到紧紧地跟在魁梧高大的毛泽东的屁股后面的瘦长脸的林彪时，就情不自禁地低声对他的那位“后补反革命”朋友说：“毛主席屁股后面的那个尖嘴猴腮的人是个奸臣，我们都是被他害了。自古奸臣最终都没有好下场，这个尖嘴猴腮的人也不例外，历史将会证明我的判断。”老爸的那位“后补反革命”朋友只是连连点头，但什么话也没说。过了一段时间，“革委会”出台了一个让“现行反革命”将功赎罪的政策，将功赎罪的方式就是揭发他人的罪行。有一天我老爸被几个造反派押送进一间屋，我老爸刚进屋，那刘氏就“啪”地拍了一下桌子，厉声说：“姚秉善！老实交待你的新罪行！”老爸立即淡淡地说：“我从来就没有犯过罪，更没有什么新罪行，你想再给我捏造一个什么罪名？”刘氏说：“污蔑毛主席的亲密战友、革命的接班人、天才的林副统帅，是不是一种犯罪？”老爸未加思索地说：“那当然是一种犯罪。”刘氏得意洋洋地说：“那你现在就老实交待你咒骂林副统帅的罪恶动机吧。”老爸心里有点发虚，但是还是抵赖说：“我怎么敢咒骂天才的林副统帅？”刘氏又得意洋洋地说：“那我给你提醒一下，尖嘴猴腮是什么意思？”老爸已经知道这次是被他的那个“后补反革命”朋友出卖了，老爸知道咒骂林彪的严重后果，所以采取了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强硬地说：“你不明白尖嘴猴腮是什么意思可以请教语文老师，不必问我。”刘氏又得意洋洋地说：“那我再给你提醒一下，你和×××一起看电影时，你是怎么说的？”老爸说：“我什么也没说。”于是刘氏只好交了实底……但老爸还是坚持说：“我什么也没说，是他诬蔑我。”尽管老爸始终坚持不承认的态度，但是还是背上了一个咒骂林副统帅的新罪名，而他的那个“后补反革命”朋友因揭发有功摘掉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老爸今生从此以后不再结交任何朋友…… 真他娘的老子反动儿混蛋我在周姓村庄仅仅上了一个多月的学，我家又随我爸爸搬到了一个偏僻的杜姓村庄，这个村庄是在两山之间的山沟里，村落在南山脚下，一条小河自东向西而流。我家刚来到这个村庄，我的弟弟就出生了。这个村的人口很少，所以孩子也很少，所以我来这个村庄的这一年没有招收一年级学生，于是我第一次失学了，于是1970年重新上一年级。当我上二年级的时候，二年级和三年级在一个教室里上课，教我们的老师是一个姓李的女老师，她是从别村嫁到这个村的。我跟李老师上了一天课以后，才知道她的讲课方法。李老师是先给我们二年级讲二十分钟课以后，再让我们自习，然后再给三年级讲二十分钟，最后留下五分钟让我们问她问题。第二天我们学一篇新课文，李老师先领着我们学习了生字，又领着我们朗诵了几遍，然后让我们自己默读课文。我自上学以来，老师讲的东西我当堂就记住了，所以李老师给三年级讲课的时候，由于受好奇心的驱使，我的大脑就开小差了。我的座位在两个年级的分界线上，我右边是三年级的一个同学，李老师在给三年级上课的时候，我就侧身看着右边的那个三年级同学的课本听李老师讲课，今天也是如此。李老师对三年级的学生说：“昨天我念的那段报纸背过了的举手。”结果只有我右边的那个三年级同学举手，于是李老师就让他站起来背诵。结果他背诵了几句就卡了壳，我就低声提醒他。李老师突然大声说：“姚有为！站起来！”我站起来以后，李老师又说：“刚才学的新课文你背过了？”我说：“背过了。”李老师皱着眉头，用怀疑的语气，说：“背过了？背背我听听！”于是我一字不错地背了一遍。李老师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又问：“昨天我领着三年级朗诵的那段报纸也背过了？”我说：“背过了。”李老师好奇地、笑眯眯地又说：“你再背背我听听！”于是我又一字不错地背了一遍。李老师又说：“下课后你到我办公室一趟。” 我怯生生地一走进李老师的办公室就检讨说：“李老师，我错了，今后我再也不开小差了。”谁知李老师却微笑着、和蔼地问我：“你以前考试，语文一般能考多少分？”我说：“自我上学以来，每次考试都是双百。”李老师用怀疑的语气问：“你能保证今后每次考试都拿双百？”我平淡地说：“能。你要不相信，今后看看就行了。”李老师拿出一张写满字的纸，对我说：“你先看看这些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我教你几遍你就能记住？”我一看是一些很短的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路线是个刚，纲举目张。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于是我说：“我早就背过了。”李老师又问：“这些字你都认识？”我答应：“嗯。”李老师又好奇地问：“你是怎么认识的？”我说：“哪里的墙上都有这样的标语，有不认识的字我就问我妈。”李老师说：“大队支部书记，让我们学校成立一个学生宣传小组，每天早晨派两名学生在南山半腰宣传。”我立即高兴地说：“你想让我参加这个宣传小组？”李老师微笑着点了一下头，我问：“怎么个宣传法？”李老师说：“一开始俩人一起高喊咱们上课时喊的那两句口号，然后就再喊几段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最后按我的要求背一段报纸。”我立即说：“行，我背报纸保证一字不错。”就这样，我成了宣传小组的首席宣传员。那时候老师走上讲台，说：“上课！”我们学生必须高呼两句口号：“首先敬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再敬祝我们天才的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然后老师说：“坐下！”这样才能正式上课。宣传员一开始喊的就是这两句口号。以后的实践证明，我是最称职的宣传员。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下午放学后，李老师把我和另一个宣传员留下，神秘兮兮地对我们说：“明天大队支部书记带领很多人参观咱们的宣传，但是明天不能喊‘再敬祝我们天才的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这一句了。”我莫明其妙地问：“为什么？”李老师说：“什么原因我现在还不能对你们说，但你们一定只喊第一句，千万记住！”我和另一个宣传员只好莫明其妙地点了一下头。第二天早晨我发现李老师领着很多人来参观，心里有些紧张，但还是开始了宣传。我和另一个宣传员一齐喊了第一句口号以后，我却因为紧张顺口把第二句也喊了。“真他娘的老子反动儿混蛋！”我听见身后有人这么恶狠狠地骂了一句，接着我被人一脚踢倒在地上。我坐起来一看，是大队支部书记杜×义，我立即站起来气愤地说：“你是大队书记，凭什么骂人、打人？”他居然说：“林彪那个狗操的已经摔死了，你还他娘地祝他永远健康，你不是混蛋是什么？”我立即吃惊地说：“林副统帅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你也敢骂他？你才是混蛋哩！”大队支部书记一边挽袖，一边说：“你妈那个×的，我看你是欠揍了！”“算了，算了，和毛孩子生什么气呀。”李老师立即上去挡住大队书记，接着又转身对我说：“我不是不让你喊第二句吗？你的脑子让狗吃了？快回学校吧。”我见那大队书记很凶恶，心里很害怕，没再多想什么，转身就走。路上我脑子里出现了一片空白…… 过了一段暂短的保密期以后，林彪的罪行终于公布于众了，我兴奋地对爸爸说：“你早就看出尖嘴猴腮的林彪不是个东西，你真伟大！他们以你咒骂林贼为借口整了你这么长时间，现在可得给你彻底平反了！”老爸说：“但是我从来没有承认咒骂过天才的林副统帅。”我惋惜地说：“当时你要是承认就好了。”老爸说：“我当时要是承认了，就得进监牢狱，就可能死在监牢狱里了，那你们娘四个怎么活？” 林彪之死对我的童年的性格产生了又一次大的影响，以前看到“新闻简报”中的所有的人（特别是那些在大会主席台上讲话的满嘴“革命”词语的人）都觉得他们是了不起的人物，每当看到这些人心里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崇敬感，但从此以后这种莫名其妙的崇拜感则荡然无存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连串的猜测：“革命”口号叫喊的最多的人都是最坏的人？这个人是不是也在搞阴谋诡计？这个人是不是也会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这个人是不是也在阳奉阴违？这个人是不是道貌岸然的人？这个人是不是装腔作势的人？这个人是不是……后来我还产生了这样一种变态心理：一看到念“红宝书”的人，就立即联想到林彪，就立即对那个人产生了一种厌恶之情…… 施恩于我的染布郎有一段时间爸爸的工资被扣发，我们一家人失去了维持生活的唯一的经济来源，于是全家陷入了极度的贫困状态，所以我穿着一件露着棉花的破棉袄。在杜姓村庄西边的邻村有一个染布郎，他将棉花和茧丝织成布，然后用燃料染成不同的颜色，然后走村串户叫卖。现在看来染布郎不过是一个个普普通通的个体小商人。在那个“宁肯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年代，在我们那里所有的个体商人都灭绝了，唯有染布郎安然无恙地做着生意，因为若没有了染布郎，社员的穿衣问题就没有了可靠的保障。这个染布郎经常去我爸爸所在的门市部买东西，我经常在门市部的院子里玩，所以这个染布郎很早就认识我爸爸和我，我也认识他。有一天他来到杜姓村庄卖布，我在放学的路上碰到了他，我心里多么希望穿上一件用那新布做的棉袄啊！所以就情不自禁地在染布郎的身后不远处痴痴地盯着一块我喜欢“学生蓝”布想入非非起来。染布郎给一个社员裁好了三块布，又用算盘算账，他一边嘟囔着布的尺寸和价格，一边打着算盘，最后喊出了总价钱数。那个社员拿着布走了以后，我立即走过去，对他说：“你刚才算错帐了，你少算了一毛七分钱。”他吃惊地问：“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刚才在你身后听见你算账了。”他更吃惊地问我：“你是心算的？”我点了一下头，他立即又用算盘“噼里啪啦”算了一遍，然后迅速裁了一块“学生蓝”布，又鬼鬼祟祟地环顾了一下四周，见四周无人，就迅速将那块布塞到我的书包里，并低声说：“你爸爸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你是一个少见的聪明孩子，你回家让你妈用这块布给你做件新棉袄过年。”这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在最困难的时候第一次接受别人的施舍，所以这个人成了我终生难以忘怀的人。不久以后我听到了一个令我很悲伤的消息：这个好心的染布郎被判了十五年徒刑！罪名是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我感到非常奇怪，伟大领袖毛主席远在北京，一个偏僻山沟里的染布郎怎么侮辱他？民间的小道消息传播得非常快，两天以后就知道了实情的真相：有一天这个染布郎把一张毛主席像扔进阴沟里了，结果正好被一个人看见了，于是就告发了他。警察来抓他的时候，他哭喊着说：“我看见路上有一张旧毛主席像，被路过的人踩得不像样了，我觉得很不应该，就拾起那张毛主席像握成一团扔进路边的水沟里了，我是不忍心毛主席像被人随便踩，才这样干的，我是为了保护毛主席呀！”染布郎是个很厚道的人，买过他的布的人都说他好，所以所有的人都不相信他有意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所以所有的人都非常同情他，同时憎恨那个告发他的人。不久以后人们又知道了那个告发染布郎的人，那人是染布郎的仇人，什么样的仇人？是情敌！原来，那人看上了一个女人，但那个女人却看不上他，那个女人后来成了染布郎的妻子…… 过年的时候，我穿上用染布郎施舍给我的那块“学生蓝”布做的新棉袄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屋里默默地困惑地看了一会墙上贴的威严的毛主席像，然后走到院子里，对着染布郎的村庄方向，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 后来我当了一阶段民政官，因为染布郎始终隐藏在我的脑海里，所以我一上任民政官，就决心当一个共产党的染布郎，把共产党的每一分钱送给最需要救济的人…… 诚实的孩子是个骗子 “诚实的孩子是个骗子”这句话看起来是一个十足的病句，道理很简单，根据传统的人性观的逻辑思维是：如果其人诚实，他就不应该是个骗子；既然其人是个骗子，他怎么会诚实呢？但少年时代的我却正是这样的一个人，既是一个非常诚实的孩子，又是一个说谎话面不改色的骗子。在父母、我尊敬的老师、朋友面前我是一个很诚实的孩子，历次考试我也从不作弊。在某些特殊环境中，我又非常娴熟地使用欺骗的手段。教我作诚实的孩子的人是我爸爸和我的启蒙老师，教我学会欺骗的人也是我爸爸和我的启蒙老师，尽管他们都不是出于真心，尽管他们都是出于无奈。在我处的那个时代，别的村的二年级以上的学生都要经常参加义务劳动，拔草、锄地等什么农活都干，一年能上课学习的时间不足三分之一，那时候称这种荒唐的现象叫“开门办学”。因为李老师反对让还不懂事的孩子到田野“撒野”，所以我们村二年级以上的学生很少参加义务劳动，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学习时间。李老师对学生要求很严格，上课不认真听讲的要受到处罚，完不成作业的要受到处罚，所以有些不愿意学习的孩子不喜欢她。她的知识很丰富，讲课活泼有趣，我学习新知识的欲望特别强烈，所以我很敬佩她，也很感激她。因为那时候我头脑特别聪明，又爱学习，所以她也特别喜欢我。有一天晚上，她让我帮她给同学批改作业，我突然发现她默默地凝视着我，我不解地问：“李老师，有事么？”她轻轻地用手指弹了一下我的异常饱满的大前额，说：“以前我根本不相信有过目不忘的读书人，但你就有过目不忘的本事，真是不可思议，你又听话又聪明，真是个奇才，我要是有你这么一个孩子就好了。” 我爸爸主要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教育我作诚实的孩子，我的启蒙老师主要是用说服教育的方式教我作诚实的孩子。因为小的时候我最尊敬我爸爸和我的启蒙老师，所以我非常听我爸爸和我的启蒙老师的话，所以我成了一个非常诚实的孩子。我爸爸和我的启蒙老师教我欺骗是因为同一件事情。因为当时发生的一系列的大事，使反对学生经常参加义务劳动的李老师面临了一次危险。记得那时连续发生了三件震撼全国教育界的大事。第一件事是，有一所城里的学校[笔者注：我记不清是哪里的什么学校了]的一个中学生在考英语的时候，交了白卷，而且在卷子上写了这样一套顺口溜：“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外国语，照样埋葬帝修反，照样作红色接班人！”于是英语老师在班上对其进行了严肃地批评，于是这个学生溺水自杀，于是批评他的老师被判处无期徒刑！接着报纸上登载了北京的一个名叫黄帅的小学生的“反潮流”日记，接着报上又报道了一个名叫张铁生的考试专门交白卷的“白卷英雄”。于是全国掀起了一场学生向老师“反潮流”的规模空前的战争，这场战争的名字叫反对“师道尊严”，于是我尊敬的李老师要大祸临头了。有一天下午放学以后，李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说：“最近公社的大干部要来咱村调查我的情况，你专门写个材料，交给调查组的人。”我问：“写什么内容？”她说：“你就写我经常带领你们去生产队参加义务劳动，你还得说你反对过我布置作业，我接受了你的建议，就很少布置作业了。”我问：“我什么时候反对过你布置作业？”李老师说：“你忘了？有一次我让你们把生字写二十遍，但你就写了两遍……”我想起来了，有一次李老师布置的作业是让我们把生字写二十遍，但我仅写了两遍，李老师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十分严肃地问我：“你为什么不认真完成作业？”我说：“这五个生字我当堂就记住了，我写两边也就是为了练字。再说，写多了字浪费纸，还浪费时间，我还得挖野菜、挖山药，还得照看我弟弟，还得……”李老师立即从还没有学的课文中找了十个字，教我念了三遍后，问我：“你能记住几个字？”我说：“都记住了。”她立即给我一张纸、一支铅笔，说：“现在你就默写一遍。”我默写得一字不错，于是她笑着说：“今后你已经会了的，就可以不做作业了，但是我忙的时候你得帮我给同学批改作业。”事情就是这样的，所以我说：“你以前不是教育我们应该作诚实的孩子吗？但现在你明明是在教我撒谎呀！”谁知李老师却难为情地说：“你愿意我继续给你做老师吗？”我立即说：“这还用说了，我当然乐意。”李老师说：“我这次是教你撒谎，但是如果你不按我说的对公社的干部撒谎，我就当不成老师了，唉——”我发现李老师非常伤心，眼里含着泪花，于是就立即说：“既然是这样，我一定按你说的办，请你放心！”李老师立即高兴地说：“你还得帮我一个忙。”我一听这话，心里居然产生了一种莫明其妙“男子汉”的豪情，就说：“只要你还能当老师，你让我干什么，我保证就干什么！”李老师接着说：“后天咱们进行一次考试，语文、数学你都必须交白卷。”我自上学以来都是考“双百”，并因此得到了老师和爸爸、妈妈的夸奖，所以我不明白这回李老师为什么却让我交白卷，所以立即问：“为什么让我交白卷？难道你也喜欢交白卷的学生吗？”李老师说：“你交了白卷就说明你已经学习张铁生了，这样做对我和你爸爸都好。你要是不交白卷，我就当不成老师了，人家也就会更厉害地批判你爸爸。再说，这件事我已经和你爸爸商议了，你爸爸也同意，今晚上你爸爸回家，你要是不信的话可以回家问你爸爸。”我一听交不交白卷关系到李老师和爸爸的安危，就立即说：“既然是这样，那我就交白卷。但我还是不明白上级为什么让学生都学习那个交白卷的张铁生，如果这样下去，那全国人民不都成了文盲了吗？要是毛主席是文盲的话，那他怎么领导全国人民打日本鬼子？要是我们都学习张铁生当文盲，那日本鬼子再来了怎么办？”李老师笑着安慰我说：“有些道理你现在不明白，你长大了就会明白的。”我第一次在老师面前发牢骚了：“咱们农村的那些文盲，一辈子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他们能明白什么道理？我长大了成了文盲，不是和他们一样吗？我能明白什么？除了吃饭、困觉我什么也不明白了。我现在明白的是：文盲是不会造飞机、坦克、大炮的，也不会使用飞机、坦克、大炮，要是日本鬼子再来了，咱们全国人民都等死吧！”李老师笑着说：“你越是说这样的话，我越喜欢你，只要我能当老师，我就不会让你成为文盲，为了我能当老师，也为了你不成为文盲，你现在就必须按我说的话撒谎。”我回家以后，果然爸爸已经回家了，于是我一进门就向爸爸核实李老师说的话，果然是真的。爸爸还就“撒谎”问题对我进行了一次特别的教育：“撒谎分善意的撒谎和非善意的撒谎。我上回对你说过，爸爸当时要是承认咒骂过林彪，那咱们一家人就完了，所以我必须硬睁着眼说谎话，就是不承认咒骂过林彪，爸爸的这种撒谎就是善意的撒谎。李老师这次让你撒谎，也是善意的撒谎，你要是不撒谎，李老师就当不成老师了，那今后你跟谁上学？上级让学习张铁生，你就必须说张铁生好，否则不仅你要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批评，我们单位的那些人还会以此为借口说我没教育好你，他们就会更狠地整爸爸。从今以后，为了保护你自己，为了爸爸，为了李老师，你要学会善意的撒谎。像林彪那样的口蜜腹剑家伙就是非善意的撒谎……非善意的撒谎是道德败坏的表现……”从此以后，我成了善意的撒谎高手，也可以说是一个善意的骗子。现在我列举几个能说明我是撒谎高手的例子。例子之一：老爸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被别人批判，我却成了我们学校写批林批孔大字报的第一笔。别看我那是才是个三年级的小学生，别看我不清楚孔老二是何许人也，别看我不明白“克己复礼”、“儒家”、“法家”等词语是什么意思，但我能根据李老师给我的一些报纸迅速编造出很多令批林批孔检查组十分满意的“锦绣批判文章”。例子之二：尽管我是一个惯偷，但我能写出令公社大干部赞美的“锦绣作文”。在爸爸的工资被扣发的时期，大队也不分给我家口粮，所以妈妈、姐姐、我和幼小的弟弟到了濒临饿死的危险境地，妈妈、姐姐和我可以以野菜充饥，但弟弟不行，弟弟的凄惨的哭声促使我走向了小偷的道路。我每次到野外挖野菜，一有机会便偷，地瓜、土豆、花生、大豆、高粱、玉米、苹果、萝卜等等等等，都是我偷的目标，只要弟弟能吃的东西我都偷，但我坚持一个原则：只偷集体的，不偷个人的。有一次报纸上登了一个大寨小朋友的故事，说一个大寨小朋友，抱着一个冬瓜走在山路上，不慎摔倒后，从山坡上向山底滚去，那大寨小朋友紧紧地抱着冬瓜，一边滚，一边高喊：“我宁可摔得粉身碎骨，也不让集体的冬瓜受到损失！”李老师给我们念完了那篇文章以后，说：“上级要求掀起一个学习大寨小朋友的高潮，每一个同学要写一篇《学习大寨小朋友》的作文，我设计一个学习大寨小朋友的专栏，我选择写的好的作文贴在专栏里，迎接上级的检查。同学们要好好写，写好的我奖励一根铅笔。”尽管我当时认为为了一个冬瓜而粉身碎骨不值得，尽管我是一个惯偷，但我又潇洒地编造出了一篇“优秀的谎话”，至今我还记得那篇作文中的“得意之笔”：今后我要以实际行动学习大寨小朋友的热爱集体财产的共产主义高尚品德，如果我看到一粒集体的芝麻被洪水冲走，我也要毫不犹豫地冒着生命危险跳进洪水捞出那粒芝麻！正是因为这“得意之笔”才得到了来检查的公社大干部的高度评价。我的实际行动是什么呢？交上作文之后我就挎着提篮到野外挖野菜去了，当然还是寻机偷集体的东西，而且心中没有一点不安的感觉……例子之三：《决裂》观后感令初中老师和同学为之一振！1974年我上了初中，如其说上了初中，还不如说进了一个“少年劳动队”，因为上了初中以来没在教室里上过一天文化课，而是参加生产队的各种劳动。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时学习《决裂》精神。《决裂》是当时的一部流行全国的电影。说的是在江西创办了一所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为了办好这所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该大学校长亲自跋山涉水步行到全国各地招生。有一天，该大学校长遇见了一个挥汗如雨的正在抡着大铁锤打铁的铁匠，于是该大学校长决定录取这个铁匠，那铁匠吃惊地说：“我不识字，有什么资格上你的大学？”该大学校长激动地抓起那铁匠的一只手，高高举起，并高喊：“这就是资格！！”原来铁匠上大学的资格就是因为他的手有两点与众不同的特点：其一是颜色黑不溜秋的；其二是手上有很多老茧！于是这个铁匠成了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名大学生。该大学校长继续跋山涉水，突然发现了一个背着孩子劳动的农村妇女，于是该大学校长决定录取这个妇女，于是那个妇女吃惊地说：“我能上大学？你凭什么让我上大学？”该校长拿出水笔让她在自己的手心上写几个字，于是那妇女在自己的手上写了“毛主席万岁”五个字，于是该大学校长更激动地抓起那妇女的写着字的手，高高举起，并又高喊：“这就是资格！！”于是这个背着孩子劳动的会写“毛主席万岁”的农村妇女又成了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名大学生……我们刚上初中的时候，班主任老师先是给我们念了一些登载着《决裂》影片介绍和评论文章的报纸，然后说：“为了学习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精神，我们上初中的课程就是劳动！”我们劳动了一个多月之后，《决裂》影片才来到我们那偏僻的穷山沟。在看电影之前，班主任对我们说：“看了电影以后，每人写一篇观后感，要认真看，认真写，谁写不好就说明谁的政治思想不好……”当我看到那个背着孩子劳动的会写“毛主席万岁”的农村妇女时，脑子居然开小差了，因为我情不自禁地联想起了我家所在的杜姓村庄的一个村姑。我之所以产生了这样的联想，是因为这两个女人有两个共同点：其一是两个女人都很漂亮；其二是两人都上了大学。联想完了她们的共同点以后，又联想出了她们的三个不同点：其一是，电影中的妇女有孩子了，但我们村的那个漂亮的村姑还没有结婚。其二是，我们村的那个漂亮的村姑的文化水平比电影中的妇女高，因为尽管她才上了一年初中，但至少不至于仅仅会写“毛主席万岁”五个字。其三是，我认为我们村的那个漂亮的村姑上大学的理由比电影中的那个漂亮的妇女更充分。我们村的那个漂亮的村姑是把自己美丽的肉体奉献给了的流氓成性的大队书记杜×义，才成了一名工农兵大学生，而在我们那里的农村中背着孩子劳动的能会写“毛主席万岁”的农村妇女有成千上万，那校长怎么不来让她们都去上他的那所美妙的大学呢？是不是那个妇女是个寡妇？是不是那校长还是关光棍？是不是……因为那天干的农活是送粪，送粪这个农活是用担子把村里的人畜粪挑到野外的农田里。我那饿着肚子的十二岁的瘦小身体挑着比我的体重还沉得多的粪，翻山越岭奔波了五六十里路，一天下来，又饥又累，所以脑子开小差不久就疲惫地进入了梦乡。虽然我没有看完电影，但第二天我凭着编造批林批孔大字报练就的特殊本领，凭着多年练就的撒谎的技巧，又造出了一篇令老师和同学为之一振“优秀的谎言”。我琢磨出的撒谎的技巧是编造几句一般人意想不到的“闪光”的谎言，我的这篇观后感的“闪光”的谎言是：为了表明我们彻底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决裂的决心，我建议将我们的学校更名为“××共产主义劳动中学”……自进入“少年劳动队”以来，因为没上一堂文化课，所以谁也不知道谁的学习成绩是好事坏，所以我这个年龄最小、个子最矮的人没有引起同学们的关注，但我的这篇观后感却令我“一鸣惊人”。例子之四：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大显身手”。自上初中以来，我们这些十二三岁的孩子成了一群没有报酬的苦力。没有劳动积极性的社员整天磨洋工，因为对社员没有纪律约束，所以生产队长对社员无可奈何。因为我们学生有纪律约束，所以生产队长们把我们当成了听使唤的牲口，让我们去干本应该是成年的社员干的繁重的农活，于是我们这些孩子整天挥汗如雨地拼命干农活，而社员却优哉游哉地混工分。1975年的一天，班主任对我们宣布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从明天起我们开始学习文化课！”我们终于擦掉了一身的臭汗，回到了本来属于我们的课堂。我从此我走进了科学的大门，强烈的好奇心使我对科学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成为我刻苦学习的强大动力，我本来聪明的大脑在这种强大的动力的驱使下，立即焕发出了令老师和同学们惊奇的活力。我超常的记忆和理解能力令所有的老师赞口不绝，令所有的同学羡慕不已。我的特别突出的考试成绩令老师们感到不可思议，同学们感到望尘莫及。在这段时间，初中的老师和同学发现了我在学习方面表现出来的奇才特点，我自己也在学习中第一次找到了做人的尊严，这是我自上学以来度过的一段最美好的岁月，让我拥有这段美好岁月的人是被打倒多年又重新复出的邓小平。然而好景不长，这年年底的一天，班主任又向我们宣布了一个令我十分沮丧的坏消息：“从今天起停止文化课的学习。”不学文化课，学什么呢？学报纸！那时的各种报纸上的各种文章都是在批判“党内那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回家以后我问老爸：“现在报纸上批判的‘那个’到底是谁？”爸爸长叹一声，说：“邓小平又要倒霉了，爸爸也没有出头之日了。”报纸上的文章经过很短的一段“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羞羞答答的过程以后，就直接指名道姓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于是我尽管内心怀着对邓小平的感激之情，尽管认为“不管白猫黑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很有道理，但还是像唐吉诃德那样向邓小平宣战了，文化水平的提高使我瞎编“优秀的谎言”本领更出色了……例子之五：我模仿党代表做了一个恶作剧。我们把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批走了以后，我们的班集体随之又变成了“少年劳动队”。1976年初春，我们“少年劳动队”的劳动任务是到李固寨的山上开荒，听说上级要在那里建一个茶场。我们累死累活干了一个多月后，突然来了一个当官的对我们宣布：“不建茶场了，停止开荒，改种刺槐树。”因为我带的地瓜干煎饼快吃完了，所以一听到“停止开荒”四个字时，心里万分高兴。但当听到“改种刺槐树”五个字的时候，心里又十分失望。我们每人发了一书包刺槐种，那个当官的给我们做了一个种刺槐的示范以后，又十分威严地对我们说：“谁种不完刺槐种就不能下山！”我一听这话有点绝望了。若按照那个当官的要求做的话，我根据自己的体力判断，没有两天时间我是干不完的，而我带的煎饼只能再坚持一天了，所以别的同学都干起活来，我却十分疲惫地坐在地上发愣。我的一个要好的同学突然趴在我的耳边低声说：“伙计，甭愁，我家距这里不远了，今天晚上到我家吃饭，明天捎着煎饼再来干，还可以顺便参观一下刘×臻的共产主义无人商店。”我的这个要好的同学正是李固寨的，当我们成了好朋友以后，我就向他打听刘×臻的共产主义无人商店，他愤愤地对我说：“一切都是假的！刘×臻是个丑恶的骗子！刘×臻赚了我们不少昧心钱，他就是用赚的我们的昧心钱建的那个商店。平常没有外人的时候，他老婆当售货员，所有的商品都比供销社门市部的商品贵得多，而山货价格却比供销社门市部的收购价格低很多。有人去参观的时候，他就暗中安排人让我们去按照墙上的价格自己拿东西，自己找钱，但是事后我们还必须把多拿的钱给他送回去，我们村的人都是按照事先他交待的话欺骗来参观的人。他还骗了一个党代表的头衔，他大儿学习像刘××一样不中用，却当了兵，接着又提拔成了排长……”听了这些话以后，我吃惊地说：“哟！原来是这样！瞅个机会你领着我去看看行不？”我那个要好的同学不以为然地说：“一个无耻的骗局有什么好看的？”我说：“我爸爸就是因为刘党代表吃了不少苦头，所以我很想看看这个无耻的骗局到底是什么样子。”刘××是刘×臻的小儿，和我是同级不同班的同学，学习的时候头脑显得像猪一样笨。我在参观刘×臻的共产主义无人商店的时候，突然想出了一个摆脱苦力的恶作剧，于是我就对我那个要好的同学说：“我决定用刺槐种子种一个奇妙的造型。”我那个要好的同学不解地问：“什么意思？”我得意地说：“我用十分钟的时间将剩下的种子播在地里，不久以后就会长出一�